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如何面對挫折？一個人在最艱難的時候，應該採取什麼樣的人生態度？一個人的情商究竟如何在最艱難的時候拯救他？一個人如何在巨大的壓力下進行情緒自控？
確實，訴訟是我經歷的最痛苦的「當頭棒喝」！而隨後鋪天蓋地的虛假報道，也是我最無法承受的一種委屈——被冤枉。
在那段時間裡，隨著事情的不斷演變，各種不實報道也越來越多。我們發現微軟對我指控的「罪名」也越來越多，它強大的新聞機器一經啟動，就從來不會自動停歇！
後來在官司結束一年多以後，一名微軟公關部門離職的人給我描述了當時的真相：在那段時間裡，公司有一間專門的小屋子，裡面擠滿了策劃撰寫與我相關新聞的員工。她就是具體執行者，主要是逼迫這個團隊找來各路寫手和記者，向他們灌輸微軟是受害者，李開復是不誠信的。當時在這個團隊裡，有許多人曾經跟隨過我到大學裡演講，和我並肩工作過，也曾看到我為微軟出面道歉，安撫客戶，協調與政府的關係。現在執行這種指令，對他們來說非常痛苦。曾經有一個女孩覺得完成那樣的工作違背了自己的價值觀，在聽到指令後哭著跑出了辦公室。
當時，微軟的聲音主要有：我曾經負責過搜索業務部門，因此掌握微軟的搜索機密，還常在搜索方面指導比爾·蓋茨，甚至聲稱最近12個月就和他開過3∼5次一對一的搜索技術探討會議。另外，微軟聲稱因為我曾經在微軟中國工作過，並且蓄意將我的職責誇大為負責後來微軟中國的全面業務、政府關係和研發集團，所以掌握了微軟中國的機密。甚至提出由於我在微軟中國進行過招聘，所以連在Google的招聘工作我也不能做。
另外，微軟還在媒體上大肆渲染一件事，那就是他們在我休假之前問我是否打算回來，我說的是「Yes！」但我最終離職了。微軟自稱內部有規定，員工休長假的時候，一定要承諾自己會回來工作。可是為什麼我在微軟的七年中從未聽說過這個規定？是為了栽贓我剛剛制定的嗎？
顯然，這些指控都是莫須有！
對於我有關搜索技術的指控，更是絲毫沒有根據。
我離職以後，一位搜索部門的員工發出了這樣的電子郵件，「李開復根本和我們的技術無關，但是我們要把他捲進來，這樣訴訟才有戲。到時候他就知道，他被栽贓了。」而這封內部郵件後來被提交成為法律上的證據。
對於微軟說我「和蓋茨討論搜索引擎並且多次開會」的指控，事實上，自從我寄出一封郵件表示我對微軟搜索完全失望以後，我再也沒有參與過任何有關搜索的討論。蓋茨的會議記錄裡也證實2004年以後，我和他從來沒有開過一次會議談搜索。
微軟甚至指責我掌握微軟的招聘機密。但是後來，當我的律師問起「李開復到底掌握什麼招聘機密」時，微軟的「專家」資深副總裁也只能說出：
「HirePeople—someexperienced，somelessexperienced（僱用一些有經驗的人，僱用一些沒有經驗的人），Hiretens，hundreds，orthousandsofpeople（僱用數十個、數百個、數千個人）。Hirethemfromuniversities（可以僱用大學畢業生）。HirethemfromwithinMicrosoft（在微軟內部進行招聘）。Hirethembasedonreferrals（在推薦的基礎上進行招聘）。」
招聘了幾百個人就成了機密了？太匪夷所思了吧！因此，當微軟指控我知道招聘的機密時，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我究竟知道哪些機密。
剛開始的幾天，我每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電腦，然後看著負面新聞充斥著屏幕。當滿心的委屈傾訴無門時，我變得茶飯不思，寢食難安。就是在那段時間裡，我的體重迅速下降，面容十分憔悴。
我不敢告訴母親發生了什麼，我不希望年事已高的她還為兒子操心。但就算家裡人都瞞著她，也不可能瞞得住。台灣電視也在天天炒作這件搶眼的大新聞，母親打開電視後，總是能看見兒子的照片和影子滿天飛。
有一天，媽媽終於按捺不住了，從台灣打電話給我。對於官司，她一句都沒有提，只是簡單地對我說，「兒子，媽媽相信你，要按時吃飯，保重身體啊！」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是在電話這一邊，我已經無法抑制地淚流滿面。
