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心跳過速，人們叫我減少咖啡因的劑量，我減量以後，劇烈心跳果然停止，於是我開始懷疑：與希爾貝特近乎絕交時我所感到的焦慮莫非是由咖啡因所引起的？而每當這種焦慮重現時，我總以為是因為我看不見希爾貝特，或者是因為（偶爾與她相遇）看見她冷冷的面孔而感到痛苦。不過，如果說這藥才是痛苦的根源，而我的想像力卻進行了錯誤解釋的話（這也不必大驚小怪，因為情人們最沉重的精神痛苦往往是由和他們同居的女人的生理習慣所引起的），那麼它彷彿是使特裡斯多和綺瑟１飲後長久相愛的藥酒。咖啡因的減量雖然立即使我身體好轉，但並未消除我的憂鬱。如果說這帶毒性的藥沒有創造憂鬱，至少它曾使憂鬱變得更為尖銳。
快到一月中旬，我對新年來信的希望破滅，失望所引起的附加的痛苦稍稍有所緩解，然而，「節日」前的悲傷又捲土重來。它之所以十分殘酷，是因為我就是這個悲傷的製造者，有意識的、自願的、無情的、有耐心的製造者。希爾貝特和我的關係是我唯一珍惜的東西，而我卻不遺餘力地破壞它，用長期不來往的辦法逐漸製造我的冷漠（並非她的冷漠，但實際上是一回事）。我不斷地、竭盡全力地對我身上愛戀希爾貝特的那個我進行殘酷的慢性自殺，而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此刻的行為及將來的後果。我不僅知道再過一段時間我將不再愛希爾貝特，我還知道她將
１ 特裡斯多和綺瑟是十二世紀法國民間傳奇中的兩個人物，他倆因誤喝藥酒永生相愛，並受迫害。
為此感到遺憾，她會想方設法和我見面，但都和今天一樣不能如願以償，並不是因為我太愛她，而是因為我肯定會愛上另一個女人，我將長時間地渴望她，等待她，不肯騰出一秒鐘來和希爾貝特見面，因為希爾貝特對我將毫無意義。毫無疑問，就在此刻（我已決心不見她，除非她正式要求解釋，或者表白全部愛情，而這是絕不會發生的），我已失去希爾貝特，但我卻更愛她（我比去年更強烈地感到她對我是多麼重要，去年的每天下午，我都能如願以償地和她在一起，以為我們的友誼不受任何威脅）。毫無疑問，此刻我憎惡這個念頭：有一天我會對另一個女人產生同樣的感情。這念頭從我這裡奪去的不僅僅是希爾貝特，還有我的愛情和痛苦，而我是在愛情和痛苦之中，在眼淚中努力確定希爾貝特的意義的，現在卻必須承認這愛情和痛苦並非她所專有，它們遲早會獻給另一個女人。
因此—這至少是我當時的想法—我們永遠超然於具體對像之外，當我們戀愛時，我們感到愛情上並未刻著具體對象的名字，它在將來，在過去，都可能為另一個女人（而不是這個女人）誕生；而當我們不戀愛時，我們以明哲的態度對待愛情中的矛盾，我們隨興所至地高談闊論，但我們並不體驗愛情，因此我們並不認識它。因為對愛情的認識具有間歇性，感情一出現，認識即消亡。
我將不再愛希爾貝特，我的痛苦讓我隱約窺見我的想像力所看不到的未來，當然，此刻還來得及向希爾貝特發出警告，告訴她這個未來正逐漸成形，告訴她它的來臨是迫近的，甚至無法避免的—如果她希爾貝特不來協助我對那尚在萌芽狀態的未來的冷漠進行摧毀的話。多少次我想像給希爾貝特寫信，或者跑去對她說：「請注意，我已作出決定。此刻是我最後一次努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很快我就不再愛你了！」可這又何必呢？我有什麼權利責備希爾貝特無動於衷呢？我自己不是對除她以外的一切無動於衷，而並不引咎自責嗎？最後一次！對我來說，這是天大的事，因為我愛希爾貝特。但是對她來說，這就好像是友人在移居國外以前寫信要求來訪一樣，而我們往往予以拒絕（彷彿拒絕愛我們的討厭女人），因為我們在盼望快樂。我們每天所支配的時間具有彈性，我們所體驗的熱情使它膨脹，我們所引起的熱情使它收縮，而習慣將它填滿。
