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內戰爆發，司各特先生被任命為陸軍部長助理，主管交通部門。我便被他召到了華盛頓，做他的助理。我當時負責政府的軍用鐵路和電報，還要組織一支鐵路武裝。在戰爭開始不久，交通部是當時最為重要的部門之一。
第一批通過巴爾的摩的聯邦軍隊遭到了襲擊，並且巴爾的摩和安納波利斯之間的鐵路也被切斷，破壞了聯邦軍隊與華盛頓之間的聯繫。這就需要我的鐵路兵團了。在費城，有一條鐵路通向安納波利斯，在那裡與通向華盛頓的主線相交。我的第一個任務便是搶修這條鐵路，使得重型火車可以由此通過，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來完成這項工作。巴特勒將軍和好幾個團的部隊在我們之後幾天裡抵達，我們成功地把所有的軍隊都輸送到了華盛頓。
我坐上第一列發往首都的機車，一路上小心翼翼。在離華盛頓還有一段距離時，我注意到有幾條電報線被木樁子壓在了地上。我停下機車，跑過去鬆開它們，我沒有注意到電報線是繃緊的，在彈力的作用下，它們猛地抽到了我臉上，把我打得翻了一個觔斗，還在我臉上劃了一道大口子，出了很多血。我就是這樣隨著第一批部隊進入華盛頓的。除了一兩個幾天前在巴爾的摩大街上受傷的士兵，我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我是第一批「為美國流血」
的保衛者中的一員。我很榮幸能為這片給了我許許多多的大陸做點兒有用的事。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為了讓通向南方的交通順暢，我夜以繼日地工作。
很快我就把指揮部搬到了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當時那場不幸的布爾溪戰役正在激烈進行中。最初我們還不相信這一消息，但這很快就得到了證實。我們不得不將所有的機車和車廂衝到前線，運回那些戰敗的士兵。離前線最近的是伯克車站。我趕到了那裡指揮，把可憐的志願兵傷員一車接一車地裝運走。有報告說叛軍已經離我們很近了，最終我們不得不關閉了伯克車站，而我和電報操作員，則乘坐最後一列火車退往亞歷山大。那裡也是一片恐慌，一部分鐵路工人開了小差，離開了崗位。不過，從第二天早晨在食堂吃飯時的人數來看，與其他部門比起來，我們已經有理由慶賀了。少數幾個列車員和火車司機已經坐船渡過了波托馬克河，雖然好幾天夜裡聽到的聲音被認為是敵人追兵的槍炮聲，但是大部分工人都沒走。至於我們的電報員，沒有一個溜號的。
在此之後，很快地，我又回到了華盛頓，我的指揮部和司各特上校一起安在了陸軍部大樓。當時我主管電報局和鐵路，這使得我有機會見到林肯總統、蘇厄德先生、卡梅倫部長，以及其他大人物。偶爾，我能和他們有些私人接觸，這也帶給了我很多的快樂。林肯總統有時會到我的辦公室來，坐在辦公桌旁等待回復他的電報，或者只是焦急地等待最新的消息。
這位傑出人物的所有畫像都與他本人很像。他的特徵如此明顯，以至於沒有任何畫他的人會畫得走了樣。當他平靜的時候，他的相貌平平，僅從長相上來說，他是我所見過最為普通的人之一。但當他興奮的時候，或是正在講一個故事時，他眼裡會射出智慧的光芒，照亮他的臉，其亮度是我很少或者說從未在別人那兒見過的。他的舉止因自然而完美，對每個人他都言語友善，即便是對辦公室裡最年輕的小伙子。他總是細心周到，對所有人都是一樣。不管對一個小信差說話，還是對蘇厄德國務卿，都一樣彬彬有禮。他的魅力就在於他的平易近人。有些事情如果不用他的方式說出來，可能並不見得能打動人。我經常後悔當時沒有仔細地把他的一些古怪的言行記錄下來，因為即便是說一些平常的事情，他用的方式也很獨特。我從來沒有見過像林肯總統這樣徹底地與大家打成一片的偉大的人物。他是最為完美的民主黨人，他的一言一行都顯示著人人平等。
