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樂觀主義的引導下，虛構的歷史體系發展到最後就成了這樣的國家：人民過著富足的生活、安逸愉快、心情舒暢，國家的體制井然有序、司法和警察非常優秀、工業和技術也很發達，再加上智力的完美改善——因為智力就是事實上唯一可能做到的，而屬於道德上的事物在其本質上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但是根據我們內心意識的判斷，所有都在於我們的道德成分，而這些道德成分只存在於個人之中，具體表現為這個人的意志方向。其實，只是個人的生活進程才會有內在的聯繫、一致和真正的含義：這樣的人生可以被看做一種教訓，道德方面是其真正的含義。只有內在的事物，只要這類事物觸及意志，才有真正的現實性，也可以叫做真實的事物，因為可以稱為自在之物的只有意志。完整的宏觀世界都包含著一個微觀世界，而宏觀世界所蘊涵的不例外也是微觀的世界。多樣性屬於現象，外在事物僅僅是現象世界的一個形式，所以也不曾直接具有現實性和含意，而僅僅是間接的、經由外在事物與個體意志的關係，才具有了現實性和含意。因此，試著直接說明和註解這類外在的事件就好像是要在千變萬化的雲團中來判斷人跟動物一樣。歷史所闡述的，事實上不過是我們人類悠長、沉悶和混亂的迷夢一樣。
黑格爾信徒甚至把歷史哲學看做所有哲學的第一目標，其實他們應該看看柏拉圖的說法。柏拉圖曾經不知疲倦地不止一次說：那永恆存在，永不變更的事物才是哲學探究的對象，而不是變幻不定的東西，所有這一切構成世事發展變化進程的人，或者按照這些人的強調，構建其「歷史」的人，並不曾把握一切哲學都宣講的這一首要真理，也就是任何時間都是同樣的事物，是一切生、滅、變化只是看上去的生、滅、變化；長駐的事物只有理念，時間只是觀念罷了。柏拉圖曾經這樣說過，康德也同樣是這樣說的。所以我們必須努力讓自己知道真實的、存在的事物到底是什麼，現在以至永遠存在的是什麼事物；也就是認識理念（柏拉圖意義上的）。比較之下的愚昧的人類卻總認為會有其他的新事物產生。所以他們在自己的哲學領域中為歷史貢獻出了極其珍貴的一方寶地，而且還依據某個首先假定了的可操作的發展計劃構建起了歷史。
一切大事的發展全都依據了這個假設的大事發展計劃，從而獲得了更好的指導。這一計劃大功告成的時候將是皆大歡喜，普天同慶。所以，這一些人便把這一世界看做完全的真實，並且認為得到微乎其微的世俗幸福就是這個世界的目的。雖然人們悉心經營這種世俗幸福，並且同時也得到了命運的垂青，但是這也不過是某一種虛幻、空殼、淒涼和不堪一擊的事物，要想改善這種幸福的本質，靠法律、制度，或者蒸汽機、電報機是不行的。因此，上面提到的歷史哲學家和歷史頌揚者就是些不會思考的唯實主義者，也是樂觀主義者和幸福論者。這些人都是菲利斯丁人的化身，是一些庸俗的人。同時他們也是非常差勁的基督徒，因為基督教的真正核心和精神與婆羅門教、佛教一致，就是看清楚和全面蔑視這種本質虛無的世間幸福，從而尋找一種根本不同，甚至是反向的存在。讓我再重申一遍，這就是基督教的思想和目標，即「事情的精髓」，其實它並不是他們所認為的一種神論。
所以，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哲學不應當像上述那些人一樣總是研究永遠在形成、但永不存在的事物，並且認定哲學就是事物的真實本質，並且要以永遠存在、永不會消逝的事物為重點對象。因而，這樣的歷史哲學並不會把人們暫時的目標認為是永恆和絕對，之後便開始把人類逐步邁向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情形用想像力巧妙地加以構築，而是植根於這樣的認識：歷史不僅在其論述、編寫中與真實不符，其實，論述的本質就已經是帶有欺騙性的，因為歷史總是把其所講述的純粹個人、個別事情當成是某種別樣的東西展示給我們。事實上，歷史所講述的，從始至終，翻來覆去的不外乎就是改變了名字和更換了不同外衣之後的同一種東西。
真正的歷史哲學應該建立於這樣的認識基礎之上：雖然變化無窮無盡，但是我們眼前所呈現的永遠都只是不會改變的同一樣本質，這種本質一如既往、恆久不變。因此，這種歷史哲學應該在古今中外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當中，都認出那同一樣的東西；此外，儘管不同地區間的風俗、習慣、人情、道德風尚等各有差別，但是歷史哲學所發現的始終都是同一樣的人性。這在各種形式變幻中巋然不動的東西就是人的心、腦的基本素質，相當差勁的居多，好的寥寥無幾。歷史所信奉的格言就是「外形多變，本質則一」。從哲學的角度分析，讀完希羅多德的著作就已經相當於學完歷史了，因為他的著作已經包含了所有後來的歷史所包含的內容：人類的奮鬥、痛苦和命運——這三者都是上述的人們的心、腦素質，以及人們在這個世俗世界的產物。
