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差們全身心投入，十分賣力地工作。每隔一天都要值夜班，直到公司關門才下班。在我當班的那個晚上，極少有在11點之前回到家的。如果無須值晚班，我們可以在６點離開公司。這樣的話，我們就沒有多少時間來充實自己，家裡也不願意在書本上有什麼花費。然而，彷彿是福從天降，一個文學的寶庫在我面前打開了。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寫下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在為他祝福—宣佈他可以把他圖書館中的400多本藏書向孩子們開放，這樣的話，每人在週六下午都可以從這裡借書帶走，第２個週六再換。我的朋友托馬斯N.米勒提醒我說，安德森上校的書主要是開放給「勞動男孩」（workingboy）的。接著問題來了，像信差、店員，還有其他一些並非靠雙手做苦工的孩子，有沒有權利去借書呢？我給《匹茲堡快報》寫了一封短信，強烈要求我們不應該被排除在外，雖然我們現在做的並非苦工，但我們中間的一些人曾經幹過，我們也是真正的「勞動男孩」。這是我與媒體的第一次接觸。親愛的安德森上校很快就擴大了借閱範圍，因此，我作為媒體撰稿人的第一次露面是成功的。
我的好朋友湯姆米勒，是核心集團成員之一，他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米勒將我介紹給他，就這樣，彷彿是地牢的牆上開了一扇窗戶，知識的陽光從那裡透射進來，照耀著我。我把書隨身帶著，抓住上班時間的每一點空閒努力讀書，儘管每天工作辛勞，值班時長夜漫漫，但我的心卻被書所照亮。每當想起週末又能借到新書，隨後的日子就變得無限光明。就這樣，我漸漸熟悉了麥考利的散文和歷史著作；對班克羅夫的《美利堅合眾國史》，我學得比其他任何書都要用心；我對蘭姆的文章情有獨鍾；但在那個時候，除了幾篇選入學校教材中的作品，我對大文豪莎士比亞還知之甚少，我對他的興趣是在不久之後從匹茲堡的老劇院開始的。
約翰菲普斯、詹姆斯R.維爾森、托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們公司的成員，他們與我一起分享安德森上校圖書館中寶貴的特權。那些在其他地方我根本不可能借到的圖書，由於他的慷慨大度，而為我飽覽。他給了我對文學的品位和鑒賞力，而這些，即便是人們斂集了百萬資財，我也不願與之交換。沒有了文學，生活將會是不可忍受的。在讓我和我的夥伴們遠離低俗、壞習慣這方面，我的好上校功不可沒，沒什麼能與之相比。後來，當運氣再次衝我微笑時，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鑽石廣場上的大廳和圖書館前，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紀念碑。我將它送給阿里格尼，並題字如下：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賓夕法尼亞西部免費圖書館的建立者。他將自己的圖書館向工作的孩子們開放，而在每個週六下午親自擔任圖書管理員。他不僅把他的書籍，也把他自己獻給了這一高尚的事業。作為受益者之一，建立這座紀念碑的目的是要感激並且紀念安德森上校，他將知識的寶庫向我們開放，年輕人將因此而提升自己的想像力。
對於他所為我和我的夥伴們所做的那些，我們深懷感激，建立紀念碑只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禮物，是我們感激之情的微弱表達。根據我早年的生活經歷，我認為，金錢應該用來幫助那些天資聰穎，品格優秀，並且有能力、有決心發展自己的孩子，使他們獲益，健康成長。沒有什麼比在一個社區內建立一座公共圖書館，並把它作為一個市政機構加以支持，更能體現金錢的價值了。我相信我有心捐助的那些圖書館，在將來會證明我這一觀點的正確性。孩子們允許進入這些圖書館中學習，如果在每個圖書館都有一個孩子，他所獲得的收益，有我從安德森上校的400本名著那所得收益的一半，我就會認為這些圖書館不是白建的。
「隨著整棵樹的傾斜，嫩枝因而彎曲。」書籍中所包含的世界寶藏，在一個正確的時間向我開放了。圖書館最重要的好處是它從無所求，但也從不主動給予。如果想獲得知識，青年必須自己努力，無一例外。許多年後，我滿懷喜悅地發現，在丹佛姆林時，有５位織布工將他們的書集中起來，開辦了鎮上第一個流動圖書館，而我的父親，便是其中之一。
