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先生在文藝的領域維護自由主義。他認為，人多少是自然需要的奴隸，脫離不掉因果律的命定，沒有翅膀就不能高飛，絕飲食就會餓死，落在自然的圈套，便要受自然的限制。惟有在藝術的活動方面，人超脫了自然的限制，能把自然拿在手裡來玩弄，剪裁它，重新給予它一個生命與形式。而文藝的要求是人性中最寶貴的一點，它就應有自由的發展，不應受壓抑或摧殘。因為，它解放可能被壓抑的情感，免除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所說的精神的失常；它解放人的蔽於習慣的狹小的見地，使他隨時見出人生世相的新鮮有趣，因而提高他的生命的力量，不致天天感覺人生乏味。
「文字獄」在《漢語大詞典》中被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分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
文字獄制度是扼殺人民思想的專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獄最為慘烈。
清朝南侵以來，對中原民族不但在軍事上予以殘酷殺戮，而且在經濟上大肆掠奪破壞，眾所周知的便是大量炮製文字獄，大搞文化壓迫。清軍入關後不久，清廷就開始了對中華文化的壓迫摧殘。順治二年(1645年)，江陰人黃毓祺被告發寫有詩句「縱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還」，被指為反清復明，慘遭抄家滅門戮屍，兒女發配給旗人為奴。順治四年（1647年），廣東和尚釋函可身攜一本記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先是被清廷嚴刑折磨一年，最後以私撰逆書的罪名流放瀋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是目無「正統」的「不赦之條」。由此清廷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餘房社雜稿概行禁止」，這就是最早的言論審查專制。
跟之後的雍正、乾隆兩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獄雖殺戮了大批文人，但也還不算非常嚴重。最著名的要算莊廷鑨的明史案了，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一本《皇明史概》並刊行，其中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並不通曉史事，於是出錢從朱國禎後人處買了史稿，並延攬江南一帶有志於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並不承認清朝的正統，仍尊奉明朝年號，其中還多處涉及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尚賊」、「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夷寇」等，這些都犯了清廷的大忌。
《明史輯略》事發後，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餘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當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去多年，仍被大逆律剖棺戮屍，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配充軍。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康熙十九年（1680年），發生了朱方旦中補說案。朱方旦是個名醫，他發現了「腦」才是思想中樞，而不是傳統醫學認定的「心」，「古號為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此說一發表，引起醫學界極大的震撼，群起撻伐，最後他以「妖言惑眾」之罪處斬，所有著作一律焚燬。他還有不少醫學著作，如《中質秘錄》，在這部書中會有多少超越西方醫學的發現，也已經無從得知。康熙帝雖然對科學有興趣，卻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斬首。當時征吳三桂有功的順承郡王勒爾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極力營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爾錦，再下詔殺死朱方旦。明中葉以來的文藝和科技復興，就被這一系列的文字獄扼殺中斷了。
到了乾隆帝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生者凌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15歲以上者連坐立斬。甚至一些瘋子胡亂塗抹也被定為「逆案」，凌遲處死，荒唐到極點。
乾隆初年，文字獄曾有一段時間的停息，但是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偽孫嘉淦奏稿」案又揭開了文字獄死灰復燃的序幕。
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於直言進諫著稱。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後，民間出現了一個假托是孫嘉淦寫的奏稿，稿中的內容「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帝，並把當時的朝中大臣幾乎全部進行揭露斥責。全國十八省皆爭相傳抄偽稿，次年六月，偽稿流傳到雲南時被當局發現，由此順籐摸瓜，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撫全力緝查、不敢怠慢。但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復呼冤，使案情紛繁複雜，年終整個案情仍很混亂，一直沒有結果。
此時乾隆帝認為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但要繼續查下去也很困難。就在這進退兩難之際，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劉守樸父子。於是將盧魯生、劉時達父子押到北京，責成軍機處進行審訊。在乾隆帝看來，偽稿一案似乎有了頭緒，如不出意外，偽稿必定為盧魯生及劉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劉守樸的幕友孔則明供出，封寄偽稿給劉時達系其代為經手，其偽稿乃得自蘇州。這樣一來，案情橫生枝節，又陷入追不到源頭的困境。
一年來，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繼續追查，就將盧、劉二犯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覆「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這些複審及奏報，實際上皆乾隆帝授意。當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佈，偽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至此，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遍及全國，正說明此議深得人心，皇帝該「聞過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絲毫不想到自己確有過錯，反而感覺到敵對暗潮在全國湧起，因此將原因定為「皆因以往實行的寬大之政」，是「請寬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等政策縱容了「誹謗」。乾隆帝決定改變「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決定繼承列祖列宗的嚴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儔張為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從此文字獄波瀾壯闊，直到以修四庫全書為名義，從而查辦禁書、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千古創舉。
又有王錫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諱遂改名錫侯。因不滿《康熙字典》為一家之言，花費十七年心血編成一部體例新穎的字典《字貫》，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書刊出之後，被王錫侯的同鄉將此書以誣蔑康熙帝的名義告官。經辦此案的江西巡撫海成認為王錫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請先革去其舉人，再審擬定罪。乾隆帝尚未及處理，書輾轉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貫》序文後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廟諱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數開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參劾這本書。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應照大逆律問擬。」下令把王錫侯處斬，子孫六人處死，全家二十一人連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為奴；並痛斥海成辦事不力，革去職務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兩江總督高晉，因為難辭失察之咎，一番痛罵後受到降級留任的處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員吳英攔輿獻策，則被凌遲處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塗詞》有語「天糊塗，地糊塗，帝王帥相，無非糊塗」。被河南登封人喬廷英告發，經查發現舉報人喬廷英的詩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為明，你不是謀反又是什麼？檢舉人和被檢舉人皆凌遲處死，兩家子孫均坐斬，妻媳為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發生了賀世盛篤國策案。湖南未陽的老秀才賀世盛，多次參加科舉都沒及第。他平時常替別人代寫詞狀，又把道聽途說的傳聞和故事之類，拉雜地拼湊出一部《篤國策》，準備寫成以後上京城投獻，以求貸得一官半職。因為這本書上寫了批評捐官制度的意見，這就成了「妄議胡政」，賀世盛被判斬立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