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斯萬夫人請我參加一個盛大宴會，我不知道同桌的客人是誰。我到達時，在門廳裡遇到的一件事使我膽怯和惶惑。斯萬夫人總是採用本季節中被認為最時髦的，但很快就因過時而被摒棄的禮節—例如，多年以前她曾有過hansomcab（雙輪雙座馬車，或者曾在吃飯請帖上印著這是與某某大小名人的會見。這些禮儀毫不神秘，不需傳授便能入門。奧黛特採用了當時從英國進口的小小發明，讓丈夫叫人印了一些名片，在夏爾·斯萬的名字前冠以Mr（先生）。我首次拜訪斯萬夫人以後，她曾來我家留下這樣一張「紙片」（用她的話說）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給我留過名片，因此我無比得意、無比激動、無比感激，興奮之餘，我傾盡囊中所有訂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茶花花籃送給斯萬夫人。我懇求父親去她家留張名片，並且首先趕緊在名字前印上「Mr」，但他對這兩項請求置若罔聞，我大為失望，不過幾天以後我思索也許他這樣做是對的。
「Mr」儘管只是擺設，但含義一目瞭然，而吃飯那一天我見到的另一個禮儀卻令人費解。我正要從候見室走進客廳時，膳食總管遞給我一個寫著我名字的細長信封。我在驚奇之中向他道謝，看看信封，不知該如何處置，就好比外國人面對中國宴席上分發的那些小工具一樣不知如何是好。信封口是封著的，立刻拆開未免顯得冒失，於是我帶著心領神會的表情將它塞進衣袋。幾天以前，斯萬夫人寫信邀我去她家和「幾位熟人」一同吃飯，那天客人竟達十六位之多，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其中還有貝戈特。斯萬夫人先後向好幾位客人為我「道名」（這是她的說法），突然，在我的名字以後，她不動聲色地說出（彷彿我們僅僅是萍水相逢的客人）那位溫柔的白髮歌手的名字。「貝戈特」像射向我的槍彈，使我震驚，但是，為了表示沉著，我本能地向他鞠躬。在我面前答禮的是個相貌年輕的人，個子不高，身體粗壯、近視眼、長著一個蝸牛殼似的往上翹的紅鼻子、黑色的山羊鬍。
他站在我面前，彷彿是位魔術師：他穿著禮服在槍擊的硝煙中安然無恙，而從槍口飛出的竟是一隻鴿子。我頹喪至極，因為剛才被炸為齏粉的不僅僅是那位瘦弱的老者（他已蕩然無存），還有那些巨著中的美，我曾使它棲息在我特別為它營造（如殿堂一樣）的衰弱而神聖的軀體之中，而我面前這位翹鼻子和黑鬍鬚的矮男人，他那粗壯的身體（充滿了血管、骨骼、神經結）上哪會有美的棲息之處呢？我曾用貝戈特作品中的透明美來塑造貝戈特，緩慢地、細細地、像鐘乳石一樣一滴一滴地塑造他，可是頃刻之間，這個貝戈特毫無意義，因為我必須保留他那個翹鼻子和黑鬍子，這就好比我們在做算術題時不看清全部數據，不考慮總數應該是什麼而求題解一樣，毫無意義。鼻子和鬍子是無法避免的因素，它們使我十分為難，使我不得不重新塑造貝戈特這個人物，它們似乎意味著、產生著、不斷分泌著某種入世和自滿的精神，而這是不協調的，因為它們與他那些為我所熟悉的、充滿了平和而神聖的智慧的作品中的氣質毫無共同之處。從作品出發，我永遠也到達不了那個翹鼻子。
而從這個似乎毫不在意的、我行我素的、隨興所致的鼻子出發，我走上與貝戈特的作品完全相反的方向，我的精神狀態彷彿像一位匆匆忙忙的工程師—當人們向他打招呼時，他不等別人問好，便理所當然地回答：「謝謝，您呢？」如果別人說很高興與他認識，他便採用他認為行之有效的、聰明的、時髦的省略句「彼此彼此」，以避免在毫無意義的寒暄上浪費寶貴時間。名字顯然是位隨興所致的畫家，它為人物地點所作的速寫異想天開，因此當我們面對的不是想像的世界，而是可見的世界時（它並非真實世界，因為我們的感官和想像力一樣，不擅長於重現真實；看見的世界和想像的世界大不相同，我們對現實的略圖也和看見的大相逕庭），我們往往大吃一驚。就貝戈特而言，使我更窘迫的不是我對他的名字的先入之見，而是我對他的作品的瞭解。我不得不將蓄山羊鬍子的男人繫在這些作品上，彷彿繫在氣球上，憂心忡忡地唯恐氣球無法升空。
然而，我熱愛的那些書，看來確實是他的作品，因為當斯萬夫人按規矩對他說我欽佩他的某部作品時，他對這番為他而發的、而非為其他客人而發的贊詞處之泰然，似乎毫不認為這是誤會。他為這些賓客而身著禮服，禮服下是那個貪饞地等待進餐的身體，他的注意力集中於某些更為重要的現實，因此當我們提到他的作品時，他微微一笑，彷彿它們不過是他舊日生活的片斷，彷彿我們提到的不過是他當年在化裝舞會上扮作吉斯公爵這件區區小事。在這個微笑中，他的作品的價值在我眼前一落千丈（並且波及美、宇宙、生命的全部價值），而成為蓄山羊鬍子的男人的拙劣消遣而已。我想他曾辛勤筆耕，其實，如果他生活在盛產珠母的小島，那麼，他不會筆耕，而會經營珍珠買賣。他的創作不再像以前一樣是命中注定的。於是我懷疑獨特性是否真能證明偉大作家是其特有王國中的神，抑或這一切純屬虛構，實際上作品之間的差異來自勞動，而非來自不同個性之間的根本性本質區別。
