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羅馬是最樂於向世界開放的城邦。他們願意把公民權授予一切願意歸順和在羅馬城定居的人，而對於他們出生在什麼國度是根本不關心的。不僅如此，他們還允許這些外籍公民享有與羅馬人完全相同的權利——不但享有貿易權、婚嫁權、繼承權，而且還享有選舉權和擔任公職的權利。羅馬人不僅將這些權利授予個人，也可以授予家族、城邦甚至一個國家。同時，羅馬人也把自己看做世界的公民，他們不斷向外擴張、拓展和移民。於是羅馬的制度也就隨著羅馬的發展而被世界化了。一方面是羅馬走向了世界，而另一方面是世界走進了羅馬。這也正是羅馬由一個小城邦，迅速成長為稱霸一方的世界強國的原因。
為什麼那麼少的西班牙人可以獲得並保持那麼強大的宗主權，這讓我們感到非常驚異。西班牙本土無疑是一株巨大的樹幹，它的力量遠遠勝過了興國之初的羅馬和斯巴達。除此之外，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讓異族人自由入籍的慣例，但是他們卻有一種僅次於授予國籍的方式，那就是他們可以一視同仁地招募各族人進入軍隊，而且有時候還讓異族的人擔任高級將領。不僅如此，從西班牙國王剛頒布的國事詔書來看，他們此刻好像也意識到了本土人丁不旺的缺陷。
有的行業是需要長時間坐著並且在室內工作的，比如製造精密的儀器，從它的工作性質來說與軍人的性格存在著一種對立性。一般情況下，好戰的人都有一點兒懶散的習性，更多的是喜歡冒險而不是勞動。如果要讓他們保持著那種魄力的話，那就不要過於苛求他們，試圖讓他們去改變性格。因而，在古代的斯巴達、雅典、羅馬以及其他的國家裡，他們使用奴隸，這樣一來他們就不用再從事那些勞動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有利條件。蓄奴制在最大的程度上被基督教的法律廢除了。最接近於蓄奴的做法，就是讓異族人來從事那些行業。由於這個原因，異族人也就更容易地在所在國裡生存和生活，從而可以把大多數的本國平民限制在三種行業中——土地的耕作者、自由的僕人以及從事有力而又有男子氣概的行業的手工藝者，如鐵匠、石匠、木匠等，職業軍人還不算在內。
更為重要的是，國家要想強大，那麼舉國上下就必須把軍事作為至高無上的榮耀、學問和職業。前面所討論的那些事只不過是軍備而已，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和行動的話，那麼軍備再好又有什麼用呢？羅穆盧斯死後，留給古羅馬人一個勸諭，教他們首先應該致力於軍事，這樣，他們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斯巴達的國體結構完全是為了達到這個意圖和目的而建立的，雖然它這樣做並不是非常明智的。雖然波斯人和馬其頓人也作過這種努力，但是結果不過是轉瞬即逝。
高盧人、日耳曼人、哥特人、撒克遜人、諾曼人以及其他民族也都曾有過全民皆兵的階段，土耳其人直到現在也還是這樣，雖然比起過去的要遜色多了。在信仰基督教的歐洲，現在實際上只有西班牙人是這種樣子。不過「人人都會從他所最專注的事情中得到好處」，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道理，是用不著贅述的。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希望成為偉大的國家，那麼他就不能夠離開武力的支持。而另一方面，那些長期以來不斷聲稱要動武的國家，也就創造了奇跡，這是被歷史所證明了的。而那些只是在一個時期聲稱要動武的國家，在很久以後的那段時間內，當他們已經不再聲稱要動武而且武力已經衰敗的時候，卻仍然擁有那種偉大。
國家要動用武力時，就需要有一個冠冕堂皇的戰爭理由或法律和慣例，因為人的正義感是與生俱來的，所以如果沒有某些至少是看起來公正的理由，那麼人們一般是不會投入一場將導致無窮災難的戰爭的。土耳其人通常會以傳播宗教作為戰爭的理由，那是他們隨時都可以使用的戰爭借口。羅馬人雖說把拓展帝國疆域視為建立大功的統帥們的殊榮，但並不是說他們只有這麼一個對外發動戰爭的理由。由於這些原因，想要通過武力走向富強的國家就必須做到以下兩點：其一就是要對其他國家施加在本國的邊境居民、過境商人或外交使節身上的無禮行為非常敏感，並且要及時地對挑釁作出反應。其二是隨時準備以最快的速度出兵援助盟國，就像當年的羅馬人那樣。羅馬人的原則就是，如果一個受到外敵入侵的盟國與其他國家也訂有共同防禦的盟約並分別向多個國家求援，那麼羅馬人的軍隊總是最先趕到的，他們絕對不會把這份榮譽留給其他國家的。
