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整六個星期的時間裡，各種突發事件都在不斷上演。除了媒體的博弈、微軟的質問，還有對方律師不斷提出的新的取證要求，在每一個細微的角落裡，雙方都在尋找最大的進攻切入點。
那段日子過得非常緩慢，時間彷彿凝固了一般。然而，在緩慢的調子中，彷彿又會有一段箭在弦上、千鈞一髮的時段。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就像希區柯克的懸疑片一樣，充滿了謎團，充滿了令人窒息的劇情和隨時爆發的未知。
我的生活如同在冰刀上的舞蹈一樣，每一步，都那麼驚險。
2005年8月10日，我的私人律師忽然打電話給我，問，「開復，你家裡有幾台電腦？」我一時間摸不著頭腦，回答說，「有兩台，我和我女兒各有一個台式電腦。怎麼了？」「那你的電腦上還存有微軟的文件嗎？」「當然沒有，我不可能存微軟的任何東西，而且我離職以前就告訴微軟不再看郵件了。」對方顯然鬆了一口氣，「那就好了，一會兒會有一個快遞員來取你的電腦。微軟已經委託了第三方機構要求查看你的個人電腦，他們可能會期望看到你的硬盤裡存有微軟的機密！」我大叫，「我的電腦裡沒有微軟的機密，但沒有電腦，我怎麼工作！」
果然，兩個小時以後，我的台式電腦就被第三方檢測機構的快遞員取走了。沒有電腦，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儘管我後來買了新的筆記本電腦，但由於我丟失了原來電腦上的許多私人數據，例如我每年的稅表、親朋好友的電子郵件、我所有的音樂和照片等，這給我帶來了無數的小麻煩。
過了將近一個月後，第三方的檢測報告成為法庭上的證據，「李開復的個人電腦中，沒有檢測出任何微軟的文件！」
然而，類似這樣的事情只是眾多繁瑣小事中的一件。那個時候，訴訟雙方都在分秒必爭地準備證據，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和下面的一個環節有關。微軟、Google和我，都在收集各種各樣的信息，以便進入美國法律中一個叫做deposition（取證）的環節。
所謂「取證」，是美國民事法律程序中的一個環節。這是英美法系中一個獨特的民事訴訟程序，在取證的過程中，雙方的律師和當事人都會到場，而且當事人和相關的證人都要接受對方律師的提問。這是一個表達和確認自己一方的觀點，並發現新證據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會有法官派出的速記員全程記錄，並作為法庭上的證據使用。儘管這一天並不是正式的審判，但取證的過程依然莊嚴肅穆。每個人在被律師提問之前，都會把手放在《聖經》上發誓，「我所說的一切都是事實！」
在這個階段，當事人會面臨轟炸機轟炸一般的提問，而且所有訴訟雙方的證人都會到場。
2005年8月的最後一周是取證的一周，Google的人都和微軟律師在加州做了取證工作。參加人員有Google的CEO艾瑞克·施密特、創始人拉裡·佩奇和謝爾蓋·布林、我的老闆艾倫·尤斯塔斯，以及大約十位Google的員工。當然，還有我自己。
2005年8月26日，是我去西雅圖參加取證的日子。那一天，所有的證人都按照法律提供的時間表陸續到達了微軟總部附近的一幢臨時房屋裡，接受對方律師提問。
這一天，一切就如同想像中的一樣，有《聖經》，有證人，有法官派來的速記員，還有攝像機的鏡頭記錄著人們的每一個細微的表情。
這一天也是我被提起訴訟之後第一次見到以前在微軟的同事們——那些決定把我推向法庭的人們。我見到了比爾·蓋茨，見到了斯蒂夫·鮑爾默，見到了首席技術官克瑞格·蒙迪，還見到了我的前任老闆艾瑞克·魯德。這一天，大家神情各異，這些不同的表情後來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雖然他們的表情或冷漠，或同情，或鼓勵，或自信，或毫無表情，但都是種種無聲的語言。他們在用這些無聲的語言表達著自己內心的情緒，頓時，一種劍拔弩張的氣氛在空氣中瀰漫開來。
此時此地，昔日的「戰友」在今日「對決」。不管對方是存心「傷害」，還是例行公事，我都悲從中來，百感交集。
那天比爾·蓋茨徑直走進了屋子裡。那是我們在訴訟開始後的第一次相見，但他目光直視，沒有和我有片刻的眼神交流。而我竟然真的有點難過，我甚至在那一刻回想起我們曾經一起工作的許多場景。一直到現在，我仍然保留著那一天我寫下的日記：
