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字句是專制帝王的專用品，如果不慎誤用了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山西王爾揚為別人父親作墓誌銘，用「皇考」兩字，這是習語，屈原《離騷》和歐陽修《瀧岡阡表》內都稱父為「皇考」，卻被斥為「於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僭逆」。江蘇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中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韋玉振被指責「乃敢竟用赦字，殊屬狂妄」。湖南監生黎大本為母親做壽，祝壽文內有「女中堯舜」等字句，被斥為「擬不於倫，謬妄干分」，黎大本充軍烏魯木齊。湖北秀才程明諲為人作祝壽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創大業」被曲解為做皇帝，程明諲「語言悖逆」，斬立決。其他觸犯廟諱、御名以及提到皇帝應該換行抬寫而沒有換行抬寫，因此獲罪的，不可勝數。有一個河南人劉峨，編印《聖諱實錄》一書出售，本來是為了告訴人們應當怎樣避諱，所以把應避諱的清代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體寫刻」，卻被控大不敬，慘遭斬首。
乾隆時的文字獄，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為向清朝統治者歌功頌德、獻書獻策，不過，因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諱，也會遭到殺身之禍。直隸容城一個走江湖的醫生智天豹，編了一部《萬年曆》，祝頌清朝國運久長，其中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可是這萬年曆中把乾隆的年數只編到五十七年為止，犯了大忌，被認為是詛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惡極，人人發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結果，將智天豹處死。還有個冀州秀才安能敬，寫了一首頌揚清朝的詩，其中有「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這四句詩被曲解為咒罵皇帝有憂有難，無人輔佐，其實，就像安能敬自己在審訊時所說，「原要竭力稱頌，無奈說不上來」，頂多是頌詩寫得不好，哪裡是什麼譏訕誹謗呢？再如著名學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敘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卻向乾隆帝控告說，全祖望文內有「為我討賊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賊」字於「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幾遭陷害，因朝廷官員為之辯解，才得以倖免。
直到乾隆末期，文字獄才較為放寬。這主要是清廷統治日益腐敗，各族人民紛紛起義，清廷鎮壓起義還來不及，更顧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無中生有了。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西抄獲回民經卷書籍，「語多悖逆荒唐」，照往例會嚴厲追查，治以重罪。但這時甘肅的回民起義剛剛鎮壓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細故，再激起回民的反抗。所以乾隆帝說「書內字句，大約鄙俚者多，不得竟指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各奉其教，若必鰓鰓繩以國法，將不勝其擾。若此等回教書籍，附會其詞，苛求字句，甚非朕不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顯然，像這類案件，如果都要徹底查究的話，勢必是案件山積，株連甚眾，「將不勝其擾」。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奮起反抗的時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斂其淫威，對文字犯罪，也不得不從寬處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慶年間，文字獄的陰影仍籠罩著文壇，知識分子餘悸尚存，所以龔自珍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以及「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歎息。
至於乾隆年間修的《四庫全書》，就更是搞得徹底，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於清朝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末清初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鹹、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於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銓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別嚴厲。
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於愚民而禁毀，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兩百多年，兩百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中華歷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清朝統治者這樣，徹底摧毀中華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中華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中華弄成完全順服的走狗！清朝統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於刑獄；所「漢化」深者：工於心術而極力摧殘中華，尤其中華士人之民族意識！較之前代的外族統治者，更加陰險、卑劣、刻毒！難怪魯迅先生說：「對我最初的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許多的頭，這才種定了的，到我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庫全書》所收古籍許多都經過篡改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與清代統治者利益相關的明朝人的文學和歷史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對於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鬥精神的作品盡量摒棄和抽毀，對於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如岳飛《滿江紅》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其中「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於是《四庫全書》館臣把它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北方孔子家鄉被金人佔領：「洙泗上，絃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陳亮的《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詞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恥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還有更荒謬的，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中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說是他的尊稱。這兩句的格律也應作「仄平」，兩個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為「宋主」並不涉及音律問題；「寄奴」二字也與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虜」等了無關涉。那麼為什麼還要改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用小名稱呼帝王，做慣了奴才的《四庫全書》館臣看到就感到彆扭，因此即使沒有「違礙」之處也要改。這是多麼自覺的奴才態度！難怪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後雜談之餘》)。至於那些奴才走狗說什麼根據《高宗實錄》（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這個《四庫全書》是乾隆帝親校（夠他校一輩子的），紀曉嵐親自三校。這除了給出版界、學術界增添些笑料還能說明什麼呢？
這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我們不能憑某一個人或某一部分人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主張來勉強決定文藝發展的方向。以為文藝走某一方向便合他們的主張或利益，於是硬要它朝那個方向走，盡鉗制和姦污之能事，結果文藝確是受了害，而他們自己也未見得就得了益。
境界，是在感知力上感知的廣義名詞，多數時可以將其劃分為幾種，以質來區分，度來衡量。如主體在某件事物上所處於的水平。
哲學家馮友蘭在《新原人》一書中曾說，人與其他動物的不同，在於人做某事時，他瞭解他在做什麼，並且自覺地在做。正是這種覺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對於他有了意義。他做各種事有各種意義，各種意義合成一個整體，就構成他的人生境界。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覺解程度不同致使所做的事對於他們也就各有不同的意義。每個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與其他任何個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這些個人的差異，我們可以把各種不同的人生境界劃分為四個等級。從最低的說起，它們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個人做事，如果並無覺解，或不甚覺解，只是順著他的本能或其社會的風俗習慣，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樣，那麼他所做的事，對於他就沒有意義，或很少意義。因此，他的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
一個人為自己而做各種事，不管結果有利於自己還是有利於他人，這時的他擁有自我意識，其動機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種事，對於他，有功利的意義。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所謂的功利境界。
還有的人，帶著整體的社會覺解，為社會的利益做各種事，正如儒家所說，他做事是為了「正其義不謀其利」。他所做的各種事都是符合嚴格道德意義的道德行為。這種人生境界，是道德境界。
最後，一個人可能瞭解到超乎社會整體之上，還有一個更大的整體，即宇宙。他不僅是社會的一員，同時還是宇宙的一員。他是社會組織的公民，同時還是孟子所說的「天民」。有這種覺解，他就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種事。他瞭解他所做的事的意義，自覺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這種覺解為他構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天地境界。
而朱光潛先生認為，人性完整實現的理想境界就是審美狀態，我們可稱它為美的境界。
那麼究竟什麼是美的境界呢？
只在你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