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先生在阿爾圖納待了3年時間，接著又面臨陞遷了。在1859年他成為了公司的副總裁，在費城擁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我將何去何從？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會帶我過去嗎？或者我還是留在阿爾圖納，面對一個新上司？種種想法折磨著我，與司各特先生分別對我來說太過痛苦，為一個替代他的新上司服務我認為也不可能。在那時，我一直認為，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負責。我從未想過，如果沒有他，我是否還會獲得提升？
他去費城與總裁會面回來後，把我叫進了他的私人房間，他一般在這裡與辦公室進行聯絡。他告訴我說，他去費城已成定局，部門經理伊諾克劉易斯先生將成為他的繼任者。我饒有興致地聽他漸漸地、也不可避免地把話題引向對我的安排，最後，他終於說：
「現在，我們來聊聊你的一些事情，你覺得你可以管理好匹茲堡分部嗎？」
我正處在一個自以為能勝任一切的年齡，我不懂得我不應該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沒有想過別人也會認為我現在能勝任安排好的任何工作，更不用說是司各特先生了。當時我還只有24歲，但我那時的榜樣是約翰拉塞爾勳爵，他曾宣稱，在第二天就可成為水上艦隊的總司令，還有華萊士和布魯斯。因此我對司各特先生說：「我想我可以。」
「那好，」他說，「坡茲先生（當時匹茲堡分部的經理）將要被提升到費城的運輸部去，我推薦你繼任他的職位，他同意給你一個機會」
那時，我每個月拿65美元。
司各特先生繼續說：「當我在那裡的時候，每年的工資是1500美元，而坡茲先生是1800美元，我想在開始的時候，給你每年1500美元會比較合適一些，如果你幹得好，不久之後，你可以拿1800美元，對此你感到滿意嗎？」
那不僅是僱傭和薪金的問題。我將有我自己的一個部門，我不用再在來往於匹茲堡和阿爾圖納的指令上簽下「T.A.S.」（托馬斯A.司各特的英文簡寫），我現在可以寫上「A.C.」（安德魯卡內基的英文簡寫），這對我來說，已經是足夠大的榮耀了。
任命我為匹茲堡分部經理的命令發佈於1859年12月１日。接著，馬上又要準備搬家，這種改變是令人欣喜的，儘管我們在阿爾圖納的住所有諸多優勢，尤其是我們還在郊外一處風光宜人的地方有了一所大房子，它的周圍還有一大片空地，在那裡我們可以盡享愜意的鄉村生活。但是這一切與回到老朋友、老相識中間，回到即便又髒又亂、煙塵籠罩的匹茲堡相比，其份量便輕如鴻毛了。我的弟弟湯姆在阿爾圖納時學會了電報技術，他將和我一起回到匹茲堡，並且成為了我的秘書。
接下來的那個冬天是我所經歷過的最為嚴酷的寒冬。鐵路線的建設質量很糟糕，裝備的效率低下，根本應付不了當時堆積如山的業務。鐵軌修建在大塊的石頭上，需要鐵鑄的軌座加以固定，據我所知，有一個晚上共有47個軌座斷裂。因此事故頻繁，便不用感到驚訝了。作為部門經理，我在那些日子裡必須在夜裡用電報指令發車，外出處理所有的事故，要做一切事情。有次一連８天，夜以繼日，我都在鐵路線上，處理一個又一個的事故，清除一個又一個障礙物。可能在所有曾擔任過這項管理工作的人中，我是最不顧及、體恤下屬的一個。也許是靠一種責任感的支撐，我本人從不知疲勞，但我讓手下的員工也超負荷地工作，沒有細心考慮到他們的耐力是有限度的。我總是在任何時刻都能睡著。晚上，在一節破舊的車廂裡抓住時間躺上半個小時便已足夠了。
內戰給賓夕法尼亞鐵路帶來了極大的需求，以至於我最後不得不組織一個夜班組。但當我向上級申請把晚上對線路的調度指揮權交給火車調度員時，卻遇到了一些困難。事實上，在沒有得到他們明確授權的時候，我自作主張，任命了也許是全美第一個夜間火車調度員—至少也是賓夕法尼亞系統內的第一個。
1860年，在我們回到匹茲堡後，我們在漢考克街（就是現在的第８大街了）租了一套房子，在那裡住了一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很快就開始考慮要怎麼才能住到鄉下去，幸運的是，當時公司的貨運代理人D.A.斯圖爾特先生，在荷姆武德給我們介紹了一所房子，與他的住所相鄰。我們立刻搬到了那裡，電報也帶了進去，這樣我就可以必要的時候在家指揮分部的事務。
在這裡，我們開啟了一個新的生活。這裡阡陌縱橫，繁花似錦，居民大多擁5—20英畝不等的土地。整個荷姆武德佔地好幾百英畝，這裡有美麗的峽谷和森林，還有小溪潺潺。我們也有一個自己的園子，在我們的房子的周圍還有一塊很大的空地。母親一生中最為快樂的時光便是在這裡度過的，在花朵中間，和小雞在一起的鄉村生活以及周圍的環境都很讓她愜意。她愛花，甚至是迷戀。她幾乎從不採一朵花，事實上，有一次她還責備我拔掉一顆野草，說：「這是綠色的東西呀！」我也繼承了她的這一特性，當我從房間走出，便打算摘下一朵花來，放到我的紐扣眼上，然後戴著去城裡。可是我找不出哪一朵是我可以毀壞的。