『當比爾·蓋茨走進屋子裡的時候，他並沒有直視我，這是因為，他已經把我視做一個敵人了嗎？是不是他的律師團隊教他這樣做？因為在這個時候，他想讓我對我的「背叛」感到難過，是不是這樣就能給我強大的心理壓力？
我想起我曾經是那麼的信任他，並且對他說，「比爾，我絕對不會對你說謊！我將告訴你什麼能做，什麼是不能做的。」我也曾經在那次陪他「救火」的中國之行中「拯救」他，晚上我曾經跑到他的酒店房間裡告訴他「比爾，我會盡量幫你解決一切的，好嗎？」而他當時露出了多麼無邪和信任的微笑。』
那一天，我也見到了昔日的好朋友克瑞格·蒙迪。他是微軟的首席技術官，我們曾經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他也曾經帶著太太到中國訪問，我的腦海裡浮現出我們在中國對話的一幕，我當時問他，「嘿，克瑞格，讓我太太帶你太太逛逛北京吧！你太太喜歡逛什麼樣的地方？」克瑞格當時不以為然地笑著說，「她喜歡垃圾店，比如買那些大家都不要的東西，哪裡賣破爛兒就帶她去哪裡吧！哈哈！」我笑著對他說，「有個億萬富翁丈夫，還要逛破地方，不可思議啊。」我們對視而笑。後來，我太太帶她去了潘家園古董交易市場，她太太開心得合不攏嘴，好像找到了一個「天堂」！
我還想起，我曾經帶他去會見一位中國的部長。剛坐定，他就開始長篇大論批評開源的做法，從法律的根據一直批評到開源程序的不合理。但當時中國政府特別重視軟件開源。我心裡大驚，差點當場就要制止他。還好那位部長不懂英文，由我做翻譯，因此他說十句英語，我就精簡成為兩句比較可以接受的漢語。事後，他還驚訝地問我，「怎麼中文翻譯出來這麼短呀？」
而今天，我們卻是站在兩個陣營當中的人。我無法預料，在微軟律師的監督下他會說些什麼。但我知道，肯定不會是我願意聽到的話。
在我當天的日記裡，同樣有那一天與他見面的描述：
『他剛剛從一次遊船長途旅行中歸來。當他看到我時，他露出了友好的微笑，並且非常急切地告訴我他在旅行中的趣事。我們當時談論了很久，他告訴我他的遊船去過的地方，還告訴我這次旅行讓他很放鬆。此外，他還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的船上有四台電腦，而他又是如何用boatcomputer（船上電腦）控制遊船前行的！
但是，當速記員打開了機器開始記錄證詞時，克瑞格·蒙迪已經不是我所熟悉的朋友了。』
而鮑爾默的取證過程並不出人意料。他說，開復是中國的「教父」！話鋒一轉，噢，他是負責中國的executivesponsor（公司中負責某個國家市場的副總裁），接著他又說，開復在中國擁有「巨大而獨裁」的權力。很顯然，他想用這個頭銜和說法來告訴法官我在中國的影響，甚至還歪曲事實說我有決策權。
但是，天啊，我不但不是負責中國市場的副總裁，更不可能擁有巨大而獨裁的權力。這個絕對不實。
我在日記中看到自己絕望的呼喊：
『我想到奧蘭多·阿亞拉的眼淚和他對公司的失望。我曾經滿懷責任感地為微軟作出建議，那一切彷彿一個巨大的怪獸，正咬噬我的心。
鮑爾默開始反覆地談論微軟公司的機密不能洩露。然後又說，不但標著微軟機密字樣的文件不能透露，就算沒有標著微軟機密的文件，除非授權也不能對外。我的律師於是問他，誰有權力對這些文件進行授權？鮑爾默回答：「我和高級副總裁。」可是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規定。難道，鮑爾默在現場制定了新的規矩嗎？
鮑爾默反覆提到我的《如何在中國成功》這篇文章，他說這篇文章裡有一些數據涉及微軟的機密，比如裡面提到英特爾的芯片賣了多少，惠普的銷售額是多少，IBM的營業額有多少。我不明白為什麼鮑爾默會對這些和微軟無關的數據長篇大論？難道是他們的律師在其中發現了什麼漏洞，然後準備用這些數據來引誘我跳進某個陷阱嗎？』
在旁聽完三個證人的證詞以後，我的律師開始暗暗地擔心。在中間休息的階段，律師走到我的身邊對我說，「開復，他們很顯然受到了律師的培訓，律師一定幫他們準備了嚴絲合縫的答案，讓他們洩露不了任何對你有利的證詞和線索。」
「他們誇張和錯誤的指證呢？難道我們不能用這些來質疑他們的誠信嗎？」我問。
「我們當然會用到，但這次法官關注的是你的誠信，而不是他們的誠信。」
