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的時候，我學到了鋼鐵工業最為重要的一條經驗，那就是擁有原材料的必要性，以及完成適於其目的的所有條款的重要性。在埃德加湯姆遜公司，因為解決了鋼軌的問題，我們很快就朝下一步進展。由於我們在得到穩定的生鐵供應上遇到了困難，我們不得不建立起高爐，自己生產。三座高爐建起來了，其中的一座是我們在從埃斯卡那巴公司買來的舊高爐的基礎上翻新改造而成的。克魯曼先生聯繫的這筆生意。像通常的情況一樣，這座高爐給我們帶來的成本花費並不比新建一座高爐低，而且還沒有那麼好。購入劣等設備—沒有什麼比這更讓我們窩心的了。
儘管這一次交易在剛剛開始的時候是一個錯誤，但是，後來它卻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利潤。因為我們正好需要一個小高爐來生產鋼鐵，後來又開始用之來生產錳鐵。在全美，我們是第一個開始生產錳鐵的企業，並且在好幾年裡是唯一的一個生產錳鐵的企業。我們曾不得不依賴國外來保證這種必不可少的材料的供應，價格高達每噸80美元。主管高爐的經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建議我們自己用那個小高爐來生產錳鐵，因為礦石並不難找。這個想法值得一試，結果大獲成功。我們的生產可以滿足整個美國的需求，導致此種材料的價格大幅下跌，由每噸80美元降到50美元。
在對弗吉尼亞的礦藏進行檢測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歐洲人一直在悄悄地購買這種礦石回去製造錳鐵，而礦山老闆們還以為他們是為了別的用途買的。我們的菲普斯先生很快著手就購買這個礦進行洽談。由於既缺乏資金又沒有技術，礦主們不能夠對之進行有效的開發，所以同意轉讓。在付出了很高的價錢之後，我們（和以前礦主中的一個—年輕又能幹的戴維斯先生）成為了該礦的所有者。我們還沒來得及作一次徹底的調查，但已知礦石的儲量就已經能補償我們的成本了。所有這一切都是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的，從開始發掘的時候，我們沒有浪費一天時間，這依賴於合夥人合作創造的優越性。有些公司，總裁有什麼決定必須召開董事會進行協商，作出最後決定往往在好幾個禮拜之後，有時甚至在好幾個月之後。等到那時，原本想購買的礦早已經成為別人的財產了。
我們還在繼續發展我們的高爐廠，每新建一個，便是一個很大的提高，前進了一大步，直到我們認為已經達到標準的水平為止。毫無疑問，依然會有些許細微的改進，但是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完美的工廠，我們的生產能力是每月5000噸生鐵。
我們增設了一個高爐部。緊接著邁出的一步對於我們的獨立和成功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我們需要充足的固定數量的焦炭供應。焦炭對於生鐵的冶煉是必不可少的，缺少這種原料的供應，我們就無法向前發展。對這一問題的一次徹底的調查使我們得出結論：弗裡克公司不僅生產最好的煤和焦炭，而且弗裡克先生本人就是一個管理天才。他從一個小小的鐵路公司職員起家並且獲得了成功。在1882年，我們購入了這家公司一半的股份，接下來，我們又從其他的持股人手裡買入股份，最終成了最大的股東。
現在只剩下鐵礦石的供應問題了，如果我們能解決這一問題，到時候，我們在鋼鐵產業的地位只有歐洲的兩三家企業可與之匹敵。我們在賓夕法尼亞的群山中租了一座高爐，並派化學家普魯瑟先生去那兒分析化驗那個地區的礦石，還鼓勵當地人幫他收集礦石標本。可是，化學家要在他的實驗室裡取得當地人的幫助卻困難重重，他們懷疑他與某種邪惡力量之間進行著非法的交流，因為他可以利用他那個長相可疑的儀器說出一塊石頭裡有些什麼成分。最終，我們只好從匹茲堡給他派了一個人過去。
有一天，他給我們送來一份報告，報告上講他分析出有一種礦石幾乎不含磷。這是一種非常適合於貝西默煉鋼法的礦石。這一發現馬上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這一財富的主人是摩西湯普森，他是一個富裕的農場主，在賓夕法尼亞中心縣經營著數千畝美麗的農場。這裡，就是這種礦石的產地。我們立即動身去實地考察，約好在那兒與他見面。我們發現這個鐵礦曾經在五六十年前被開採過—用來煉鐵，但在那時並沒有獲得很好的聲譽。其原因毫無疑問是這兒的產品的純度高於其他的礦石，因為不當的冶煉方法會在冶煉過程中帶來麻煩。對我們來說，它的好處就是在過去不被其他人看好。
我們終於獲權可以在６個月內隨時接收這個鐵礦。因此我們馬上開始了勘查工作，這個環節是每一個購買者都必須認真做的工作。我們沿著翻越山坡的方向劃線，每線中間的間隔為50碼，橫向劃線則間隔100碼。在這兩線相交的地方，我們將一根長桿插入礦藏之中。我相信當時一共插入了80多根這樣的桿子，在這樣的每一個地點我們都將對之進行礦物分析。我們要在付清10萬美元之前，弄清楚它到底值不值這麼多錢。結果當然是令人滿意的。我的勞德表哥—也是我的合夥人，用他的才幹使得我們在採掘和篩選上的成本降到了很低，也因此彌補了我們先前選礦的損失，甚至這樣比起來，還會略有盈餘。這樣，因為有化學家做嚮導，我們捕捉了勝利的機會，至少也扼住了失敗的咽喉。很快就可以看到，我們決定自己開採原材料，在對它的追求上積極邁進。
