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酷，又如此舒適的公司，進去當員工難不難？這個問題在硅谷已經達成了共識，進入Google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必須是全球頂尖學校裡的學生，這樣才擁有一張進入Google面試的通行證，這是一直以來Google奉行的基本原則。他們認為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首先存在於世界上最優秀的高校裡。因此，在Google的大樓裡，斯坦福、MIT、哥倫比亞、卡內基·梅隆等世界頂尖學校的畢業生隨處可見。
當然，有了一張名校畢業證，不等於就可以輕鬆進入「童話王國」了。接下來，Google會用「魔鬼試題」來考驗你的智商和應變能力。而其試題的變化多端和毫無頭緒總是讓人感到非常頭痛，只有通過這道筆試的候選人才能得到接下來的面試機會。
我和「互聯網之父」文特·瑟夫
越是充滿挑戰，人們對這個神秘王國就越是嚮往。全美的數學天才都開始加入這場奇特並充滿挑戰的考試，而Google也逐漸成為了「最頂尖人才」的俱樂部。在這裡，我見到了許多我以前就認識的最優秀的人：為我介紹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約書亞·布洛赫（後來成為Java的頂級專家），SGI幾乎所有部門的首席科學家，蘋果用戶界面的專家，來自IBM、貝爾實驗室、DEC實驗室的並行計算專家，來自MIT、斯坦福的教授。公司的每一個角落都藏龍臥虎。
有一天，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穿著三件套的禮服，頭上戴著Google的新工程師每人一頂的螺旋槳帽，逕直走進我的辦公室，他說：「開復，你好，我就是你的新室友文特·瑟夫（VintonCerf）。」文特·瑟夫！那不是「互聯網之父」嗎！這足以證明Google正在彙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天才，當然這也對其他的軟件和互聯網公司招聘優秀人才的計劃造成了相當的壓力。
關於Google的招聘，廣為流傳的故事還有一個。2004年10月，一份「Google實驗室能力傾向測試」出現在幾家著名的美國雜誌上。試卷開頭，蠱惑意味十足地寫著「試試看！把答案寄回Google，你就有希望去總部參觀，並成為其中一員」。儘管只有21個問題，但每一道題都相當刁鑽，有著Google一貫劍走偏鋒的風格。
裡面有實打實的數學題，比如「用3種顏色為20面體上色，每個面一種顏色，有多少種組合？」有毫無頭緒的主觀題，如「什麼是世上最美的數學方程？」有數不清的自由發揮題，如「以下空白，填上點兒好東西」或者「用你的畫筆，改變這張考卷的外觀」等。後來，在全球頂尖高校的BBS上都流傳著這份測試題和各式各樣確定或不確定的答案。
幾天之內，Google總部收到了成千上萬份答案。Google副總裁艾倫·尤斯塔斯說，「其中有很多答案來自經濟學家、教授和高智商人士，他們無意應聘，只想挑戰一下自己的能力。」
最有趣的是，我們曾在斯坦福大學附近的高速公路和麻省理工學院旁邊的地鐵站做過這樣一個廣告：{first10digitprimefoundinconsecutivedigitsofe}.com。就是說：你是否能推算出e這個自然數里面的第一個十位數質數，如果能，就把那十位數加上。com，並到那個網站去看看。那些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數學天才到了網站之後，才發現裡面還有好幾道計算機難題，最後，成功過關斬將的天才會發現，Google其實是在邀請他去總部面試。
正如前一章所描述的那樣，所有能被邀請去Google面試的人，都已經被貼上了「聰明人」的標籤。毫無疑問，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把這種招聘風格帶到中國，吸引全中國的計算機人才。
在回到中國之前，我還是「光桿司令」一個。在Google總部，我非常希望找一些優秀的華人工程師幫我去招聘。對於這件事情，我的內心還有些打鼓，因為以我的經驗來看，在公司的內部借調是非常麻煩的事情，有時候還會引起部門負責人的不滿。
當我找到幾個聰明的中國員工，擔心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帶你們去中國進行招聘，你們的老闆會不會感到不高興啊？」那幾個員工的表現幾乎一模一樣，他們立即露出詫異的表情，「怎麼會？這對整個公司來說是好事，我們的老闆當然不會阻攔！」
已經習慣了以前公司部門之間爭搶人才的我，遇到這樣大度的公司，一時間竟然轉不過彎來。也許，這就是我感受Google文化的第一步了。
最先分配給我的是兩個產品經理，一個是聰明絕頂的郭去疾，一個是周密精幹的俞可。郭去疾畢業於科大少年班，早年做過我的學生，後又經我推薦去斯坦福讀了MBA，他長得圓頭圓腦，經常有精靈古怪的主意。而且他很有戰略眼光，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別人常常還沒想清楚問題，他就興奮地說：「啊，我知道了！」