聽到了這話，我真的開始有點絕望了。我想到在初中和高中每天上下課都要重複的對美國的歌頌：「Withlibertyandjusticeforall.（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自由和公正。）」那我的公正在哪裡？難道這就是世界領先的美國式司法？難道這樣就是公正？
不過後來，MSN搜索副總裁的到來，讓形勢有了改觀！他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克裡斯多弗·佩恩。
克裡斯多弗·佩恩平時的風格就像是一個精明的推銷員，微軟的一位副總裁曾跟我說：「克裡斯多弗更像是一個snakeoilsalesman（江湖郎中，能把蛇做成蛇油當做靈丹妙藥）。」他曾經說微軟搜索一年就能趕上Google，兩年會超越Google。他喜歡告訴別人他的部門的搜索業績有多好！正是由於他的這種風格，「暴露」了我過去三年半根本未參與搜索業務的事實。
我在日記裡是這樣寫的：「克裡斯多弗·佩恩說的各種『實話』，粉碎了微軟對我『負責搜索』的謊言。他說：『微軟在李開復負責MSN的時代根本沒有做真正的搜索，微軟搜索是我2002年參加後才提議做的。我們的所有會議和對蓋茨的匯報從沒有請李開復參加。我們連產品推出時的感謝信也沒有寫上李開復，沒有任何值得感謝李開復的。我是微軟搜索的負責人，李開復和搜索無關。』」這些證詞其實證明了我完全不在微軟搜索的圈子裡。聽到他這樣自豪地坦陳事實，坐在他旁邊的微軟律師的臉都綠了！
我的律師簡直不相信，居然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這對我們是最有利的證據！
大約一周後，微軟的律師同樣也對我進行了長達七個小時的取證提問。經過之前整整兩天旁觀微軟的取證，我深深知道這會是一個無比艱難和煎熬的過程。只要說錯一句話、一個字，甚至有一點點的遲疑，都可能會帶來莫大的災難。何況，微軟每個人只被詢問兩小時，而我要被問七小時！
當天，我一直都在努力提醒自己必須保持清醒的狀態。我的律師警告我：「因為取證的內容對方律師可以篩選使用，所以你表現再好也只是零分。而表現不好就只能得到負分，而且還可能因此帶來災難。首先，不能對任何一件事情說謊。另外，不能答錯任何一個問題，也不能答非所問。還有，只要針對性地回答問題即可。
因為我的律師「教練」蘇珊·哈里曼告訴我，律師提問有很多「花招」。他們慣用的手段是在一個提問中潛伏另外一個問題，而當你回答這個問題時，就會相當於默認了律師假設的前提。因此，蘇珊·哈里曼一直在提醒我，「千萬別中圈套，不要承認莫須有的事情，不要說『可能』、『或者』、『也許』這樣的模糊字眼。」還有，主要談事實，不要推測「別人怎麼想」或者「別人為什麼這麼做」，因為推測沒有法律意義，所以回答這些毫無意義的問題只可能帶來麻煩。蘇珊還對我說：「如果他們問了你不必回答的問題，或者法律程序不允許的問題，我們會object（抗議），然後你就可以不用回答。」
我不記得那一天我喝了多少杯咖啡，我只記得中午自己只吃了一份沙拉，我不能因為吃得太多而讓自己昏昏欲睡。微軟律師對我的提問竟是從我寫的一篇文章開始的：
律師：李博士，請問你是否相信所有美德裡誠信是最重要的？
我：是的。
律師：請你讀一下你給中國學生寫的第一封信的片段。（他們嘗試用這段話來打亂我的思維，因為我有可能會猜測他們接下來使出什麼絕招來否定我的誠信，但我知道我的所有作為都光明磊落，於是，我心無雜念、義正詞嚴地念完了這段。）
我：我曾面試過一位求職者，他在技術、管理方面都相當的出色。但在談論之餘，他表示，如果我錄取他，他甚至可以把在原來公司工作時的一項發明帶過來。隨後他似乎覺察到這樣說有些不妥，特作聲明：那些工作是他在下班之後做的，他的老闆並不知道。這一番談話之後，對於我而言，不論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樣，我都肯定不會錄用他。原因是他缺乏最基本的處世準則和最起碼的職業道德——「誠實」和「講信用」。如果僱用這樣的人，誰能保證他將來不會像現在這樣，把在這裡的工作成果也當做所謂的「業餘之作」，進而變成向其他公司討好的「貢品」呢？這說明：一個人品不完善的人不可能真正有所作為。
律師：李博士，請問你讀完有什麼感想？
我：這是我為人處世的原則，絕不妥協。對我來說，誠信比生命更重要。這也是我每次換工作都恪守的價值觀。