我們有成功，我們也曾失敗過，但是，商場的逃生門往往很窄小。一天，在匹茲堡，我和菲普斯先生路過國家信託公司在佩恩街的辦公室。我注意到在窗戶上用大金字寫著：是股東，就有責任。就在那天早晨，我在審閱公司報表時，看見在資產表上有幾股「國家信託公司」的股份。我對亨利說：
「如果這是一家我們參股的公司，請在下午你返回公司之前將它賣掉好嗎？」他說不用著急，賣掉它應該等待好的時機。
「不，亨利，幫幫忙，馬上就去。」
他照做了，轉讓了股份。我們確實很幸運，因為此後不久，這家銀行因為巨額赤字而破產。我的侄子，莫裡斯先生，就是這荒廢的股東之一。其他很多人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命運。一時引起了恐慌，假設我們沒有及時賣出那些股份，那麼對國家信託公司的債務，我們每個人都得負有責任。我們的信譽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真是九死一生，區區20股股份（價值2000美元），就差點讓我們的名字也列在了受害的股東名單上。這一教訓切不可忘。商場中有一條鐵律：如果你有結餘，你可以自由地把錢給別人，但是決不能讓你的名字隨隨便便地出現在需要承擔責任的地方。幾千美元的微薄投資，僅僅只是微薄的數量，但是這微小之中卻有致命的無窮的能量。
在不久的將來，鋼會取代鐵的位置，這對我們已經是一個十分明確的事實。甚至在我們的吉斯通公司，鋼取代鐵的位置，開始使用得越來越廣泛。鐵王國的君主將很快被新的鋼國王所廢黜，我們也越來越依靠鋼材了。在1886年，我們準備在埃德加湯姆遜鋼廠附近再新建一個鋼廠，生產各種型號的鋼材。就在這時，我們得到消息，有五六家匹茲堡的工業製造商在荷姆斯泰德修建了幾座鋼廠，現在他們想把這幾座鋼廠出賣給我們。
收購這些鋼廠對我們來說極為有利，我感覺到，要和它們的所有者成功交涉，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先與卡內基兄弟公司合併。我提出了一個公平的條件，他們投資多少錢，我們就給他們多少錢。在此基礎上，協議很快就達成了。然而，我讓他們選擇是要現金還是股份。很幸運的是，除了喬治辛格外，其他人都選擇了現金。辛格先生後來告訴我，對於我們提出來的建議，他的合夥人有多麼滿意，甚至極為激動。本來他們很擔心我會提出什麼苛刻的條件，但是當我提出１美元價值１美元時，他們再也沒什麼說的了。
這一交易使得我們所有的工廠都進行了重組。為了經營荷姆斯泰德的鋼廠，新的卡內基菲普斯公司得以在1886年組建。我們又建成了哈特曼鋼廠，專門生產荷姆斯泰德鋼廠不生產的某些型號的鋼材。這樣，我們形成了各種鋼材的生產能力，從一個小小的線釘到20英吋直徑的橋樑。這樣我們不太可能涉足其他領域了。
在這裡，我將很有興致地提起我們公司在1888—1897這些年中的發展情況。在1888年我們投資了2000萬美元，在1897年我們的投資超過了這個數目的兩倍—4000多萬美元。我們的鋼鐵產量在1888年是每天2000噸，後來產量增長到每天6000多噸。我們的焦炭廠那時擁有5000個煉焦爐，它們後來在數量上增長到3倍之巨，焦炭的生產能力也從每天6000噸增加到18000噸。我們的弗裡克焦炭公司在1897年擁有42000英畝煤田。也許可以這麼說，在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國家，一個鋼鐵製造企業，如果停
止了壯大實力的腳步，那就意味著它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要煉出一噸鋼材，我們就必須開採出一噸半的鐵礦石，而礦石必須先用鐵路運送100英里，然後裝上船從水路走上數百英里，再經過150英里的鐵路運到匹茲堡。另外，還需要開採一噸半的煤，加工成焦炭，然後通過鐵路從50多英里之外的地方運來。還要開採一噸石灰石，從150英里之外運到匹茲堡。我們怎麼能夠以每３磅２美分的價格出售我們的鋼材，還不會虧損？這一點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它似乎是奇跡，但事實的確如此。
美國很快由鋼材最昂貴的國家轉而成為鋼材最為廉價的國家。就連貝爾法斯特的造船所也已經成為了我們的客戶，但這還只是個開始。在現今的情況下，美國生產的鋼材可以與其他地方的一樣便宜—儘管它的勞動力成本要高很多。製造行業的勞動力是最貴的，倘若他們能夠自由、自足，像租賃服務一樣收穫回報，那麼在這裡，美國做到了。
在世界市場上，美國擁有的最大優勢將會是，它擁有最大、最好的國內市場。只有依靠國內市場，才能獲得資金收益，剩餘產品的出口也就會變得更為有利，即使是出口價格比成本還低也無所謂。擁有最好的國內市場的國家—尤其是那些產品已經定型的國家（我們就是如此），在銷售上可以很快超過外國的生產商。我在英國曾有一個詞對這個情況作了概括—盈餘法則。在商業
討論中，它很快就被廣泛使用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