在面對質疑和困難時，唯有家人的支持能成為我迎接挑戰的精神支柱和動力之源。
我終於意識到，失去勇氣就意味著喪失了面對挑戰的機會，不但於事無補，還可能讓我悔恨終生。我今生的座右銘就是：「人生在世，我們要用勇氣改變可以改變的事情，用胸懷接受不能改變的事情，並用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內心的聲音開始告訴我，「不能這樣，我要振作起來！」
某一天早上醒來之後，我作出了決定，我不能浪費一秒鐘在我不能改變的事情上。我要專注在我可以改變的事情上，為打贏官司而全力以赴。
於是，從那一天開始，我給自己立下了一個規矩。把訂閱的報紙停掉，不再上網看有關訴訟的任何新聞。因為這些都是我「不能改變的事情」，需要用胸懷接受，在這些新聞上浪費時間，除了給我增加痛苦以外，什麼正面作用也沒有。
我靜下心來，開始和Google的律師團隊努力合作。在真正的判決來臨之前，我要將全身心都投入這場艱苦的戰鬥，以便增加自己的勝算，並說服法官我沒有錯，這才是需要「用勇氣改變的事情」。
在暫時的禁令頒布以後，Google作了一個重要決定，它放棄了以前的律師，重金聘請了全加州最有聲望的律師來協助我打官司。這個律師團隊是一支「夢之隊」，他們的每一個成員都彰顯出智慧與活力，都是天才。對我來說，這6個星期雖然如同人間的地獄一般難熬，但也是我人生中無比充實的6個星期。與這些律師朝夕相處，除了讓我與他們結下深厚友誼外，我也被他們的職業精神及毅力所打動。
在這個時期，我的律師團隊變成了7個人。我們每天都在一起合作搜集資料、搜集證據，全心全力地準備著這場戰役。他們中間有首席律師兼資深副總裁大衛·德拉蒙德，他堅毅而平靜。
有嬌小的、堅持原則的華人女律師黃安娜（NicoleWong），她是Google的副首席律師。後來關於Google回應微軟訴訟的博客，全部是由她來撰寫的。
有工作狂一樣的韓裔律師邁克爾·權（MichaelKwun），他負責所有訴訟的細節。
還有「夢之隊」的帶頭人，性格豪爽如西部牛仔一樣的約翰·柯克爾（JohnKeker）。約翰被評為舊金山最好的律師，他過去處理過很多著名的案件，包括裡根總統時代的「伊朗門」事件。
另外，約翰的團隊還有兩員大將，一位是印度裔的拉加什·唐格裡（RageshTangri），他是技術和法律的雙重專家。所有的技術問題，他都能掌握得很清楚。我甚至覺得他可以在高科技公司做一個稱職的技術經理。
另一位是經常幫我練習在法庭上如何回答問題的蘇珊·哈里曼（SusanHarriman），她是一位剛柔相濟的女律師。一方面，她可以溫婉地和你交談，悉心地傾聽你的顧慮，讓你覺得她彷彿是一個最好的心理治療師。同時她也有剛強的一面，她的職責是模仿微軟嚴厲的律師向我提問。當她扮成微軟律師跟我過招時，那咄咄逼人的架勢經常讓我覺得她瞬間換了一個人。
最後一位，布萊德·凱勒（BradKeller）是我的私人律師。他和其他的律師不同。如果說前6位是咄咄逼人、智商超高的典型，那麼布萊德·凱勒就是一位紳士，他總是彬彬有禮，人人都喜歡他，因此Google的律師認為由布萊德代表我更合適。
正是這樣一個「夢之隊」，在整整6個星期的時間裡與我風雨兼程。這7個人都是非常重視自由平等人權的美國人，和他們講話，我都會感到一種勇氣，一種正義感和非常強烈的自信心。
在搜集證據資料期間，我們向微軟提出，需要收集我在微軟期間的一些工作郵件作為證據，我們希望通過這些郵件來證明我的清白。但就是這樣簡單的事情，也往往會變得很複雜。
郵件如何起到證實清白的作用呢？比如微軟提出，我曾經多次和比爾·蓋茨交流微軟的搜索機密，那我就需要從既往的郵件和會議記錄中查到，我們自從某個時間點後就再也沒有談論過搜索。比如微軟提出，我僱用了很多資深的人做微軟中國區的領導，如陳永正就是我主導僱用的。那我就需要在以往與微軟人事經理的往來郵件中找出證據，證明我只是參與了對陳永正的面試，而不是最初的推薦者，也不是最後的敲定者。
順便說一句，在美國的司法程序中，E-mail的複印材料是被允許作為證據被接受的。在微軟多次的反壟斷案件中，都因為員工寫工作郵件時總是不謹慎地出現「捆綁」一詞而導致對微軟不利的影響。因此，微軟最後甚至出台了「郵件手冊」來教導員工們如何寫郵件。而微軟也會告訴員工，在必要的時候，要用電話而非電子郵件的方式來交流。
