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返回的時候，冒險才真正開始。在我們去那兒的時候，天氣非常好，而且路況也很不錯；在那裡停留期間，雨便已經開始下起來了；我們坐著四輪馬車返回時，大雨滂沱，讓我們寸步難行，道路變得十分泥濘，馬車陷進泥裡很深，行走艱難。很顯然，我們必須在雨中行走一夜。克魯曼先生全身舒展，躺在馬車左邊一側；裡奇躺在右邊，因為我比較瘦，還不足一百磅，便夾在這兩個肥胖的紳士中間。馬車不時地上下顛簸，以一種蠻橫的方式前進，很快又無法前行了。我們就以這種方式度過了那晚，在馬車的前部橫著一條凳子，我們就把頭放在它的下面睡覺，儘管條件艱難，但那晚我們依然過得很高興。
第二天晚上，我們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成功抵達了一個鄉村小鎮。鎮子裡的小教堂亮著燈，我們能依稀看見它的形狀，還能聽見教堂裡的鐘聲。我們剛到客棧，就有一個委員會過來說，聖會已經開始了，而他們正在等著我們。他們似乎把我們當成了他們正在等待的一位無疑是遲到了的、著名的勸勉者。他們把我當成了那位缺席的牧師，問我多快可以和他們一起到會議室中去。我和夥伴們已經作好準備來跟他們開個玩笑，可我們實在太累，便作罷了。這一次，我差一點兒佔有講道壇，離充當牧師只有一步之遙。
我的投資牽扯進了我太多的精力，因此，我決定脫離鐵路公司的業務，全身心地投入到我自己的事業中來。湯姆遜總裁將我召回費城，想要提拔我做劉易斯先生手下的總經理助理，辦公地點在阿爾圖納。我婉言謝絕了他的好意，跟他說我已經決定放棄鐵路公司的工作，我想發財，而鐵路公司的工資無論如何做不到這一點，我又不願用不正當的手段來達到我的目的。
在我寫給托馬斯總裁的信中，我又重申了這一點。他在回信中給予了熱情的祝賀，我於1865年３月28日辭去了我的職務。鐵路公司的員工送給我一隻金錶。這塊表和湯姆遜先生的信我都作為寶貴的紀念品將之珍藏。
下面的這封信是我寫給我所在分部的員工的：
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匹茲堡分部主任辦公室
致匹茲堡分部的全體員工先生們：至此分別之際，我要為不能再與你們攜手工作深表遺憾。
經過12年來的愉快交往，我要以個人的名義，向那些和我一起忠誠地為公司服務的員工表示敬意。對於我的辭職，只有一點令我痛苦，那就是從今以後，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與你們保持密切的聯繫，包括其他部門的很多人，他們在與我的商業交往中，已經成為我的朋友。我向你們保證，雖然我們之間將不再有公務上的關係，但我將一如既往地祝你們健康、幸福。我相信，經過多年來對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貢獻，你們將分享它的成功和繁榮。
最誠摯地感謝你們對我的關心，感謝你們用積極的
工作來支持我，也請你們對我的繼任者給與同樣的支持。再見。此致
敬禮！（簽名）安德魯卡內基1865年３月28日
從那以後，我再沒有為了工資而工作。一個人要聽命於人，那他必然只能在小範圍內有自主權。即便當他成為了一家大公司的總裁，他也很難是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掌控自己的股票。一個再能幹的總裁也要受到董事會和股東的制約，他們有可能對商業一竅不通。但是我還是要很高興地說，我今天最好的那些朋友，是和我一起在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工作的那些朋友。
1867年，菲普斯先生、J.W.范德沃特和我一起重遊歐洲，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及歐洲大陸。我們遊覽了大部分歐洲國家的首都，以年輕人特有的激情，背著背包爬上每一座山，在山頂上睡
覺。我們旅行的最後一站是維蘇威火山。在那裡，我們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們一定要環遊世界。
這次歐洲之行受益頗多。在此之前，我對繪畫和雕刻一無所知，但很快我就學會了鑒別一些大畫家的作品。我這次歐洲之行也第一次讓我感悟到了音樂盛宴的無窮魅力。當時倫敦的水晶宮正在慶祝韓德爾的誕辰，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這樣深刻地體會過音樂的魅力和壯美，而在此之後我也很少有這樣的感覺。
這次歐洲之行對我的商業意識也極具意義。一個人只有跳出共和國的漩渦，才能夠有一個對其旋轉速率的正確估計。我覺得我們這樣一個製造企業，其發展速度無法更快地滿足美國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國外，好像沒有什麼發展進步的東西。如果排除這個大陸上的幾個首都城市，那麼這裡的每一件事情看起來都是靜止的。而美國到處都呈現出這樣一番景象，就像書中描述的建造巴別塔的景象：成千上萬的人來回奔忙，比他的任何一個鄰居都要有活力，而且所有人都參與到這座通天塔的建設中來。
我們工廠—美國首家此類企業—的運營能取得新的發展，我必須感謝我的表兄弟「多德」，是他帶克魯曼先生去英格蘭的威根區，並且給他講解如何從煤礦中清洗煤渣和煉焦的工藝。克魯曼大為振奮，不斷地跟我們說，如果可以把我們這兒的煤礦所產生的礦渣利用起來，那該是多麼偉大，而將它們扔掉又是多麼的浪費。多德表哥是個機械工程師，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師從凱爾文爵士。他證實了克魯曼先生的說法是正確的。於是，1871年12月，我開始籌集資金，在賓夕法尼亞鐵路沿線建了幾個廠子。我與幾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簽訂了長達十年的合同，他們為我們提供煤渣。另外我們還需要鐵路公司的運輸，也與他們簽訂了合同。多德表哥來到了匹茲堡，並且好幾年主管這個項目整個的運行，還開始建造美國第一台洗煤機。他獲得了成功，在採礦和機械設備領域他向來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務，很快他就將建廠的投資收回了。