此時我們入席就坐。我的盤子旁邊放著一株用銀紙裹著莖部的石竹花。它不像剛才在候見廳拿到的那個信封（而且我早已忘在腦後）使我如此困惑。這個禮儀雖說對我很新穎，但似乎不難理解，因為我看見所有的客人從餐具旁拿起同樣的石竹花，插進禮服的扣眼中。我也如法炮製，神情自然，彷彿一位無神論者來到教堂，他不知彌撒是怎麼回事，但是眾人站起來他便跟著站起來，眾人下跪他也跟著下跪。另一個陌生的，但轉瞬即逝的禮儀令我很不愉快。在我的餐盤的另一邊，有一個更小的盤子，裡面裝著黑糊糊的東西（我當時不知這是魚子醬），我不知道應該拿它怎麼辦，但我決心不碰它。
貝戈特坐得離我不遠，他的話語我聽得十分清楚，我忽然理解德·諾布瓦先生為什麼對他有那個印象。他的確有一個古怪的器官。最能改變聲音的物質品質的，莫過於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了。思想影響二合元音的強度、唇音的力度以及聲調。他的說話方式似乎和寫作方式完全不同，就連他說的內容與寫的內容也完全不同。他的聲音來自一個面具，但它卻不能使我們立刻認出面具後面那張我們在他的文筆中所親眼見到的面孔。很久以後，我才發現他談話中的某些片斷（他所習慣的講話方式只有在德·諾布瓦先生眼中才顯得矯揉造作、令人不快）與他作品的某些部分完全對應，而作品中的形式變得如此富有詩意、富有音樂性。他認為自己的話語具有一種與詞意無關的造型美。
既然人的語言與心靈相通但又不像文體一樣表達心靈，貝戈特的話語似乎是顛三倒四的，他拖長某些字，而且，如果他追求的是單獨一個形象，他便將字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單調得令人厭倦的連讀音。因此，一種自命不凡的、誇張而單調的講話方式正是他談吐的美學品質的標誌，正是他在作品中創造一系列和諧形象的能力在話語中的體現形式。我之所以煞費力氣才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當時說的話，正由於它來自貝戈特本人，所以看上去不像是貝戈特的話。這些豐富而精確的思想，是許多專欄作家自詡的「貝戈特風格」中所缺乏的。這種不相似可能根源於事實的另一個側面—在談話中只能隱約看見它，好比隔著墨鏡看畫，即當你讀一頁貝戈特的作品時，你感到那是任何平庸的模仿者在任何時候都寫不出來的，雖然他們在報紙書刊中用「貝戈特式」的形象和思想來大大美化自己的文字。
文體上的這種區別在於「貝戈特風格」首先是挖掘，這位偉大作家運用天才，將隱藏在每件事物之中的寶貴而真實的因素挖掘出來，挖掘—而非「貝戈特風格」—才是這位溫柔歌手的創作目的。事實，既然他是貝戈特，那麼，不論他願意與否，他都在實踐這種風格。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作品中每一點新的美正是他從事物中所挖掘出來的每一點貝戈特。然而，如果說每一點美都與其他的美相關且易於識別的話，它仍然是具有特殊性，對它的挖掘也具有特殊性。美既然是新的，便有別於人們所謂的「貝戈特風格」，這種風格其實不過是貝戈特已經發現並撰寫的各個貝戈特的泛泛綜合罷了，它絕不可能幫助平庸者去預料在別處會發現什麼。對一切偉大作家來說都是這樣，他們的文字的美，如同尚未結識的女人的美一樣，是無法預料的。這種美的創造，它附在他們所想到的—想到的不是自己—但尚未表達的某件外界事物之上。當今的回憶錄作家，如果想模仿聖西門１1而又不願太露痕跡，可以像維拉爾畫像中頭一段那樣寫：
「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棕髮男子……面貌生動、開朗、富有表情。」但是誰能擔保他找到第二段開頭的那句話「而且確實有點瘋狂」呢？真正的多樣性寓於豐富的、真實的、意想不到的因素之中，寓於那些已經綴滿春天花朵的籬笆上出人意料地探出身來的藍色的花枝之中，而對多樣性（可以推廣至其他所有的文體特點）的純粹的形式模仿不過是空虛和呆板—與多樣化最不相容的特點—罷了。只有那些對大師作品的多樣性毫不理解的人，才會對模仿者產生多樣性的幻覺或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