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斯通公司作為其他所有公司的母公司，我對它有一種獨特的偏愛，但是在熟鐵明顯地顯示出它對鑄鐵的優勢之前，它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因此，為了保證同樣的質量，也為了製造出當時買不到的特種型材，我們決定介入鋼鐵行業。我弟弟和我開始對托馬斯N.米勒、亨利菲普斯、安德魯克魯曼的小煉鐵廠感興趣。米勒和克魯曼最先成立了這個煉鐵廠，後來又把菲普斯拉了進來，在1861年11月借給他800美元以購進公司的六分之一股份。
在這裡我必須說，米勒是我們鋼鐵行業的先鋒，對他我們都心懷感激，至今（1911年７月20日）他依然健在，我們依然還能感受到他的諸多可愛之處。他是一個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愈感珍貴的朋友。隨著年紀的增長，他開始變得溫和。即便是面對著與其信仰的宗教背道而馳的神學理論，他的勃然大怒也不那麼讓人感到驚懼。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都開始變得所謂賢明通達，也許這是好事。（1912年７月９日，讀起這些，我為我的密友—親愛的湯姆米勒流下了熱淚，他已於去年冬天於匹茲堡去世。我和我的夫人參加了他的葬禮。自此以後，生活中總是少了什麼東西，缺少了太多的東西：我早期創業過程中的第一個合作夥伴、我年老時候最親密的朋友。我可以隨他而去嗎？不管是哪裡。）
安德魯克魯曼在阿爾勒格尼有一個小小的鍛造廠。作為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部門主任，我發現他這裡生產的車軸是最好的。他是一個偉大的技工，儘管那時候在匹茲堡默默無聞，他發現只要是與機器有關的事務，都值得好好做。這個德國人的創造發明何其多啊！當伊茲船長買不到聖路易橋拱的連接器（合同供貨方做不出來），事情陷入僵局的時候，克魯曼告訴我們說他可以做出來，同時他還解釋了其他人失敗的原因。然後，他成功地做出來了。這是到那時候為止做出來的最大的半圓形聯軸節，我們對克魯曼先生的信心由此可見一斑：當他說他可以做的時候，我們毫不遲疑地與他簽訂了合同，交給他生產。
我已經介紹過我家和菲普斯家之間的親密關係。在早年時期，他的兄長約翰是我主要的夥伴。亨利有幾年是我的下級，但還是很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他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傢伙。有一天他要他的哥哥約翰借給他0.25美元，約翰以為他有重要用途，因此問也沒問就給了他。第二天上午，《匹茲堡快報》上登出了一則廣告：
「一個勤勞的男孩企盼一份工作。」
這就是精力充沛而又勤勞的亨利使用那0.25美元的所在，也許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一下子花去0.25美元。著名的迪爾沃斯和彼德威爾公司對這則廣告有了興趣，要這個「勤勞的孩子」去與他們見面，亨利去了並且得到一個跑腿的差事。按照當時的慣例，他每天上午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打掃辦公室。他跑去徵求父母的意見並且得到了他們的許可，就這樣，這個年輕的傢伙後來投入到商務海洋當中。這樣的男孩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他的。
不幸的是，克魯曼和菲普斯很快就因生意上的問題與米勒產生了分歧，並且迫使米勒離開了廠子。我意識到米勒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與他聯手建立了新的工廠，這就是1864年「獨眼巨人」廠。在投入運營後，把老的和新的工廠聯合起來就成為了可能的也是明智的事情。1867年，由於它們的合併，便形成了聯合鋼鐵公司。米勒先生不願意再和他以前的合作者菲普斯和克魯曼打交道，他請求我買下他的股份。我勸他摒棄前嫌，但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最後我只好買下了他的股份。他拒絕了我真誠的請求，後來他曾向我表示了悔意。他是我們這些人的先鋒，本來是能夠得到他應得的回報的—他和他的追隨者都成了百萬富翁。
在製造業方面，我們是新手，沒有經驗，克魯曼先生成功地製造出了鐵梁，在這方面，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我們廠長期保持著很大的優勢。新公司開始的時候我們按照客戶要求生產各種規格的產品，尤其是其他公司接不了的活兒。我們還依靠那些在最開始需求很少，而隨著我們國家的發展其需求量也快速增長的東西。凡是別人不能做或是不願做的東西，我們都願意嘗試，這是我們廠嚴格遵守的一條法則。另外，我們要麼不做，既然做了，就要絕對保證質量。即使犧牲一點兒自己的利益，也要替客戶著想。而一旦有了糾紛，我們盡量不把過錯往對方身上推。這些都是我們的原則，從來沒有人向我們提起過訴訟。
