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伏藏》，我知道我已遠離魯迅。魯迅一生都在痛恨和同情，他痛恨了所有應該痛恨的，同情了所有應該同情的，卻沒有建樹讓我們可資高攀的信仰。曾經魯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崇拜，是我人生之砥柱，但現在他已經砥柱不起我那微不足道的人生了。人生需要大愛，愛朋友也愛敵人，愛君子也愛小人，愛自由也愛不自由。
從毀滅到建樹，我完成精神價值的轉變，竟用了三十年，剜心之痛，孰人知之。任何光彩奪目、深刻如裂的批判，如果不是以建樹愛的理想為動機，則都是靠不住的，都會成為另一茬仇恨與冷戰的武器。我們不需要天上的恨，也不需要地下的恨，不需要天上地下互相換位的恨；我們就需要愛，讓天地、空氣和呼吸都充滿愛。
對大愛的追求固然是天真的，卻值得憧憬。人類為之激動哭泣的永遠是「我有一個夢」。我們只能為夢想活著，為希望活著，而不能為權力、金錢、享受、卑微的地位活著，不能為欺壓時的牛逼和復仇後的痛快活著。一切仇恨與貪慾，都會用嶙峋的牆、巍峨的山堵住我們的眼、封閉我們的心。所以愛便是信仰的啟蒙。
魯迅張揚了個體精神自由，卻沒告訴我們只能自由地愛，不能自由地恨。魯迅是人生抗爭的旗幟，不是引人懺悔的導師。他不是我們的信仰，因為他自己也沒有神在的信仰。即便這樣，我也要說魯迅絕不會過時，在他走出教科書後，社會將會給他騰出更寬廣的天地，來容納我們對風骨、正義、公道、熱血、脊樑的嚮往。
寂寞才是真魯迅，就像先生活著時那樣。讓他繼續用思想的力量強壯我們，繼續在良知和犧牲的擔當中滋養我們的精神，繼續以痛苦的省悟為民眾請命求法，而不是成為瞰飯的顯學和戰鬥的武器。所以我寧願魯迅是神，當然是維護良知、抱誠守真、缺憾示人的神。他使我們的寄托有所附麗，使我們相信神是人的昇華。
思想的最大敵人不是不正確，而是平庸。一個思想者除了具備學識和表達的能力，還應該擁有獨拔的性情。性情是個性的基礎，很難想像一個老成持重的人、一種世故圓滑的觀點會和思想有關。思想的穿透力來自尖新的鋒芒。對一個思想者，天真和單純是必要的素質。保持新奇和偏端，比中規中矩更適合思想的存在。
去年是托爾斯泰離家出走、客死驛站的百年祭，俄羅斯舉辦了國際托爾斯泰論壇，總題目是「托爾斯泰和時代運動：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學、宗教、道德遺產」。這就是俄羅斯的特點：它用文學的形象哲學代替了理論的邏輯哲學，用作家的宗教激情代替了神學家的經典教義，用托爾斯泰代替了普世信仰——愛念與愛行。
「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這句話也許錯了。其實托爾斯泰是世界信仰的一面鏡子。在一生的追尋裡，托爾斯泰首先完成了對現實宗教的批判，並因在《復活》中揭露官辦教會的偽善和對沙皇暴行的遮掩，以及對基督真義的踐踏，被俄國東正教聖主教公會革除了教籍。革除伴隨著托翁的信仰再造：生命如何永恆？
在托爾斯泰的文學境界裡，最耀眼的品格便是知行統一。如同羅曼.羅蘭所說：「在世界文學史上，再沒有人能像托爾斯泰那樣把作品和生命聯繫得如此親密。」他戒煙戒酒戒肉，服裝從簡，放棄貴族流行的打獵，賑濟災民，和農民一樣縫靴耕地，他想把田莊的土地分給農民，又因家庭的反對而無法實現，只好離家出走。
一個八十二歲的老人離家出走，他是想表明：我既然無法把所有的財產分給窮人，那我就只好離開財產。這些財產包括了土地和房屋以及一個世襲的俄羅斯莊園主的全部積攢。財產是罪惡和痛苦的根源，他要脫離罪惡，逃向青天，追逐寧靜和高遠。超拔於現實之上的精神探索就這樣讓他猝死於途中，又讓他永生在我們的時空裡。
窮人信仰是為了祈求幸福、冀望未來；富人信仰是為了懺悔罪孽、洗淨靈魂。托爾斯泰是懺悔的典範，比如他著有偉大的《懺悔錄》。而懺悔是東西方一切經教的根本，連孔子都這麼認為：「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潛在的邏輯便是：不問是非曲直一定要堅持到底的，必然是淺薄固執的小人，錯了就要懺悔、要改正。
那麼，托爾斯泰有什麼罪孽需要懺悔？1883年12月，寒冷的黃昏，他來到莫斯科乞丐擁聚的麗亞平夜店。數百個乞丐頓時圍住他向他要錢。那些可怕可憐的面孔、襤褸骯髒的衣裝、屈辱無奈的舉動讓他掏盡了所有的錢。然後他回了家，踩著地毯上樓，在燕尾服白領結白手套的僕人伺候下，吃一頓五道菜的晚餐。後來他說：
「當周圍有幾萬人挨餓挨凍受辱時，我和另外幾萬人卻在大吃裡脊肉、鱘魚肉，用呢絨氈毯蓋馬鋪地，無論世界上那些有學問的人怎樣告訴我，這樣的事多麼必要，我還是懂了，這就是犯罪，是持續不斷地犯罪。只要我有多餘的食物而另一個人完全沒有食物，我有兩件衣服而別人一件沒有，我便是個不能自赦的罪犯。」
