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從電報公司的操作室裡踏進了一個更開放的世界，最開始，我還遠遠不能適應這一變化。那時，我剛過完第18個生日，我至今沒見過任何一個孩子如何可能在只有純潔和美好的環境中一直成長到18歲。我相信，一直到那時，我沒有說過一個不雅的詞，也很少聽見這樣的詞。我對卑鄙和邪惡一無所知。幸運的是，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所接觸的都是善良的人們。
而現在，我突然進入了粗人成群的公司，司各特先生和我臨時在商店辟出一角作為辦公地點，這裡還同時是貨運列車長、司閘員以及消防隊員的調度指揮部。我們共用一間屋子，這完全不同於我所熟悉的世界。對此，我並不高興。在這裡，知識之樹上的果實中美好和邪惡共生，我第一次不得不將它們都吃下去。不過，甜蜜和純潔依然氤氳著我的家，粗俗和邪惡不得進入。那是我和我的夥伴們的天地，他們都是有教養的青年，努力提高自己的素養，成為受人尊敬的市民。對那些不合我天性以及跟我早期所受的教養格格不入的人和事，我是懷著一種厭惡的心情度過我的這一個時期的。和粗人在一起的經歷也許對我有好處，因為這使我對抽煙和嚼煙草、對罵人和下流話感到厭惡，而且我還很幸運地一生保有這種厭惡。
我並不是說，我所提到的那些人是下賤的或者品行敗壞。那時候，罵人、說髒話、抽煙和嚼煙草比現在普遍得多，和現在相比，也較少有不好的含義。修鐵路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很多干河工的粗野之徒都為之吸引。但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是很不錯的年輕人，想要謀得一份可靠的工作，成為受人尊敬的公民。我必須說的是他們中所有的人對我都很友善。許多人至今依然在世，我偶爾能得到他們的消息，並為之高興。這種情況終於有了改變，後來司各特先生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我們兩人共同使用。
很快，司各特先生就派我去阿爾圖納取每個月的工資清單和支票。當時，鐵路還不能翻越阿爾勒格尼山，我只得爬山過去，這也使得這段路程顯得很獨特。公司在阿爾圖納建了一些房子，商店正在建設之中，根本沒有現今大城市的跡象。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鐵路領域的大人物—總裁羅姆貝特先生。他那時的秘書是我的朋友羅伯特皮特凱恩，就是我幫他介紹到鐵路公司工作的。因此，「大衛」「鮑勃」和「安迪」依然在一起工作，我們都離開了電報公司，而投奔了鐵路公司。
羅姆貝特先生和司各特先生很不一樣，他不善交際，嚴肅而固執。因此，在和我說了幾句話後，羅姆貝特先生對我說：「今晚，你過來和我們一起喝茶。」這讓羅伯特和我都感到很驚訝。我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表示同意之類的話，然後便心神不寧地等待著約定時間的到來。那時，我把這次邀請看做是我所得到過的最大的榮耀。羅姆貝特太太非常親切，羅姆貝特先生將我介紹給她時說：「這是司各特的『安迪』。」能被認為屬於司各特先生，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這次旅行中發生的一件事故差點兒葬送了我的前程。在第二天早上我就帶著工資名冊和支票起程回匹茲堡，因為包裹太大放不進我的口袋，我便把它揣在懷裡，塞在我的馬甲下面，覺得這樣會比較安全。當時，我特別喜歡坐火車，尤其是坐在火車頭裡。我搭上了去赫利德斯堡的機車，過山的鐵路在那裡交匯。火車一路顛簸，在到達某地方時，我突然感到摸不著裝工資名冊的包了，我驚惶地發現，火車的震動把它給顛了出去—我把它給弄丟了！
掩飾事實起不到任何作用，這個錯誤無疑將會毀了我。被派去取工資名單和支票，可我卻把它們弄丟了，這本應該是我的一個榮耀，而現在卻成了一個噩夢。我告訴列車司機，包裹肯定是在最近幾英里的地方被晃出去的，問他是否願意將機車掉頭幫我去找回來？真是個好人，他答應了。我沿路察看，終於找到了它，它躺在溪流的岸邊，離水面還有幾步遠的地方。我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跑下去，一把抓了起來。沒錯，直到安全抵達匹茲堡，我都把它緊緊抓著，沒有鬆手。機車司機和消防員是唯一知道我這次疏忽的人，不過他們向我保證會替我保密。
在這件事發生了很久之後，我才大膽地說出了經過。假設這個包裹再滾得遠一點兒，被水流沖走，那麼，這一疏忽對我造成的不良影響，需要多少年的認真工作，才能消除啊！我決不主張對年輕人要求太嚴格，即便他犯了一兩個可怕的錯誤。我總是努力去想像，如果不發生那件事情，不在離赫利德斯堡幾英里遠的地方丟失我的包裹，然後又失而復得，我的事業將會有什麼不一樣。到今天，我還能毫不費勁地找到那個確切的地點，我多次經過那條鐵路線，每次都彷彿看到那個淺褐色的小包躺在岸邊，它似乎在說：
「沒關係，我的孩子，幸運之神陪伴著你，不過這種事情可不要再發生了。」
