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先是因為，在仍然愛戀但遭遺棄的人身上，作為生活支柱的等待—即使是暗中的等待—自然而然地發生感情變化，盡管表面上一切如初，但第一種情緒已經為第二種相反的情緒所取代。第一種情緒是使我們惶惑不安的痛苦事件的後果或者反映。此時我們恐懼地等待可能發生的事，尤其是當從我們所愛的人那裡沒有傳來任何新信息，我們更渴望有所行動，但我們不知道某個辦法的成功率是多少，而在那個辦法以後我們再不可能有所作為。然而，正如剛才所說的，等待雖然在繼續，但很快便不再被我們所經歷的過去的回憶所左右，而是對想象中的未來充滿希望。自此刻起，等待幾乎成為愉快的事。何況，第一種等待，稍稍持續以後，也使我們習慣於生活在期望之中。我們在最後幾次幽會中所感到的痛苦仍然存在於我們身上，但已昏昏欲睡。我們並不急於重溫痛苦，何況我們並不太清楚此刻我們要求的是什麼。我們在自己所愛的女人身上所占的地盤越多（哪怕稍稍多一點），我們就越覺得未被占領的部分對我們多麼重要，而且它永遠是不可得的，因為新的滿足產生了新的需要。
後來，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使我完全停止對斯萬夫人的訪問。這個後來出現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忘記了希爾貝特，而是我試圖盡快忘記她。我的巨大痛苦結束了，但仍然憂傷，這時，對斯萬夫人的拜訪又如當初那樣成為珍貴的鎮靜劑和消遣。但是既然對希爾貝特的回憶與這些拜訪緊密相連，鎮靜劑的效應無助於我散心。要想散心，我就必須激勵自己身上與希爾貝特毫無關聯的思想、興趣和熱情與我的感情（由於和希爾貝特的分離而不再與日俱增）相抗衡。這種與我們所愛的人毫無關聯的思緒會占據地盤，它雖然最初很小，但也是從原先占領我們整個心靈的愛情那裡奪取過來的。我們必須發展這些思緒，使之壯大，與此同時，感情不斷衰退，僅僅成為回憶，這樣一來，進入我們精神中的新因素與感情展開爭奪，奪得的地盤越來越大，最後整個心靈被奪了過來。我意識到這是消滅愛情的唯一辦法，我還年輕，有勇氣這樣做，有勇氣承受最殘酷的痛苦，我相信不論付出多大的時間代價，我最終會成功。我在信中對希爾貝特說，我之所以不見她，是由於我們之間的某個神秘的誤會，純粹是莫須有的誤會，我這樣說是希望希爾貝特要求我解釋清楚。然而，即使在極其一般的交往中，當讀信人知道對方
故意用一句隱晦、虛假、指責的話作為試探時，他高興地感到自己掌握—而且保留—行動的控制權和主動權，他絕不會要求對方解釋。在親密關系中更是如此，愛情口若懸河，而冷漠缺乏好奇心。希爾貝特既然不懷疑有誤會，也不打聽是什麼誤會，那麼，對我來說，誤會便成為真實的，我每封信都提到它。這種虛假的處境和矯飾的冷漠，具有一種魔力，使你不能自拔。我寫道：“自從我們的心分開以後……”好讓希爾貝特回信說：“可它們並未分開呀，咱們談談吧。”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最終我自己也相信我們的心確實分開了。我寫道：“對我們來說，生活改變了，但它抹殺不了我們曾經有過的感情。”為的是讓她說：“可什麼也沒有改變呀，這感情比任何時候都強烈。”然而，在再三重復下，我也認為生活確實改變了，我們所回憶的感情不復存在，正好比神經過敏者假裝生病，久而久之，真正成為病人，如今我每次給希爾貝特寫信，都必然提到這個臆想的變化，她在回信中只字不提，無異於默認，於是變化便存在於我們之間。後來希爾貝特不再保持沉默，而采納我的觀點，就好比在正式祝詞中，受款待的國家元首和東道國的國家元首幾乎說同樣的話。每次我在信中寫道：“生活縱然將我們分開，但我們對相聚時光的回憶卻永存於心。”她肯定在回信中說：“生活縱然將我們分開，卻無法使我們忘記那美好時光，它將永遠是珍貴的。”（我們很難說明為什麼“生活”使我們分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我的痛苦減輕了許多。然而有一天，我在信中說香榭麗捨大街那位我們所熟悉的賣麥芽糖的老婦人死了，我寫道：“我想這會使你難過，它喚醒了我的許多回憶。”剛一寫完，我便淚如
