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我所見過的最偉大的人物是約翰埃德加湯姆遜，他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總裁。我們後來的鋼軌鍛造廠就是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的。在我所知道的人裡，他是最為沉默寡言的人之一。他定期來匹茲堡視察，到處走來走去，但對任何人都熟視無睹。後來我知道他的內向主要是由於害羞。有一次，他在司各特先生的辦公室裡，走到電報機旁邊，稱我為「司各特的安迪」，這讓我吃驚不小。不過，後來我得知他已經聽說了我那次指揮列車的冒險事跡。如果一個年輕人與高層領導有了接觸，那麼他的事業之戰就已經贏了一半。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偉大的目標，做一些超出自己職權範圍之內的事情—一些能引起上司注意的事情。
自此以後，當司各特先生有一次要出差一兩個禮拜，他便向羅姆貝特先生請求授權讓我暫時負責這個部門。他真是大膽，因為我那時還不過20出頭。請求自然得到了批准，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機會。在他不在的那些天裡，除了因為倒碴列車全體工作人員的疏忽造成的事故之外，一切運轉良好。但發生的這起事故讓我非常苦惱，我下定決心要徹底履行職責，盤查了有關人員，不容分說就解雇了兩個主要負責人，將與事故有關的兩名員工停了職。司各特先生回來之後自然聽說了這一事故，並且建議他調查處理。我覺得自己可能做得有點兒過火，但既然已經走出了這一步，我告訴他一切都已解決，我已經調查了這件事情，並且處罰了肇事者。有人要求司各特先生重新審理這起事故，但我堅決不同意，於是這個要求被壓了下去。我覺得，在這一敏感點上，司各特先生通過我的表情和語言，理解了我的感受，並且默認了我的做法。
也許他當時對我的擔心—擔心我的處理太過嚴厲—是對的。這件事發生好幾年後，當我成了這一部門的主任，對那兩個曾被我停職一段時間的人，我總在心裡抱有一絲歉意。對我那次所採取的行為、我行使的第一次處罰，我在良心上感到不安。如果要對那件事作出一個新的決定，我不會傾向於那麼嚴厲。唯有經驗可以告訴我們，溫厚具有至大的力量，在必要的時候，輕微的懲罰是最為有效的。很多處罰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明智的寬恕—至少寬恕第一次犯錯，通常都是最好的辦法。
我的至交一共有６個人，隨著我們知識面的擴大，我們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一些關於生命和死亡、今生和來世的秘密，我必須與之鬥爭。我們都是在善良、誠實、自尊的父母的教育下，在一個或另一個教派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約翰菲普斯從馬背上摔下來，不幸去世，這是我們這個圈子裡的第一個重大損失。這使得我們大家悲痛萬分，儘管我記得我對自己說：「約翰已經回到了故土，回到了英國，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我們很快就會隨他而去，永遠在一起。」對此我堅信不疑，在我的心裡，這並不只是一個希望，而是一個必然。快樂是痛苦之人的避難所。我們應該接受柏拉圖的建議，永不放棄對希望的無止境的追求。「永遠讓自己置身於快樂之巔，因為希望是美好的，回報也將是豐厚的。」這句話非常正確。
在我所寫的這些年中，我家的財產一直在穩步增長。我的工資由每月35美元增加到40美元—是司各特先生主動給我加的薪。給每個員工發薪水也成了我的分內之事。發薪水的時候，我們使用銀行的支票，而我總是不變地把我的工資換成兩個20美元的金幣。在我看來，它們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藝術作品。家庭會議決定，我們可以鼓起勇氣買下一塊地和上面的兩幢房子，一幢是我們現在居住地，另一幢有４個房間，原來一直由霍根姨父和姨媽居住，現在他們已經搬到別處去了。由於艾特肯姨媽的幫助，我們才能在那個織布店樓上的小屋落腳，而現在也該是我們讓她回到這原本屬於她自己的房子來住的時候了。購買這些房產時，我們付了100美元現金，而總價我記得是700美元。現在我們的奮鬥目標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並且盡量積攢那一大筆本金。沒用多長時間，我們就把債還清了，我們成了有產者。然而，在這一切即將實現的前夕，我父親在1855年10月２日去世了，我們家遭遇了第一次痛苦的分裂。但是，對其他的３個成員來說，生活的重擔還在肩上。悲哀和責任交織在一起，我們還得工作。父親生病時的醫療費還要攢、還要還，而且我們直到此時也還沒有多少存款。
父親去世後，我要考慮、要管理的事情比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媽媽繼續做鞋，湯姆還是上他的公立學校，而我則繼續跟著司各特先生在鐵路公司上班。就在這時，幸運之神來我們家敲門了。司各特先生問我有沒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話，他可以替我作一次投資。我的總資產是500美分，即使讓我拿50美元來投資，我也沒有那麼多積蓄。但是我不願意失去這次與我的上司和偶像產生經濟聯繫的機會。所以我大膽地說，我可以籌到這筆款子。他又告訴我，他可以從威爾金斯堡車站的代理—雷諾爾德先生那裡買到十股亞當斯快車的股票。當然，在當晚我就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家長—我的母親。她沒有考慮太久，就給了我應該怎麼做的建議—她什麼時候讓我失望過呢？那時，我們已經在房子上付了500美元，因此她想這也許可以作為抵押，想法借筆錢。
