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吉斯通橋樑公司總是滿意的源泉。幾乎美國所有修建鐵橋的公司都失敗了。他們所建設的許多鐵橋倒塌了，因此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災難。有些橋樑在強風的壓力下，被吹垮了。但這樣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在吉斯通橋樑上面，儘管我們有些橋樑也建立在風勢並不和緩的地區，這絕不只是出於運氣。我們用的是最好的、足夠的材料來修建橋樑。開始的時候，我們使用自己的鐵，後來又用自己的鋼材。是否能夠建造出安全的結構，我們是自己最為嚴格的檢測員。
這條原則是成功的不二法門，在你的工作得到認可之前，幾年的艱苦工作是必要的；但在此後，便可一帆風順。不應該拒絕和抵制那些質量檢測員，相反，他們應該得到所有公司的歡迎。高標準是很容易保持的。我從未聽說過有哪個公司企業不是通過出色、誠實的工作而取得顯著成功的。即便是在今天這樣競爭激烈的日子裡，每一件事情看起來都是價格問題，事實上，探究商業取得成功的根源，質量依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對質量的關注，公司裡的每一個人—從最高層的總裁到最卑下的體力勞動工人—都不應該忽視。同樣地，車間的衛生、良好的工場工具和周圍的環境，事實上都要比我們通常假設的要重要。
有好幾年，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吉斯通橋樑公司的日常事務上。當需要簽署重要的協議時，我都會親自參與談判、競標。1868年，我和工程師沃爾特凱特一起去愛荷華州的迪比克，為在當時被認為是最大的一座鐵路橋競標，當時河面被封凍住了，我們坐著四匹馬拉的雪橇過了河。
這一趟證明了成功源於細節的絕對正確性。那一次，我們並不是出價最高的競標者，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芝加哥的一家橋樑建設公司，當時招標董事會已經決定要和他們簽署協議。我四處找機會，並和幾位董事談了談。發現他們對鑄鐵和熟鐵的區別一無所知。我們總是用熟鐵來建造橋樑上的橫木，而我們的競爭對手用的卻是鑄鐵。我們就在這一點上做文章，我描繪出輪船撞到不同材料時候的情形，如果橫木是熟鐵，發生碰撞時，它最多只會彎曲。而如果是鑄鐵的話，橫木會斷裂，然後導致整座大橋的倒塌。幸運的是，其中的一位董事—著名的佩裡史密斯，進一步強化了我的論點的說服力。他對董事會陳述，我所描述的情況千真萬確。前一個晚上，他駕著馬車在黑暗中撞到了街燈柱，恰好那柱子是用鑄鐵造成的，在這一撞擊之下便斷成了好幾截。如果我認為佩裡史密斯的證明是出於神的幫助，不知道我是否應該受到責備呢？
「啊，先生們，」我說，「這就是重點所在。多花一點點錢，你們就可以擁有一座是用了熟鐵的大橋，能在任何輪船的衝擊下屹立不倒。我們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造一座很便宜的橋，但我們的橋從來不塌。」
接下來是一陣沉默，招標方的總裁、偉大的參議員—艾利斯先生，問我能否讓他們再商議一下，我迴避了。很快，他們便把我叫了回去，提供給我合同書，但希望價格還能再低一點兒，不過是區區幾千美元。我同意作出讓步。那根鑄鐵燈柱被撞得恰逢其時，帶給了我們一份利潤最為豐厚的合同之一。更加重要的是，它為我們贏得了在迪比克的信譽，勝過了任何其他的競爭對手。這次談判為我和全美最優秀的、最可貴的公眾人物艾利斯先生之間長達一生的、堅不可破的友誼打下了基礎。
這個故事的寓意其實很淺顯：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份合同，那麼需要你多與招標方接觸。只有投標人在場，街燈被撞或者其他不可知因素才有可能幫你贏得競標。如果可能，請盡可能留在當場，直到你可以把合同揣在兜裡帶回家中了。我們在迪比克就是這麼做的，雖然對方提出我們可以先走一步，合同隨後寄給我們再簽字生效。我們還是選擇了留下來，期待看到迪比克更多迷人的風光。
在建完施托伊本維爾大橋之後，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覺得有必要在帕克思保和惠靈兩地建造橋樑橫跨俄亥俄河，以防止他們主要的競爭對手—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取得決定性的優勢。輪船的時代很快就成為了過去。由於與這幾座橋樑的合同關係，我認識了加勒特先生。他當時身居要職，是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的總裁，與他結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我們非常渴望能獲得這兩座大橋及其所有引橋的工程項目，但是我發現加勒特先生非常果斷地認為，我們不可能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這麼多的工作，希望由他自己的工程隊來建那些引橋和跨度較窄的橋樑。他問我能否試用我們的專利技術，我回答說，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願意如此合作，我感到無上榮幸，能得到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的認可比10倍的專利使用費更有價值，他們可以使用我們所有的東西。
毫無疑問，這位鐵路大資本家對我們產生了良好的印象。他非常高興，甚至出乎我的意料，他邀請我到他的私人房間裡，非常直率地談一些總體上的事務。儘管他知道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總裁和副總裁—托馬斯先生和司各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但他還是著重提到了和他們之間的爭吵。我告訴他，在我來這裡的途中，路過費城，見到了司各特先生，他還問我往哪兒去。
「我告訴他我是來拜訪你，爭取得到俄亥俄大橋的合同，司各特先生說我很少幹傻事，但這次我肯定要失敗。加勒特先生絕不會考慮把合同給我，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我以前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僱員，和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關係密切。但是，我說，我們將要建造加勒特先生大橋。」
加勒特先生立即說，在拿公司利益作賭注的時候，他只會選擇最好的。他的工程師已經寫出報告，我們的方案是最好的，托馬斯和司各特將會看到，他只有一條原則，那就是：公司的利益。儘管他十分清楚我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人，但是他還是願意把這份工程給我們。
談判的結果還是不能讓我滿意，因為我們要干的全都是這項工程中最困難的部分—那些大跨度的橋面在當時被認為是極富風險，十分艱巨的任務—而加勒特先生承包了我們方案中的所有小跨幅的橋面和最有利潤的工作。我大膽地向他質詢，問他是不是因為不相信我們能在他建好磚石結構部分時就能讓大橋開放通車，所以把大橋分了段。他承認他正是這樣認為。我告訴他在這一點上，他無須有任何擔心。
「加勒特先生，」我說，「我個人給你保證金，作為抵押，你認可嗎？」
「當然。」他說。
「那好，」我回答說，「那現在就給我些壓力吧，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願意冒一次險。如果你給我整個的合同，以保證你的橋能在規定的期限內建成通車，你需要多少保證金？當然，你的磚石結構也得在那時候完工。」
「哦，年輕人，我希望你支付10萬美元。」
「沒問題，」我說，「準備簽約吧，把整個工程給我，我的公司不會讓我損失掉10萬塊的，你應該瞭解。」
「沒錯，」他說，「我相信如果你押上了10萬塊，你的公司將會沒日沒夜地幹，而我也可以按時地得到我的橋了。」
這個安排使我們得到了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的龐大的合同。不用說，我永遠都不會賠掉我的保證金。我的搭檔們比加勒特先生更加瞭解這項工程的情況。俄亥俄大橋可不能視同兒戲，在他們完成任務很早之前，我們就從合同的責任中解脫出來。
加勒特先生和我之間的友誼保持了終生，他甚至把自己飼養的蘇格蘭牧羊犬送給我做禮物。我曾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一員這件事，被「我們之間那一滴蘇格蘭的血液」所湮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