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總統曾經是一個軍人，作為總統他有點兒好鬥的傾向，他的態度讓他的一些朋友有些擔心。他反對就白令海問題作出公斷，主張應該採取強制手段來解決；索爾茲伯裡勳爵在加拿大的講話中不得不批判布萊恩就解決這個問題所達成的協議；他還支持主張用武力對抗南方的法案。幸好，在他身邊的人總能提出沉著冷靜的勸諫，成功地勸阻了他。
當與智利之間產生爭端時，曾經有一段時間看起來沒有辦法阻止總統採取行動了，而這會導致一場戰爭的爆發。他的人格受到了極大的挑釁，因為智利當局針對他的行為發表了非常輕率的言論。我到華盛頓去看看我能否做些和解工作，因為，作為泛美大會的成員之一，我認識南美許多國家的代表們，並且跟他們有不錯的交情。
總統挽著我的胳膊，時值黃昏，我們倆在華盛頓的街頭漫步，大概有一個多小時。期間，我們的談話進展得很順利。我給他說他曾經任命我為泛美大會的代表，他曾經讓南美國家的代表們確信在他們分開之時所舉行的閱兵大典是一種表達敬意的方式，不是要向他們炫耀我們的軍隊，而是要確切地告訴他們，我們什麼都沒有，也不需要什麼，我們是這個泛美大家庭中的老大哥，如果引起什麼爭論，都會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問題的。因此，我對他現在採取一種截然不同的解決方式感到很驚訝和難過，只是因為一點小小的爭端，就對小小的智利威脅要將其訴諸於武力。
「你是個紐約人，只考慮生意和錢。這是紐約人的思維方式，他們從不在乎共和國的尊嚴和榮譽。」他說。
「總統先生，我是在戰爭中獲益最多的美國人之一；我擁有一個最大的鋼鐵製造廠，光這個就能讓錢嘩嘩地流進我的腰包裡。」
「哦，你的情況的確如此，我剛忘了。」
「總統先生，如果我要打架，我會挑一個和我相當的對手。」
「難道你會因為這個國家實力的大小來決定是否允許它對你的侮辱和敗壞你的名譽嗎？」
「總統先生，沒有一個人能敗壞我的名譽，除了我自己。名譽的損害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看見我們的水手在沙灘上被攻擊，其中有兩個人死了，而你對此會無動於衷？」他問。
「總統先生，我認為美國的名譽不會因為在酒醉的水手中發生的糾紛而受到損害。況且，這些人也不全是美國的水手，他們中有些是外國人，從他們的名字可以看出來。我覺得受到責問的應該是他們的船長，他在當地發生騷亂時還允許他的船員們上岸。」
我們一直討論，直到走到了白宮的大門前。那時天已經黑了，總統先生告訴我他晚上有約，並邀請我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共進晚餐，他說，只是家庭式的聚餐，到時候我們可以繼續談。
「我深感榮幸。」我說。然後我們就分手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訪布萊恩先生，他是當時的國務卿。他從椅子上站起來，伸出雙手迎接我：
「哦，昨晚為什麼沒和我們一起吃飯？我的夫人從總統那聽說你來了後，她說：『真是的，卡內基先生來了，我這兒居然還有一個位置空著。』」
「好了，布萊恩先生，我覺得昨晚沒有來見你是種幸運。」我回答，然後我告訴他了我昨天碰到總統先生的事。
「是啊，」他說，「這真的是種幸運。要不然總統該認為你和我串通一氣了。」
沒一會兒，西弗吉尼亞的埃爾金議員也來了，他是布萊恩先生的至交，也是總統先生的好朋友。他說總統先生和他說，他和我就智利事件討論了一晚上，他說我熱切地關注著這個問題。
這個事件終於得到了解決，這都多虧於有布萊恩特色的和平政策。據我所知，他不止一次使美國免於外交糾紛。「好戰的美國人」這個名聲的確不適用於形容布萊恩先生，美國的人們也不會接受這個稱號的。
