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人民的人有必要對國家中出現的政治風波的前兆有所瞭解，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政治風波在雙方力量達到勢均力敵的時候是最為劇烈的，這就像自然界中的暴風雨在春分或秋分的時候是最為狂暴一樣，在一場暴風雨來臨之前，經常會刮起沉悶的風，海水會漸漸地波濤洶湧起來，國家中也會有這種情況。
太陽神曾經警告人們，兇惡的反叛即將發生，變節行為和隱秘的戰爭正在醞釀，這時，針對國家的誹謗和放肆的言論頻頻出現，而且是公開的。而且政治謠言往往是不脛而走的，那麼將會不利於國家，卻又往往是很容易被人們匆匆接受的，這些都是動亂的前兆。維吉爾在敘述謠言女神家譜的時候，說「她是偉大的巨人們的妹妹」。
傳說中，因為眾神惹怒了大地女神特拉，使她怒火中燒，於是就生下了謠言女神，她就成了凱歐和恩克拉多斯的妹妹。
我們從這個神話可以看出，謠言好像是歷史上眾神叛亂的遺物似的。但謠言確實是即將來臨的叛亂的序曲。無論怎麼看，維吉爾的話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構成叛亂的行動與推動叛亂的謠言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充其量不過是哥哥與妹妹，陽性和陰性的差別。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在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往往是國家制定出最好的政策的時候，本來這是最值得稱讚的事，應當受到最大程度的歡迎，但卻遭到了惡意的曲解和中傷。這就表明會有很大的怨恨之情存在。就像塔西佗所說的那樣：「當人們開始對統治者懷有非常大的不滿時，他的所有舉動，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同樣會使他受到非難。」
這種情形如果一旦出現，那些以為通過施用嚴酷的鐵腕手段，就能壓制住這些謠言，並且能防範或根除叛亂的想法，將是非常錯誤而危險的。因為這些舉措反而可能會成為加速叛亂的導火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冷靜地處置這些謠言，比設法壓制它可能會更有效。還應當分辨塔西佗所說的那種「服從」，即他們表面上似乎是服從的，而實際上卻是在對政府的法令進行挑釁。爭論、挑釁、對君主的命令進行隨意的批評和指責。這種種的舉動往往是走向叛亂的前奏。其結局必然會導致無政府狀態的出現。尤其是當全民大辯論發生的時候，如果那些擁護政府的人不敢站出來講話，而反對政府的人卻可以滔滔不絕、暢言無忌的時候，那麼形勢就會變得更加險惡。
而且，誠如馬基雅弗利所指出的那樣，君主本來應該是國民共同的父母，如果他自成一黨，偏向一方，那就好像是一條船，很可能會因為載重不均衡而導致傾覆，這一點在法國國王亨利三世統治的時代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先是加入了聯盟，為的是消滅新教徒，而不久以後，那個聯盟卻又開始反對他。因為如果君主的權威成了一個目標的幫兇，而且還有其他的更加強大的君權約束力，那麼在這樣的時候，國王也就幾乎喪失了他所擁有的權力。此外，當紛爭不和、互相攻訐和派系鬥爭在公開的狀態下肆無忌憚地進行的時候，也就標誌著這個政府的威信已經蕩然無存了。
政府裡最高層官員的一言一行，都應該像傳統觀念中關於「第十層天」裡行星的運轉一樣，也就是說每個行星受到最高層的運轉作用而做的運轉是迅速的，但是它的自轉則是舒緩的。因此，當高官們在自主的運作中運動得太劇烈，並且，就像塔西佗所說的那樣，「放任到了根本不把他的支配者放在眼裡」的時候，也就標誌著天體離開了運行的軌道了。因為威信是上帝所賜的，是用來使君主成為名副其實的君主的佩帶。
宗教、法律、議會和財政是組成一個政府的四個重要部門。當它們的地位被動搖時，國家也將會面臨解體的危險。下面我們再來討論一下釀成叛亂的各種因素以及動機和預防的方法。