在我們的業務受到關注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有了一個極大的進步。卡梅倫部長授權司各特先生（他已經擁有了一個上校軍銜）不用等陸軍部官員緩慢而滯後的決策和行動，可以直接做那些他認為是必要的事情。這一授權派上了大用場，政府的鐵路和電報部門從戰爭一開始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得歸功於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我們得到了卡梅倫部長的大力支持。他的才能和對問題根基的把握都遠遠勝過了他手下的將軍們和各個部門的首領。但迫於眾人的壓力，林肯總統最終還是將他撤換掉了。不過那些幕後知道內情的人都清楚，如果其他部門都能像卡梅倫的陸軍部一樣管理得井井有條，那麼許多災難也許都能避免。
洛其爾—卡梅倫喜歡這樣稱呼自己—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在他90歲的時候，他來蘇格蘭看我們，當他坐在四馬馬車的前座上，穿過我們的大峽谷時，他非常虔敬地脫下了帽子，就那麼光著頭過去—他被這峽谷的宏偉所征服了。
我們的談話馬上轉換到政府部門的候選人上來，認為除了在緊急情況下，他們必須確實親自作出了努力，並且是具備政府所需要的才能的人才能當選。這是洛其爾講的關於林肯第二任期的故事。
那天，在賓夕法尼亞的哈利斯堡，卡梅倫在鄉村的家中。他接到電報說林肯總統要來看他。因此，他趕回了華盛頓，林肯說：
「卡梅倫，我身邊的人告訴我說，成為第二任期的候選人是我愛國所應該履行的義不容辭的職責，他們說，我是能夠拯救我祖國唯一的人，等等之類的話，而我也開始愚弄自己，相信那麼一點點了。你覺得呢，你覺得應該怎樣？」
「哦，總統先生，28年前傑克遜總統也像你一樣把我叫了過來，同我講了一個與你同樣的故事。我在奧爾良收到他的信，並且花了10天時間趕到華盛頓。我告訴傑克遜總統，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讓一個州的立法機關通過這樣一項決議，飛行員在有暴風雨的時候不要拋棄船隻，等等。如果一個州這樣做的話，其他各州都會照辦的。傑克遜總統同意了我的觀點，然後我就回哈利斯堡了，準備了這樣一份決議並且得以通過。如我預料的，其他各州都相繼照辦。正如你所知，他贏得了第二任期的選舉。」
「那好，」林肯說，「你現在可以做那項工作嗎？」
「不，我和你太親近了，總統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可以讓我的一個朋友參與此項工作。」
「那好吧，」林肯總統說，「那我就把這件事交給你處理了。」
「我找來了福斯特（福斯特是與他同坐一輛馬車的同伴，也是我們的客人），」卡梅倫說，「並且叫他查找出傑克遜的那些議案，把它們稍作修改，以適應新的情況，然後它們獲得了通過。接下來的結果和傑克遜總統的情形很類似。在我第二次去華盛頓的時候，我在晚上去了總統的公眾招待會。當我擠進擁擠而寬敞的東廳時，由於林肯很高，因此他越過一大群人認出了我。戴著白色手套的兩手握緊，看起來就像羊的兩腿。他喊道：『今天又多了兩個，卡梅倫，兩個。』他是說，另兩個州通過了《傑克遜—林肯議案》。」
除開這件事情對政治生活產生的意義不說，相隔28年，同一個人被兩個美國總統召見，在幾乎相同的背景下詢問他的意見，並且運用了同樣的計謀，這兩個人都是總統候選人而且都成功連任。這確實是不同凡響。正如我曾對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所作出的解釋一樣：「一切都預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