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信差已經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了，這時候，樓下辦公室的經理約翰P.格拉斯上校，因為要出去與公眾接觸，他開始不時地找我在他不在的時候幫他照顧一下辦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個高度受歡迎的人，並且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壯志，他不在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並且日益頻繁，因此我很快地熟悉了他這方面的工作。我接受公眾的函件，並且監督那些從操作間送出來的信件是否恰當地分派給信差們，以便及時傳遞。
對我來說，這是一項令人厭煩的工作。在那個時候，因為我無須做分內之事，這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不甚受歡迎。我還被指責為吝嗇、小氣。我從不亂花因送遠程信件而賺得的額外的那10美分，但是他們不知道原因。我必須盡可能地節省下每一便士，因為我家裡需要。我的父母明辨事理，對我的行為，他們從來不加以阻礙和拒絕。家裡有３個勞力—父親、母親和我自己，每人每週能賺多少錢，我一清二楚，我也知道所有的開銷。我們把個人賺得的錢都放在一起，商議給家裡添置一些缺少的傢俱和衣物，每添一件小東西都能使我們快樂不已。從來沒有一個家庭能像我們這樣團結。
一天天地，母親每節約下一個半美元的銀幣，她都把它們仔細地收藏到一個長筒襪裡，直到攢夠了200個。在那時，我便用匯票將20元英鎊寄給慷慨借錢給我們的漢德森夫人。那天我們歡呼雀躍，以示慶祝，卡內基家終於不再債務纏身了。噢，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一天啊！金錢上的債務是償還清了，但人情債，對幫助我們的人的感激，卻是無法還清的。
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下子把我帶進了九重天外。這件事發生在一個週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給孩子支付當月的薪水。我們在櫃檯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順序發工資給每一個人。我在隊伍中打頭，當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25美分，我伸手去拿，然而讓我奇怪的是，他繞過我，付給了下一個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錯了，因為直到現在我都是頭一個領工資的。可是接下來，他只按順序給其他人工資。我的心沉了下來，似乎受到了羞辱。難道是我做錯了什麼？或者有什麼沒有做？我將被告知，這裡已經沒有我的工作了，我將讓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無法忍受的痛楚了。當其他每個人都領到錢離開之後，格拉斯先生把我帶到櫃檯後面，並對我說，我應該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決定每個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
我的腦袋一陣發暈，我懷疑我是不是聽錯了。他把錢點給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謝，我想好像沒有。我拿著錢一下子跳出門去，蹦跳著一直到家，幾乎沒有停過。我清楚地記得，我跑著—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跳著從橋的這一頭到橋的另一頭，跨過了阿爾勒格尼河—是在馬車道上，因為人行道太窄了。這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給了媽媽—家裡的財務主管，而對裝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２美元25美分不著一詞—它們在當時對我來說，其價值超過了我現在所賺得的百萬巨款。
湯姆是一個９歲的小男孩，他和我一起睡在閣樓上，等到上了床，我把這個秘密悄悄地告訴了我親愛的弟弟。即便年幼，他還是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們一起商量未來。那是第一次我向他描述將來，我們可以一起搏浪商海，我想，「卡內基兄弟公司」將會是一個偉大的公司，父親和母親將會有自己的馬車，而且他們還可以探望丹佛姆林—他們的老家。那時，我們似乎擁有了一切被認為是財富的東西，而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值得奮鬥追求的。
