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期間，鋼鐵的價格漲到了每噸130美元。即便是那個數字，也還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到的。因為缺乏新的軌道，美國的鐵路很快變得危險。這一狀態促使我在1864年在匹茲堡建立了一家鐵軌製造企業。在尋求資金和合作夥伴方面，我沒遇到什麼困難，並且先進的鋼軌爐和鼓風機也已經問世。
與此相同，當時對火車機車的需求量也是巨大的，在1866年，我和托馬斯N.米勒先生一起組建了匹茲堡機車廠。這是一個信譽良好、繁榮興旺的企業，它所生產的機車在全美享有盛譽。到1906年，這家公司原價100美元的股票在市場上可以賣到3000美元，30:1的比例，這個今天聽起來像是一個童話。每年的紅利很豐厚，總能如期下發。這個公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當時的方針便是一個充分的證明：「只做最好。」
在阿爾圖納的時候，我曾看到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在試制當時第一座鋼鐵小橋，並獲得了成功。當時我就看出，為了永久性的鐵路結構，再也不用依靠木頭來製造鐵路橋了。有一次，賓夕法尼亞一座非常重要的鐵路橋被燒燬，導致交通被阻隔了８天。該是鐵製鐵路橋登場的時候了，我給鐵路橋樑的設計者H.J.林維爾，以及負責管理賓夕法尼亞鐵路橋樑的約翰L.帕伯和希福
勒提出建議，認為他們應該來匹茲堡，而我將組建一家公司來修建一座鋼鐵大橋，這是此類公司的頭一家。我請我的好朋友—賓夕法尼亞鐵路的司各特先生和我們一起參與這項冒險，他答應了。我們每人出五分之一的股份，也就是1250美元。我的那筆錢是從銀行借來的。現在回想起來，那點錢真的不算什麼，因為「高大的橡樹都是從小樹苗成長起來的」。
就這樣，我們在1862年組建了「帕伯和希福勒公司」，後來又於1863年併入吉斯通橋樑公司。由此開始，鐵路橋開始在美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而據我所知，在世界範圍內，它也開始大行其道。只要我寫個借據，匹茲堡的鋼鐵生產商就願意把材料賒給我們的新公司。我們用木頭搭建了幾個小型的車間，一些橋樑結構也正在動工了。鑄鐵是主要材料，我們建造的橋樑質量極佳，有一些那時建造的橋，經過多年繁重的交通運輸，現在依然還在使用。
在施托伊本維爾，人們要在俄亥俄河上修一座橋，於是問題出現了。我們能否應承在這條水道上建一座跨度有300英尺的鐵路橋呢？如果在今天，我們還這麼嚴肅地對待這一問題、懷疑自己的能力的話，那確實有點荒誕不經。但我們要記住，那還是在鋼鐵時代以前，甚至熟鐵在美國還沒有得到廣泛應用。我們能用的最主要材料就是鑄鐵。儘管如此，我還是竭力勸說我的合作夥伴們試一試，最後我們簽訂了合同。不過有一件事我記憶猶新，鐵路公司的朱伊總裁前來視察施工情況，當他看到那些用來造橋的沉重的鑄鐵管時，他轉過身來對我說：
「我不相信這些沉重的鑄鐵管子能支撐住它們自己，更不用說讓火車過河了。」
然而，事實勝於一切，這座鐵橋至今依然在那發揮著它的作用，完全可以承受繁重的交通壓力。我們原本希望這第一項工程可以大賺一筆，可是由於通貨膨脹在工程完結之前便已發生，我們的利潤差不多都沒了。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總裁埃德加湯姆遜注意到了這一情況，他同意另外支付一筆酬金，以使我們免於虧損，這足見他的公道。他說，在簽合同的時候，雙方都沒有預料到這一情況。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談判代表埃德加湯姆遜是一個偉大而高尚的人，他一直認為，法律的精神要高於文字。
有了林維爾、帕伯和希福勒，我們便有了當時最佳的人才組合：林維爾是工程師；帕伯精力充沛，是個活躍的技工；而希福勒自信而穩重。帕伯上校是個傑出的人，湯姆森總裁曾經說，如果有一座橋燒壞了，他寧願讓帕伯去修，而不是一個工程隊或軍團。帕伯最大的嗜好就是馬（這對我們是件好事）。當我們業務方面爭論得太激烈，上校便有了要發脾氣的徵兆，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此時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話題引向馬，他便把所有的一切都拋諸腦後，開始沉醉於馬的話題。在他工作過於勞累的時候，我們想讓他休息，給他放個假，就派他到肯塔基州去挑一兩匹馬，給我們之中需要的人，他是我們唯一肯信任的相馬人選。然而，他對馬的癡狂有時候也會給他帶來麻煩。有一天他出現在辦公室的時候，半邊臉滿是污泥，衣服扯破了，帽子也弄丟了，但手上依然執著馬鞭。他解釋說，他努力想去駕馭一匹肯塔基的韋倍人騎過的小馬，可是有一條韁繩斷了，他控制不了方向。
他是一個卓越的人，我們都親切的叫他「管子」（Pipe）。如果他喜歡一個人，比如說我，那麼他會永遠支持並且跟隨他。後來，我去了紐約。他便把對我的感情轉移到我的弟弟湯姆身上，可他總是叫他托馬斯。因為我得到了他的支持，弟弟在他心中的地位便也高了起來，他同樣地很尊敬湯姆，凡是出自湯姆之口的，他都當做是法律和福音。
說到帕伯上校，這讓我想起了另外一個不一般的人物，是我們在從事造橋的日子裡結識的。他就是聖路易斯州的伊茲船長。他是一個天才，但沒讀多少書，不能用自然科學知識來指導自己的那些古怪的呆板的想法。看起來，他總想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來做每一件事情。儘管時機並不成熟，各方面的條件還不完全具備，但他還是喜歡一條路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當他的關於聖路易橋的計劃提交給我們之後，我把它交給了林維爾先生—全美最通此道的人之一。他跑來找我，十分擔心地說：
「如果照這個方案來建這座橋，它根本就站不起來，它無法承受自己的重量。」
「噢，」我說，「伊茲船長要來，在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可以委婉地把這一點指出來，給他一個正確的方案，別讓他走彎路，還有不要跟其他任何人提起。」
林維爾做得很成功，在建橋過程中，可憐的帕伯不能夠滿足船長的一些特殊需求，起初，他還很高興能夠得到這麼大的一個業務，因而他對伊茲船長也極為客氣，他甚至開始都不叫他伊茲船長，而稱他伊茲長官。打招呼的時候也熱情地說：「您好！」「很高興見到您。」可不久之後，事情變得有些複雜起來，問候也不似先前那麼熱忱，但仍然是「早上好，伊茲船長」。慢慢地，友好程度一路下降，直到我們驚訝得聽到帕伯稱他為「伊茲先生」。在橋樑快完工的時候，「長官」已經降格而為「吉姆伊茲」。毫無疑問，伊茲船長是一個有才能、有魅力、有趣味的人，但如果不利用科學技術和別人的實踐經驗，他就無法在密西西比河上架起一座跨度達500英尺的大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