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我要記錄下一些我處理過的勞資衝突，這對勞資雙方都能有所啟迪。
有一次，在我們鋼軌製造廠，高爐工人不停地宣稱，如果我們不在週一下午4點之前提高工資，他們將離開工作崗位。當時，這些工人與公司簽訂的合同要到年底才到期，這之間還有好幾個月。我感覺到，如果有人打破了協議，那麼就無須再跟他簽訂第二份協議了，但是，我當晚就從紐約坐火車趕回，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工廠。
我讓主管把三個罷工委員會叫到一起來，因為他們控制著所有的工人—不光是高爐部門，還有軋鋼和錘煉部門。他們來了，並且得到了我的友好接待—這並不是因為禮貌和客氣是一種禮節，而是因為我的確很喜歡與工人們在一起。可以說，我對工人們的瞭解越多，我對他們德行的評價就越高。但是和他們在一起的感覺，就像巴利所描繪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覺：「尊敬的侯爵能將事情做得很好，因為女人就是他的工作指南。」當然，他們也有偏見，也會有令人不快甚至是憤怒的地方，這一點我們也必須重視，因為衝突的主要根源是無知，而非惡意。委員會的成員坐在我的前面，形成一個半圓。當然，他們都脫掉了帽子，和我
一樣。事實上，就像現代的會議一樣。我對軋鋼委員會主席說：「麥克凱先生（他是一位老紳士，戴著眼鏡），我們之間是
否有一個協議，一直簽到年底？」他慢慢地取下眼鏡，拿在手裡，說：「是啊，卡內基先生，你也沒有足夠的錢讓我們毀約。」「這是一個真正的美國工人說的話，」我說，「我為你驕傲。」「約翰遜先生（他是鋼軌錘煉委員會主席），我們之間是不
是也有一個類似的協定呢？」約翰遜是一個瘦小的人，他非常謹慎地說：「卡內基先生，當我要簽署那份協議的時候，我很仔細地閱
讀了它，並且，如果不合適的話，我就不會簽字。合適的話，我
會簽字的，我簽了字，就會守約。」「這又是一個自尊的美國工人說的話。」我說。現在，輪到高爐委員會主席了，他有一個愛爾蘭名字—凱利。
我問了他同樣的問題：「凱利先生，我們是不是和你簽訂了一個持續到年底的合同？」
凱利先生回答說，他不太清楚。他曾經在一張紙上簽過名，但沒有細看，也不懂上面說了些什麼。這時，我們的主管，瓊斯上校—他是一個很優秀的經理，但是有一點衝動—突然叫道：
「好，凱利，你知道我讀了兩遍，你還和我討論了其中的內容。」
「安靜，安靜，上校！凱利先生有權利解釋，我在許多我沒有看過內容的紙上簽過名—那些我們的律師或是合作夥伴交到我手裡的文件。凱利先生說他是在這種情況下簽的合同，這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釋。但是凱利先生，我一直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把這個一時粗心而簽署的協議先履行完畢，而後在下一次簽合同時加倍小心。你能不能再堅持４個月，到協議期滿，等你再簽協議時，再好好地理解一下內容？」
對此，他沒有作出回答，我站起來，然後說：
「高爐委員會的先生們，你們威脅公司說要撕毀協議，並且要離開高爐（這意味著災難），除非能在今天４點之前得到滿意的答覆。現在還不到３點，但是我已經可以答覆你們。你們可以離開高爐，在我們對你們作出讓步以前，高爐周圍肯定會長滿了雜草。作為勞動工人，撕毀協議的那一天是最不光彩的一天。這就是我的答覆。」
委員會的工人們慢慢地走出屋子，留在屋裡的股東們都保持沉默，一個陌生人走了進來—他是來談生意的—說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很多人。
「我進來的時候，一個戴眼鏡的人和一個叫凱利的愛爾蘭人走在一起，他說：『你們應該明白，這個工廠裡不許胡鬧，也許現在已經晚了。』」
事件經過就是這樣的。後來我從一個員工那裡瞭解到高爐車間發生的事情。凱利和他的委員會成員走向他們，當然，工人們正等待著他們，人們都聚攏過來。凱利向他們吼道：
「快去幹活，你們這些混蛋，你們在這裡幹什麼？小個子老闆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都去幹活，你們這些混蛋。」