關於釀成叛亂的因素眾多，因而也就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因為預防叛亂的最好方法就是消除導致叛亂的因素。只要有堆積的乾柴，那麼就很難說它會在什麼時候，可能會由於某一個細小的火星的掉落而燃成燎原的大火。導致叛亂有兩個主要的因素：一是貧困，二是民怨。社會中存在著多少破產者，那麼就存在著多少潛在的叛亂者，這是一個定律。盧卡斯這樣來描述羅馬內戰前的情形：
由於高利貸侵吞了人民的財產！所以負債者要用戰爭來獲得解放，它的到來鼓舞了人心。
戰爭使許多人受益，這就是一個確定而又絕對可靠的跡象，說明一個國家已經有了反叛和動亂的傾向。而如果有錢人的富有和奢侈與平民百姓的貧窮和困窘結合在一起的話，那麼危險就是隨時可能發生而且是危害巨大的。因為貧困和飢餓而產生的造反是最厲害的造反。至於人民的不滿，它在一個國家當中，就像污穢的體液流動在人體當中一樣，往往會聚集起來，發出一種異乎尋常的熱，並且會引起發炎。
君主不能用這種方式來衡量不滿所帶來的危險，也就是說，這些不滿是否真實公正，因為這樣一來，也就是把人民想像得太理智了，以為他們往往會藐視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不能這樣來衡量不滿所帶來的危險，即賴以產生不滿的悲痛在事實上是大是小，因為當恐懼大於感情的時候，不滿也就是最危險的不滿。
「傷心是有限度的，而恐懼則是沒有限度的。」
除此之外，在處於高壓的時候，那些刺激人的耐性的事情，也會依然壓倒勇氣，但在恐懼的時候，卻並不是這樣。任何君主或者政府，也不可能因為不滿的經常出現，或者長久存在，或者因為不滿尚未產生險情，而對不滿無憂無慮：因為並非每一團水汽或者霧氣都能夠變成暴風雨，儘管暴風雨在通常的情況下是安靜的，但終究是要降落下來的，而且，就像那句精彩的西班牙諺語所說的：「繩子被最後一下輕輕地一拉給扯斷了。」
叛亂的原因和動機是多種多樣的：宗教的改革、稅賦、法律與習俗的變動，特權的破除，壓迫的廣泛，小人和外戚的得勢，饑荒，軍隊的解散和黨派之爭的白熱化，以及任何一種激怒民眾，並使他們在一場共同的運動中結合在一起的事件。
針對叛亂我們需要一些補救的方法，有一些有效的預防措施我們將在此進行討論。至於非常有效的救治，就是必須對症下藥，因此沒有通例可循，而應當交由行政會議處理。
第一種補救或預防的方法，就是盡一切可能來消除叛亂的物質基礎，也就是國力的匱乏和貧窮。針對這個目標當採用這些措施：開放貿易並讓它的發展取得良好的平衡，保護並扶持製造業，流放游手好閒的人，按照節約法禁止浪費和鋪張，改良土壤和開墾新的土地，調整控制市場物價，減輕人民的稅賦和進貢，等類似的方法。
也就是說，應當注意的是，不要讓國內人口總數超過國內的儲備可以供養的人口數。人口的計算也不要僅僅以數目為準。因為，一個人口少的國家，如果收入也少而消費過多的話，比生活節約、儲蓄量大的國家，會更快地耗盡它的國力。因此，貴族顯要增加的速度和數量，如果超過了平民人口增加的正常比例，很快就會把國家拖到貧困的邊緣，而且，宗教神職人員的過度增長也會造成這種局面，因為他們是不從事生產的，而被供養的學者如果多過，那麼可以提供給他們的職位的時候，所造成的結果也是這樣的。
我們都知道，通過對外貿易，能夠促進一個國家絕對財富的增加，國力的增強。通常人們知道有三種東西是可以進行對外貿易的：一是天然的物產和礦產資源，二是本國製造業生產的產品，三是商船隊。因此，如果這三個輪子都能夠運轉不息的話，那麼財富就會不斷地從國外流向國內。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很少有人知道，勞務也能夠創造財富。荷蘭人就是最好的例證，他們的國家並沒有富足的地下礦藏資源，但他們的勞務輸出能力，卻變成了一個創造財富的龐大礦藏。
作為統治者，應當防止國內財富被少數人所壟斷。否則，一個國家即使擁有很多的財富，那麼大部分的人民仍將處於飢寒交迫的境地。金錢就好比肥料，如果不撒入田地中，本身是沒有任何用處的。為了使財富均勻的分配，就必須用嚴厲的法律來對高利貸以及商業的壟斷、地產的壟斷來加以限制。