在那天晚上的晚餐中，我和總統友好地交談了很長時間，但是他看起來顯得有些精神不濟。我冒昧地給他說他需要休息，無論如何他應該去度個假。他說他很想坐上緝私船離開幾天，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布拉德利剛去世，他要找到一個優秀的接班人。我說我有一個合適的人選，但我不能推薦，因為我們曾經一起釣過魚，他和我是非常親密的朋友，我們無法無私地、客觀地評價對方，但是你去調查一下—希拉斯先生，在匹茲堡。總統先生照做了，並任命他為大法官。在任何地方，希拉斯先生都能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如果希拉斯先生不是總統先生想要的人，那麼不管是我還是其他任何人的推薦，總統先生也不會考慮重用他的。
布萊恩的確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有遠大的眼光和準確的判斷以及和平的支持者。在白令海問題上及與智利的戰爭糾紛上，都顯示出他的冷靜、明智和對和平的追求。他尤其努力促進我們英語國家之間關係的加強。他對法國在我們國家獨立戰爭期間所給予的幫助表示無限感激，但是他並沒有因此失去警惕。
在倫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萊恩先生展開了一場短兵相接的較量，是對《克萊頓—布爾沃條約》的討論。一個重要的政治家說在他們印象中的布萊恩先生總是對他的祖國懷有敵意。據我對他的瞭解，布萊恩斷然否認。他以有關《克萊頓—布爾沃條約》的信件為例子來回應這個說法。他回答：
「當我成為國務卿後不得不處理有關於這個條約的事務，我驚訝地發現你們的外交大臣總是通知我們，你們國王陛下所『期望』的，而與此同時我們的國務卿則要告訴你們，我們的總統所『斗膽地希望』的。因而，當我收到急件通知我們你們的國王陛下期望什麼的時候，我就回信告訴你們，我們的總統『期望』什麼。」
「好了，你承認你改變了公文的性質？」這像利箭一樣射向了他。
他像閃電一樣迅速作出回應：「只能算是條件改變了。美國早就已經過了因為權力要把『期望』說成『斗膽希望』的時代。我只不過是配合你們的例子而已。如果你們的國王陛下也用『斗膽希望』一詞，那麼我們的總統也將永遠能這樣做。恐怕只要你們用『期望』一詞，美國將只能用『期望』來回敬了。」
一天晚上，布萊恩先生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及蘇格蘭鋼鐵公司的總裁查爾斯田納特爵士一起共進晚餐。晚餐期間，張伯倫先生說他的朋友卡內基是個好人，大家看到他成功都覺得很欣喜，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美國政府每年要給他100多萬英鎊的補貼，就只是因為製造鋼軌。
「好了，」布萊恩先生，「我們可不是這樣想的。我對鐵路非常感興趣，我們以前只能以90美元每噸的價錢向你們購買鋼軌—所要花的錢一點都不少。現在，在我從家裡出發之前，我們的人和我們的朋友卡內基簽訂了一份大合同，每噸鋼軌只需30美元。我印象中，如果卡內基和其他人沒有冒著風險把他們的資產投資於發展大西洋彼岸的鋼鐵製造業，我們今天還要90美元每噸的高價向你們購買鋼軌。」
布萊恩是少有的健談者，他的講話有這樣一些優點：我從來沒聽說他講故事或者演講時用了任何一個不合適的詞，甚至是那些吹毛求疵的傢伙們也沒聽出來。他的反應像捕獸夾一樣迅速，他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夥伴。我發現他是真正的保守派人士，而且在所有的國際問題上都堅定地主張和平。
約翰海是我們在英國和蘇格蘭的常客。1898年，他在要來斯基伯的前夜，被麥金利總統緊急召回美國，接著他就被任命為國務卿。對那屆政府的記錄幾乎沒有提及這個任命過程。他用他的真誠和絕對的自信鼓舞著人們，並且他有著高遠的志向。他厭惡戰爭，認為戰爭是「人類最殘忍和最愚蠢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