此外，即使我對希爾貝特講，她也聽不懂。我們說話時，總以為聽話者是我們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腦子。我的話語彷彿穿過暴雨的活動水簾才到達希爾貝特那裡，拐彎抹角，面目全非，僅僅是可笑的聲音，而再無任何含義。人們借話語所表達的真理並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確鑿性，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真理才能在話語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論戰中，某人不顧種種論據證據，將對立面的理論斥為叛逆，但是後來他卻皈依了這個最初被他憎惡的信念，而原先徒勞傳播這個信念的人卻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傑作，對於高聲朗誦的崇拜者來說，它當然是傳世之作，無需證明，而聽者卻認為它毫無意義或者平庸無奇，但後來聽者也承認這是傑作，可惜為時太晚，作者已無法知道。
同樣，在愛情上，不論你做什麼，障礙絕不會被絕望者從外部摧毀；只有當你對它們不再感興趣時，它們才會從另一方面，被不愛你的女人的內心力量所推倒，昔日你試圖推倒但總不成功，如今它卻突然倒塌，但對你已毫無意義。如果我將自己未來的冷漠及其防止辦法告訴希爾貝特，她會以為我這樣做表明我對她的愛情和需求超過她的估計，因此她會更討厭和我見面。確實，正是愛情使我比她更清楚地預見到了這個愛情的結果，因為我連續處於前後矛盾的精神狀態。我本來可以通過寫信或見面對希爾貝特發出這個警告，因為這段時間說明我並非須臾離不了她，並且向她證明沒有她我也能活下去。不巧的是，某些人，不知出於好意還是惡意，向她說起我，而那口氣使她認為是我央求他們這樣做的。
每當我得知戈達爾、我母親、甚至諾布瓦先生用笨拙的話語破壞我剛剛作出的犧牲，踐踏我的克制態度所獲得的結果時（他們使她誤認為我不再保持克制），我感到雙倍的氣惱。首先，我那用心良苦又卓有成效的迴避必須從頭開始，因為那些討厭的人在我背後破壞了我的努力，使我前功盡棄。不僅如此，我和希爾貝特見面的愉快也會減色，因為她不再認為我在體面地順從，而會認為我暗中活動，以謀求她不屑於賞賜的會晤。我詛咒人們這種無聊已極的閒言碎語，他們往往在關鍵時刻深深地傷害我們，而並無使壞或幫忙之意。他們什麼也不想，為說話而說話。有時是因為我們未能對他們保持沉默，而他們的嘴又不緊（和我們一樣）。當然，在摧毀愛情的這項殘酷工程中，他們的作用遠遠比不上兩個人—這兩人往往在一切即將圓滿解決時使一切付之東流，其中一人出於過度的善意，另一人出於過度的惡意，而我們並不像怨恨不識時務的戈達爾之流一樣怨恨這兩個人，因為第二位是我們所愛的人，第一位是我們自己。
每次拜訪斯萬夫人，她總邀請我和她女兒一道喝午茶，而且叫我直接給她女兒回信，因此，我常常給希爾貝特寫信，在信中我沒有選用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詞句，而僅為我的眼淚尋找最溫柔的河床，因為遺憾和慾望一樣，並不試圖自我分析，只要求自我滿足。當一個人戀愛時，他的時間不是用來弄明白他的愛情是怎麼回事，而是用來促成明天的約會。當他放棄愛情時，他不試圖理解自己的悲傷，而是試圖向引起這種悲傷的女人獻上他認為最動人的話語。他說的是他認為有必要講的，而對方不會理解的話，他在為自己說話。我寫道：「我原先以為這絕不可能，唉！看來這並非十分困難。」我還說：「也許我再不見你了。」我的話避免冷淡（她會認為那是矯揉造作），但當我寫下這些話時，我在流淚，因為我感到它們表達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實際上即將發生的事。