我在很早的時候就成為了反奴隸制的堅定擁護者，儘管我還太年輕，不能參加選舉，但我還是滿懷熱情地為1856年２月日在匹茲堡召開的第一屆共和黨全國會議歡呼。當這些大人物走在街道上的時候，我注視著他們，對參議院威爾遜、黑爾和其他人充滿了傾慕之情。我在鐵路員工裡組織了一個百人俱樂部，支持《紐約論壇報》，偶爾也嘗試著寫一寫短文寄給那個偉大的編輯霍勒斯格裡利，他做了許多事來號召人們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採取行動。
當我的作品第一次變成鉛字刊出在這個自由的激情喉舌上，這是我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里程碑。那份《論壇報》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當我們今天回首往事，沒有人不會為之感到深深遺憾，為了將我們的國家從奴隸制的禍根中解放出來，不得不打內戰，付出了太高的代價。但是這不僅僅只是奴隸制需要廢除，鬆散的聯邦體制、各州過於強大的權力，大大推遲了建立一個穩固的、集權的中央政府。
在此之後不久，鐵路公司建成了它自己的電報線，當然也需要操作員。他們大部分都是在匹茲堡的辦公司裡接受培訓的。電報業務持續快速增長，業務熟練的操作員開始供不應求了。我們還需要新的電報辦公室。1859年３月11日，我委派我以前的信差同伴大衛麥卡戈為電報部主管。有人說「大衛」和我首開在美國的鐵路上任用年輕婦女做電報操作員的紀錄—也許在所有部門裡，我們都開了先河。在這些女性所介入的新生職業中，我沒有發現有比電報操作員更適合她們的了。
作為上司，司各特先生是不可多得的，是最為使人愉快的人之一，我誠心實意地跟著他。對年輕的我來說，他是偉人、是我的偶像。很快，我就在心裡幻想他會成為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總經理—後來他確實得到了這一職位。在他手下，我開始處理一些超出我供職職權的事情。有件事情，我一直清晰地記得，我對它的處理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時候的鐵路還是單線，儘管電報指令發車還不是慣例，但還經常要用到這種手段。我認為，那時候，只有主管有權對賓夕法尼亞鐵路系統的任一路段，或者對其他系統發佈指令。因為整個鐵路的管理體系尚處幼年，人們沒有做過此方面的專門培訓，發佈電報指令只是危險時候的權宜之計。司各特先生常常在晚上去故障或者事故發生現場，指揮清理和疏通鐵路線路，許多上午他都無法來到辦公室。
有天早上，在我來到辦公室的時候，發現東部地區一場非常嚴重的交通事故阻止了特快客運列車的西行。而東來的客車正由信號員一段一段地引領著向前開，兩個方向的火車便僵持在旁軌上。當時找不到司各特先生，我終於忍不住，行使了主管的權力，發出了「行車指令」。我知道，一旦我出了差錯，就意味著解雇恥辱，也許還有刑事處罰。然而，在另一個方面，我可以讓在火車上已經睡了整晚的人起來工作，我能讓一切都運轉起來。我知道我能行，平時在傳達司各特先生的命令時都已經做過。我知道應該做些什麼，於是我開始行動了，我用他的名義發出指令，將每一列火車都發了出去。我特別小心，坐在機器旁邊關注著每一個信號，把列車從一個車站調到另一個車站，當司各特先生回到辦公室的時候，一切運行平穩。他已經聽說列車延誤了，他到來後第一句話就是：
「噢，事情怎麼樣了？」
他快速地走到我的旁邊，抓過鉛筆開始寫指令。我膽怯地說：「司各特先生，我到處都找不到你，我已經在一大早的時候用你的名義把指令發出去了。」「那它們都在正常運行嗎？東部快車現在哪裡？」
我給他展示電報信息，告訴他每一輛火車在線上的具體位置—貨車、載沙車，任何一輛—告訴他列車長的答覆，火車經過的車站發來的最新的報告。一切正常，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我幾乎不敢正視他，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他什麼也沒有說，但他把所發生的事情重新仔細地看了一遍，依然不置一詞。過了一會兒，他離開了我的桌子，回到自己那兒，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了。他不願意認可我的行為，但他也沒有責怪我。如果一切順利，那麼萬事大吉。如果出了什麼問題，那我就得承擔所有的責任。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後的好多天早晨，他都來得很準時。
當然，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鐵路公司沒有一個人知道司各特先生並沒有親自發出指令。我下定決心，如果以後這種情況再發生，我決不會像那天早晨那樣，除非我得到授權。我為我的作為感到痛苦，直到當時匹茲堡貨運部的負責人弗朗西斯科先生告訴我，就在那天晚上，司各特問他：
「你知道那個白頭髮蘇格蘭小鬼都幹了些什麼嗎？」「不知道。」「他在絲毫未被授權的情況下，以我的名義把所有的列車都
發了出去，如果不是這樣，我就要受責備了。」「那麼他做對了嗎？」弗朗西斯科問道。「噢，當然沒有錯。」這才讓我安心了。當然這也暗示著我下次還可以這樣做，因
而我更加大膽了。那天以後，司各特先生很少親自發佈列車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