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中，我的好姨父勞德正確地賦予背誦以很高的價值，多德和我因此受益匪淺。我們經常要穿著外衣或者襯衫，捲起袖子，戴上紙制的頭盔，把臉塗黑，拿著木板條做的劍，扮演戲劇或小說中的人物—諾瓦爾和格雷納溫，或者是羅德裡克度和詹姆士費茨詹姆士—向我們的同學，還常常有老人，背誦他們的台詞或是對話。
我清楚地記得，在諾瓦爾和格雷納溫之間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對話中，我們對一個不斷重複的短句—「該死的虛偽」存在疑慮。最開始，我們在說到「該死」這個不雅的詞時，總是要輕輕地咳嗽一下，觀眾對此樂不可支。有一天，姨父告訴我們，可以說出「該死」這個詞，而不會遭到責罵。這一天對我們來說非同尋常。此後我們就經常練習這句話，我總是扮演格雷納溫的角色，並且把這個詞念得十分的飽滿到位，偷吃禁果對我有極大的誘惑力。我能很好地理解瑪格麗弗雷芒的故事：
一天早上，她顯得很生氣的樣子，沃爾特司各特問她怎麼了時，她回答道：「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氣，我只想說『媽的』，但是我不能。」
從此之後，這一帶有髒字的表達便意義重大。牧師可以在講道壇上說「混賬」而不為過，而我們，也可以在背誦中毫不拘束地大聲說「該死」了。
另外還有一個表達讓我印象深刻，在諾瓦爾和格雷納溫爭鬥的時候，諾瓦爾說：「如果我們再打一次，我們的傷害都將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為《北美評論》所寫的一篇文章裡面用上了這句話。姨父讀到了它們，便馬上坐下來給我寫信，說他知道我是在哪裡找到這個句子的。在世的人當中，只有他能夠做到。
由於姨父這樣的教育方式，我的記憶力一定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勵年輕人記憶他們喜歡的東西並且經常背誦它們之外，沒有什麼是比這更能使他們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極快地學會任何我感興趣的東西，對此我有些朋友感到吃驚。我能記住任何東西，不管它是否能引起我的興趣，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沒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話，那也不過是過眼雲煙，幾個小時之後我就記不起來了。
在宗教問題上，我們沒有太多的束縛。當其他小孩在學校裡被逼著學習《簡明教義問答手冊》時，多德和我可以免受其苦。這種結果的具體原因和細節，我從來沒有真正明白過。我的所有親戚，莫裡森家和勞德家，對神學的看法就像他們的政治觀點一樣激進，他們反對教義，對此我毫不置疑。
在我的童年，包圍著我的氣氛是一種強烈的政治和宗教事務上的動盪不安。當時在政治世界表現出激動不安的最先進的思想有：消滅特權、人人平等、共和主義。與之相伴，我聽到很多的關於神學問題的爭論，這對敏感的孩子有極大的吸引力。有件事一直珍藏在我的心裡，有一天，當牧師在宣揚原罪說時，父親憤然而起，離開了會場—這發生在我到那之後一小會兒。
父親不能忍受這種理論，他說：「如果那是你的宗教、你的神，而我要去尋找一個更好的宗教、一個更高貴的神。」他離開了長老會教堂，並且再也沒有回來，但他卻並未停止參加各種不同的其他的教派。我看到他每天早晨都在閣樓裡祈禱，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個真正的聖徒，時刻提醒著自己保持虔誠。一切宗派對他來說都不過是通達善的中介。他發現宗教理論有很多種，可信仰只有一個。
我童年時最大的樂趣之一就是養鴿子和小兔。每當我想起父親不辭辛勞地為這些寵物搭建一個個合適的窩時，我都會感激不已。我家成了小夥伴的大本營。在媽媽的眼裡，家庭的影響是讓她的兩個孩子踏入正途的最好途徑。她過去常說，首先是要讓家裡充滿歡樂，只要能讓我和在我家玩的孩子們高興，沒有什麼是她和父親不能做的。
我的第一次商業冒險是像一個僱主似的，讓我的小夥伴們給我幫一個季度的忙，報酬是允許用他們的名字來給小兔子命名。一般週六我們會用來給小兔子收集食物。回首過去，想起我與玩伴們簽訂的如此苛刻的合同，而他們大多數都心甘情願地幫我採集蒲公英和車前草，長達整整一個季度，除了那唯一的回報，那少得不能再少的勞動所得，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別的條件。而今每想及此，我都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我非常珍視這段經歷，並把它看成是我組織能力的最早證明。它的發展和我一生所取得的物質成功緊密相關。我之所以成功並不是因為我懂得多少或是幹了什麼，而是因為我具備一種能力，使我得以知道誰比我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好，並且選擇任用他們。
