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能找到什麼活兒干？雖然我剛過13歲，但我十分渴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以幫助我們家在新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我所希望的前景開始成為一個可怕的噩夢。這個時期，我一直在想，我們要努力工作，省吃儉用，每年掙下300美元—每月25美元，來維持生活所需，而不需要依靠別人。那時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還是非常便宜的。
霍格姨父的那個兄弟經常問我父母有意讓我幹點什麼，有一天發生了一件我所見過的最為可悲的一幕，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幕。霍格姨父懷著世界上最善良的本意，向母親說，我善於學習，是個聰明的孩子。如果讓我提著籃子裝上些小玩意兒，到碼頭周圍去叫賣，他相信我一定能賺不少錢。在此之前，我還不知道一個被激怒了的女人是什麼樣子。母親當時正做著針線活，她猛地站起來，伸開雙手，在他面前揮舞著。
「什麼？讓我兒子去做小販，混跡於碼頭上那些粗野的人中間嗎？那我乾脆把他扔到阿爾勒格尼河算了！你走！」她吼著，指著門口。霍格姨父走了。
她站在那裡，像一個悲劇中的女王，然後她禁不住傷心地掉下了眼淚，啜泣起來。但她並沒哭多久，然後把她的兩個孩子攬入懷裡，告訴我們說，不要介意她的失態。在世界上，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我們只做正確的事，我們會成為受人尊敬的、有用的男子漢。導致母親發火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做小販是簡單的勞動，她總是教育我們說懶惰是可恥的。而是因為，在她眼裡，做小販有點兒無業遊民的性質，不怎麼光彩。是的，母親寧願一手摟著一個孩子，與他們一起死去，也不要讓他們在這麼小的年紀就與低俗為伍。
當我回顧早年的奮鬥，可以這樣說，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家庭可以更令人自豪的了。那種對榮譽、獨立、自尊的熱烈期望遍及家中的每一個角落。沃爾特司各特說伯恩斯在全人類中最獨具慧眼，我要說，我的母親也同樣如此，正像伯恩斯說的：
她的眼睛即使看著空洞的空間，依然透著對榮譽的熱烈渴望。
那英雄的、偉岸的靈魂遠離了一切的低俗、自私、欺詐、多變、下流和空談。我的父親也是自然的貴族之一—為一切所鍾愛的聖徒。有這樣的父母，我和湯姆沒法不在成長中培養起高尚的品格。
在這件事情之後不久，父親發現他有必要放棄他的手搖紡紗機，而進入布萊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紡廠。布萊克斯多克先生是住在阿爾勒格尼的一個蘇格蘭老人。他還在工廠裡為我謀到了一個繞線工的崗位，於是，我就在那裡開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個禮拜可以有１美元20美分的收入。這是一段艱苦的生活，冬天裡，父親和我摸黑起床，匆匆吃完早飯，要在天亮之前趕到工廠。而且，中間只有一小段午飯的時間，黃昏之後還得繼續幹活。我感到壓力重大，從工作中也得不到什麼樂趣。但是烏雲總是鑲著一道銀邊，因為這讓我感覺到我為我的世界—我們的家庭作了些貢獻。迄今，我已經賺了億萬的錢，但這些錢所帶給我的快樂，都遠不及我工作第一個禮拜所賺到的１美元20美分。我已經是一個對家庭有用的人，是能賺到麵包的人了，不再是父母的負擔了。我又經常聽到父親用甜美的聲音唱著「小船一排排」，我還經常想著要實現歌詞最後幾行所描述的內容：
當阿萊卡、喬克還有吉奈特，
早早地從床上爬起，
駕著船排捕雀鱔，
我們也關心麗琴。
不久，約翰海先生—阿爾勒格尼的一個蘇格蘭線軸製造商，需要一個男孩。他來問我是否願意去他那兒干。我答應了，在他那裡，我每個星期可以賺２美元，但最開始的時候，這裡讓我比在工廠更感到厭煩。我要在線軸廠的地下室裡操作一台蒸汽機燒鍋爐，這有點兒太難為我了。每一個晚上，我坐在床上，擺弄著氣壓計。我害怕有時候蒸汽壓力太低，上面的工人會抱怨動力不足，又怕有時蒸汽壓力太高導致鍋爐爆炸。
出於自尊，這一切都瞞著父母。他們也有自己的麻煩，有要操心的事。我必須忍受這些苦楚，表現得像個男子漢一樣。我的期望值很高，每天都盼著會發生什麼變化。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堅持，它一定會來到。另外，在那些日子裡，我還是像往常一樣地問自己，如果是華萊士，他會怎麼做？一個蘇格蘭男人應該怎麼做？我確信一點，他永遠都不會放棄。
