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4月，我和我的妻子到格萊斯頓家做客，他給我的《美國的四駕馬車在大不列顛》一書以較高的評價。他建議我抽出上午，和他一起參觀他的新圖書館，我們兩人可以聊聊天，而他也可以整理一下他的書（他從來不允許別人碰他的書）。我在書架之間徜徉，發現了一本很獨特的書，於是我向在我遠處站在梯子上整理書卷的朋友喊道：
「格萊斯頓先生，我發現這有一本《丹佛姆林的名人》，是我父親的朋友寫的。我小時候還認識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啊。」他說，「再往左三或四本書那兒你會找到另外一本丹佛姆林的人寫的書。」
我按他說的做了，看見了那本書—《美國的四駕馬車在大不列顛》。在我找到這本書之前，就聽到了來自梯子上方傳來的熱情洋溢的聲音：
「麥加對伊斯蘭教徒有意義，貝拿勒斯對印度教徒有意義，耶路撒冷對基督教徒有意義，所有這些就是丹佛姆林對我的意義。」
聽到那些聲音的片刻，我意識到這些是我當年在南邊從遠處第一眼瞧見丹佛姆林時所產生的感覺。
「你到底怎麼弄到這本書的？」我問，「我寫完這本書時還沒有認識你的榮幸呢，也就更不可能給你寄過這本書了。」
「對啊！」他回答，「那時我們還沒有相識，但是有人—好像是羅斯伯裡—和我提過這本書，我就派人去取來這本書，而且讀得非常高興。那裡邊對丹佛姆林的讚美深深打動了我，以至於我一直對它念念不忘，至今都無法忘懷。」
這件事發生在我寫完這本書的8年之後，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格萊斯頓先生美妙的回憶。作為一名虛榮的作者，也許我應該請求得到寬恕，我必須承認我非常感激他對我這本書給出的極高的評價。
我的第３本文學作品《民主的勝利》的寫作源於意識到見多識廣的外國人極少瞭解美國，甚至英國人也是這樣，而即使是瞭解到的那一部分也是受到歪曲的。那麼優秀傑出的英國人居然沒聽說過美國的共和制，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我永遠不會忘記1882年與格萊斯頓先生的第一次談話。我說到現在大部分講英語的國家都已經是共和制主義者了，君主制主義者只是少部分，明顯地處於劣勢。他說：
「為什麼，怎麼可能？」
「好了，格萊斯頓先生，」我說，「在美國，講英語的人們比大不列顛和它所有的殖民的人口都多，甚至它的講英語的殖民地再多一倍也沒用。」
「啊！是嗎？你們的人口總數是多少？」
「6600萬。而你們的還不到一半。」
「哦！是的，真讓人吃驚。」
關於國家的財力問題，同樣讓他感到非常震驚，根據1880年的人口普查證實了這個有百年歷史的共和國可以買下大英帝國和愛爾蘭及其所有他們所擁有的資產和投資項目，並且還清英國的債務之後還綽綽有餘。但這其中最令他吃驚的還是我提出的關於自由貿易的問題。我指出美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家（後來的某天，我記得霍爾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把英國稱為世界第一的工業國家，他感謝我給他糾正了錯誤）。我引用了一組數據：1880年，英國工業的產值是8.16億英鎊，美國的工業產值是11.26億英鎊。他只說了一個詞：
「難以置信！」
接著，我還說了其他一些令他驚異的事實，他問道：
「為什麼一些寫有關這方面主題的作者沒有把這些事實用簡單明瞭的形式告訴世界？」
事實上，那時我正在忙於給《民主的勝利》搜集材料，我告訴他，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
《環遊世界》和《美國的四駕馬車在大不列顛》沒讓我費多少勁，但是《民主的勝利》這本書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本書的準備工作開始於1882年，它需要紮實和艱苦的工作，因為要檢驗和整理數據。但是當我慢慢深入這個研究中後，我發現它越來越有意思。好幾個月，我頭腦裡裝滿了各種數據。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逝去，都已經黃昏了，我還覺得是中午。但過度的勞累引發了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重病，因為當時我還兼顧著料理生意。我經過再三考慮後，才確信自己能夠重新開始這項令人著迷的工作。
