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擔心會發生更加嚴重的麻煩，因為百姓們鼓動著要去救他出來，不久我們又得知，監獄看守勸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請求人們撤離。他這樣做了，並說：「如果有位朋友是因為正當的理由在今晚來到這裡，那麼請收起你們的武器。」他們這樣做了，在短暫的停頓之後，他又說：「現在，請大家平靜地離開這裡。」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員一樣，我舅舅的內心有一種道德和精神驅動力，對法律有一種強烈的順從，然而在其骨子深處卻是一個激進分子，對美國有一種強烈的嚮往。
對一切君主、貴族政府和特權的譴責，偉大的共和國政體，美國的優越性，一個居住著與我們同屬一個種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鄉，在那裡沒有特權，人們平等地享有權利—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動人心的旋律，我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作為一個孩童，我幻想殺死國王、公爵和封建領主，並且認為他們的死亡是為了服務國家的需要，因此我的行為便也是一種英雄之舉。
這就是我在孩童時期最早的聯想給我所帶來的影響，當時我遠不能夠謙恭地去談論那些特權階級或者享有特權者，因為他們並非通過某種高尚的方式使自己變得卓著以贏得被公眾所尊重的權利，而只是因為他們的血統。有的人生來就具有特權，儘管他並非具有天生的聰明才智，在這裡，一個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來我為之感到驚訝。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引用僅有的那幾個能夠準確地表達出我的義憤的語句：
曾經有個布魯圖斯，他也不能夠容忍，魔鬼要做羅馬的君主，千秋萬代地統治國家。
這是一個充滿著強烈的政治騷動的時代，從整個小鎮的氛圍中，我們也可以頻繁地感受得到。休謨、科布登和布賴特—這些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的名字為人們所熟知，一些政治會議頻繁地舉行，也許這也正滿足了人們的期望，我對此懷有深厚的興趣並參加了不少會議。我的父親，還有一個舅舅，總是擁有很多的聽眾。記得在一個晚上，我的父親在一個大型的戶外會議上發表演講，聽者眾多，我只能從他們的腿下鑽進去。那時候，我再也不能壓抑我的興奮和熱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聲地歡呼起來。我趴在一個人的腿下，抬起頭來看他，我感到了某種安全。我告訴他說演講者是我的父親，於是他把我舉起來讓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親還帶我參加了另外一個會議，主講者是約翰布萊特，他發表演講支持史密斯成為斯特林堡的自由黨候選人。回家後我對他說得不準確的地方作出了批評，比如當他要表達的意思是「一個人」（man），而他說出來的卻是「眾多人」（men），他不像我們所習慣的那樣在man前面加上一個a，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必為此感到驚奇，也沒有人會像護士照顧病人一樣來關注他說話的語法錯誤。我後來又聽了一個年輕的共和黨人的演講，其風格犀利猛烈，演講題目是《特權的死亡》，那時候，我還不知道特權的具體含義，可是我的父親明白。
手搖紡紗機到蒸汽紡紗機的變革對我們家來說是一個災難。父親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革命，依然在舊的體系下努力奮鬥著。
他的紡紗機大幅度地貶值，一種在任何緊急情況下都不會減弱、失敗的能源開始變成現實。母親在這時站了出來，她為了家裡的經濟而開始努力奔走。她在摩迪街開了一家小店舖以增加收入，但這在那時要讓我們可以過得舒適而體面卻還遠遠不夠。
在這以後不久我開始明白了貧窮意味著什麼。可怕的日子終於到來了，當父親將最後的織成品送到大工廠去的時候，母親在家裡焦急地等待著他回來，期待著能夠獲得新的原料，否則就得賦閒在家了。儘管不是「心胸狹隘，也並非可恥卑劣」，但當我的父親如伯恩斯所說的，「懇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讓他得以去幹苦力」的時候，我心裡的烈焰騰騰地燃燒起來。
那時，我下定決心在我長大成人之後要改變這一狀況。和我們許多鄰居相比，我們不會淪落到貧窮的境地。我不知道媽媽能夠忍受多長時間的貧困生活，並且活著看到他的兩個孩子穿著整潔的衣服。
