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辦公室的時候，《泰晤士報》財經版的主編桑普森先生進來了。我曾和他有過面對面的接觸，深知他的幾句話便能提高債券交易的價格。美國的有價證券受到了猛烈的衝擊，起因是菲斯克和古爾德對伊利鐵路公司的訴訟，他們控制了紐約的法官們，那些法官好像唯命是從。我知道這件事肯定會被桑普森先生用來作為反對我發行債券的理由，我很快就遇到了這一情況。因此我提醒桑普森先生注意這樣一個事實，聖路易斯大橋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許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對它的訴訟可以直接提交到美國最高法院。桑普森先生說他會很高興將這一特點作為重點報道，我把大橋描述為大陸高速公路處的收費站，這似乎讓他很滿意。一切都很順利，他一離開公司，摩根先生就拍著我的肩膀說：
「謝謝你，年輕人，你今早把那些債券價格提高了５個百分點。」
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聖路易斯大橋的修建資金有了著落。通過談判，我獲得了可觀的利潤。這是我第一次與歐洲的銀行家們合作。普爾曼先生告訴我說，在幾天後的一次宴會上，摩根先生講起電報的事情，並作出預測說：「那個年輕人將會聲名遠播。」
在結束了和摩根先生的談判之後，我去了一趟我的家鄉—丹佛姆林。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送給這座小鎮一件禮物—一座公共浴室。這是我的第一次大額捐款。很多年以前，我的勞德姨父建議，給斯特林的華萊士紀念館基金會寄一筆捐款，那座紀念館海拔很高，可以由此看到班克諾本。這筆捐款雖然數目不大，但那時我還在電報公司工作，每月薪水30美元，同時還得負擔家裡的開支，這樣看來，這卻也是一筆可觀的數額了。母親對此沒有絲毫吝嗇，相反，她為自己兒子的名字刻在捐助者名單中而感到自豪，而他兒子也認為自己開始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了。幾年之後，我和母親重遊斯特林，那時候，在華萊士塔下，沃爾特司各特的半身像正公之於眾，這是她捐贈給紀念碑委員會的。從最早期的捐助開始，至少在資金上，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不過，大量的捐贈還沒有開始，那時還只是處於積累階段。
1867年，當我正在遊歷歐洲大陸，為所見所聞深深吸引的同時，我依然牽掛著公司的一切事務。我通過頻繁的信件往來保持著對公司業務的參與。因為內戰，通向太平洋的鐵路交通而顯得至關重要，國會也已通過了一個法案，要鼓勵建設這樣一條鐵路線。這條鐵路剛剛在奧馬哈破土動工，並打算最終鋪設到聖弗朗西斯科。我得到消息時在羅馬，這項工程的進展速度要比當初設計的快得多。國家已下定決心，要將國土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並且要抓緊時間實現這一目標。我寫信給斯考特先生，認為我們應該爭取獲得在這條加利福尼亞大鐵路上運營臥鋪車廂的合同。他在回信中有這樣的話：
「很好，年輕人，你的確抓住了時機。」
回到美國之後，我繼續著我的想法。臥鋪車廂的業務十分繁忙，我對此也十分感興趣。當時需求上升如此之快，以至於我們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這一現實導致了今天普爾曼公司的成立。中心運輸公司的業務不能足夠快地覆蓋這個國家的領土，普爾曼先生開始在芝加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鐵路公司，而且很快它就可以與父母公司競爭了。他同樣看到了太平洋鐵路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臥鋪車市場。我發現他也正在做我已著手做的事情，他是一個真正的攔路虎。再一次，從這些事件中，人們將會學到我從普爾曼本人身上學到的東西，那些無所謂的小事，有時候可以起到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總裁正在芝加哥視察工作，普爾曼先生去拜訪他，並且被帶進了總裁的房間。桌上放著一封給斯考特先生的電報，寫著：「你對於臥鋪車廂的建議已被接受。」普爾曼先生無心地讀到了這份電報。電報所放置的地點也使得他無法不去注意。這時候，德倫特總裁走進了房間，普爾曼先生向他解釋說：
「我相信在我向你提出建議之前，你是不會對此事作出決定的。」
德倫特先生答應等待，此後不久，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董事會在紐約召開會議。我和普爾曼先生都列席了會議，我們都在努力爭取那份我們都很看重的訂單。一天晚上，我們同時登上聖尼古拉斯旅館的樓梯。我們以前見過，但並不熟識。在我們都爬上樓的時候，我說：
「晚上好，普爾曼先生！我們又在一起了，你不認為我們是一對絕妙的傻瓜嗎？」
他並不願意承認這件事，說：
「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向他解釋了具體情況，我們各自提出一份相互競爭的提案，努力奪取自己的利益，而這事實上損害了我們自己的利益。
「噢，」他說，「那你將怎樣做呢？」
「聯合，」我說，「向聯合太平洋公司提出一份共同的提案，
你我組成一個公司。」「你打算把它叫做什麼？」他問。「普爾曼皇宮車廂公司。」我答。這讓他很滿意，當然我也同樣如此。「到我房間來談談吧。」這位臥鋪車廂大王說。我照辦了，結果是我們得到了一份共同的合同。我們的公司
