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的欠債，我們還無須為之焦慮，償還並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麻煩，倒是收賬變得越來越困難了。需要我們操心的不是要支付的賬目，而是別人需要向我們支付的賬目，不久，我們很快就需要與雙方同時進行接觸，開始將二者對沖抵銷。甚至我們自己的銀行也不得不請求不要動用其中的結餘。有一件事可以對當時的情況作一說明。發薪的日子就要來臨了，我們需要10萬美元的小面額紙幣，為了得到這筆錢，我們還在紐約多花了2.4萬美元的佣金，然後將它們快運回匹茲堡。借錢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通過最好的中介。但是通過出售我當時持有的一些債券，我很快就弄到了一大筆錢，但是公司許諾日後將之贖回。
在這場大危機開始的時候，我是幾個合夥人中最為緊張不安的。我幾乎不能自持，終於，我們的金融地位得到了鞏固，我的心裡才開始平靜下來。如果有必要，我已經作好了去各個銀行董事會的準備—將我們公司的狀況毫無保留地透露給與我們有業務聯繫的銀行。我覺得這樣做並不會給我們丟臉。在我們公司中，沒有人過著揮霍無度的奢侈生活。與此相反，我們的生活方式相當節儉。沒有人將錢從公司的業務中撤出以建築昂貴的住房，總之，我們之中沒有人參與股票的投機交易，或者投資與我們的主業務無關的企業。我們也不與別人互簽背書。除此之外，我們展示出來的是一個欣欣向榮的企業，每年都在盈利。
我可以微笑著消除夥伴們的恐懼，但是沒有人比我更加樂於談起我們公司的財政狀況。克魯曼先生，我真誠的朋友，他總是有很多的方法和極好的信譽，也從未拒絕主動給我們他的保證。為此，我們孤獨地站在一起，威廉克魯曼的名字，只對我們來說才是力量之塔。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這位偉大的老人怎麼樣了呢？他的愛國心永無止境。在國慶節的時候，他們總是停產慶祝。有一年的７月４日去他的工廠參觀，工廠停止生產了，但他發現有些人正在修理鍋爐。他把經理叫過來詢問原因，接著，他命令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
「在國慶日工作嗎！」他大叫道，「我們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拿來維修？」他顯然很生氣。
當1873年的風暴襲來時，我們立刻開始在所有的商業領域收帆減速。雖然極不情願，我們還是決定暫停新鋼廠的建設。而有幾位已經入股的投資者，也拿不出購買股票的錢了。我只好將他們的股份買過來。就這樣，鋼廠的控股權到了我的手裡。
這場風暴首先影響到的是金融界和股票市場，沒過太久，又波及到了商業和製造業。隨著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壞，最終引發了得克薩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閉。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和得克薩斯鐵路公司的人們有著親密的關係，人們很難相信我沒有捲入他們的債務危機。
司各特先生和湯姆遜先生受窘的消息傳到匹茲堡匯兌銀行總裁斯考恩伯格先生那裡時，他正在紐約。他急忙趕回匹茲堡，並在第二天召開董事會，指出這不可能不牽涉到我。他建議銀行拒付我們的匯票，他驚恐地發現我們在折扣之下的合同數目龐大。為了不出現嚴重的麻煩，我立即採取了行動。我坐上了去匹茲堡的第一班火車，在那裡公然宣佈，雖然我是得克薩斯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股東，但我已經付清了購買股份的所有款項，我與他們的債務沒有絲毫的瓜葛。我只對我們自己的業務擔有責任。我已經作好準備，我所擁有的每一美元都拿來償還我的貸款，對公司的任何債務我都不會賴賬。
一直到這時，商界都認為我是一個大膽無畏，甚至是一個不計後果的年輕人。我的業務範圍廣泛，公司發展很快，雖然還很年輕，我已經運作數百萬美元的資本。匹茲堡的老一輩認為，我的事業將會比現在的情況更加輝煌燦爛。有一位資深人士曾經說：
「即便卡內基的大腦不能幫助他鋪平道路，他的運氣也會幫助他。」但是我想沒有什麼比事實更能說明問題。我肯定，任何評價都會為這樣的事實感到驚訝：我極少為自己和夥伴冒險；當我有什麼大的動作時，總有一些大公司在後面支持我，比如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我身上有蘇格蘭人特有的審慎，但是很顯然，我也敢於鋌而走險。因此我才可以成為匹茲堡鋼鐵製造業之父。他們老了，而我還年輕，這就是區別。
匹茲堡的金融機構對於我們的公司很快就由擔心轉變為有點莫名其妙地充滿信心。我們的信譽是無懈可擊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機時期，主動要求借錢給我們的銀行還在不斷地增加。
除了我們的朋友司各特先生和湯姆遜先生陷入困窘，我們還面臨著另外一個嚴重的挑戰，我的合夥人之一—安德魯克魯曼先生被誘使入股卡那巴制鐵公司。他們向他保證，他們要將這家公司改造成股份制企業。但在此實現之前，他的同事們已經成功地背負起了巨額債務—大概是70萬美元。克魯曼先生除了選擇破產之外，別無辦法。
沒有什麼比這更令我們震驚的了，因為，克羅曼先生作為合
伙人之一，在不通知其他合夥人的情況下，他無權投資另一家公司，或者被捲入個人債務。在商界摸爬滾打的人有一條強制性的規則—合夥人之間沒有秘密。忽視了這條紀律，不光克魯曼先生，而且還把我們公司捲入了危機。不久之前，與我們關係密切的得克薩斯太平洋鐵路公司便陷入了困境。一時間，我心存疑惑，是否真有可信的東西存在？哪裡有我們可以依靠的根基？
如果克魯曼先生是一個商人，那麼此事之後，他再也不可能成為我們的合夥人。然而，他並不是一個商人，而是一個出色的機械師，只不過略有商業才能。出事以前，克魯曼先生的志向不是在工廠裡與機器為伍—儘管在那裡沒有人可以與之一爭高下—而是在辦公室裡—儘管他在那裡經常弄得一團糟。我們想給他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但是很困難，也許這使得他到其他地方另尋出路。也許他受到了這個社區中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於是，那些懂得如何接近他的人—除了高揚他在機械上的天賦以外還讚美他的商業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便開始牽著他的鼻子走。商業才幹本是屬於他的合夥人的，但是他卻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在克魯曼先生通過法庭的審查，重獲自由之後，我們提出以原始成本價轉讓10％的股份給他，而這筆錢可以用它的紅利來進行支付。當然也有條件，就是他不能再參與任何商業活動，必須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機器上。如果他當時能聽從勸告，接受這些，他早就有數百萬的身價了。但是，他的自尊、他的傲氣，不允許他這樣做。他要靠自己在商海中闖出一片天地來。儘管我和朋友一再懇請，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決定，要開辦一個新公司來與我們競爭。結果，他未能獲得成功，並且過早地逝世了。
我們往往不知道自己最適合幹什麼—不僅得心應手，還充
滿了樂趣。這是多麼愚蠢啊！我所認識的這樣的能幹的人不止一個，他們將自己困在辦公室裡，儘管自己有機械方面的極高天賦。他們的生活就是不斷地經受痛苦，最終的結果還是失敗。與克魯曼先生分手是我莫大的憾事，他有一顆善良的心，一個擅長機械的頭腦，倘若他不是那樣地意氣用事，我相信他會很高興和我們在一起。其他人提供的資金—在需要的時候卻未能獲得—使他掉轉了頭，這個偉大的機械師很快就成了一個可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