1887年６月，大赦年的那天晚上，布萊恩先生和我與格萊斯頓一起共進晚餐，這是布萊恩第一次見格萊斯頓。
格萊斯頓和布萊恩在晚餐中的談話主要圍繞英國和美國之間議會的進程的不同而展開。整個晚上，格萊斯頓都在反覆地詢問布萊恩先生作為演說者的期間眾議院的程序模式。我注意到了「先決問題」—不受限制地討論。這個給格萊斯頓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間，我們還不時地拓寬談話的範圍。
有一次，我告訴格萊斯頓先生，布萊恩先生曾向我提過的他的驚愕和憐憫。在一次遊園會上，布萊恩看到年邁的格萊斯頓冒著嚴寒，手拿著帽子，向那些虛有頭銜的碌碌之輩致敬。由此，我們談到了政教合一的問題，我還是堅持認為英國消除政教合一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沒有其他任何種族還堅持這個了。在其他講英語的國家中，宗教是被鼓勵發展的，但不是讓他們享受特別優待。格萊斯頓問：
「你說我們的體制能存在多長時間？」
我的回答是這沒有一個固定的日期，在政教分離的問題上，他應該比我更有經驗。他微笑著點了點頭，他問：
「你能預測一下英國的未來麼？」
我提到了希臘在古代國家中地位，並說也許喬叟、莎士比亞、斯賓塞、彌爾頓、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倫威爾、華萊士、休姆、達爾文和其他的名人出現在英國也並非偶然。天才從來都不靠物質資源決定。許多年以後，英國可能不再是一個工業國家，並不是它衰落了，而是通過在其他領域的發展，我認為，它會變成一個現代的希臘，在其他國家中扮演「精神領袖」的角色。
他揣摩著我的話，反覆地念叨著：
「精神領袖，精神領袖，我喜歡，我喜歡！」
我以前從來沒有感覺到那麼喜歡和一個人聊天。我在哈瓦頓時又去拜訪了格萊斯頓。我最後一次見他是1897年的冬天在戛納蘭德爾的家中，當時他已經病得很重，但是他依然那麼有魅力，對我的弟妹露西尤為慇勤。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他給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我們離開時，露西感歎道：「一隻病弱的鷹！一隻病弱的鷹！」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天我所見到的既蒼白又脆弱的格萊斯頓。他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而且是一個真誠的好人，沒有任何的私心雜念。他確實配得上「世界第一公民」的稱號。
羅斯伯裡勳爵為我捐贈的第一座圖書館揭幕，即丹佛姆林的圖書館。最近（1905年）他又為我最新捐贈的一座圖書館揭幕。當他到紐約訪問的時候，我駕車帶他在河邊閒遊，他說這個世界沒有哪個城市還能那麼地吸引他。他有傑出的一面，但也優柔寡斷。他出生於勞動人民之家，在青年時代就進入了下議院，經過努力進入了上議院。他是一個很有名的演說者—非常溫文爾雅又極有風度的演說家。（說這些話的時候他可能已經成為首屈一指的演說家了。在此對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天早上，我應約去拜訪他。在一段寒暄之後，他拿起我進來時就已經放在他桌上的信封遞給我，說：
「我希望你能解雇你的秘書。」
「您的要求太高了，閣下。他是我的得力助手，還是個蘇格蘭人，」我回答，「他怎麼了？」
「這不是你的筆跡，這是他的。你是如何認為一個在拼寫『羅斯伯裡』時寫了兩個『r』的人的？」
我說如果我連這類事情都在意的話，那生活對我來說簡直無法忍受。「我家裡每天收到很多信件，其中肯定有20％—30％的信是把我的名字拼錯的—從卡納傑到加納格。」
但他是嚴謹的，就只是這麼小的一些事也都能給他帶來那麼大的煩擾。幹大事的人應該學會從這些小事情中發現樂趣，或者對其付之一笑，否則就連他們自己也可能變「小」了。此外，一個有人格魅力的人，應該將羞澀、敏感、任性和保守排除在外，
也許在下議院待的那幾年改變了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