雨下，因為我發現我談到愛情時用的是過去時，仿佛它是一位幾乎被遺忘的死者，其實，我不自覺地始終認為這愛情仍然活著，至少可以復活。不願相見的朋友之間的書信最溫柔動人。希爾貝特的信像我給陌生人的信一樣，溫柔文雅，充滿表面上的熱情，但對我來說，從她那裡得到這種表示已極其甜蜜。
此外，逐漸地，拒絕和她見面不再使我難過。既然她不再像往日那般珍貴，我那痛苦的回憶在不停的再現中失去了威力，無法摧毀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在我眼前日益增長的魅力。此刻我後悔放棄了外交職業而選擇了一種定居的生活，當初這樣做是為了一位姑娘，但我將再也見不到她，並且幾乎忘了她。我們為某人而設計我們的生活，但是，當我們終於能夠在其中接待她時，她卻不來，接著她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而我們成為為她建造的生活中的囚徒。我父母似乎認為威尼斯太遠，氣候也太熱（對我而言），去巴爾貝克可避免旅途勞頓，因此切實可行。不過如此必須離開巴黎，放棄對斯萬夫人的拜訪。這些拜訪雖然並不頻繁，但我偶爾可以聽斯萬夫人談起女兒。我開始從中感到某種樂趣，而它與希爾貝特毫不相干。
春天臨近，天氣驟然變冷。在冰凍的大齋期和冷雨夾雪的復活節前一周，斯萬夫人怕冷，便常常裹在皮裘裡接待客人，雙手和雙肩抖瑟地縮在碩大的長方形手籠和潔白發亮的皮毛披肩下。手籠和披肩都是白鼬皮的，她從外面回來並不將它們摘下，因此，它們仿佛是比其他白雪更為持久的殘留冬雪，無論是熱的爐火還是季節的轉換都未能使它們融化。然而，在這間我後來不再光顧的客廳裡，這幾個雖然冰冷但已經綻開鮮花的星期的全部真理已在我眼前顯露，而它通過的是另一種令人醉倒的白色，例如“雪球花”—它那高高的、赤裸的莖干像拉斐爾前派畫家１作品中的直線型小灌木，莖干頂端是既分瓣又合攏的球形花，它像報信天使一樣潔白無瑕，並向四周散發檸檬的芳香。
當松維爾城堡的這位女主人知道，在四月份，即使天寒地凍，也不可能沒有鮮花，她知道春夏秋冬絕不像城裡人所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城裡人直到初夏時還仍然以為世上只有將房屋淋得透濕的淫雨）。斯萬夫人是否只滿足於貢布雷的花匠送來的這些花，而不從“特約”花店買來地中海岸的早春花以彌補這尚嫌不足的春之呼喚呢？我不敢肯定，何況當時我根本不在意。在斯萬夫人手籠的晶冰旁，擺著那些雪球花（在女主人的思想中，它們可能只是按照貝戈特的建議而組成一部與擺設和服飾相協調的《白色大調交響樂》２），這就足以使我思念鄉村，因為它們使我想到《帕西法爾》３中《耶穌受難節的魔力》的音樂其實就是大自然的奇跡的象征（而如果我們稍稍理智一些，每年都可以親眼目睹奇跡），因為它們夾雜著另一種花朵的酸酸的、令人心醉的芳香，我不知道那種花的名字，但我在貢布雷散步時頻頻停下來欣賞，因此，斯萬夫人的客廳像當松維爾的小斜坡地那樣純淨、那樣花滿枝頭（雖無一片綠葉）、那樣充溢著濃郁而純正的芳香。
１ 此派繪畫藐視約定俗成的規則，其風景畫中常有開滿白花的灌木。
２ 法國詩人戈蒂埃（1811—1872）的一首詩。
３ 瓦格納的歌劇，此處指最後部分。
然而我不該回憶往事，它很可能使我身上殘存的對希爾貝特的愛情持久不滅。因此，盡管這些拜訪不再使我感到任何痛苦，我還是一再減少拜訪的次數，盡量少見斯萬夫人。在我未離開巴黎以前，我最多答應和她散步幾次。陽光明媚的日子終於到來，天氣轉暖。我知道斯萬夫人在午飯前必出門一個小時，在林園大道、星形廣場及當時稱為“窮光蛋俱樂部”（因為他們總是聚在那裡觀看他們聽說過的有錢人）的附近散步，因此我請求父母允許我在星期日—因為平時我有事—晚一點吃午飯，先去散步到一點一刻時再吃飯。五月份希爾貝特去鄉間友人家了，所以每星期日我都去散步。快到正午時我來到凱旋門，我在林園大道路口等待，眼睛緊盯著斯萬夫人即將出現的那條小街，她的家離街口只有幾米遠。在這個鍾點，散步者大都回家了，剩下的人寥寥無幾，而且多半衣著入時。突然，在沙土小徑上出現了斯萬夫人，她姍姍來遲、不慌不忙，充滿了生機，仿佛是只在正午開放的最美麗的花朵。她的衣裳向四周灑開，它們永遠是不同的顏色，但我記得主要是淡紫色，她全身光彩照人，接著她舉起長長的傘柄，撐開一把太陽傘的絲綢傘面，絲綢的顏色和衣服上的落花一樣。