星期天早晨，全家在吃早飯的時候，我拿出了那額外的２美元25美分。這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甚至一開始他們還不能馬上明白其含義，但很快他們就知道了。父親的眼神充滿著驕傲和疼愛，母親眼睛被淚水濕潤，閃閃發亮，這些都說明了他們當時的感受。這是他們的孩子的第一次成功，明確證明了他是值得被提拔的。後來我所獲得的成功和各種各樣的讚譽，從來都沒有像這一次那樣令我激動，我甚至想像不出還會有這樣的一件事。這裡是人間天堂，我整個的世界都被帶進了滿是喜悅的淚水之中。
因為每天早上都要打掃操作室，在操作員到來之前，孩子們便可以在電報機上練習。這又是一個新的機會，我很快就學會了用鍵鈕來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們交談，他們和我有著相同的目的。當一個人學會了一件事情的時候，他肯定會迫不及待地找機會去使用他所習得的東西。
有天早上，我聽見呼叫匹茲堡的信號特別強烈，據我的猜測，這看起來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聯繫。我大著膽子作了應答，讓紙帶走了起來。原來是費城要立刻給匹茲堡發一個「死亡通知」。我可以接收嗎？我回復說，如果他們慢點發的話，我可以嘗試一下。我成功地接收了這條信息，然後帶著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著布魯克斯先生的到來，告訴他我都大著膽子做了些什麼。
幸運的是，他並沒有責怪我的魯莽，而是對我的行為大加讚賞。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錯，然後便讓我走了。不久以後，當操作員需要離開議會的時候，我經常被叫去照看一下儀器。就這樣，我學會了發電報的技能。
那時，操作員要做的是從移動的紙帶上獲得信息，並且把它念給抄寫員。但是，有傳聞說西部有個人根據聲音，通過耳朵就可以獲得信息。在此驅動下，我開始練習這種新方法。我很輕鬆地就學會了這門新語言，容易得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一天，當操作員不在時，我請求收一條信息，那個老抄寫員對我的冒昧非常不滿，拒絕為一個傳遞員抄寫。我於是停掉了紙帶，拿起筆和紙，開始用耳朵來接收信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當時的驚訝之態。他命令我把紙和筆還給他，從那以後，科特內休斯和我之間再也沒有什麼問題了。他成了我忠誠的朋友和抄寫員。
這件事結束之後不久，約瑟夫泰勒—離匹茲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操作員要請兩個禮拜的假，要布魯克斯先生派一個人去頂他一下。布魯克斯先生把我叫去並問我是否能夠勝任此項工作，我立刻給予了肯定的答覆。
「好吧，」他說，「那我們把你送到那試一試。」
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正在為賓夕法尼亞鐵路挖溝築堤，早上，我常常散步到那裡去看工作的進展，從沒夢想過我會很快進入那家大公司，為此而工作。這是我在電報公司第一次擔綱如此重要的職務，所以我一點兒也不敢擅離職守。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屋外雷電交加，我坐在辦公室裡，但不願切斷聯繫。我太過冒失，坐得離按鍵太近，一道閃電把我從凳子上打了下來，這差點兒毀了我的事業。從此，只要有暴風雨，我坐在辦公室裡就會格外的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這個小任務，博得了上級的滿意，因此在其他孩子看來，我是頂著光環回到匹茲堡的。
很快我就被提拔了，詹姆士裡德（他當時是公司在那條線上的總經理，是蘇格蘭人的另一個典範，後來他成了我的好朋友）發電報說公司需要一個新的操作員，布魯克斯先生親自向他推薦我來擔任助理操作員一職。結果是我成了一名操作員，每月拿25美元的巨額薪水—在我看來，這確實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我能從信差升到操作員，要歸功於裡德先生和布魯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17歲，完成了我的學徒經歷。我已經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個每星期賺１美元的小孩了。
