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合併菲律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時，我在倫敦碰到他和亨利懷特（那時的使館秘書，日後的駐法大使），當時我正要前往紐約。我非常高興地發現我們３個人的觀點是如此的相似，我們都認為這嚴重地違背了美國的傳統政策。美國一向主張避免對遙遠的與我們本土不接壤地區的佔領，只要把我們的國家勢力留在北美洲大陸上就可以了，尤其要防止陷入軍國主義的漩渦。海、懷特和我３人在海的倫敦辦公室裡就此達成了共識。在此之前，他曾經給我寫過以下的一封短信：
倫敦，1898年８月日我親愛的卡內基：
感謝你在斯基伯的囑咐和你的來信。當我上周讀這封信的時候，我覺得聽到這麼多善意的祝福和讚賞的話語是既嚴肅而又很吸引人的事情。對那些讚賞我還不敢當，我覺得信中像是在談論另外一個人。雖然我很期待這份工作，但我希望自己在最後離開政府的時候還能保持著一點親切與善良。
我對你在《美國北方》上發表的那篇文章非常感興趣。在我的立場上，我不被允許表達對你觀點的同意。我想不明白的唯一問題是現在我們要從菲律賓撤軍有多大的可能性。如果這個重大問題不是讓我去解決，我將會無盡感激。
剛開始他在保護美國公平的和平條款方面取得了成功。鑒於英國作為我們種族的一部分，他極其重視美英之間的關係，在這點上，總統是十分支持他的，也是對英國在古巴戰爭中抵抗住了其他歐洲國家支持西班牙的傾向而深表感激。
關於巴拿馬運河的《海—龐斯福特條約》看起來引起了我們很多人的不滿。埃爾金議員告訴我，就在他要就此問題發表講話的那天，看到了我在《紐約論壇報》上發表的反對文章，文章的觀點對他很有幫助。在那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我就去了華盛頓。早上，我和漢納議員一起前往白宮，發現總統正發愁於參議院提交的關於條約的修正案。我給總統說英國對參議院的要求無疑會持默許態度。我們給這項工作提供了資金，而它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它給不出任何理由來拒絕我們的要求。
漢納議員問我有沒見過「約翰」—他和麥金利總統總是這樣稱呼海先生。我說還沒有。然後他就讓我去見見「約翰」，讓他高興一下，因為他最近正因條約的修正案而悶悶不樂。我找到了海先生，並提醒他說，《克萊頓—布爾沃條約》也曾經被參議院修改過，而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件事，也沒有人關心這件事。雖然《海—龐斯福特條約》會按照修正案來實行，但沒有人會在意它是不是原來的樣子。他對此表示懷疑，並且認為英國會因退讓而感到不舒服。這次見面不久後，我和他一起吃飯，他說我是真正的預言家，因為一切都很順利。
海先生不是很喜歡參議院，因此，他瞧不起那些繁文縟節。在1905年關於仲裁條約的提議上，只是假設要改變一個用詞—以「協議」來取代「條約」，也使他產生過度激動的表現。我認為這次事件導致了他健康狀況的大轉變，因為自從那次後，我的好朋友的健康狀況就一落千丈。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他家的一次午餐中，那時被參議院修改的仲裁條約正等待著羅斯福總統的批准。這個仲裁是由前國務卿福斯特牽頭的，力勸總統接受這個修改了的條約。我們認為他對此持贊同態度，但是，從我和海先生後來的談話中，我可以看出總統如果批准了這個條約，那麼對他將會是很大的刺激。如果羅斯福駁回此條約，我不會感到意外，因為他是為了給他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好朋友海先生一些安慰。對我而言也是，我不能去做讓那個高貴的靈魂苦惱的事情—這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幾乎是在這點上，海是非常頑固的，決不可能向參議院投降。離開他家後，我對妻子說，我懷疑我們再也見不到我們的朋友了。不幸被我言中了。