隨後併入了普爾曼總公司，我們擁有部分股權。直到1873年那場金融恐慌來臨，我不得不賣出這些股份以保護我們自己的鋼鐵公司。我相信，我是普爾曼公司的大股東。
在為人處世方面，普爾曼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大師，他也和其他人一樣，有自己的難處和失意的時候，並不是每次都能夠成功—這也沒有人可以做到，但他總能以一種令人滿意的方式承受下來。他給我講過一個寓意深刻的故事。他告訴我說他總是能從這個故事中獲得寬慰：
在西部的一個縣裡，一個老人經受了人生的各種苦難，他的鄰居們都很同情他。但是他對他們說：
「是的，我的朋友們，你們說的都對，我的一生煩惱不斷，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事—90％的憂慮並沒有變成現實。」
這是至理名言，人類很多的憂慮和煩惱都不過是想像的，不值一提。杞人憂天是愚蠢的，只要天沒塌，一切都會好的。即使天塌了下來，十有八九也沒有想像的那麼糟糕。一個聰明人就應該是個堅定的樂觀主義者。
因為在各類的談判中獲得成功，我開始受到紐約的關注，我接下來很多大的行動也都與聯合太平洋公司相聯繫。它的一個董事在1871年來找我，說他們必須設法弄到60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幾百萬美元）來渡過一個難關，公司管理層中幾位認識我的朋友建議說，我也許能弄到這筆錢，而且能讓這條重要的西部鐵路置於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控制之下。
我攬下了這件事，因為我想到，如果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董事會願意將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提名的幾位候選人選入董事會，那麼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就完全有理由幫助聯合太平洋公司。我去了費城，向湯姆遜總裁提出了我的方案。我建議說，如果公司信任我，願意為聯合太平洋公司在紐約借到錢，我們就可以在賓夕法尼亞公司內部控制聯合太平洋公司。湯姆遜總裁一向自信，而這一次則最好地呈現了出來。湯姆遜先生在對公司資金的使用上要比對待他個人的錢保守謹慎得多，但這件事的利益如此巨大，不容錯失。即便失去了這60萬，那對這家公司來說，這並不是一次失敗的投資。更何況，這有驚無險，作為貸款給聯合太平洋公司的報答，我們將把自己持有的股票轉交給他。
在賓夕法尼亞，我會見了托馬斯先生。當我起身要走的時候，他過來拍著我的肩膀說：
「安迪，請記住，這件事完全指望你了。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所持有的所有股票。因為賓夕法尼亞公司從來不願意喪失１美元。」
我將這責任擔了下來，而結果成功了。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非常想讓湯姆遜先生本人出任總裁，不過他說這是不可能的。他推薦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副總裁托馬斯A.司各特先生，出任這一職位。司各特先生、普爾曼先生和我也因此在1871年被選為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董事。
我們得到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股份一共有300萬股，它們鎖在我的保險櫃裡，待價而沽。正如我所預料的，賓夕法尼亞公司的參與，使得聯合太平洋的股票有了更大的價值，股價一路飆升。這時候，我要去倫敦參與奧哈馬密蘇里大橋的債券相關事宜的談判，就在我離開期間，司各特先生決定賣掉所有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臨走前跟我的秘書說過，司各特先生是我們的合夥人之一，他有權接觸我的保險櫃，而且當我不在的時候，我的股票也許要由個人來管理。但是賣掉這些股票，使我們喪失已經獲得的對聯合太平洋公司的重要地位—這樣的想法我從來都沒有過。
我回來之後發現，我不再被認為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同事，相反，聯合太平洋的董事們認為我是為了達到投機的目的而利用了他們。我們本來奪得了一個借這一偉大事業來密切合作的最好機會，也從來沒有人如此草率而魯莽地丟掉這一機會。普爾曼先生知道這件事情，也像我一樣憤怒。他馬上又買入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股票，我雖然也像他這麼做，並對已發生的事情進行指責，但我覺得如此涇渭分明地和老朋友司各特先生劃清界限有點不太合適，也不近人情。
我很不光彩地被趕出了聯合太平洋公司董事會。對一個年輕人來說，其滋味就像吞下了一枚苦果。這件事也使我和那個曾對我影響巨大的人之間產生了分歧，他就是我少年時期可親可敬的僱主—托馬斯A.司各特先生。湯姆遜先生對此事懊悔不已，但是，正如他說的，他對此事沒予以關注，整個的股票都被司各特先生和我持有，他以為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之賣掉。我一度以為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萊維P.莫頓，他也有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但最終他知道我是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