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是人類靈魂的釋放，也是人類精神與感情的代言者。「善良古老的」年代並不存在了。或許它在莫扎特那裡會成為一種絕響——我們是多麼的幸運，他的羅可可沒有停止對我們的訴說，他的「美好社會」，輕柔的狂想以及他對中國式的花飾所表現出來的童真；他心中的禮貌規矩，他對窈窕、戀人、舞者、哭啼者的要求，他對信仰的罪惡，可以向我們中的某種殘餘發出仁慈的呼籲！啊，真不知是什麼時候，這一切竟然頃刻間變成了過眼煙雲，可是，誰又會懷疑，在對貝多芬的理解和欣賞不斷變化的同時，這些會消失得更早呢！
貝多芬的確只是一種風格過渡和斷裂的終結者。他與莫扎特之間存在著差異，貝多芬是歐洲一個偉大的、延續了百年之久的審美終結，而且是一個老套的、鬆散的過程。它不斷裂變著，並且形成一個未知的、年輕化的、漸漸靠近的靈魂。處在他的音樂之上的，是一種永恆的、喪失的、放蕩的希望之光——它也是歐洲沐浴過的那道曙光。盧梭曾經夢見過它，這道曙光正圍繞在大革命的自由之樹旁邊翩翩起舞，最後，甚至出現在了拿破侖的面前。可是現在，往日的這種感覺正迅速地消失掉了，今天要想體會到這種感情是多麼困難——就像盧梭、席勒、雪萊、拜倫所說的那樣，這對我們的聽覺來說是何等的陌生啊。
在這些人當中，歐洲人找到了通向這個詞彙的道路，並且深刻瞭解應該如何用貝多芬的音樂將它演奏出來！那些源自德意志音樂的東西，則屬於浪漫主義，換句話說，就歷史而言，與那場偉大的幕間劇相比，那個歐洲從盧梭向拿破侖、向民主興起的過程來說，這些已經顯得更加短暫、更加草率，甚至是極其膚淺的運動。
韋伯的《自由射手》和《歐伯隆》，如今我們已經不知道它們是什麼了！或者，馬爾施納的《漢斯·海林》和《吸血蝠》！或者，甚至包括瓦格納的《湯毫塞》！即使仍然沒有成為被遺忘的，卻也是消逝了的音樂。一切浪漫主義音樂都沒有高貴的成分，並且不具備音樂的品格。除了劇場和大庭廣眾之前，再找不到可以保留它們的地方。因為它根本就屬於二流音樂，現實音樂家很少去留意它。費利克斯·門德爾松，一位出生在哈爾基揚的大師，因為自己那輕鬆、純情、喜悅的靈魂而迅速地得到了人們的崇敬；當然，他也以同樣的速度被人們拋到了腦後：因為，他是德意志音樂美妙的過程。提到羅伯特·舒曼，這個人將事情看得很嚴重，並且剛開始的時候就把事情看得很嚴重，他也是最後一位創立學派的人。
現在，在我們中間，很多人都被這個舒曼式浪漫主義克服著，誰能說這就是一種幸運呢？或者是一種舒心、一種解放？舒曼，由於他將自己的靈魂投進了「薩克森瑞士」，所以，這個靈魂的一半是屬於維特式的，另一半則是讓·保爾式的，絲毫沒有貝多芬式的因素！對於他的曼伏雷特音樂來說，就是一種失策和誤解，甚至是無理的舉動。從根本上說，舒曼的審美只是渺小的審美，即一種對安靜的抒情與陶醉，這雖然是危險的，但是在德意志人之中，卻是一種雙倍危險的嗜好。他們常常都是靠一邊行事，一邊害羞、萎萎縮縮、扭扭捏捏，顯示一種高貴的柔弱的人。他敢於隱匿在幸福和苦痛之中。從一開始
就像一個羞澀的姑娘或者是一個神經過敏的人一樣。因為，這個舒曼早已成為音樂中的德意志事件，與歐洲沒有任何關係了。這一點與貝多芬的情形相似，更廣泛地說，這與莫扎特曾經歷過的情形相同，即完全喪失了歐洲靈魂的音樂，而淪為單純對祖國的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同時也威脅到了德意志的音樂。
德意志的風格，基本上與樂聲、耳朵沒有什麼關係。這體現了一種事實。正是由於我們善良的音樂家，譜寫了大量的最惡劣的作品。而對於德意志人讀譜的聲音不高，其實這一點並不是用耳朵聽的，反而是要用眼睛看的，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將自己的耳朵放在了抽屜裡。古代人讀，都是給自己讀的，如果說古代人讀的話——在過去，這種事是屢見不鮮的，而且古代人還要大聲朗讀。如果我們私下問其原因，對方一定會用高聲回答道：意思是想說，使所有音響腫脹、彎曲、顛倒以及變換速度，這是古代公眾常用的一手。那個時代，書寫風格法與演說法總是一模一樣的。而對於風格法則來說，一部分取決於令人驚奇的訓練和耳喉的精煉的需要；另一部分則歸因於勇敢、堅持不懈、古代肺臟的權力。
就古代的意義來說，這一時期首先屬於生理學的整體，如果它是用一口氣進行概括的話。這種時期與在狄摩西尼那裡，在西塞羅那裡出現的時期相同。兩次腫脹，兩度下跌，但是這一切仍然在二呼一吸之中進行著，這也可以說是古代人的一種享受。這些人習慣於用自己的素養對一些美德進行評估，而這種行徑常常出現在報告中的罕見物和困難物——但是我們卻對這種偉大的時期啞口無言。我們是現代人，所以無論從哪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氣短的人！而那些老人，換言之，在演說中統統都是半瓶醋，因此成了行家，或批評家。這樣一來，他們便把自己的演說家驅趕到極限的地步。
運用與上個世紀相同的方式，所有意大利人，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通曉歌唱。在這裡，歌唱的名家往往攀上了高峰。可是，在德國，直到最近一段時期，舞台上出現了一類具有雄辯口才的人，他們十分羞怯而笨拙地刺激了那些人振蕩的青春。但僅僅存在一種公開的、基本合乎藝術的演說。在德國的傳教士運用每一個音節、每一個詞彙，在一句話中敲打、跳躍、跑動，似乎激動得要溢出時，他所聽到的良心故事，大多是醜惡的良心故事，因為，他擁有這樣的理由：讓任意一個德意志人達到演說中的精明幹練實在是罕見的事情，或許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對於德意志的詩歌傑作，往好聽點說，是最偉大的傳教士的傑作——到目前為止，德意志最好的書就是《聖經》，與《聖經》相抗衡的其他所有作品，幾乎只剩下「文字」一種事物了，由於它在德國沒有較好地成長，所以在德意志人的內心沒有留下較深的印象，當然現在也沒有留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