如果憑借到目前為止所作的議論，我們可以認清歷史在認識人性本質方面是遜色於文學藝術的；並且瞭解到歷史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最終，人們為了將歷史構築成有開始、中間和結束的一個整體——其中各個部分之間蘊涵著豐富的關聯——所付出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並且是建立在對歷史的誤解之上的——假如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那麼我們似乎是否認了歷史的價值，除非我們能夠指出歷史真正的存在價值。但是歷史，除了遜色於藝術以及非科學的不足之處以外，的確有其獨特的、區別於藝術、科學的活動領域之處——在此，歷史仍可堂堂正正地立足。
歷史對於人類就如同理性機能對於個人一樣。也就是說，正是得益於人類的理性機能，人類才不會像動物那樣僅僅局限於狹窄而又直觀所見的現在，而是在這個基礎上又認識到了大大擴張了範圍的過去——它既與現在相連接、也是形成現在的理由所在。人類也只有經此種方式才可真正明白現在本身，甚至是推論將來。對於動物而言，由於它們欠缺反省和回顧的認識能力，就只能局限於直觀所見，即局限於現在。所以，動物與人們在一起就是頭腦簡單的、渾噩的、無知的、無助的、聽天由命的，即便馴服了的動物也是如此。與這種情況相類似的是一個民族不認識自己過去的歷史、僅僅局限於目前這一代人所處的現在。這樣的民族對於自己本身及現在所處的時代都不能正確地理解，因為他們不能把現在與過去聯繫在一起，並利用過去來解釋現在，於是他們也就更加無法預測將來。一個民族只有通過認識歷史才能對自己的民族有一個完整的認識。
因此，歷史就可以被稱作人類的理性自我意識；歷史對於人類就相當於以理性機能作為條件的協調統一、回顧反省的意識作用於個人。動物就因為缺乏這統一、反省的意識而囿於現在。所以，歷史中存在的每一個空缺就猶如一個人的反省這種自我意識中的空缺。我們在面對古代的紀念物時，例如古廟、金字塔、尤卡坦半島的舊宮殿等，如果沒有瞭解這些古物所含有的意義，那麼就會令我們茫然沒有頭緒，就像是聽人使喚、被人奴役的動物一樣；或者，就像對著自己曾經寫下的暗號，但現在忘了它代表的是什麼。這種現象就如同一個夢遊者早上醒來的時候，想到自己夢遊時所做出的事情是那麼地不可思議一樣。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歷史又可看做人類的理性或反省意識；它代表了全人類所直接共有的一種自我意識，在這種歷史的作用下，我們人類和人性才真正聯繫成了一個整體。這就是歷史所存在的真正價值。據此，人類對歷史所共有的、壓倒性的興趣主要在於歷史是人類對自己的關注。
語言對於個人的理性（語言是運用理性不可缺少的條件）而言，就等於文字在此已經指出了整個人類的理性。因為只有文字出現以後，整個人類的理性才得以真正的存在，情形就如同只有在有了語言以後，個人的理性才會存在一樣。也就是說，文字把那些被死亡頻頻中斷、並因此而變得支離破碎的人類意識恢復成一體。於是，遠祖那裡所產生的思想就可以交由後代子孫繼續思考和完成。人類及其意識的整體被分裂成了不計其數而又匆匆即逝的個體，於是文字對此作出了補救，並對抗著不可遏制地匆匆消逝、常常被人遺忘的時間。石頭文物有如書寫文字，亦可被視為人們所作出的補救努力，況且不少石頭文物比書寫的文字還要古老。那些動用了數不勝數的人力、物力、費時良久才建造出來的金字塔、墓穴、巨雕、石塔、廟宇、城樓——面對這些巨大的人類成就，誰又會想到那些發起建築這些傑作的人，眼裡只顧盯著他們自己極其短暫的一生？我們要知道，這些發起人在其有生之年都看不到這些建築物的竣工。
或者，誰又會料到他們這樣做真的僅僅是為了排場、炫耀而已？真的相信這被那些粗魯愚昧的大眾硬逼著說出來的借口？顯然，這些人的真正意圖就是向相隔甚遠的後代傳話，與這些後代建立聯繫，從而統一人類的意識。印度、埃及，還有希臘、羅馬遺留下來的建築物都是為了能保存數千年而精心設計的，因為這些古人有著更高級的文明，因此他們有著更寬更廣的視線範圍。相比之下，中世紀和近代的建築物卻僅是計劃保留數個世紀而已。這也是因為文字已經普遍使用，尤其是印刷技術發明以後，留下文字更使人們放心了。不過，就算是近代建築，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到那種想要傳話給後世的衝動。因此，破壞或者損毀這些建築物來用於低級、實用服務的目的就是可恥的行徑。文字紀念物和石頭紀念物相比，它並不怎麼懼怕大自然的風雨侵蝕，擔憂的卻是人的野蠻、破壞行徑，因為人的這種行為能夠發揮更大的負面威力。埃及人打算把這兩種紀念物結合成一體，於是他們在石頭建造物上面添加了象形文字，甚至還補充了一些圖畫——以防在未來的日子，無人再能理解那些象形文字所要傳達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