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電報公司的操作室是一個非常棒的學校。在那裡，他必須用紙和筆，用作品和創作來做好工作。在那裡，我對英國和歐洲的一點點知識幫了我的大忙，毫無疑問，知識永遠都是有用的，有時候通過這種方式起作用，而有時候則是其他的不同的方式。那時候，外國新聞是通過萊斯角的線路接收的，接收那連續不斷的「蒸汽機新聞」是最為榮耀的事情之一，我對它的熱愛勝過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這項工作就心照不宣地分配給了我。
匹茲堡的報紙都有一個習慣，就是要派一個記者到電報公司來抄寫新聞。不久後，所有的報紙共同委派一個人，這個人建議說，接收到的新聞應該被製成多個版本。後來我們之間達成這樣的安排：我把所有的新聞報道都複印５份，而他將每個禮拜另外付我１美元。這是我第一次為媒體工作，當然，只有不多的一些收入。但這使我每個月的薪水變成了30美元，而且當時的每一塊錢都很值錢。家裡的積蓄漸漸增加，似乎成為百萬富翁的將來已經拂曉初開。
另外一個對我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是和我５位可信賴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韋伯斯特文學會」。我們形成了一個特定的圈子，彼此關係密切。這對我們５個來說，都是一個進步。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會比參加這樣的俱樂部更加有益於青年人的成長。我日後的辯論就從我在此所讀的書本中受益匪淺，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穩定。後來我能在眾多觀眾面前保持冷靜，毫無疑問應該歸功於我在「韋伯斯特」的經歷。那時候（現在也如此）我演講的兩條原則是：讓你自己在觀眾面前輕鬆自如，輕鬆地跟他們交談，而不是向他們作報告；盡量不要讓自己成為另外一個人，按你自己的方式談話，除非不能自持，千萬不要過於誇張地「演講」。
當那場大洪水破壞了施托伊本維爾和惠林之間所有的電報聯繫，這便讓我倍受關注。兩個城市之間相距25英里，我被派往施托伊本維爾接下所有的業務，然後往返於東西方之間，每隔一小時或者兩小時，在河中一艘小船上將信號發給惠林，回程時再帶回來一批，發往東部。在一個多星期中，就通過這種方式，經過匹茲堡東西方之間的電報聯繫一直保持著。
在施托伊本維爾時，我得知父親要到惠林和辛辛那提去賣他織出來的桌布。因此，我去等那條船，但是他一直到深夜才抵達。我下去接他，發現他因為想省錢，沒有買船艙的票，而是一直坐在甲板上時，我記得當時我有多麼感傷。我為這樣好的一個人不得不吃這樣的苦而憤憤不平，嘴上卻寬慰說：
「嗯，爸爸，很快你和媽媽就可以坐進自己的馬車裡了。」
我的父親通常很內向、矜持、敏感，他也很少表揚人（典型的蘇格蘭性格），使得我不至於太飄飄然，但感動時，卻不能自控。他這一次便是如此，緊緊地抓住我的手，他用那種常見的眼神看著我，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慢慢地咕噥著說：
「安德魯，我為你驕傲！」
他的聲音有些顫抖，對於自己說了這麼多似乎還有些不好意思。他向我道了晚安，並吩咐我趕緊回辦公室，這時我才注意到，他不得不擦去眼角的淚水。他的那些話常在我的耳邊響起，並且一年又一年地溫暖著我的心。
回到匹茲堡沒過多久，我認識了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他是托馬斯A.司各特，對他在其領域中的表現，把他稱為「天才」也絲毫不過分。他是作為賓夕法尼亞區鐵路的主管來到匹茲堡的，他和上級之間頻繁的電報聯繫是必須的，他的上司是羅姆貝特先生，在阿爾圖納的總裁。有幾個晚上他來電報公司，而碰巧我是操作員。我認識他的一個助理，有一天我驚訝地聽他告訴我，說司各特先生曾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去做他的文書和電報操作員。這個年輕人告訴我他當時回答說：
「這不可能，他現在已經是個操作員了。」
但是，當我聽到這些，我立即說：「別這麼快下結論，我可以為他效勞，我不想幹一份僅僅窩在辦公室裡的工作，請你告訴他這些。」
其結果是，在1853年２月１日，我成為了司各特先生的文書和操作員，每月的薪水是35美元。工資從每月的25美元升到35美元，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漲幅了。公用電報線臨時接進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車站的辦公室。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可以在不影響電報公司業務的時候使用這條線，直到鐵路公司當時正在修建的電報線路完工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