當我熟悉了鋼鐵製造業的業務之後，我驚訝地發現每一個不同環節的成本應該是多少，誰也說不清楚。對匹茲堡幾家製造業主要工廠的調查就說明了這一點。這是一筆糊里糊塗的生意，不到年底統一結算，廠主們對經營結果就一無所知。我聽說有人本以為他這一年的生意是虧損的，結果卻發現贏利了，反之亦然。我感覺我們就像是在黑暗中挖洞的鼴鼠，而這對我來說是不可忍受的。我堅持一種權衡和計算的系統被運用到我們的工廠中來，這樣使得我們可以知道每一道程序中的成本是多少，尤其是我們可以知道每個人都做了些什麼，誰節約了材料，誰在浪費，誰產生了最好的結果。
要達到這個目標，其困難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工廠中的每個經理都自然地抵制這一體系。要想使這個制度達到完美、精確，需要好幾年的時間。但由於許多員工的支持，我們引入了對工廠中不同的生產點進行稱量的方法，最終，我們不僅知道每個部門的工作情況，而且能知道在高爐旁工作的人員中，每個人都干了點什麼，這樣就可以相互比較了。製造業的成功有一個重要的源泉，那就是在製造業中必須引入並且嚴格執行一套完美的會計體系，使每個人都意識到他們對成本應負有責任。那些坐在辦公室裡的老闆們，對員工花了５塊錢也要審查一番，但對於每天消耗掉的成噸的原料卻大大咧咧，從沒想過稱一稱製成品的重量。
為了鍛燒鋼鐵，西門子煤氣熔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使用，但這卻過於昂貴。我記得很清楚，匹茲堡製造業的幾位巨頭對於我們在這種新型高爐上的巨額開支頗有微詞。但是，在大批量地鍛燒原料時，用這種新高爐有時候可以節省大約一半的浪費，即使再貴一倍，這筆開支也是值得的。好多年以後，才有人像我們一樣採用這種新方法，而就是在這些年中，我們的大部分利潤都是靠採用了這種改良高爐，節約了成本而取得的。
我們嚴格的會計體系使我們得以發現在大批量鍛燒鋼鐵過程中所產生的巨大浪費。這一改進使得我們發現了員工裡面一個很可貴的員工，他是克魯曼的遠親，來自德國的威廉波恩特萊格。有一天，他向我們遞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列舉了一段時期內實行嚴格會計制度的成效，雖然覺得似乎難以置信，但這讓我們著實驚訝了一番。為準備這份報告需要的所有工作，他都是在夜間加班加點完成的，我們既沒有讓他這麼做，事先也毫不知情。報告採用的形式獨特而新穎。不用說，這個年輕人很快成了公司的一名主管，後來又成為我們的合夥人。這個窮小伙在死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百萬富翁，他是應該得到這些財富的。
1862年，賓夕法尼亞的大油井引起了世人的關注。我的朋友威廉克魯曼—他的妹妹後來成了我的弟妹—對這一發現有著深厚的興趣，可是，除了和我一起到油井地區考察了一番之外，什麼也做不了。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大量的人湧入油田，甚至很多人找不到棲身之所。儘管人們成群地湧入，但還只有極少部分的人退回。只需幾個小時，簡陋的小木屋內都擠滿了人。仔細盤算一下，你會為之感到驚歎，在他們一生中，被舒適的生活所包圍的時間竟然如此短暫。他們都是經濟實力在中等之上的人，有了可觀的資產，卻依然為了需求財富而甘願冒險。
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四處都洋溢著幽默和歡笑，彷彿是一次巨型的野餐，充滿著有趣的事情。每個人都歡天喜地，以為財富唾手可得，到處都呈繁盛之象。在鑽塔的頂端飄揚著旗幟，上面寫著古怪的標語。我記得看見兩個人在河岸邊操作著踏板掘地取油，他們的旗幟上寫著：「要麼下地獄，要麼發大財。」他們只要向下，而不管有多遠。
最好的幾口油井在斯圖裡農場，基於此，我們作出了選擇，用4萬美元把它們買了下來。克魯曼先生提議挖掘一個足以容納十幾萬桶石油的池子，洩露了的原油每天隨河水流到裡面，來建立一個所謂的「油湖」。我們當時預想，在不久的將來，當石油供應終止的時候，這樣儲存起來的石油便可派上用場。這一想法很快就付諸實施，我們一直在等待著那個時刻（石油供應終止的到來，在我們損失了好幾千隻桶後，這一時刻還遲遲沒有露面，於是我們便放棄了這個計劃。克魯曼預言說，當石油的供應停止時，每１桶可賣到10塊錢，因此，這個湖中便已有了100萬美元的價值。我們不相信，地下的石油儲存可以在我們持續以每天幾千桶的速度開採，而不會枯竭。
這４萬美元的投資是我們到那時為止最有成效的，由此獲得的收入來的正是時候。我們在匹茲堡新建的一座鋼鐵廠不僅需要我們能調動的資金，還需要我們的信用貸款。回首當年，我認為，貸款對於年輕人是大有好處的。
對石油的冒險的興致日濃，後來我還去過產油區好幾次，在1864年，我去了一趟俄亥俄州的油田，那裡生產的一種石油，其質量特別適合用來提煉潤滑油。克魯曼先生和大衛裡奇先生和我同行，這次旅行是我最離奇的一次經歷之一。我們在距匹茲堡數百英里的地方離開鐵路線，穿越一個人煙稀少的地區到達達克河水域，看到那口巨大的油井，我們在離開之前買下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