托爾斯泰又說：「我們用種種詭計掠奪著勞動人民的必需品，用這些詭計給自己弄到了那些不斷誘惑不幸者的有魔力的用不盡的盧布。我想幫助人，但首先我應該一方面不去掠奪他們，一方面不去誘惑他們，可我卻用些最複雜，最狡猾，最惡毒的世世代代積累的詭計，給我自己弄到了一個用不盡的盧布的所有者的地位。」
托翁還說：「我騎在一個僕人脖子上壓垮了他，還要求他馱著我走。我並沒有從他身上爬下來，卻要自己和別人相信我非常憐憫他，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唯獨不用從他身上爬下來這一手段去減輕他的負擔。我，一條吞食樹葉的蚜蟲，卻想有助於這棵樹的生長和健康。我站在齊耳深的泥潭裡，卻想把別人拖出泥潭。」
托翁不斷地說：「我慚愧，我用一隻手從窮人那裡奪來成千上萬盧布，而另一隻手隨意扔給他們幾個戈比，居然稱做善事。行善之前我應該首先處在惡的外面，但相反我的全部生活都是惡。由於種種我參加了的暴力勒索詭計，勞動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受掠奪，而包括我在內的不勞動的人卻綽綽有餘地享受著別人的勞動。」
托爾斯泰認為，善舉應該是這樣：有人要你的褲子，你應該把上衣也給他；你有兩件襯衣，就應該把另一件給別人。寬恕應該是這樣：當有人打你的右臉，你再把左臉也讓給他。生命的運動就是不斷走向信仰的完美。地位低下的人比如妓女和強盜，只要生出一顆追求完美的心，他的生命價值就遠遠高於那些貴族富豪。
受到物慾驅使的肉體生命充滿罪孽，短暫而虛妄。精神生命卻可以通過道德完善擁有擺脫煩惱、丟開羈絆、穿越時空、走向永恆的可能。財富是枷鎖，榮耀是桎梏，哪裡來和平、無爭？何以息謗、無辯？厚德無畏，仁者無敵。托爾斯泰是讀過孔孟、讀過佛的人，在他遼闊的上帝之愛、基督之心裡，有著佛與儒的爛漫氣息。
懺悔是信仰之鷹的羽翼。著名的懺悔者有古羅馬的奧古斯丁，他因懺悔而進入上帝的靈光，成為無罪的聖體；還有十八世紀法國的盧梭，他在懺悔中看到了自己與生俱來的罪性。托爾斯泰的懺悔讓他變成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追查城邦的瘟疫之源——殺父娶母的罪犯，結果發現罪犯就是自己。於是他刺瞎雙眼，流放了自己。
托爾斯泰在《我的信仰何在》《基督教的教義》《天國在你們心中》等長篇論文中，全面論述了「勿以暴力抗惡」的主張，指出以暴制暴，其暴更甚。於是有了著名的「托爾斯泰主義」，它告訴我們博愛與無條件之愛是世界上所有偉大信仰的核心價值。而從未間斷過的人對人的殘害，卻讓人的價值和信仰價值喪失殆盡。
屠格涅夫是跟托爾斯泰同時代的偉大作家，他比托爾斯泰更富有，是一個繼承了大量土地的大地主。作為貴族知識分子，他同情農民，貶斥地主，卻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土地。他是能夠分田分地而不想，托爾斯泰是想分田分地而不能。他是坐著行走的人，托爾斯泰是挺著攀升的人。歷史就這樣讓他們有了文野之分。
托爾斯泰評價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故事那麼虛偽，題材那麼不重要。他們去看望朋友費特，席間屠格涅夫炫耀女兒常常為窮人縫補衣服。托翁說一個身著華麗的女孩子把又髒又臭的破衣服放在膝蓋上，不過是虛情假意的演戲而已。這種評價所引發的爭吵幾乎釀成決鬥。可見托爾斯泰討厭虛偽勝過了一切，而他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虛偽。
和許多大作家相比，托爾斯泰顯得更偉大的因素至少有三個：一是他對信仰的獻身，他厭惡偽善的教會，為建立真正的上帝信仰而畢生孜孜不倦。二是說與做統一的生命情懷，他拒絕口是心非，倡行真誠勇敢，在他面前那些發誓永不懺悔的人顯得那麼淺薄而無知。三是他的完全徹底的窮人立場，他是苦難者的代言。
魯迅是一個抉心自食的懺悔者。他無情地解剖自己，刀尖向內，鮮血淋漓。他把自己比喻成化為長蛇的遊魂，口有毒牙，自嚙而不嚙人，終於自食其肉，殞顛而亡。他認為凡是靈魂的偉大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舉劾他的惡、揭發他的污穢，才能發現埋藏的光，顯示靈魂的深。所以懺悔就是撕掉假面更新自我。
托爾斯泰和魯迅，都是救贖人類的巨擘。兩人的不同在於：魯迅是摧毀勝過了建樹、批判精神超越了信仰的力量。而托爾斯泰在摧毀一片瓦捨的同時，建起了一座無與倫比的大廈。他們雖然都以其強大的力量干預著我們這個世界，但未來的天平、終極的視野裡，虛位以待的依然是人類乃至所有生命最初的願望：愛與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