至於古人為了某個黨派或某個國家的政府性質而進行的戰爭，我們也不知道用什麼方式來證明它的理由是否正當，如羅馬人為了希臘的自由而進行的那場戰爭，又如斯巴達人和雅典人為了在希臘各城邦間建立或推翻民主政體或寡頭政體而進行的一系列戰爭，再如一國或以主持公道、或以提供保護、或以解救其他國家受到專制壓迫的國民為理由而發動的戰爭等。總而言之，一個對尋找戰爭理由不敏感的國家是不可能走向強大的。
一個人如果不經常進行鍛煉，那麼就不可能有強壯的身體。同樣，無論是君主國還是民主國，每參加一次戰爭就可以得到一次鍛煉。
但這不包括內戰。因為內戰會耗損元氣的，而對外戰爭才是對國家強大有利的運動。為了準備這種運動，就應當經常鼓勵人民崇尚武力的精神。此外，還應當保持一支強大的、隨時可以投入戰鬥的常備軍。西班牙人就是這樣做的。他們那支訓練有素、常備不懈的軍隊已經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了。
成為海上的霸主，就是獲得最高權力的一個象徵。西塞羅在給阿提卡的一封信中談到龐培為了與愷撒交戰而進行的準備。西塞羅說：「龐培嚴格地遵循一種真正的地米斯托克利式的方針：他認為，誰控制了海洋，誰也就控制了一切。」而且，毫無疑問，如果龐培不是出於虛榮和狂妄而在平原上與愷撒作戰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讓愷撒疲於奔命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海戰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埃克興之戰對那個世界帝國的誕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勒盤托之戰則終止了土耳其人的偉大。
海戰決定了戰爭勝負的例子不勝枚舉，不過這是在君主或者國家為了支持那些戰鬥而拿一切來冒險的時候。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控制了海洋的人，也就擁有了巨大的自由，他想從戰爭中獲得多少，就能獲得多少。另一方面，那些陸軍力量強大的國家，卻往往會陷入窘境。在今天看來，對於我們歐洲的各國來說，海上力量的優勢是巨大的。這既是因為歐洲的大多數王國並不僅僅是內陸國家、他們的大多數疆界被大海所圍繞，同時也是因為不論是東印度群島還是西印度群島的財富，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對控制海洋的一種附屬品而已。
與古代戰爭所賦予軍人的光榮與崇高相比，近代戰爭似乎是在偷偷摸摸似的。現在為了鼓舞士氣，雖然也設有一些騎士的勳位、勳章等，但是這些東西是不分軍民地亂髮一氣的。但在古代，為了激發人們的勇氣，是要在決勝之地樹立勝利紀念碑、追悼的頌詞以及陣亡將士紀念碑、獎勵用的花環與桂冠，就是君主也會借用大元帥的頭銜，而出征的將士凱旋、兵員解甲回家時也會得到大批的犒勞。而士兵更為看重的是，古羅馬人的凱旋禮，這不僅僅是一個儀式或炫耀，更是一種從未有過的極為明智、高貴的制度，其中包含了三重意義：授予將軍榮譽，把戰利品上繳國庫，犒賞全軍。但對於君主制的國家來說，那種榮譽未必適合，除非把這些榮譽歸於君主本人或他的子孫們，就像古羅馬時代多位皇帝的所作所為那樣，他們把戰役的凱旋禮據為己有，只為他們自己或兒子們所取得的勝利進行慶祝，而對將士們贏得的勝利，則只是賞賜給將領們一些慶功的衣服和勳章而已。
綜上所述，雖說人不可能僅憑思考就能夠使自己的身高增長一寸，但是對國家政體而言，使國土更廣、國勢更強則在於君主或政府的能力。因為只要讓以上所說的那些策略、規則和慣例得以實施，他們便可以為子孫後代播下強盛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