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都有點古怪，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跟他們交往，其實他們很容易相處。從此以後，凱利成了我可靠的朋友和仰慕者—他本來是那裡最好鬥的一個。我的經驗是，你可以依靠工人中的大多數，提供給他們一個職位，向他們的頭兒承諾與他們站在一起。但是即使有時候，他們對首領的忠誠是錯誤的，我們也完全理解，並對他們充滿了敬意。當一個人內心充滿了忠誠，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他們只需要得到公正公平的對待。
在我們的鋼軌廠，有一次罷工的解決途徑是很有意思的。還是在這裡，我很遺憾地說，由各部門的134名工人秘密宣誓，結成同盟，要求在年底增加工資。第二年的生意不太好，全美的其他鋼鐵廠都普遍在減薪，我們不可能在這個時候，還給工人加薪。於是，工廠停工，罷工開始了。工廠的各個部門都陷入了停頓狀態。工人們在預定日期的前一兩天離開了高爐，我們陷入了極大的麻煩之中。
我趕往匹茲堡，發現高爐封了火，這是違反協議的。我本打算在到達匹茲堡的當天上午與工人們見面，然後我收到他們的一個紙條，說他們已經離開高爐，將在第二天與我見面。這是要給我個下馬威，我的回復是：
「不，告訴他們，我明天就不會在這裡了。每個人都可以停工，把戲還是老一套，總有一天，這些人會想要重新開工，那時候我將告訴他們我現在是怎麼做的：如果他們不接受我們按照產品價格制定出來的工資標準，工廠決不開工。這個標準將要實行3年，他們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們已經好幾次迫使我們讓步，現在輪到我們了。」
「現在，」我對我的股東們說，「今天下午我將返回紐約，不用再多做什麼了。」
罷工者得到我的回復不久，他們請求在當天下午，在我離開之前與我見面。
我回答說：「當然可以。」
他們來了，我說：
「先生們，你們的工會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們作出過保證，說我會來和你們一起解決這個問題，用我一貫的方法。他說得很對，他還告訴你們我不會大動干戈，這也沒錯。但是他和你們說的其他的一些東西則是有問題的。他說我不能和你們鬥，先生們。」我看著班尼特的眼睛，握緊拳頭，舉了起來，「他忘記了我是一個蘇格蘭人，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一些事情，我不會和你們鬥，我有比爭鬥更好的辦法，我不想、也不願與你們鬥。但是我能，我有能力擊敗你們。工廠不會開工，除非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投票要求開工，到那時，就像我在今天上午跟你們說的那樣，我們將實行浮動工資制，我的話說完了。」
他們都退出去了。大約在兩個星期之後，我的一個男僕走進我的書房，拿著一張拜帖，上面是我手下工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老成持重的老工人。僕人說他們從匹茲堡的工廠來，想要見我。
「去問一問，他們之間有沒有違反協議、將高爐封火的人。」僕人回來說沒有，我說：「既然如此，那麼下去告訴他們，我很高興請他們上樓來。」當然，他們受到了我的熱情而誠懇的歡迎，我請他們就座，與他們聊起了紐約，這是他們第一次來這裡。「卡內基先生，我們到這裡來是想和你談工廠的事。」一名
工人終於談到了正題。「哦，那麼，」我回答說，「工人們投票了嗎？」「沒有。」他說。
我說：「你們想讓我再介入處理這個問題，而我說過，除非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投票決定開工，我才會考慮這個問題。」我帶他們出去，一路上與他們天南海北地聊著，絕口不提他們要談的那件事情。他們回匹茲堡去了，對工廠的事再沒說過一個字。但是，工人們很快就投票公決了（只有少數人投票反對開工），我回到了匹茲堡，我把擬定的工資標準讓工人委員會過目，這是一項按產品價格浮動的工資標準，這樣一個標準讓勞資雙方真正成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風險共擔。當然，這個標準還有一個下限，可以保證工人們的生活費用。正如人們看到的這個標準情況，我們也無須在這裡再作回顧。主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