那個圖書館的歷史很有趣，它搬來搬去，不下７次。第一次搬家的時候，５個創辦者用各自的圍裙和兩個煤鬥，把書從手搖紡織機店搬到另外一個地方。由於父親是當地第一個圖書館的創始人之一，而我又有幸成為迄今為止的最後一個，這自然成為我的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我在作公開演講時，我常常說，我是一個曾創辦圖書館的織布工的後代，我還沒有聽說過，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與之交換。我無意中追隨父親的腳步開辦了圖書館—我不禁要說，冥冥中自有天意—這對我也是一種強烈的自豪之源。像這樣的父親是應該作為榜樣追隨的。
我曾說過，是劇院最先促使我愛上了莎士比亞。在我還是信息傳遞員的時候，老匹茲堡劇院在福斯特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在當地享有聲譽。福斯特先生收發電報都是免費的，作為回報，電報操作員可以免費看戲，信差在某種程度上也享有這種特權。有時候，下午收到了給福斯特先生的電報，我們會留在晚上送去。在劇院門口，我們羞澀地提出請求，可否讓我們悄悄地溜到樓上的第二排—這種請求一般不會遭到拒絕。孩子們輪流去送信，這樣每人都可以得到那令人垂涎的機會。
當「狂風」亞當斯—當時最著名的悲劇演員之一，開始在匹茲堡上演一系列莎士比亞的劇目時，我對戲劇的品位開始發生了變化。從那以後，莎士比亞成了我的全部，我對其他的任何東西都不感興趣了。我好像很容易就能記住他的台詞。以前我從不知道，語言具有如此的魔力，其節奏和旋律就像在我的體內找到了一個棲息之所，與我融為一體，一有召喚，馬上就會現身。
很久以後，我通過《羅英格林》瞭解了瓦格納，我在紐約音樂學院被《羅英格林》的序曲所陶醉，聽了之後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而我當時對瓦格納還所知不多，這是一個真正的天才，他確實有別於前人—像莎士比亞一樣，他是一個新的朋友，一架新的促使自己向上攀登的階梯。
在這裡，我要談論一下屬於那個年代的另外一件事情。阿爾勒格尼有一些人—也許總共還不到100人—加入了「斯維登伯格教會」，美國的親戚在裡面就非常地活躍。父親在離開了長老會之後參加了這個教派，當然，我被帶了進去。然而，母親對此絲毫不感興趣。儘管對各種形式的宗教都表示敬意，並且不主張宗教信仰爭端，但她保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立場可以用孔子那句著名的格言來描述，其大意是：謹守本分，勿擾他人，為上智。
我對斯維登伯格的神秘教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虔誠的艾特肯姨媽對我解釋「精神感覺」的能力大加讚賞。這位可愛的老婦人熱切地盼望著我有一天會成為新耶路撒冷的一盞明燈，我知道，有時候正如她所想像的，我成了她所謂的「語言的傳道者」。
當我對人為的宗教理論越來越疏遠之後，她的這些希望也慢慢地變淡了。我是她的第一個外甥，在蘇格蘭還曾將我抱在膝上，哄我，逗我玩，姨媽對我的興趣和疼愛是永遠也不會減弱的。
父親總是把蘇格蘭本土吟遊詩歌中的傑出之作，當做歌曲來演唱。我不應該忘記這些，我愛好音樂的基礎便奠定於此。不管是對歌詞還是曲調，對那些蘇格蘭老歌，我極少有不熟悉的。要達到貝多芬和瓦格納的高度，民歌也許是最好的基礎。父親是我所見過的聲音最為甜美、最富感染力的歌手，我很有可能繼承了他對音樂和歌曲的熱愛，儘管沒有他那樣的好嗓子。孔子的感歎常常在我耳旁響起：樂者，神之語也，聞其召之，則來。
在這同一時期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它顯示了父母的寬宏大量。作為信差，除了在暑期有兩個禮拜的空餘時間之外，我是沒有節假日的。而在這兩個禮拜，我會和表兄弟們去東利物浦和俄亥俄的河裡划船。我喜歡滑冰，就在這個冬天，我家對面的那條河凍得結結實實，冰況極好。當我週六晚上回到家的時候，問題便產生了。我問父母，能不能在次日早起，趁著去教堂做禮拜之前的工夫劃一會兒冰。對一般的蘇格蘭父母來說，沒有什麼問題比這更為嚴肅的了。我媽媽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很明確，認為既然如此，應該讓我愛滑多久就滑多久。父親也認為我可以去滑冰，這無可厚非，但他希望我能及時回來，好跟他去教堂。
我估計在今天的美國，1000個家庭中有999個會作出這樣的決定，也許在英格蘭的家庭中也是如此，但在蘇格蘭卻不可能。今天人們會認為安息日的所有意義都是為了男人，和那些有意向公眾開放美術館和博物館的人。他們認為安息日這一天就是為人們的休息娛樂而安排的，而不是去教堂做祈禱，為絕大程度上是虛構出來的罪過懺悔。他們的想法並不比我父母在40年前進步多少，父母超越了那個年代的傳統理念，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讀些非宗教的書，這在當時是不被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