在消除不滿，或者是起碼消除不滿的危險方面，每一個國家，都有兩部分臣民：貴族階層和平民階層。當二者中的其中之一產生不滿的時候，那危險是不大的，因為平民如果沒有受到貴族的挑動，那麼他們的動作將是緩慢的，而貴族的力量又是弱小的，除非民眾傾向於或者願意自己採取行動。因而，當貴族階級等待社會地位低下的人爆發動亂時，他們就可自己表態了，這就是危險產生的時候。詩人們杜撰說，其他的神想把朱庇特捆綁起來，朱庇特聽說了，於是接納了帕拉斯的勸告，召來了布裡阿柔所，讓他用他的一百隻手來幫助他。這個寓言非常形象地說明，君主如果能夠獲得平民百姓的友善，那麼他就是安全的。
對民眾給予適當的自由，讓他們發洩痛苦和不滿，才是一種穩妥的辦法。如果硬是不讓體液排出，以及捂著膿血不讓它流出，那麼就會有引發更加嚴重的毒瘡和惡瘤的危險。
談到不滿的時候，埃匹米修斯的角色倒是和普羅米修斯有些相似，因為再沒有更好的方法來預防不滿了。埃匹米修斯在痛苦和邪惡飛出來的時候，終於把蓋子蓋上了，並把希望關在了盒子底下。毫無疑問，用技巧和權謀來培養及保持各種希望，並帶領人們從一個希望走向另一個希望，這是緩解和消除不滿這種毒素的最佳解毒藥之一。而且，衡量一個政府和政治家是否清明，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即使它不能使百姓心滿意足而贏得民心，也能夠讓民眾感到有希望的寄托，從而贏得民心，同時，這個政府能夠處事得法，以至任何困難都難不倒它，彷彿任何事都是有希望的，都有解決的出路。這一點做起來並不難，因為無論是個人還是黨派，都是善於吹噓自己的，或至少敢於裝出不相信大難臨頭的模樣。
另外還有一種雖然是眾所周知的，但仍不失為上策的預防措施，那就是預見並提防某些適合心懷不滿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領頭人物。我們以為能充當這種為領頭人物的人大多都擁有成就和聲望，深受那些對現政不滿的黨派的信任和尊崇，同時他們也被認為對現政心懷不滿。對這種領頭人物，政府要麼採取切實可行的方法來對其加以爭取並讓他歸順，要麼就使其同黨中有另一領頭人物與之對立以削弱他的聲望。總而言之，對各類反政府的黨派集團實行分化瓦解，挑撥離間，或者至少是讓他們內部之間互相猜疑，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手段。因為如果是擁護政府的人內部四分五裂，而反對政府的人內部卻萬眾一心的話，那麼將是極其危險的情況。
我們清楚地看到，君主口中無意說出的某些風趣而又刻薄的話，曾經點燃了反叛的烈火。愷撒曾經說：「蘇拉是文學上的外行，所以不能『口授文章』。」這句話給他自己帶來了災難，因為這句話完全斷絕了人們對前途所抱有的希望，也就是在某個時刻他會自願交出他的獨裁者的職位。加爾巴因為一句「我的士兵是徵召的，而不是買來的」而毀掉了自己的前程，因為這使得士兵失去了獲得贈品的希望。普羅巴斯也因那句「假如我活下去，羅馬帝國就不再需要士兵了」毀掉了自己的前程，因為這句話讓他的士兵們非常絕望。還有許多類似的例子。但毫無疑問，在敏感的問題上和在不穩定的時代，君主需要對他的言行十分謹慎，因為話一旦出口，就好像射出的箭一樣，尤其是那些被認為是飽含動機衝口而出的話。至於那些長篇大論，是淡而無味的，也就不像簡短的話語那樣會引起他人的注意。
為了預防一切可能造成叛亂的因素出現，君主身邊不能沒有一個、或者更多的勇敢的大將，他們可以在反叛開始的時候就把它鎮壓下去。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人，那麼動亂一旦爆發，朝廷中就會出現不應該有的恐懼和不安。而政府就會出現塔西佗所說的那種危險：「人的脾氣就是這樣的，雖然沒有幾個人敢於冒險做出這樣一個邪惡的舉動，但是許多人卻渴望邪惡的舉動出現並且會默許這邪惡的舉動。」但這樣的軍事人員必須是忠誠可靠的，並且具有很好的名聲和地位，而不是那種喜歡結黨營私，專門討人喜歡的人，同時還要擁有與政府中的其他大人物地位相應的職位，否則的話，那治病的藥就會比疾病本身更加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