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見面時，我也會像這次一樣鼓足勇氣不讓步，這樣一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拒絕，我會逐漸達到因長久不見面而不想見面的狀態。我流淚，但是我有勇氣（而且感到愉快）犧牲和她相會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對我來說已無關緊要了。我假定—儘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愛我，正如我最後那次拜訪她時她說的那樣，我假定她的厭倦情緒不是出於對我的厭煩，而是出於嫉妒的敏感性，出於和我相似的虛假的冷漠，這種假定僅僅使我的決定不那麼殘酷。我想像在幾年以後，當我們彼此相忘時，我回顧往事，對她說我此刻寫的信沒有一個字是真的，她會回答：「怎麼，你當時愛著我？你知道我多麼盼望這封信，多麼盼望和你見面，這封信使我哭得多傷心！」我從她母親家一回來便動手寫信，雖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製造誤會，但這個想法，由於它帶
來的憂愁，也由於它帶來的愉快（我想像希爾貝特愛著我），促使我把信寫下去。
當斯萬夫人的「茶會」結束，客人們告辭時，我腦子裡想的是如何給她女兒寫信，而戈達爾夫人想的卻完全是另一種事情。她「巡視」一番，毫無例外地向斯萬夫人讚揚客廳的新傢俱，醒目的新「添置品」，在其中發現奧黛特在拉貝魯絲街的前寓所裡某幾件東西（雖然為數極少），特別是她的吉祥物—寶石雕成的動物。
斯萬夫人從一位受她敬重的朋友那裡學到了「過時」一詞，它打開了新的眼界，因為它所指的恰恰是幾年以前她認為「時髦」的東西，因此這些東西便統統隱退，與曾作為菊花支撐的金色格子架、許多希魯商店的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飾的信紙堆在一起（還不算裝飾壁爐板的硬紙錢幣，早在她認識斯萬以前，一位頗有修養的男人就勸她將它們收起來）。此外，在這些暗色牆壁（與斯萬夫人稍後的白色客廳完全不同）的房間中，在這種藝術氣質的紊亂和畫室般的雜亂中，遠東風格在十八世紀風格的進逼下節節敗退，斯萬夫人為了使我更「舒服」而拍打的椅凳上繡的是路易十五式的花束，而不再是中國龍。她經常待在房間裡，她說：「我很喜歡這間房，常常使用它。我不能生活在懷有敵意的、陳腐的東西中間，在這裡我才能工作（她並未說明是畫畫還是寫書。
當時那些不願無所事事、想有點作為的女人開始對寫書感興趣）。」她的周圍都是薩克森瓷器（她說這個字時帶英國音，她喜歡這種瓷器，甚至不論談到什麼都說「這真漂亮，就像薩克森瓷器上的花」）。她愛惜它們，甚過往日的瓷雕像和瓷花盆，唯恐無知的僕人碰壞它們。他們那無知的手常使她惶惶不安，使她大發雷霆，而斯萬這位如此溫順和彬彬有禮的主人，竟目睹妻子吵吵嚷嚷而毫無反感。清醒地看到缺點，這絲毫無損於愛情，而是相反，使缺點更為可愛。
如今，奧黛特在接待熟朋友時不再穿日本睡袍了，而是穿色彩鮮艷的縐絲浴袍，她用手撫摸胸前那花紋圖案中的泡沫，她浸泡在其中，悠然自得，隨心嬉戲，她的皮膚如此清涼，呼吸如此深沉，彷彿絲袍在她眼中並非是像佈景一樣的裝飾品，而是滿足她對容貌和衛生的苛求的，如tub（澡盆）和footing（散步）一樣的必需品。她常說她寧可沒有麵包，也不能沒有藝術和清潔；她常說，如果《蒙娜麗莎》被燒燬，那會比「大量」朋友被燒死使她更為悲痛。這些理論在她的朋友們看來似乎荒謬絕倫，但卻使她顯得出眾，因而引起比利時大臣每週一次的來訪。如果以她為太陽的這個小世界的人們得知她在別處，例如在維爾迪蘭家，被認為是蠢女人的話，一定會大驚失色。由於頭腦靈活，斯萬夫人更喜歡和男人來往，而不大喜歡和女人來往。當她評論女人時，總是從風流女人的角度出發，挑剔她們身上不受男人欣賞的地方，體型粗笨哪，面色難看哪，盡寫錯字哪，腿上汗毛太重哪，氣味難聞哪，眉毛是假的哪，不一而足。相反，對曾寬厚待她的某個女人，她便不那麼尖刻，特別是當這女人生活不幸時。她巧妙地為這女人辯護說：「人們對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敢保證她是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