律師：李博士，請問你在Google求職的時候，有沒有提供「貢品」呢？
我：當然沒有。從我的電子郵件你可以明顯看到：Google要求我絕不可以談到微軟的商業機密。我也對Google說：我只參與我在微軟未做過的項目。你可以看到，我從蘋果到SGI，從SGI到微軟，這方面都從未出過問題，我非常謹慎。接下來，他們嘗試挖掘我是否在微軟七年中和Google高層保持聯繫，甚至藕斷絲連的行為：
律師：李博士，你是否認識GoogleCEO艾瑞克·施密特？
我：是，我們已認識十多年，但我們後來沒有來往。
律師：沒有來往，那你怎麼找到他的？
我：我發電子郵件。
律師：你跟他沒有來往，怎麼知道他的電子郵件？
我：用Google找到的。然後，他們又想證明我「身在曹營心在漢」，還在微軟時就已經開始幫Google挖微軟的人。
律師：你曾寫了一封郵件，推薦了一個名叫郭去疾的微軟員工給Google？
我：沒有。
律師：郭去疾不是微軟的員工嗎？
我：我推薦他的時候，他已離開微軟近兩年了。當時他正在斯坦福，即將完成他的MBA學位。
律師：那你還是在為競爭對手做事啊。
我：不，我是郭去疾過去5年的導師，所以他把我列為他的推薦人。他到任何公司去面試，我都有義務做他的推薦人。
律師：那你也為他做過進入微軟的推薦人嗎？
我：是的，2001年我推薦他進入微軟，之後他在微軟工作了兩年。
律師：那他2005年讀完斯坦福的MBA之後，你有否再次推薦他回微軟呢？
我：有的，他想回中國工作，所以我把他推薦給微軟中國。但他們沒有談攏。我有郵件為證，你要看嗎？
2005年8月26日，這樣的提問和回答幾乎整整進行了一天。律師就像轟炸機一樣從各種角度對我進行問話。當我完成了「取證」，蘇珊·哈里曼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她用一個詞表達了她的感受，「完美無缺！」她對我說，「開復，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答辯者，每一個回答都像程序一樣嚴謹、真實、符合邏輯，我們都為你感到驕傲！」
而對於那一天的表現，我還要深深地感謝一個人，他就是新東方集團的徐小平先生。那一天，他是證明我人格的證人。他在那封保證函上聲稱，所有的證詞真實準確，否則願受責罰。
在取證之前，律師告訴我要找一個有社會地位的人幫我做人格擔保。我本來認為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因為在我的朋友圈子中選擇這樣一個人並不困難。但後來我才發現，朋友們的顧慮已經超過想像。很多時候，當我告訴朋友的時候，朋友都是滿口答應，但和公司匯報之後，那些公司往往就會出於和微軟的業務或者商業利益考慮，禁止僱員做這樣對公司沒有好處的事情！而也有很多公司聽說微軟是和Google在打官司，就更不願意因為偏向某一方而被牽扯進來，平白無故「惹禍上身」。
很多朋友最後都對我說，「開復，我絕對相信你的為人，也願意為你作人格擔保，但公司的規定不允許，我實在是沒有辦法！」「開復，我們合作過那麼多次，怎麼可能不瞭解你，但公司不願意受到牽連，禁止我做這件事情，真的很對不起！」「開復，我百分之百相信你的為人，但我們公司的律師說，我們和微軟有業務關係，做這件事情可能會影響公司和微軟的商業關係，所以，我很抱歉！」
每次聽到這樣的話，我都感到無限的悲涼！
而此時，徐小平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作為新東方集團董事，他和我只有一面之緣，但我們經常通過電子郵件交流對教育的看法。他這個人有激情、有理想，這一點與我對教育的感情很相似，所以我們一直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當我找不到證人時，小平大度地說，「我願意為你作證，我沒什麼好怕的。」他的直爽讓我至今難忘。
一直到今天，我的郵箱裡還保存著他當初發給我的郵件。
『我非常高興我可以幫助你做些事情。如果對你有幫助，我將非常高興作為證人飛到西雅圖。你的案子現在已經廣為人知，尤其在年輕人當中也引起了反響。你希望到中國「為中國做些事情」的理由溫暖了這裡很多人的心。我希望你回歸中國不是為了Google，而是為了更多的青年人能夠近距離和你交流。我祝願你早日解決訴訟並希望早日在北京看到你！』