我的父母許諾說，除非我自己要求離家去學校，否則他們不作要求—我是後來才知道他們之間這一許諾的。可隨著我的長大，他們變得越來越不安，因為我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想要主動要求的意向。於是在他們勸說下，校長羅伯特先生對我產生了一些注意。有一天，他帶著我進行了一次遠行，隨之而行的，還有我的夥伴們，他們都已經上學。此後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進入馬丁的學校就讀，此時他們才大感寬慰。毫無疑問，我很快就得到了他們的許可。在８歲那年，我開始進入學校，而後來的經驗告訴我這個年齡對任何孩子來說，上學都還太早。
學校帶給了我無窮樂趣，因此我對任何阻止我上學的東西都會不高興。而現在此類事情時常發生，因為從摩迪街頭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課。水的供給太少而且毫無規則，有時候直到很晚了我仍然不能出發去學校。
因為我早上的這一任務，讓我總是遲到，但校長知道原委，便原諒了我的過失。同樣地，放學之後店子中還常常有差事等著我去做。所以回顧我的生活，早在我10歲時，對父母來說，我已經是一個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便會找到一種滿足感。很快，他們便放心地把那些與不同人打交道的賬目交與我處理，於是，在一個很小的方面，我變得有學問起來，甚至在孩童時期就開始處理商業事務。
在這裡我還要提到一個人，他對我的影響也是不可抹殺的，他就是我的姨父勞德—喬治勞德的父親。我的父親必須在紡紗店裡整天不懈地工作，極少有閒暇顧及我。姨父是大街上的一家店主，不似父親這樣要整個地將自己拴在店中。對於怎樣教育兒童，他有著非凡的天賦，他教給了我們很多東西。我記得他是怎樣給我們教授英國歷史的：想像每一個君主都在房間牆上的某個地方活動，做著他所熟知的那些動作。因此，在我看來國王至今還坐在壁爐前書寫著馬格納紙劑，而維多利亞皇后坐在門後邊，把她的孩子們抱在膝上。
我所知道的關於蘇格蘭早期歷史的所有知識都是姨父教給我的：關於華萊士、布魯斯、伯恩斯，還有失明的亨瑞的歷史，斯科特、拉姆齊、唐納希爾、霍格和福格森。可以說，在那時，伯恩斯的話語在我的身上，創造性地形成了一條對蘇格蘭的偏見（或者是愛國心）的血脈，熱血奔騰不止，它將隨我生命的終止而停息。當然，華萊士是我們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英雄的特質。一天在學校裡，一個大男孩告訴我說英格蘭比蘇格蘭要大得多的時候，我便開始鬱鬱不樂。於是我跑去姨父那裡，他的話對我總是富有療效。
「不完全如此，如果蘇格蘭向英格蘭一樣平坦地鋪開的話，蘇格蘭的面積會更加大些的，但是你能把高地丘陵削低並鋪開去嗎？」
噢，不可以的，對一顆受傷的小小愛國者的心靈來說，基烈山上充滿了甜蜜的乳香。接著，英格蘭更大的人口數目又引起了我的不快，同樣的，我又去了姨父那裡。
「是啊，7:1，但是在班諾克本一戰中，布魯斯打敗了英格蘭軍隊，那個比例還要大得多。」
於是我的心裡再一次充滿了喜悅—這樣的話，英格蘭的人越多，那麼我們的榮譽也就越大。
姨父、我還有多德一起在那條大街上度過了許多夜晚和時光，我和多德之間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多德」（「Dod」，喬治勞德的暱稱）和「奈格」（Naig），我們總是在一個家庭之中。年幼的時候我從來不叫他「喬治」，而他，也更喜歡稱我「奈格」甚於「卡內基」。因此便總在我們之間聽到「多德」「奈格」，任何其他的名字都代替不了它們的含義。
姨父家在鎮子的主街道上，要回到位於鎮子底部的摩迪街的我自己的家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沿著修道院的可怕的墓地伸展，那裡一片黑暗，沒有光，似乎在死亡中穿行。而另外的一條則沿著燈火通明的街道，並且路過梅門（MayGate）。當我需要回家時，姨父便會故意使壞問我將走哪一條路。只要我想一想「如果是華萊士會怎樣選擇」時，我總是回答說要走修道院那邊。我常常沿著墓地回家，並且總是提心吊膽地穿過修道院的拱門，我努力一路吹著口哨壯膽。我想著如果華萊士在遇到自然的或是超自然的危險時會怎樣做，我便可以在黑暗中邁著沉穩的步子。
雖然後來我來到美國，但當我開始認識到這個新的地方決不只是一個居住地的時候，只不過是幾年前的事情，我的心是留在蘇格蘭的。正像彼得斯堡市長的小兒子一樣，當他在加拿大回答一個問題的時候，說他很喜歡加拿大，因為那裡很適合旅遊，但他不會居住在距離布魯斯和華萊士的遺跡如此遙遠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