美西戰爭源於對古巴戰爭報道引起的恐慌。麥金利總統曾經極力設法避免戰爭的爆發。當西班牙大臣離開華盛頓，法國大使成為了西班牙的說客，和平談判得以繼續。西班牙提出讓古巴自治,總統回答他說，他不知道「自治」的確切含義是什麼，他只是希望古巴能享有像加拿大擁有的權利。法國大臣給總統看了一封電報，上面說西班牙也同意他的觀點，他覺得事情已經解決了。看起來是解決了。
在紐約時，參議院議長裡德星期天早上來看我。那年，我剛從歐洲回來不久，他給我打電話說參議院出現了之前從沒有過的失控狀態，他曾經有瞬間想過要離開位置，走到議院的地上說服大家冷靜下來，但這根本行不通，因為總統已經接受西班牙提交的讓古巴自治的保證書。唉！已經晚了，晚了！
「西班牙究竟是在幹什麼？」國會強硬地質問道。國會中，眾多的共和黨議員和民主黨議員都一致要求要採用戰爭手段來解決問題。憤怒之情旋風般地充斥了整個白宮，而且無疑還被加劇了，因為在哈瓦那海港的「緬因號」戰艦不幸被炸，而有些人認為是西班牙人幹的。這個猜想使得西班牙在名義上和事實上都失去了信譽。
宣戰了—參議院被普羅克特對他在古巴營地中所看到情景的描述震驚了。整個國家都對「西班牙究竟在幹什麼」反應強烈。麥金利總統的和平政策被擱置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順應民意。
然後，政府宣佈了這場戰爭不是為了擴張領土，而是承諾給予古巴獨立—一個得到切實遵守的承諾。我們應該不會忘記這一點，因為這是這場戰爭中令人欣慰的因素。
對菲律賓的佔領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污點。他們不僅僅是擴張領土，而且還是勉強地從西班牙手中奪來，還付給了他們2000萬美元才獲得了宗主權。菲律賓人已經成為與我們並肩作戰對抗西班牙的同盟軍。內閣在總統的帶領下，同意我們只能用菲律賓的一個裝煤站而不能向菲律賓再要求什麼了，這也是從巴黎和平委員會一開始就得到的指示。麥金利總統當時到西部遊歷了一圈，他在那兒發表了演講，當說到德威取得了勝利時，受到了大家的喝彩和歡呼。回來之後，他深深地感覺到撤兵是不合民意的，所以他開始改變了以前的政策。他內閣的一個成員和我說內閣的所有成員都反對他的改變。一個議員告訴我，戴法官作為和平委員會的委員，曾經從巴黎給他發來一封抗議書，如果將其公開發表，就能與華盛頓的「告別演說」相提並論了。
我去了華盛頓，並和總統會面了。但是他很固執。他認為，撤兵會引發國內革命。最後，他去勸說他的部長們，說他不得不屈服於民意的壓力，並堅持這只是暫時性的佔有，會找到一個撤軍的辦法的。聽了他的話之後，內閣作出讓步。
以布萊恩先生的能力，他曾一度可以阻止與西班牙和平條約中「付給西班牙2000萬美元」的條款得到通過。我也去了華盛頓以期能對此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因而待在那兒直到投票開始。我聽說布萊恩在華盛頓時，曾經建議他的朋友們讓這個條約得以通過，因為這是個很好的黨派策略。這個條約會降低共和黨在民眾中的聲望，而任何執行「付給西班牙2000萬美元」條款的政黨都會被擊敗。於是，很多支持布萊恩的人們都紛紛投票反對侵佔菲律賓。
在紐約時，布萊恩打電話說要來找我商量「購買」菲律賓的問題，因為我明顯地就此提出反對意見。現在我在奧馬哈，所以我給他發了封電報給他解釋現在的形勢，並希望他能夠讓他的朋友們作出他們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他的回答依舊是那樣—寧可讓共和黨通過這一條約，然後在民眾面前難以下台。我覺得不值得再和他討論這個問題，因為他只能考慮到狹隘的黨派政治問題。這是多麼令人惋惜啊！當時贊成票與反對票是同票數，主席所投的一票是決定性的，而當時布萊恩的一句話就能將這個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在此後的很多年，我都無法熱忱地對待他。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為了黨派利益而甘願犧牲他的國家和個人信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