我們搬到鄉間，這讓我們結識了一大群新朋友。這一地區許多有錢人都在這個令人愉悅的鄉村裡擁有寓所，可以說，這兒是一個貴族區。我這個年輕的經理常常被邀請到這些富麗的大宅裡面參與他們的娛樂活動。年輕人喜歡音樂，我們便曾多次舉辦音樂晚會。在這裡，我聽到人們談論我以前從未知曉的事情，因此我為自己定下了一條規則：我聽到他們的談論時，我應該立即從中學到些什麼。我每天都很快樂，因為我感到每天都能學到新的東西。
在這裡，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雅明和約翰。約翰後來成為了與我一起出遊的夥伴，我們一起參加過各種各樣的旅行。親愛的「范迪」則成了我「環遊世界」的好友。我們的鄰居—斯圖爾特夫婦，和我們變得越來越親近，最後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斯圖爾特先生後來與我們一起做生意，成了我的合作夥伴，這是使我高興的事情之一，「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搬家最大的收益是結識了賓夕法尼亞的名門望族維爾金斯法官一家。法官當時已近八旬，身材修長、相貌英俊，舉止得體大方，謙和而不失威嚴，是我迄今遇見過的最為博學多識的人。他的妻子是美國副總統喬治W.達拉斯的女兒，她是我心目中最為慈祥的老婦人，是我所見過或知道的最美麗、最可愛、最令人敬重的老人。她和女兒維金斯小姐、妹妹桑德斯夫人以及孩子們都住在荷姆武德的那座大宅子裡。這座豪宅在當地就如同英格蘭的男爵府，或者說，它算得上是當地所有有文化、有上進心的人的活動中心。
在維爾金斯家族和我之間，儘管表現得很平靜，唯一引起對立的話題是政治觀點。那時候我熱情擁護廢除奴隸制，那時候美國的廢奴主義者有點兒類似於英國的共和主義者。因為與南方的名門望族有緊密的聯繫，維爾金斯們是傾向於南方的堅定的民主派。有一次在荷姆武德，在我正要進入休息室的時候，我聽到這家人在興奮地談論著不久前發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怎麼想？」維爾金斯夫人問我，「達拉斯（她的孫子）寫信告訴我說，西點軍校的司令命令他坐到黑人的身邊，你聽過此類事情嗎？這不是一種恥辱嗎？黑人也能進西點軍校？」
「噢，」我說，「維爾金斯夫人，還有比這更糟糕的事情呢，我還知道他們中的有些人被獲准進入天堂。」
我能感受到那時的沉默，然後，維爾金斯夫人冷峻地說：
「那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卡內基。」
以這種方式，在那段時間裡，我得到了很多至今看來還是最為珍貴的東西。親愛的維爾金斯夫人開始編織一種阿富汗毛毯，在她工作進行過程中，會有很多人問她這是織給誰的。不，維爾金斯夫人是不會說的。對此，她一直把它當做一個秘密保守著。直到聖誕節臨近，這件禮物也完工了，並被仔細地包好，卡片中寫下一些關愛的話語，她讓她的女兒把它寄來給我。我在紐約適時地收到如此高貴的夫人送的如此貴重的禮物。那條阿富汗毛毯，儘管我常常拿給朋友們看，但我一直收著沒有使用。在我所擁有的珍貴的財富之中，它對我來說是一件聖物。
我很幸運，在匹茲堡認識了萊拉阿狄森。她父親阿狄森醫生不久前剛剛過世。很快地，我便與阿狄森一家熟識了。這讓我受益良多，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這是一種另外的友誼，一種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友誼。萊拉曾到國外深造，她能說流利的法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正是通過與這一家人的交往，我第一次認識到，在我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之間，有一條無法形容又難以逾越的鴻溝。但是「我們身上同流著蘇格蘭的血」一如既往地發揮著力量。
阿狄森小姐是個理想的朋友，因為，如果你是一塊真正的鑽石，她會幫你打磨得更加精緻而富有光澤。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為她是對我作出過最為嚴厲批評的人。我開始特別注意我的言談，還關注起英文經典名著。直到現在我還在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些書。我也開始留心怎樣對所有人都在言談上更加文雅、更有禮貌和謙恭—簡言之，怎樣表現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