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就是在這個時期，我為匹茲堡阿爾勒格尼峽谷鐵路公司的總裁威廉菲利普斯上校而參加的一次談判大獲成功。那天，上校跑到我的辦公室來，跟我說他現在急需要一筆錢，儘管有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擔保，但還是沒有一家金融機構對他們500萬元的債券感興趣。這位老先生確信，他之所以會走投無路，是因為銀行之間有協議，只能以他們供認的價格購買債券。他願意給他們打９折，但銀行依然覺得太高。那時候，西部鐵路公司的債券一般以８折的價格出售給銀行。
菲利普斯上校說他這次來就是想看看我有什麼辦法能幫他擺脫困境。他需要25萬美元，但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托馬斯先生不願借給他這筆錢。阿爾勒格尼鐵路公司的債券的年息是７％，但不用黃金支付，只是在美國本土用貨幣支付。因此，這是不適於在國外市場交易的。但是我知道，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持有大量「費城和伊利鐵路公司」的債券，年息是６％，用黃金支付。我認為，如果用這些債券來換阿爾勒格尼公司７％年息的債券，對賓夕法尼亞公司來說，這應該是件稱心如意的交易，何況他們本來就要為阿爾勒格尼公司作擔保。
我給托馬斯先生發電報，問他是否願意以多得25萬美元的利益，把這筆錢借給阿爾勒格尼鐵路公司。很快我收到了托馬斯先生的回復：當然願意。為此，菲利普斯上校很高興，並且承諾說，因為我的幫助，他願意給我60天的優先權，以９折的價格購買他的500萬美元的債券。我把情況告訴了湯姆遜先生，並建議他進行交易，這個建議理所當然被很高興地接受，因為能多賺１％的利息。我馬上帶著這500萬美元「費城和伊利鐵路公司」抵押債券的控制權趕往倫敦。這些債券由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擔保，因此我賣得一個很高的價錢便有了可靠的保證。然而此行給我帶來了我金融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打擊。
我給銀行寫了封信，說我有債券要賣，這個買賣一定不會讓他們猶豫不決。我一到倫敦，便在旅館收到了他們寫來的短信，請求與他們見面。第二天上午，我在他們的銀行達成一個協議：他們買入這些債券，如果以票面金額出售，則還要扣除2.5％的佣金；他們借給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400萬美元貸款，年息５％。這一次交易我至少將獲得50萬美元的利潤。
就在我們即將簽署相關文件時，拉塞爾斯特吉斯先生說他們剛得到消息，巴林先生將於第二天上午親自來到倫敦，出於禮貌，應該讓他瞭解一下這次交易的具體情況。因此，他們將推遲到第二天再簽署協議文件。如果我可以在第二天的下午兩點來一趟的話，那時候，一切事情將辦妥當。
當我走出銀行大廳，要去電報公司給托馬斯先生發電報的時候，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浮上心頭，這種感覺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直覺告訴我還不是報喜的時候，我應該等到明天，等我把合同裝進自己的口袋中。我走路回了旅館—中間有好幾英里的距離。當我回到旅館時，發現有個信差正氣喘吁吁地等著我，他交給我一封已經封好的巴林銀行寫來的信。俾斯麥在馬得堡凍結了好幾億美元的資產，金融界受到嚴重的衝擊，一片混亂。巴林銀行說，在此種情況之下，他們不可能向巴林先生建議此項交易。我一下子懵了，沒想到煮熟的鴨子也會飛走，然而這卻是事實。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以至於我都憤怒不起來，只能默默承受，暗自慶幸還沒有給托馬斯先生發電報。
我決定不再回去找巴林銀行，我把債券以低於和巴林銀行商定的價格賣給了J.S.摩根公司。最先，我想不要去找摩根公司，因為菲利普斯上校告訴我他曾在美國向摩根銀行推銷他的債券，但未獲成功。我猜想倫敦的摩根銀行可能與紐約的支行有關聯而不願意接受。但是後來，所有此類的談判，我都是首先找米尼厄斯S.摩根，他很少讓我無果而終地離開他的銀行大廳。如果他自己的銀行不買我的債券，他會給我推薦另外一家對此事感興趣的銀行。讓我感到滿意的是，我所聯繫買賣的證券到最後都會有所收益。當然，那時，我沒能回去找巴林銀行是一個錯誤。我應該給他們時間，等恐慌過去（很快就平息了）。與巴林銀行做交易時，如果一方很激動，另一方則應該保持冷靜，並需要有耐心。
作為我的一次金融操作行為，我記得一天曾對摩根先生說：
「摩根先生，如果你將所賺得的四分之一利潤分給我的話，我將給你一個賺錢的好主意，並且幫助你實現。」
他大笑著說：「這看起來很公平，我可以選擇干與不幹，當然，如果答應的話，我很願意給你四分之一的利潤。」
後來，摩根先生買下了部分債券，並享有購買其他部分的優先權。就這樣，阿爾勒格尼公司900萬或者1000萬的所有債券都被賣出，而賓夕法尼亞公司也獲得了他們所需要的現金。
如果缺乏誠信，一個大企業很難存活。若被冠之以「精明過分」，那將是企業在大事上的致命傷。真正的規範，不是法律條
文，而應該是法律的精神。商業道德的標準到如今已經大大提高，某人所犯的錯誤，即便對本公司是有利的，那也應該立即得到糾正，就像他利於其他公司一樣。一個企業要獲得長久性的成功，公正誠實的信譽比守法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也許有人不會相信，我們長期堅持的一個方針給了我們巨大的回報，那就是，永遠替別人著想。當然，這不適於投機商，在他們的世界裡，完全是另外一種氛圍，在那裡，人完全就是賭徒。股票賭博和重視榮譽的商業行為是不具可比性的。
在被罷免了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總裁職務之後不久，司各特先生決定參與得克薩斯—太平洋鐵路的建設。有一天，他給我發來電報，讓我務必去費城與他見面。我和其他幾個朋友一起去了費城，其中包括J.N.麥克魯夫，他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副總裁。得克薩斯太平洋公司有一筆巨額貸款已經到期，摩根銀行答應續借，但是我必須加入借款方，我拒絕了。然後，朋友們質問我，我拒絕拉他們一把，難道真要看著他們墜入深淵？這是我一生中最為難過的時刻。我一點兒也不願意捲入這件事。我問自己：我的首要任務是什麼？這一問題的答案阻止了我那樣做。我所有的資金都被投進了製造業當中，每一個美元對我來說都必不可少。我是我們公司的資本家（儘管是非常謙遜的一個），我們公司的成敗都依靠我的資本投入。我弟弟、菲普斯先生、克魯曼先生，還有他們的家人，似乎正站在我的面前，等待我保護他們的利益。
我告訴司各特先生說，我已盡力阻止他在獲得足夠的資金之前開始這一龐大的工程（得克薩斯—太平洋鐵路）的建設。我堅持認為，僅靠暫時的貸款建不成幾千英里的鐵路。另外，我已經支付25萬美元購買了一些股份—這是在我從歐洲回來之後，他告訴我說特意為我留的—儘管我從未贊成過這一安排。但是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犯下過錯，為這個建築公司簽下這一協議，而不考慮我自己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