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在上議院製造了一些轟動時，我曾經嘗試著向他灌輸一點兒我自己的民主思想：
「勇敢地支持國會，扔掉你世襲的頭銜，聲明你蔑視特權，因為它不是每個公民都享有的權利。這樣才能使你自己成為人們真正的領袖，而作為貴族階層，這永遠是不可能的。你年輕、聰明、有魅力，又是演講天才。你如果投身於這個事業，你肯定能當上首相。」
令我吃驚的是，雖然看起來他對我的話很感興趣，他卻非常平靜地說：
「但下議院的人不可能承認我和他們是一塊的。」
「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我是你，即使落選了，我將繼續參加下一個議席的競選，迫使下議院表態。我堅信一個能與他世襲的特權斷絕關係的人是一個高尚的公民，完全有資格去參加任何一個職位的競選，並且肯定能取得勝利。克倫威爾就是這樣成功的。民主傾向於打破先例或者製造先例的人。」
當世界第一公民去世之後，擺在面前的問題是，誰來接替格萊斯頓？又有誰能接替格萊斯頓？內閣中的年輕成員們一致同意讓莫利作出決斷。莫利先生（雖然是個勳爵，擔仍然保持著平民作家的作風）很早就成為了我們的英國朋友，當時他是《雙周評論》的主編，我第一次給英國期刊投稿就是在這本雜誌上發表的。到了晚年，我們之間的友誼更加深厚了，彼此承認對方是自己親密無間的朋友。我們經常星期天下午互相通短信（有時是長信），因為這種精神感動著我們。我們不是同一類人，甚至還相差很大，我們能走在一起正是因為這些反差讓彼此取長補短。我比較樂觀，認為所有的醜小鴨都能變成天鵝；而他比較悲觀，在真正危險面前顯得非常冷靜謹慎，甚至有時候有些杞人憂天。在我看來，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個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的快樂，我對命運充滿感激；莫利很少對任何事表現出狂熱，他總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作出判斷，他的眼睛總能看到台上的斑點。
我給他講過一個故事：
有一個悲觀主義者，從來沒有什麼能讓他高興的事；還有一個樂觀主義者，從來沒有遇到讓他不高興的事。在他們獲得進入天堂的機會時，天使給予他們祝賀。悲觀主義者回應道：
「是的，天堂是個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覺得這個光環和我的頭不是很相配。」樂觀主義者用一個故事來反駁他。有一個人被拖下地獄，魔
鬼把他放在河邊，他想喝一口—水溫非常高。一個老朋友向他搭話：「啊，吉姆，這是怎麼了？沒救了，你真是無可救藥了。」吉姆答道：「安靜點兒，可能還有更糟糕的呢。」「還能怎樣啊，你都被拉到無底深淵了！」「噓，安靜，」他指指他的魔鬼殿下，「他可能會想起讓我
背他的。」
我邀請莫利到美國來拜訪我們，在1904年，他終於來了，這次他遊遍了大半個美國。我們盡可能地讓他認識一些像他自己一樣傑出的人士。有一天，伊利弗魯特議員應邀請到我家做客，莫利和他談了很長時間。議員離開後，莫利和我說他非常喜歡這個同伴，是目前他所遇見的最合他意的美國政治家。的確如此，伊利弗魯特對公共事務擁有準確的判斷力和廣泛的知識面，但他卻一點兒都不高傲。
莫利離開我們去白宮拜訪羅斯福總統，與那個非凡的人度過了富有收穫的幾天。後來，莫利評論說：
「我在美國見到了兩大奇跡，羅斯福和尼亞加拉瀑布。」
這是聰明和真實的生活—偉大的一對奇跡，他們不知疲倦地去完成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莫利是擁有阿克頓圖書館的最好人選，我給他這份禮物的原因是，當格萊斯頓先生告訴我阿克頓勳爵的情況時，在他的建議下，我同意買下阿克頓圖書館，並且允許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仍然歸他使用。不幸的是，僅僅幾年之後，他就去世了，而圖書館就歸我所有了。我堅信莫利能夠最好地發揮這個圖書館的作用並且最終會把它留給合適的機構。我剛開始和他說我擁有一個圖書館，他打斷了我，說：