有一天，機會來了。約翰海先生要起草幾份佈告，可是他沒有文員，自己也不擅長書寫。他問我會哪幾種字體，並且給了我一些書寫的活兒。結果很讓他滿意，此後，他便讓我給他做佈告和報表之類，認為我很合適。他很快就發現我對算術也很擅長，讓我干其他的事情會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不僅如此，我相信這位可愛的老人對我這個白頭髮的男孩印象很好，他心腸很好，有時這個蘇格蘭人很願意把我從蒸汽機旁解放出來。對我來說，工作不是那麼讓人厭煩了，但一件事情除外。
我現在的工作是把新生產出來的線軸放到油缸中清洗。所幸的是，這項工作有一個單獨的工作間，只有我獨自一人在那兒幹活。可是不管下多大的決心、對我自身的弱點感到多麼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難受。我想努力克服由於油的氣味所引起的噁心，但我始終做不到。這時，華萊士和布魯斯被證明有多重要了。不過如果我犧牲掉我的早餐或是午飯，在吃晚飯的時候，我會有更好的胃口，因為我完成了當天的份額。華萊士和布魯斯的真正的信徒是永遠不會放棄的，否則，他寧願死亡。
和棉紡廠相比，我在約翰海先生處的工作要優越了不少，而且在那裡我還結識了不少對我很友善的僱主。約翰海先生使用單條目記賬法做賬，我可以幫他打理這些事情。但我聽說大公司記賬都採用復條目記賬法。我和我的同事約翰菲普斯、托馬斯N.米勒、威廉考利經過討論，決定冬天時去夜校充電，學習那更加龐大的記賬體系。於是，我們四個上了一家匹茲堡的夜校，學會了復條目記賬法。
1850年年初的一個晚上，在我下班回到家的時候，得知大衛布魯克斯—電報公司的經理，曾問霍格姨父是否認識什麼好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魯克斯和霍格姨父都是跳棋迷，他們是在下棋的時候提出這個對我來說意義非常的問題的。此類瑣碎的小事常常產生意義最為重大的結果，一個詞、一個眼神、一個腔調，不僅能影響一個人的命運，有時候甚至還能影響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年輕人應該記住，上帝最好的饋贈往往就隱藏在小事之中。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說他可以問問我是否願意做這個工作。我記得很清楚，我家還特意為此召開了家庭會議。當然，我欣喜若狂。恐怕沒有哪一隻籠中鳥比我更加渴望自由了。母親很贊成，但父親卻有點兒不大同意。他說，這個工作我可能幹不了，我年紀太小，身體也太單薄。每週2.5美元的薪水就證明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加壯實的小伙子。我有可能在深夜被叫起來送一份電報去鄉下，還可能會遇到危險。總之，我的父親認為我最好還是待在原地工作。可後來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對意見，允許我去試一試。我相信他找過海先生商量。海先生認為這對我是個發展的機會，還說，儘管我的離去會給他帶來不便，但他仍建議我去試一下，他還好心地說，萬一我不能被錄用，我還可以再回他這兒，干我的舊工作。
就這樣決定了，我得過河去匹茲堡拜訪布魯克斯先生，父親希望和我同去，最後定下來，他送我到電報公司，公司在佛斯和伍德街交叉的地方。那天早上陽光明媚，這是一個好兆頭。我穿的是我唯一的一件白色的亞麻襯衫，我常常只在安息日的時候才鄭重其事地穿上。外面是藍色緊身外套和一整套在星期天才穿的行頭。我和父親從阿爾勒格尼走到匹茲堡，距我家大概兩英里的路程。到門口的時候，我讓父親在門外等我。我堅持自己單獨上樓去見那個大人物，面對我自己的命運。
面試很成功。我很小心地解釋說我不熟悉匹茲堡，也不夠強壯，可能不會被錄取，但是我想接受考驗。他問我多快可以過來工作，我回答說，如果需要我當時就可以留下來。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我想我的回答也許值得引起年輕人的思考。如果不抓住機會，那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他給我提供了一個崗位，但是有些意外的事情還可能會發生，有些其他的男孩也許正在尋求獲得這一機會。既然來了，我就決定留在那裡，只要我能。布魯克斯先生非常和善地叫過另外的一個男孩，讓他帶我四處看看，我是新來的。他讓我跟他走並且學習業務。很快地我找到機會跑去街角，告訴爸爸說一切都很順利，並且讓他回家告訴媽媽說我已經得到了這份工作。