而俞可則是一個聰穎靦腆的產品經理，他的求學經歷可以說非常奇異。小時候，他從北京移民到巴西讀完了中學，之後去了美國得州大學讀計算機系，最後在斯坦福完成了碩士學位。當有些人看到他的履歷表時，都會驚呼：「哇，你是中國人，又在巴西和美國長大，那你的乒乓球、足球和籃球肯定都特別好！」他就害羞地一笑，說：「哪兒啊，我是中國足球的水平、巴西籃球的水平、美國乒乓球的水平！」對方聽了這樣的回答，總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後來，我又從IBM雇來陶寧，從別的部門「借」來Ben陸、朱會燦兩位工程師。我們6個人加上周紅，組成了Google中國最初的陣容。
周紅是個非常典型的Google人。她講起話來很有條理，總是念念不忘Google的價值觀。由於進入公司很早，她有一大籮筐關於Google的故事，經常講著講著就露出甜甜的笑容。
和所有的Google人一樣，周紅有著天才一樣的經歷。從小進入科大少年班，18歲到美國留學，在斯坦福讀完博士之後就進入了Google。儘管在Google得到的財富足以讓這個32歲的年輕人「提前退休」了，但是一聽到和我回中國，她迫不及待地加入了進來。
Ben陸，原名陸韻晟，我們都習慣叫他Ben陸。他在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後，他又直接考上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也在Google工作了好多年。Ben陸看起來非常內向，總是一副特別認真的樣子。他回到中國後，和一個叫Dan的男孩共用一間辦公室。別人總是取笑他們，「一個Ben，一個Dan，合起來不正是笨蛋嗎？」
後來大家才發現，Ben陸其實一點也不「悶」，他實際上是個相當有激情的人，而且敢於向權勢「挑戰」。當Google中國的聲音不能通暢地傳達到總部，或者中國工程師遭遇不公待遇時，總是他，敢於寫「義正詞嚴」的郵件——「路見不平一聲吼」。
朱會燦「看起來」跟我差不多大，但其實比我年輕多了。這個美國加州大學的博士，已經是公司裡做過項目最多、最資深的華人工程師了。因此，Google中國公司的工程師都管他叫「老大」。後來，朱會燦在我的勸說下回國幫我帶初期的中國工程師隊伍，成為某篇文章中所述的「Google中國的7個師叔」之一。
陶寧是北大畢業的才女，在微軟做過Windows產品經理。當年在著名的Windows98發佈會上，吳士宏從法拉利裡跳出來的一幕，就是陶寧一手策劃的。加入Google後，因為人手欠缺，所有產品和銷售以外的工作，從市場、公關、招聘、人事、政府關係到日常公司運營，她都一手承擔下來。
在Google中國的初建期，我們7個人成為Google中國的全部員工，並負責所有的招聘事項，包括聯絡、宣講以及製作PPT、複印考卷等一系列繁瑣的工作。
那是一段既緊張又快樂的日子。一開始，由於我的「兵」全是在美國生活多年的天才，我幾乎忘記他們對中國大陸都已經很陌生了。
在我們走訪第一所高校清華大學前，我對周紅說，「你幫我安排一下，去見見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的主任吧。」周紅面露難色地說：「開復，我離開中國已經15年了，我不知道怎麼安排！」我這才意識到招聘工作可不是我想像得那麼簡單。我笑了笑，拿起電話撥打114，然後查出清華大學的電話，這樣一步步找到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的電話，並找到系主任的秘書，最終安排了見面。
我和系主任在微軟期間見過面，所以當我們會見結束，他說：「開復，讓你的車開上來接你好啦。」我笑著說：「我現在沒有車啊，我們是打車來的，現在也打車走！」系主任睜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他拍了拍我的肩，眼神裡似乎在說：「哇，這還是以前那個微軟的大老闆嗎？怎麼現在居然出行都要打車了！」
我暗笑，心想：「我不但打車，我還是周紅的秘書呢！」
全國規模的招聘馬上大張旗鼓地開始宣傳了，而我也開始了人生當中最密集飛行的日子。每一天或者每兩天飛一個城市，下午先做有關Google的宣講，晚上再進行題為《選擇的智慧》的演講。而郭去疾和俞可總是分別飛到下一個城市，將各項工作準備妥當後，再等待我飛過去和他們會合。就這樣，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空中飛人」——不在機場，就在去機場的路上。
在我的招聘之行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國大學生的熱情。第一站，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場面之熱烈大大超出了我的想像：一個容納3000人的禮堂早就爆滿，而禮堂外面還有3000名學生被擠在門外。當距離開場還有1小時40分鐘的時候，西電禮堂的門口已經排了兩個近100米的隊伍。後來有學生告訴我，隊伍最長的時候是下午6點半前後，超過500米，甚至還有人是從洛陽和楊陵趕來的。
