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當時有多麼的驚訝，我得承認，對他們我又是那麼的感激。我感覺到工人們對我的一片真誠和同情，我工廠裡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國大眾的眼裡，這完全相反。因為荷姆斯泰德暴亂，卡內基工廠就是代表著工人正當收入被剝奪的地方。
在斯特勞斯家的宴會上，我起身解釋說，我不能接受這一巨大的榮譽，因為我必須避開夏天的炎熱，而作為主席，則必須在每個季節都時刻準備著應付突發事件。當時我極為困窘，儘管我努力讓所有人理解，這是我所收到過的最讓人欣慰的禮物，因為這是對一顆受傷的心的寬慰。最後，我說，如果能選我進入執行委員會，我將倍感榮幸。為此，我獲得了全票通過。由於荷姆斯泰德暴亂和工人被殺害，普通民眾一直認為我對這一事件、對所有工人都負有責任，至此，我才得以解脫了。
工人們和他們的妻子在匹茲堡的圖書館大廳舉行了盛大的集會來表示對我上任的歡迎。我向他們作了一番發自肺腑的演講。我記得其中的一句話，永遠都不會忘記，就是關於資本、工人和僱主之間的關係。我說這三者就像一張凳子的三條腿，沒有誰先誰後，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後，所有人都跟我熱情地握手，我們的心再次連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裡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來，儘管那已經離這場景有十萬八千里，但畢竟我有過一段極為糟糕的經歷。
在荷姆斯泰德糾紛之後，我的朋友—羅特格斯學院的約翰C.范戴克教授告訴了我接下來的一件事情：
1900年春，我從加利福尼亞的一個海灣出發，要去佛得角的一個朋友的牧場，期望在索諾拉雷普山上打一個禮拜的獵。這個牧場遠離文明世界，我本以為在那兒除了少數幾個墨西哥人以外，就只有雅基族印第安人。但出乎我的意料，我發現了一個人講英語，後來知道他是美國人。很快我就知道了是什麼將他帶到這裡來的，因為他感到寂寞，迫切地想與人交流。他的名字叫麥克盧基，直到1892年他一直是個出色的技工，受雇於荷姆斯泰德的卡內基鋼廠。他就是俗語所說的「高手」，薪水很高，結了婚，並且在那個時候有一個家和可觀的財富。除此之外，他在當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因此被選為荷姆斯泰德的鎮長。
當1892年罷工爆發時，麥克盧基很自然地站到了罷工這一邊。作為鎮長，他下令逮捕那些前來保護工廠、維持秩序的私家偵探們。他認為，他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解釋說，這些偵探是一支侵入了他行政能力範圍內的武裝力量，他有權逮捕他們，並且解除他們的武裝。這個命令引發了流血衝突，衝突變得嚴重了。
當然，罷工的故事所有人都能知道。罷工工人最後遭到了鎮壓，麥克盧基呢，他被認為是個兇手、暴徒、叛徒，還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對他的攻擊。他受了傷，被當局通緝追捕，忍饑挨餓，被迫逃亡，等風頭過去後再說。然後，他發現自己被列入所有鋼鐵廠的黑名單中，在美國再也沒有人敢僱傭他。他的錢花光了，最慘的是，妻子死了，房屋也倒塌了。經歷了這種種變遷，他決定去墨西哥。當我遇上他時，他正準備去那裡的煤礦找活幹，然而對於墨西哥來說，他們需要的是最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像他這樣的技術工人。他什麼也做不了，又沒有錢。很自然地，當他跟我說起他的不幸遭遇時，我為他感到非常遺憾。尤其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決不會無謂地空發牢騷。
我並沒有告訴他我認識卡內基，並且在罷工發生不久，我正和他在蘇格蘭，卡內基也沒有告訴我罷工的另一面。但是，麥克盧基盡量避免責怪卡內基，他好幾次說，如果當時「安迪」在的話，衝突就不會發生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工人們可以和卡內基相處得很好，但是和他的一些合夥人卻合不來。
我在牧場呆了一個禮拜，我在晚上去看過麥克盧基幾次。後來我離開了那裡，直接去了圖森、阿里森納，並且我在那兒給卡內基寫了一封信，跟他談起這件事情。我又加上說，我對麥克盧基感到非常慚愧，可以想像他曾遭到過更加惡劣的對待。卡內基先生很快就給我回了信，在信紙的空白處用鉛筆寫著：「給麥克盧基錢，不管他要多少都給他，但是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馬上給麥克盧基寫信，告訴他我可以給他所需要的錢，但是沒有提數額，只是想讓他知道，這筆錢足以讓他重新自立生活。他拒絕了，說他會靠自己的力量打拼出一條路來，這也正是獨特的美國精神，我不能給他幫助，但是他讓我敬佩。
我現在依然記得這件事情，後來不久，我和一個朋友，索諾拉雷暴鐵路公司的經理J.A.諾格先生，說起了他。麥克盧基很快就在鐵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並且幹得
非常好。一年後—或者也許是同一年的秋天—我在加利福尼亞再次見到了他。他當時正在工廠裡監督維修他的機器設備。他變了不少，看起來很高興，他又娶了一個墨西哥妻子，看起來很滿足。現在他的天空變得晴朗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訴他那筆錢的真相，他可能不會相信這來自於那個曾經被迫與他們作對的人。所以，在我離開之前，我說：
「麥克盧基，現在我要告訴你，我要給你的那筆錢並不是我的，而是安德魯卡內基的，是他想通過我給你一些幫助。」
麥克盧基愣住了，他不知道說什麼好。「這個該死的安迪，不是嗎？」
我希望麥克盧基獲得一張通往天堂的門票，我很清楚地知道麥克盧基是一個不錯的同志。據說，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財產有３萬美元之多。在罷工工人槍襲政府的時候，遭到了逮捕，因為他是鎮長、荷姆斯泰德工會的主席。他不得不遠走高飛，將一切都拋在身後。
將這個故事發表後，因為我曾說過我的墓碑上將刻上麥克盧基的這幾句話，而不是別的東西，以表明我對工人朋友們的友善，
報紙上立刻有人登文章來進行譏諷：
只不過在途中—安迪身邊的桑迪
噢，你可聽說，安迪要將什麼刻上他的墓碑？他的上帝什麼時候以死來宣告對他的判決，不是任何神聖的經文，而是那不合文法的語句—「這個該死的安迪！」
這個蘇格蘭人用墓誌銘來嘲弄著奉承，但這並不能贖罪，只不過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耶，即便他拋開了所有的金銀，他還不過是一個花花太歲，我們要承認，他有這個權力刻上「這個該死的安迪」。
他不再是一個「大D」，後面還有一個破折號，因為安迪不想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安全，這個傢伙不耍花樣，或作一大篇撫慰人心的演說，他只是一個遲鈍的、直率的蘇格蘭人—那就是他「這個該死的安迪」。
所以，當他死去，我們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說的：「我要將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他是這樣說，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我並非那個有錢人，我沒有像他那樣「這個該死的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