一條被「洗腦」的狗文\藏策
看過李新勇的新作《黃河大合唱》，讓我想起了一組叫《狗眼的照相》的攝影作品。攝影家按照狗眼的高度，把相機裝在腿上，在街上邊走邊拍……拍出來的照片超出了人眼的觀看定勢，就像一條走街串巷的狗所看到的景觀……從不同的角度觀看同一事物，是一種智慧。這是攝影的智慧，更是小說的智慧。傑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以及夏目漱石的《我是貓》等，便充滿了這種智慧——借用動物的視角，對世界進行陌生化的觀看。但在《黃河大合唱》中我看到的卻是執拗，而非智慧。
從某種意義上說，《黃河大合唱》其實是篇挺不錯的小說。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那一定是篇可以與李准的《不能走那條路》、王潤滋的《內當家》等相媲美的佳作。在文學工具化的年代，中國作家的「問題意識」一般都比較濃厚，於是「題材決定論」也就順理成章了……作家想讓自己的作品產生影響，主要靠的就是對當下「社會問題」的所謂「政治嗅覺」。作家只要敏銳地捕捉到了一個所謂的「重大題材」，小說也就基本上成功了一大半。這種過分功能化了的小說觀念，在那個年代成了文學的「主流」，滲透進了小說寫作的每一個細胞，直到今天還殘留於文學的肌體之中。
《黃河大合唱》可以說是這種文體的一個翻版。
《黃河大合唱》站在傳統意識形態的立場上，首先「捕捉」到一個地球人都知道的「社會問題」，即農村空巢問題，然後就像當年的「問題小說」一樣，設立一個簡單的意識形態化了的二元對立主題：鄉村/城市、好人/壞人、道德/誘惑……而所有的人物，甚至連那條作為觀察者的狗，都成了圖解這一俗套主題的道具。原本心靈手巧的農民「小諸葛」劉一刀，樂天知命地生活在恬靜的鄉村，但最終經不住城市的誘惑，攜妻兒進城打工，最後墮落成一個富有的「成功者」。在鄉村開包子鋪發財的胡大巒，進城後卻成了賭徒，不僅輸光了身家，而且傷天害理自甘下賤。就連那兩個小村官，也因為城市的誘惑而麻木不仁尸位素餐。
小說在寫作上唯一有些新意的地方，就是敘述者借助了狗的視角看世界。這本應是一個可以超越常人固有成見的視角，寫出可以超越各種偏見的現實的複雜性。可惜作者筆下的這條叫「曹公公」的狗，卻是一條被「洗腦」的狗，比常人還常人，比傳統還傳統，比意識形態還意識形態……它除了看到些能證明作者主題思想的場景，比如田園的荒涼、人心的不古、城市的罪惡，其他什麼都看不見。動物的眼睛不僅沒有超越人們習見的視角，反而更加單調，更加褊狹。
作家寫當下的「社會問題」，不是不能寫，而是為何而寫，如何去寫？是從自身的心靈出發，還是從固有的觀念和教條出發？寫作目的不同，出發點不同，寫出來的小說自然也判若雲泥。人是複雜的，人心的複雜更是猶如浩瀚的宇宙。小說的根本，是滿足人類心靈需求的，而不像通訊報道那樣只是為了解決某個具體的社會問題。真正的社會小說，是在「社會問題」中去發現人性的複雜和心靈的微妙，而不是為了表達某種既定的見解而把人「典型化」成簡單的說教道具。在歷史上，我們的文學曾陷入「工具論」的泥淖，今天我們所要做的，正是要克服其遺傳給我們的「基因缺陷」，而非相反，因為，今天的現實早已不同於以往的現實——不只社會形態不同於以往，就連現實的存在方式都已高度符號化、虛擬化和文本化了。文學早已不再是「反映」現實那樣簡單，作家們看不懂現實，卻又非要去「反映」現實，就只能根據以往的思維定勢、以往的經驗和想像去寫，其結果只能是越「模擬現實」就越不「現實」。
今天中國的農村問題，真的像《黃河大合唱》寫的那麼簡單？如果只是「反映」一下這種「現實」的表象，幾組圖片故事，甚至幾條微博，就能說明「問題」，沒必要寫這麼一篇三萬多字的小說。在今天這個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新媒體時代，真實的事件遠比小說故事精彩，影像視頻更比文學描寫逼真。而唯有心靈，以及其敘述的複雜性，才是永遠都無可替代的，才是小說繼續生存下去的理由。
[作者繫著名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