這是任何人都該擁有的寶貴知識。
隨著蒸汽機的引入和改良，丹佛姆林小作坊主的生意也每況愈下。於是，我們給媽媽在匹茲堡的兩個姐妹寫了封信，信上說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去投奔她們，也遷移到匹茲堡去。記得我曾聽父母說，他們這麼做不是為了改善他們自己的境況，而是為了兩個兒子。姨媽給了父母一個滿意的答覆，於是我們作出決定—在拍賣會上賣掉紡車和傢俱，父親也經常用甜美的聲音向我們歌唱：
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邦，在那裡，密西西比河泛著亮光奔流入海；在那裡，人有人的尊嚴，即使他須辛勤勞作；在那裡，最窮的人也能收穫到勞動的果實。
拍賣的收益微薄可憐，讓人失望。紡車幾乎不值一錢，換不到任何東西，結果是我們還需20英鎊才能湊夠全家去美國的路費。在這裡，請允許我記錄一下漢德森夫人的友誼之舉。她是我媽媽的終生好友—媽媽總是能吸引忠誠的朋友，因為她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大膽地冒險借給我們急需的20英鎊，由我舅舅莫裡森和姨夫勞德作保。勞德姨夫也給了我們經濟支援和一些建議，為我們考慮到了所有的細節。我們於1848年5月17日離開了丹佛姆林。當時父親43歲，母親33歲，我13歲，而我弟弟湯姆還不到5歲。湯姆是個長著一頭白色頭髮的漂亮小男孩，黑色的眼睛閃閃發亮，不管在哪兒，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焦點。
那天早晨，我們離開深愛著的丹佛姆林，坐在汽車裡，沿著去查爾斯頓的運煤鐵軌向前奔馳。我忘不了那一刻，我滿含淚水站著，望著窗外，直到丹佛姆林在視野中消失。最後消失的建築是那座偉大而神聖的古老的大教堂。在我離開後的14年中，我每天都要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麼時候我還能再見到你呢？」這14年中，只有很少的日子，我沒有在想像中看見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的大字—羅伯特布魯斯國王。我所有童年的回憶，我對這片樂土的所有認識，像草一樣叢生著—圍繞著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晚鐘。鐘聲每晚８點悠揚地鳴響，而對我，這是一種信號，我必須趕在它停止之前上床。在我的《美國的四駕馬車在大不列顛》一書中，我曾經在寫大教堂時提到這口鐘，現在，我也要從中引用一段：
馬車駛下廊道，我和沃爾斯教士長站在前排座位上，我聽見大教堂的第一聲鐘響，是為了我母親和我而鳴。我跪了下來，淚水不知不覺地奪眶而出，我轉過身去告訴教士長，我沒法堅持，必須放棄。有一陣，我感覺就要昏厥了，幸虧我看見不遠處沒有人群。我有時間控制自己，我咬著嘴唇，直到流血。我低聲對自己說：「沒關係，保持冷靜，你必須堅持住。」再沒有一種聲音如此深地進入我的靈魂，不時閃現，用它那悅耳、優美、動人的力量將我征服。
伴著晚鐘，我曾被抱上小床，進入孩提時那無邪的夢鄉。每天晚上，當鐘聲敲響時，父親或母親慈愛地俯身面對我，告訴我鐘聲在說什麼。通過他們的翻譯，鐘聲的語言變得那麼美好。這是從天堂和聖父那裡傳來的聲音，在我入睡前，這聲音會慈祥地告訴我，白天做了哪些錯事。鐘聲平和，我知道敲響它的神靈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並不生氣，永遠也不會生氣—永遠，只會感到遺憾—非常非常遺憾。今天，當我聽到鐘聲，它仍然並不只是一種聲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義，而現在它聽上去就像在歡迎背井離鄉的母親和孩子歸來，再一次托庇於它珍貴的關愛之下。
修道院晚鐘在敲響時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和榮耀，這並不是世界賦予自己力量時設計的獎賞，而我們更缺少能力。我的弟弟湯姆應該也在那裡，這就是那時產生的想法。當我們要離開這裡，去一個新的國度之前，他也開始知道這鐘聲的巧妙了。
盧梭希望能伴著優美的音樂死去，如果我能選擇，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時，大教堂的鐘聲能在我耳邊敲響，告訴我人生的競賽已經結束，像召喚那個白頭髮小男孩一樣召喚我入睡—最後一次。