第二天一早，母親就乘蒸汽船去了東利物浦，晚上才到達，她從她的一個兄弟那裡借到了這筆錢。我便把這500美元交給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把我所期盼的那10股股票給了我。出乎我的意料，另外還要交100美元作為保證金。但是，司各特先生很爽快地說，我可以等在方便的時候再支付，這樣就容易得多了。
這是我的第一筆投資。在那些美好的老日子裡，那時候的股息和紅利比現在要豐厚得多，而且亞當斯快車是每月分紅。有天早上，我的桌子上放了一個白色的信封，用很大的手寫體寫著「安德魯卡內基先生」。「先生」這個詞使我受寵若驚。在信封的一角，我看到了一枚亞當斯快車公司的圓形印章。我打開信封，裡面是一張紐約黃金交易銀行的10美元的支票。我一輩子都會記得這張支票，和那個親筆簽名「出納員J.C.巴布科克」。這給了我投資的第一筆收入—我不用滿頭大汗地勞動就可獲得的收入。「我找到了，」我喊道，「這是一隻下金蛋的母雞！」
星期天在森林裡聚會是我們幾個的慣例。我們在伍滋潤附近找了個小樹林，這是我們最喜歡去的地方。那第一張支票我一直藏在身上，當大家都坐在樹下的時候，我便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我的夥伴們反應十分強烈，大家都沒想到還有這樣的投資。我們決定攢錢，關注下一個可以投資的機會，每個人都有份。然後在幾年後，我們再把微不足道的投資收益分掉，像合夥人一樣在一起賺錢。
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首席大律師—格林斯堡的斯托科思先生又一次邀請我去他在鄉間的漂亮的房子裡度週末。而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在一個陌生人家裡住過一個晚上。像他這樣一個有學識、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對我產生興趣，他的這一行動有些奇怪。我受邀獲得此一殊榮的原因是我在《匹茲堡日報》上寫的一個通訊，甚至在我還不到20歲的時候，我便已經是新聞界一個不入流的作家了。成為一名編輯曾是我的目標之一。霍勒斯格裡利和《論壇報》就代表著我理想中的成功。奇怪的是，當有一天我可以買下《論壇報》的時候，珍珠已經喪失了它的光澤。美麗的空中樓閣常常要等到我們生命的晚期才有機會抓取，而那時候，它往往已經失去了早日的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題是市民對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看法，沒有署名，我很驚訝地發現它佔據了《日報》專欄的一個顯著位置，編輯是羅伯特M.裡德。我在接收電報時，收到一份給司各特先生的電報，署名斯托科思先生，要求他向裡德先生查證一下那篇文章的作者。我知道裡德先生不會說出作者是誰的，因為他也不知道。但是我又擔心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找他的時候，他會把手稿展示給司各特先生，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這是誰的筆跡了。因此，我向司各特先生如實承認了。他看上去有點不相信，他說他在早上已經讀過這篇文章，並且也想知道誰是作者。他這種將信將疑的神情沒有逃過我的注意，鋼筆變成了我的武器。司各特先生很快就邀請我與他共度週末，我的那次拜訪是我一生中的亮點，從那以後我們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司各特先生家富麗堂皇，對此我印象深刻，但是，在他的書房裡有一個大理石的壁爐，這讓其他所有東西都黯然失色。在壁爐拱形結構的中央，一本打開的書刻在大理石上，書上刻著：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不願意思考的人是固執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這些高尚的語句讓我震顫，我對自己說：「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一定會有一間書房（這是一個前瞻），這些警句將像在這裡一樣使壁爐架變得雅致起來。」如今，在紐約和斯基伯，這已經成為了現實。
幾年之後的一個週日我再一次來到他的家裡，這一天同樣很值得一說。那時我已經成為了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在匹茲堡分部的主人了。南方各州正式脫離政府，我全身都為國家燃燒起來。司各特先生成為了民主黨的主要成員，他反對北方使用武力來維持國家統一。他大肆發洩他的不滿，這讓我失去了控制，衝他大喊道：
「司各特先生，在不到６個禮拜的時間內，我們將要把你這種人送上絞刑架。」
寫到這裡，我似乎又聽到了他的笑聲，他開始叫他在隔壁的妻子：
「南希，南希，聽聽這蘇格蘭小鬼，他說他要在６周之內把像我這樣的人絞死。」
在那些天裡發生了一些離奇的事情，同一個司各特先生，不久之後，他在華盛頓請求我幫他在支援部隊裡成為一名現役少校。那時我是戰爭辦公室的秘書，幫助政府管理軍用鐵路和電報。他得到了這項任命，從此成了司各特上校。於是那個曾懷疑北方無權動武的人，為了高尚的目的拿起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