整整一班人馬簇擁著她，其中有斯萬，還有五六位早上去探望她或與她相遇的俱樂部的男子。他們這一堆灰色或黑色的人順從地做著幾乎機械性的動作，像無生命的框架將奧黛特圍在中央。你覺得這個唯一的、目光炯炯有神的女人在注視前方，越過這堆男人而注視前方，她仿佛站在窗前凝神遠眺，在自己那裸露的柔和色彩中顯得纖弱而無所畏懼，她似乎屬於另一個種族、陌生的種族，具有戰爭威力，因此她一個人就足以應付那眾多的隨從。她微笑著，對美好的天氣，對尚未妨礙她的陽光感到滿意，像完成作品以後再無一絲顧慮的創作者一樣安詳而自信，她確信自己的裝束—即使不為某些過路的庸人所欣賞—是高雅中之最高雅的，這是為了她自己，也是為了朋友，當然，她並不過分重視，但也不是無動於衷。她讓胸衣和裙子上的小花結在她身前輕輕飄舞，仿佛這是些小生靈，只要它們能跟上她的步伐，她便慷慨地聽任它們按自己的節奏盡情嬉戲。她出現時手中的陽傘往往還未撐開，她朝這把淡紫色的陽傘投去幸福和溫柔的目光，仿佛這是一束帕爾瑪紫羅蘭，這目光如此溫柔，即使當它不是投向一位朋友，而是投向無生物的物體時，似乎也洋溢著微笑。
就這樣，她為自己的衣裳保留了，或者說占據了一片高雅的空間，而與她親熱交談的男人們也不得不尊重這片空間，當然他們像門外漢那樣顯出某種程度的敬畏，自愧不如，承認這位女友有能力和權利決定自己的衣著，正如承認病人有能力和權利決定自己吃什麼特效藥，母親有能力和權利決定如何教育子女一樣。斯萬夫人在這麼晚的鍾點出現，又被那批奉承者簇擁（他們對行人視而不見），人們不免聯想到她的住所—她剛剛在那裡度過漫長的上午，並即將回去進餐。她從容安詳地走著，仿佛在自家花園中散步，這似乎表明她的家近在咫尺，也可以說她身上攜帶著住所內的清涼陰影，而正是由於這一切，她的到來使我感覺到戶外的空氣和熱度。
再說，我深信，她的衣著，按照她所擅長的禮儀，通過一根必然的、獨一無二的紐帶，與季節和鍾點緊緊相連，因此，她那柔軟草帽上的花朵，在裙衣上的小花結，像花園和田野的鮮花一樣，自然而然地誕生在五月。為了感受季節帶來的新的變化，我的眼光只需抬到她那把陽傘的高度，它張得大大的，仿佛是另一個更近的天空，圓圓的、仁慈的、活動的、藍色的天空。如果說這些禮儀是至高無上的話，它們卻在清晨、春天、陽光前屈尊俯就，並以此為榮（斯萬夫人也以此為榮），而清晨、春天、陽光卻並不因為受到如此高雅的女士的青睞而感激涕零。她為它們穿上一件鮮艷輕薄的裙衣，寬松的衣領和衣袖使我想到微微發濕的頸部和手腕，總之，她為它們打扮自己，就好比一位高貴夫人愉快地答應去拜訪鄉村人家，雖然誰都認識她，連最卑俗的人也認識她，她卻執意在這一天做村姑打扮。
我等斯萬夫人一到便向她問好，她讓我站住，微笑著說“goodmorning”（早上好）。我們一同走了幾步。於是我明白她遵守衣著法規是為了自己，仿佛遵守的是最高智慧（而她是掌握這種智慧的大祭司），因為，當她覺得太熱時，便可以將扣著的外衣敞開，或者干脆脫下來交給我，於是我在她的襯衣上發現了上千條縫鈕制作的細節，它們幸運地未曾被人覺察，就好比作曲家精心構思而永遠不能達到公眾耳中的樂隊樂譜一樣。她那件搭在我臂上的外衣也露出衣袖中的某些精美飾件，我出於樂趣或者出於殷勤而久久地注視它，它和衣服正面一樣做工精細，但往往不被人看見，它或者是一條色彩艷麗的帶子，或者是一片淡紫色的襯緞，它們就像是大教堂中離地八十英尺高的欄桿內側所暗藏的哥特式雕塑一樣，它們可以和大門廊上的浮雕比美，但是從來沒有人見到它們，直到一位藝術家偶然出游到此，登上教堂頂端以俯瞰全村，才在半空中，在兩個塔樓之間發現了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