後來，他不遠萬里飛到加拿大的律師事務所，幫我簽署了這份證人聲明。而呈現在法官面前的這份證詞，有力地證明了我在中國學生中的影響力，並且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微軟阻撓我去Google中國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怕年輕的技術天才摒棄微軟，加入Google，進而造成Google中國的快速發展。
徐小平在證詞中說：
『我從自己在新東方學校與學生們的交流中瞭解到，李博士極大地影響了許多學生的人生道路。在面對時代劇變時，李博士的信和文章幫助他們轉變了意識和觀念。我每年都會向全國各地的學生發表數百場次的演講，在與他們交談時，我經常引用李博士的話。這些演講的聽眾通常是18∼40歲之間、從高中生到博士的學生。李博士睿智的話語和建議在我的聽眾中總是受到熱烈歡迎，新東方學校還提出請求並得到李博士允許，在我們學校的網站上轉載他的多篇文章。我得知並確信我們的許多學生和有意申請出國深造的人都通過這一渠道看到了李博士的文字。我的學生們無數次告訴我，他們認同李博士，並相信在充滿困惑和矛盾的中國當今時代，他是一位值得學習、尊敬和信賴的人。
我瞭解並確信李博士曾為學生們作過無數次演講並撰寫過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往往都從東西方兩種文化結合的角度探討教育、技術和企業話題。他的話語和信件多年來在中國學生中間產生了深遠影響。如上所述，我本人也對李博士的許多文章相當熟悉，包括《美國教育啟示錄》以及聞名遐邇的「給中國學生的四封信」。我還訪問過李博士回答中國學生問題並提供建議和咨詢的網站，從中我瞭解到，李博士作為一位學生導師、顧問和引路人，在中國廣為人知，並深受尊敬。
我瞭解並確信，2004年1月，李博士當選為《程序員》雜誌評選的中國軟件業最具影響力的20位風雲人物之一。2005年1月，李博士當選為《人物週刊》評選的2004年中國100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評語中，《人物週刊》組委會稱李博士為「傳奇人物……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正在創造著一個又一個奇跡」。文中的「奇跡」是指李博士推動中國大學教育改革的不懈努力以及教育學生們如何成為一名真正的中國人。《人物週刊》原文的複印件，以及經過鑒定的此文英文翻譯版一起，作為證1附在本證詞聲明後。
我在此聲明，在華盛頓州法律之下，我的上述證詞真實準確，否則願受責罰。』
小平在加拿大簽署了這份證詞。後來，我的律師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有可能需要他到西雅圖出庭作證。小平當時馬上說：「如果要出庭，那我可能需要買一套正裝啊，我一件正式的衣服都沒有帶！」於是，徐小平第二天就在加拿大匆匆忙忙買了套西服，準備出庭的時候穿。不過，後來律師也沒有讓他去西雅圖的法庭上作證。因為有了證詞就OK了，那套西服，也就白買了。
徐小平是一個非常風趣可愛的人，他的直率和坦誠，他的無所畏懼和拔刀相助，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感受到了人性的可愛。後來，我們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總之，2005年8月的最後一周對於我的人生而言至關重要。不僅僅因為那一周是取證的日子，而是這個階段裡我度過的每一天、經歷的每件事、遇到的每個人都讓我感慨萬千，我既體會到人情的涼薄，同時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溫暖。我相信，無論時間如何流逝，這段時光對於當時的每一個人來說都會是一生的回憶，它會在我們的記憶裡留下了或淺或深的痕跡。我知道，無論未來有多遙遠，我們都終將面對靈魂的拷問。我深信，對於這種拷問，我將作出無愧我心的回答。而對於其他的「傷害」，我也會將其當做一種寶貴的歷練。因為，每一種創痛，其實都會帶來一種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