後來，隊伍終於失去了秩序，因為太多的學生想進入會場，結果把西電禮堂的大門給擠壞了。當時情形十分危險，幸虧學校緊急安排了「實況轉播」，讓場外的學生也能聽到我的演講，才化險為夷。從此之後，在其他城市演講之前，我都會提前告訴校方最好做足安保工作，不要再出任何意外。
在之後的演講中，為了控制人數，一些高校實行了憑票入場的制度，學生們需要拿到校方提供的免費票才能進入禮堂。但學生們又想出了新招兒，自己用掃瞄和打印的方式做出了和真票一模一樣的「高仿真票」，完全能夠以假亂真。於是又出現了新狀況，拿仿真票的學生佔了拿真票學生的位子，而拿真票的學生一般又會來得較晚，到了現場以後才發現位置早就被搶坐了，於是情緒激動。新的混亂就這樣產生了，校方不得不趕緊加派人手解決爭端。每場演講前的禮堂裡真稱得上熱火朝天，聽講座的熱情火熱，吵架的情緒也火熱。
所以現在，我無論作有關Google的演講，還是給學生做勵志方面的講座，我都希望校方能安排面積最大的場地，以滿足更多學生的要求。
我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幕，那是在上海交大。當時我剛剛走上講壇，就聽見台下發出了一片驚歎之聲。「怎麼了？」我心裡暗暗地想。這時台下一個學生大聲說：「李老師，你瘦啦！」噢，我明白了，原來是太久沒有和大學生們見面了，而官司又讓我經歷了一次急速瘦身，所以形象變化太明顯了。
我走到話筒前，微笑著說：「剛才我聽到有人說我瘦了。我想問問現場的朋友們，誰想知道我減肥的秘方？想知道的請舉手！」現場刷的舉起了無數只手。我點了點頭，說：「好的，看來大家都很想知道，那我告訴你們，想迅速瘦身，讓微軟告你好了！」在場的聽眾哄堂大笑，我也笑了。
此時此刻，我百感交集。從2000年開始，我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幫助中國大學生，為他們答疑解惑當中。當微軟與Google的訴訟把我推上法庭、漫天的誤解和謊言報道鋪天蓋地的時候，我曾一度以為自己不能夠再以這樣的形式和學生對話了，我也曾認為這些讓我蒙受委屈的報道會讓我失去學生的信任，而這將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但眼前的場面告訴我，所有的一切，真的已經過去了。我依然可以站在學校的講壇上，為我喜歡的公司招聘，為我熱愛的學生們做「人生導師」，為他們答疑解惑，為他們指點迷津。我為還能擁有這種幸福而感恩。
2005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整整一個月，我和我的團隊穿梭在中國十多個城市的校園裡。那段日子裡，我每天5點起床，6點出門，8點坐上飛機，11點到達校園，跟學校領導和一些學生見面，下午演講，晚上繼續演講，23點到酒店登記入住。如此循環往復。
雖然辛苦，但我很滿足。我可以深深感到Google這個品牌的強大吸引力。每一次演講都是人員爆滿。在安徽大學，校方安排的演講地點竟然是一個露天大操場，當晚整個操場都密密麻麻坐滿了同學；在武漢大學，演講是在一個5000人的禮堂，我去洗手間的時候，竟然看到幾名同學從洗手間的窗戶翻了進來。也是在武漢，我的同事，從總部借調來的研發總監李文飆，跟在我後面一起進入會場，但卻沒想到他被擁擠的人群擠得摔倒在地。後來他告訴我：「我看到是幾位女生所以就讓她們先走，沒想到她們力氣那麼大！」
儘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們所有的人都樂在其中。同事中的年輕人看到我每次下飛機時都疲憊不堪，在路上睡得東倒西歪，就很擔心我作演講的時候沒有好狀態。不過，拿他們的話來形容就是，我總是能夠「化腐朽為神奇」。去酒店洗個澡，換身衣服，馬上就恢復到精神煥發的狀態。當時一直跟隨我作高校演講並進行實時採訪的《大學生》雜誌社編輯王肇輝對我說：「開復，你是我見過的最能扛的人！」他把MSN簽名改成「見識了鐵人」，後來，招聘團隊的人覺得這個稱號很適合我，就全管我叫「鐵人」了。
每天的演講之後，在該校進行的招聘筆試會馬上進行。筆試之後，我的團隊會在當晚馬不停蹄地判卷，連吃晚飯的時間也沒有。在偶爾不飛的晚上，我就會替整個團隊去買夜宵。有一次，我瘋狂採購了50盒各種各樣的小吃，把這些年輕人都樂壞了。
就這樣，招聘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不過後來，我發現連續一個多月的飛行最終還是留下了後遺症。當Google這6個字母開始在各大院校計算機系學生的心中生根發芽、當一切的工作變得井井有條時，我整個右背部卻由於頻繁坐飛機而硬得像塊石頭，就連按摩師傅都按不動，真的成為「鐵人」了！兩年多以後，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驚喜地發現，終於有一個身高接近兩米的按摩師能夠揉開我僵硬的後背了，一問才知道，他是全國田徑冠軍改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