我收到了很多讀者的來信，在信裡他們談到我書中的這段文字。他們為之感動，甚至有人說他們在閱讀的時候熱淚盈眶。這種感情來自我的內心，也許，這也就是它為什麼能夠引起其他人心靈共鳴的原因吧。
我們先上了一艘小艇，然後在福思灣登上了「愛丁堡號」蒸汽船。當我將要被抱上輪船時，我衝向勞德姨父，緊緊地摟著他的脖子，哭喊著：「我不能離開你！我不能離開你！」一個和善的水手將我們分開，把我抱上了甲板。當我重返丹佛姆林，這個親愛的老人來看我，告訴我這是他所見過的最感傷的分別情景。
抵達紐約時，我感到暈頭轉向。曾經有人帶我去愛丁堡見過女王—那是我在移民之前最遠的一次旅行—我們也沒有時間去遊覽格拉斯哥。紐約是我見過的第一個大工業區，那裡如蜂房般密密麻麻地住滿了人，它的熱鬧刺激讓我眼花繚亂。
在紐約，我們只認識斯隆夫婦—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約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婭道格拉斯）是我母親兒時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斯隆先生曾和我父親一起當過織布工。我們去拜訪他們，並且受到了熱情的接待。威利於1900年從我手裡買下了紐約我家宅子對面的一塊地，送給兩個已婚的女兒，這樣使得我們的第三代成為好夥伴，就像我們的母親一樣，這真是無上的樂事。
紐約的移民代理人勸說我的父親通過伊利運河，經布法羅和伊利湖到克利夫蘭，再由運河到畢佛—這段路程持續了３個星期。而如今坐火車只需10個小時便已足夠。但那時還沒有火車通往匹茲堡，或者任何一個西部的城市。伊利鐵路正在建設中，一路上，我們看到成群的人在上面勞動。年輕永遠都不會犯錯，當我回首當年乘坐在運河上的船上的３個星期，只有單純的快樂。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早已在我的記憶中淡去，只是除了在布法羅的那個晚上，我們被迫停在躉船上，等候那條要帶我們經俄亥俄去匹茲堡的汽船。這正是我們第一次領教了蚊子的兇猛。母親臉上被叮得如此嚴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難以看東西了。
我們在匹茲堡的朋友一直在焦慮地等待著我們的消息，他們熱情而且富有愛心的歡迎使得我們忘記了所有的艱難。我們跟他們一起在阿爾勒格尼住了下來。霍根姨父的一個兄弟在貝利卡街尾開了一間織布店，有兩層樓，樓上有兩個房間，我們就在那裡安家住了下來（不需要交房租，因為它的主人是我的艾特肯姨媽），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干織布的活了，我的父親便接替他，開始織檯布。他不只是織檯布，到後來，他像商人一樣走街串巷去推銷，因為找不到批發商大批量訂貨。我們的收入十分微薄。
像往常一樣，母親又挺身而出—沒什麼可以阻止她的。在她還小的時候，她就從她的父親那裡學會了怎樣給鞋子鑲邊，以此賺些零花錢。如今，她的這一技藝可以為家庭的收入服務了。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親，他跟我外公一樣，也是一個鞋廠主，並且他還是我們在阿勒根尼時的鄰居。母親就從他的手裡接活，另外她還要做家務—當然，我們家是沒有僕人的—母親，她是個偉大的婦女，她每個星期能掙到４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或晚上若有空閒，暫時沒什麼家務的話，她便讓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幫她把線穿進針眼裡，再把線打上蠟。如同曾經對我一樣，她會給他背誦蘇格蘭詩歌中的精華部分—她似乎已經把這些深深地記在了心裡。有時她也會給他講故事，每一個都寓意深刻。
這就是誠實正直的窮孩子比富家子最有優勢的地方。護士、廚師、女家庭教師、老師、聖徒，母親集這一切於一身。而父親是榜樣、嚮導、顧問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與我們的這種遺產相比，百萬富翁或者貴族的孩子所繼承的東西又何足道哉？
我的媽媽總是很忙碌，然而，不管活多麼繁重，都不會妨礙她在鄰居們碰到困難時給予建議和幫助，鄰居們很快就認識到了她的和善與智慧。很多人告訴我，母親為他們做了什麼。在以後的日子裡，不管我們住到哪裡，事情都是如此。帶著難題，窮人或者富人來找媽媽詢問好的建議。不管她走到哪兒，她都能在鄰居中顯出她的卓爾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