「好了，我必須告訴你在你買了它的那天我就知道這件事了—格萊斯頓先生告訴我的。我對它能夠安穩地陪著阿克頓勳爵度過一生感到非常高興。」
這就是我和他的親密關係，根本用不著和對方說明情況，但我驚奇的是莫利居然不感到驚訝。這個事件證明了格萊斯頓和莫利的親密無間—唯一一個他無法控制地要與之共享世俗快樂之事的人。然而在神學的問題上，他們兩個人的觀點差別很大。
對於莫利來說，斯基伯是最好的休養勝地之一，因為他的妻子陪著他每個夏天都要來我們這兒好幾次，都成為我們家庭的一員了。他像我一樣很喜歡駕遊艇，這對我們倆來說是最好的良藥。
莫利是—也必定永遠都是—「誠實的約翰」。他不搪塞別人，不說廢話，在所有問題上和所有的緊急事件中都堅定得像塊岩石；然而善於到處觀察—縱向的和橫向的，帶著寬闊的胸懷從不同角度觀察。他不經常顯出和藹親切，偶爾在適當場合中展示他的在場和權威；在那之後，就保持沉默了。
張伯倫和莫利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都是先進的激進派人士。我在英國時經常與他們見面和商討問題。當地方自治問題被提起時，引起了英國廣泛的興趣，風頭蓋過美國的聯邦制。我不贊成《地方自治第一法案》，我反對將愛爾蘭成員從國會中排除，作為一個獨立體存在。我總是指出美國有很多立法機構，但是只有一個國會。英國應該向美國學習—一個議會和地方性的立法機構（不是很多個議會）。愛爾蘭地方性立法機構的法案應該經過國會下議院３個月連續的圓桌會議的討論，考慮到議會中反對方的意見，但這會使得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它不被通過）。
「階級只是幾尼１1的標記。」
這個感覺當時已經普遍地流行於英國所有的殖民地。這個親愛的老祖國就像母雞在岸邊向令它非常操心的、像鴨子一般游泳的孩子們尖聲警告著，但她不久以後也會學會游泳的。
1905年的秋天，我和夫人出席了授予約翰羅斯博士丹佛姆林榮譽市民稱號的儀式。羅斯博士是丹佛姆林信託基金會的主席，是熱情的公益活動家。麥克白市長在他的講話中說，這個榮譽是非常難得的，目前在世的只有三個人獲得這個稱號，一個是國會的成員、時任英國首相的H.坎貝爾巴內曼，另外一個是前印度總理、時任殖民部部長的丹佛姆林的埃爾金伯爵，還有就是我。這看起來像是我所在的官位永遠都沒法贏得的榮譽。
一旦成為了某地的榮譽公民，類似的榮譽就會接踵而至。1906年，我在倫敦連續６天收到６個地方的榮譽稱號，並且接下來的另一星期又收到了2個。我不得不每天趕早班車去參加授予
１ 幾尼：一種英國貨幣。
儀式，到晚上才回來。也許有人認為這些儀式肯定會單調無味，其實不然，每個地方都有不一樣的情況。我見到了很多很出色的人，他們當中有市長、市政要員和軍隊長官。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問題，有成功之處，也有失敗不足。很多人都渴望通過不斷地改進自身的不足來吸引人們更多的支持。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小小的世界。市議會就是內閣的一個縮影，而市長就是首相。人們關心地方內的政治事務，對地方外的態度顯得很冷淡。城市之間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如何處理與鄰近地區的關係，水資源、天然氣或者電力的輸入，有關於支持或反對聯盟還是分離的協商會的舉行。
地方政府是最能夠體現新舊世界之間的差異的。最優秀的人聚集在英國的市鎮議會中，他們為官清廉，富有愛國心，為自己的家鄉感到驕傲並全心全意地為家鄉作貢獻。在美國的發展進程中，也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但是我們目前還遠遠落後於英國。然而，人們趨向於在這些地方定居下來，這個國家充滿著濃厚的移民氣息。我們應該努力地培養那些離開自己的出生地來到這裡發展的人們的愛國心。只是一代人的時間，蘇格蘭市鎮的軍隊長官們就成為當地的大地主和上流階級。那個「大不列顛人深深地愛著地主」仍然是真理，但他們的愛很快就會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