我們的煉焦爐數量不斷增加，直到後來我們已經擁有了500座，每天能夠洗煤1500噸。我承認，每次我說起這些煉焦爐，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如果一個人使先前只長出一棵草的地方長出了兩棵，就算得上有功於人類，那麼，那些從扔掉的廢料中生產出來優質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為自己慶祝。變廢為寶，點石成金，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而能在我們這塊大陸上成為這樣一個先驅者，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在丹佛姆林的表兄莫裡森的兒子後來也成為了我的合夥人，對我來說，他同樣是可貴的。有一天，我在工廠車間裡巡視，經理問我是否知道我的一個親戚是位傑出的技工。我告訴他我並不知道，我問他能否和他聊上幾句並且四處走走。然後，我們見面了，我問了他的名字。
「莫裡森，」這是他的回答，「羅伯特的兒子。」—羅伯特是我的表兄弟。
「哦，你是怎麼來這兒的？」
「我想我們能過得好一點兒。」他說。
「那，是誰和你一起來的呢？」
「我妻子。」他回答。
「你為什麼不先來見你的這位親戚，我可以介紹你到這兒來。」
「呵呵，如果有機會，我想我並不需要幫助。」
這就是真實的莫裡森，從小便被教育要依靠自己，像金星一樣獨立。之後不久，我就聽說他被提拔為我們在迪凱納的一家新廠的主管。從這起步，他的職位不斷穩步上升。如今，他已經是不折不扣的百萬富翁了，但依然保持著他特有的明智的判斷。我們都為湯姆莫裡森感到驕傲。（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短信，在信中他邀請我和夫人在參加卡內基學院的週年慶典時一起到他家做客。）
我以前一直認為我們應該擴大鋼鐵廠的規模，而許多與鋼鐵製造業息息相關的新興行業也應該得到發展，而當時這些還正處於發展初期。所有對鋼鐵行業未來的擔心都隨著美國在進口關稅上的舉措而煙消雲散。我清楚地認識到，內戰已經使美國人民下定決心，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任何與國家安全有實質聯繫的產業都不能依賴歐洲。美國所有形式的鋼材和所需要的大部分的鐵一度依賴進口，英國是最大的供應國。美國人民強烈要求自足，國會決定向進口鋼軌按價徵收28％的關稅—相當於每噸28美元，當時鋼軌每噸可賣到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相應比例徵收。
資本毫不遲疑地登上製造業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國家會盡一切可能保護它一樣。內戰後的幾年中，降低稅率的呼聲開始高漲，我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爭論。經常有人指責道，製造業主賄賂議員的現象很普遍。但據我所知，這種說法沒有任何根據。除了維持鋼鐵協會每年所需的幾千美元之外，他們從來沒有為任何目的集過資。他們只不過為一次保護貿易對抗自由貿易的活動捐了款。
在我的大力支持下，鋼材的進口稅持續下降，到後來降到了每噸7美元—只有先前的四分之一（今天，1911年，進口稅又降了一半，即便如此，在接下來的方案中還要得到繼續修改）。克利夫蘭總統為通過一項新的激烈的稅則所作出的努力很有趣。它在很多地方降稅太多，如果它獲得通過的話，那麼將會有多家而不是一家製造商受到損害。我被召往華盛頓，準備對《威爾遜法》進行修改，提高稅率。參議員高曼（參議院中的民主黨領袖）、紐約州州長弗勞和許多出色的民主黨人都和我一樣是堅定的適度貿易保護論者。他們傾向於反對《威爾遜法》，因為它過於嚴厲，降稅太過厲害，肯定會阻礙我們國內的一些工業。高曼議員對我說，他希望我盡量減少對本國生產商的損害，他還說他的同事們對我有信心，如果稅率大幅度降低，參議員們又一致支持這一法案，那麼在鋼鐵的稅率上，他們將接受我的引導。我依然還記得他說的話：「我可以反對總統，但必須打敗他；我承受不起去反對他，但卻被他打敗的結果。」
弗勞爾州長也持同樣的看法，讓我們黨同意我所提議的大幅度降稅，這沒有絲毫困難。《威爾遜—高曼關稅案》獲得了通過。
在內戰剛結束的時候，我在製造業中的影響力還不夠參加關稅法的制定，所以我總是在扮演一個贊成者的角色。我反對極端主義—既反對那些認為關稅越高越好，對所有的減稅措施一概抨擊的非理性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也反對那些抵制一切關稅，倡導無限自由貿易的極端分子。
1907年，我們有能力廢除在鋼鐵上的一切進口稅，而不會有任何損害。高額關稅在早期是必要的。歐洲沒有多少剩餘的產品，所以，即便這裡鋼鐵價格的大幅度上漲，人們也只能從歐洲進口少數的鋼鐵產品，甚至這還可能導致歐洲鋼鐵產品價格上漲，國內的製造工業不會受到影響。自由貿易只有在需求過量的時候才會妨礙國內鋼鐵價格的上漲。對於自由貿易，國內的製造商們無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