這就是我在1850年如何開始我人生起點的經過。曾經在黑暗的地下室，我操作著一台蒸汽機，為了每個禮拜的２美元辛勤勞動，全身沾滿煤污，生活沒有一絲可以得到提升的跡象。而現在，我一下子進入了天堂—是的，對我來說，這就是天堂。這裡有報紙、鋼筆、鉛筆，還有照耀著我的陽光。我發現自己所知太少了，要學的東西很多，而且基本上，我每一分鐘都能學到新的東西。我感覺我的腳下正是一架梯子，我一定要爬上去。
我只有一點兒擔心，那就是我還怕自己學得不夠快，不能夠記住電報需傳送到的眾多的不同商家的地址。所以，我開始沿著街道的一邊逐個地記錄這些房子的招牌，再沿著另一邊返回，這樣，我就可以把這條街上所有商家的招牌從頭至尾記下來。到了晚上，我就依次念這些商家的名字，以此來練習記憶。沒過多久，就算閉著眼睛，我也能把這整條街上商號的名字從頭至尾按順序背下來（從街的這邊開始，再從街的另一邊回來）。
接下來的一步是要認識人，因為如果認識了每家商號中的成員或是僱員，這對信差來說將是一個極大的便利，往往還可以省下不少的路程。他很可能會碰上一個人，就是他要送信去的那個辦公室的。在送信的孩子們中間，這可以算作一個不小的勝利。此外，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大多數人都挺和氣），在街上收到信或者受托轉交，通常忘不了對這個孩子讚賞一番，這對信差自己來說，也會產生一種成就感。
無論從哪方面來說，我當電報信差的經歷都是愉快的。而且就是在這期間，我奠定了和幾個親密朋友的友誼基礎。資格較老的信差被提升到別的崗位上去了，因此需要一個新人，於是來了大衛麥卡戈—他後來成了大名鼎鼎的阿爾勒格尼山谷鐵路的主管。我倆搭檔，負責東線的信件傳送；而其他的兩個男孩負責西線。於是，東邊和西邊的兩個電報公司便分離開了，儘管還在同一幢建築裡面。大衛和我很快成了死黨，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紐帶—他也是蘇格蘭人。雖然他出生於美國，但他的父親—甚至在口音上—卻是一個地道的蘇格蘭人，就像我的父親一樣。
大衛到來後不久，我們的團隊需要增加到３個人，這一次，公司向我咨詢是否能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我不費吹灰之力就找來了我的好友羅伯特皮特恩科—日後接替我出任賓夕法尼亞鐵路在匹茲堡的主管和總代理。羅伯特就像我一樣，不但是蘇格蘭的後裔，還出生在蘇格蘭。大衛、鮑勃和「安迪」，成了匹茲堡東線電報信息傳送的蘇格蘭男孩３人組。掙的薪水在當時很可觀—每週2.5美元。每天早晨，打掃辦公室是我們的例行公事，我們３人輪流著干，可以看出，我們都是從底層幹起的。在生活的競爭中，努力奮鬥的年輕人不必害怕富家子弟、他們的外甥或者侄子。讓他們看看那些從打掃辦公室開始起步的「黑馬」吧。
那個時代當一個信差有很多樂趣，有時候因為及時送達了信件，會從水果批發店得到一整袋蘋果。麵包鋪和糖果店也經常會給信差糖果糕點，他們說話幽默，對信差的及時表示讚賞，也許還會讓他帶個信回辦公室。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工作能比這更容易讓一個孩子受到關注，而這又是一個真正聰明的孩子得以晉陞所必需的—有智慧的大人物總是在尋覓聰明孩子。
如果超過了一定的距離，我們被允許可以多收10美分，這筆額外收入讓我們極為興奮。可以想到，這種「10美分信件」為每個人所重視，至於由誰去送，我們之間還常常為此發生爭執。有時候，有些孩子不按次序，搶著去送「10美分信件」。這就是在我們中間引起嚴重矛盾的唯一原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提議把這種信件合在一起，到每個週末再平均分錢。我被推舉為「出納」。和平和歡笑成為此後的主旋律。這種將額外收入集中處理進行再分配的行為，是一種真正的合作。這是我在財務管理上所作的第一個嘗試。
對於分到的錢，孩子們認為他們有自由支配的絕對權利。毗鄰的糖果鋪還給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立了戶頭。這些賬戶有時候會大大地透支。這時，「出納」便要正式地通知店主，我不會為那些既餓又饞嘴的孩子們所欠的債負責。羅伯特皮特克恩是所有人中反對最激烈的一個，很明顯他不光長著一顆糖牙，他所有的牙齒都具有此種性質。有一天，他向我掏了心窩，說他肚子裡養了一些東西，如果不用糖來餵它們，那些傢伙就會撕咬他的內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