在美國的公司工作，大家都會知道，所有的工作郵件都是公司可以隨時調用的，也隨時可以在法庭上作為證據出現。就算以前的工作郵件被刪除了，從技術上也可以從過去的備份中將已刪除的郵件恢復。因此，當我們提出需要工作郵件作為證據時，微軟有義務為我們提供。
本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律師接到微軟提供的證據以後驚呆了！「開復，他們給我們提供了30萬封郵件！」「啊，我們只要求幾十封，不可能有那麼多封郵件啊！」當我聽到這個消息也大吃一驚。但是，等我看到了實物以後才知道，微軟在每一項郵件請求方面，都羅列了大量相關的郵件。因此郵件的數量達到了30萬封，而最驚人的是，這30萬封郵件不是普通的電子文本文件，而是以圖片格式的文件壓縮在20張DVD裡，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不可能通過搜索的模式來找到需要的郵件。
「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我們是不是分頭來一封一封地讀？」律師們無奈地問我。
這無疑是對方在有意給我們加大工作量，這樣就算十個人做一個月也做不完。我條件反射般地問，「平時你們律師是不是在電腦上都用OCR軟件（字符識別，也就是從圖片到文字的轉換），我們是否可以把圖片格式的文件全部掃瞄成電子文字版？」「確實，我們都在用這個軟件，但是30萬封郵件太龐大了，我們的軟件數據庫無法承載這麼大的工作量！」
我思索了一會兒，淡淡地對律師們說：「我來處理吧。」
我絞盡腦汁地尋找解決方案。我對團隊裡的律師說，「我想，我們應該可以用更好版本的OCR軟件，把圖片格式的文檔轉換成文本形式，然後再用Google桌面搜索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證據。」
「那就試試吧，我們現在只能背水一戰！」
律師一通嘗試以後，證明這個方法是可行的。整個團隊都非常高興，每個人都大鬆了一口氣。不過後來，律師們發現高興得有點太早了，OCR軟件儘管可以識別圖片，但還是會犯一定的識別錯誤，比如有時會把2004年識別成7004年，把2006年識別成2005年，把2005年識別成2006年，最可笑的是，把Ballmer（鮑爾默）識別成了Balder（更禿）。這樣的錯誤比比皆是。
識別的錯誤率很高，這就給律師團隊的搜索帶來了無盡的麻煩，不是搜不到，就是搜不全。而我，此時扮演的更像是一個技術專家的角色。我告訴律師們，如果想搜索2005年的有關招聘的郵件，又擔心識別成2006，那就要用高級搜索鍵入2005、2006和recruit（招聘）的字樣，這樣就不會漏掉需要的信息了。
事實證明，技術難題被解決以後，效率也在飛速提高。我們很輕鬆地找到了需要的有利證據。而這些郵件，都成為日後法庭上的關鍵證據。有了這次經歷，律師們都和我開玩笑說，「開復，我看如果Google不要你，就來我們律師事務所工作吧，你一個能頂兩個！」「啊，真的嗎，我真能頂兩個律師啊！」對方聳了聳肩說，「我是說，你可以頂兩個IT技術支持人員！」
除了認真搜集證據以外，律師希望能夠讓法官在閱讀當地報紙的時候，不光看到微軟一邊倒的言論，還要讓法官能夠更多地瞭解事實真相。如何能夠讓真相和正面的聲音得以顯現？如何能夠至少讓本地的法官早上打開報紙的時候，看到一篇接近真相，而不是憑空臆測的新聞報道？這又是一個挑戰！
Google要求我最好不要和媒體接觸，除非我有很信任的朋友。這時，我想起了昔日的朋友，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克裡斯蒂·海姆（KristiHeim）。由於早年曾在中國學習過中文，因此她的中文說得非常流利。而且，她思維敏捷，睿智成熟。早在2003年，她曾跟隨我到高校演講，親自聽過我給中國大學生做的成長勵志的講座，也正是通過那次跟隨採訪，她對我與中國學生之間的緣分有了深入的瞭解。
她能夠從客觀的角度出發，作出公正的報道嗎？當我聯繫到她時，她的回答讓我倍感溫暖，且不乏職業精神。她誠懇地說：「開復，我瞭解你的為人。不過，作為新聞記者，我會以調查的方式寫一篇報道，也會讓兩邊的聲音都能公正地發出。」
後來，8月的某一天，克裡斯蒂·海姆通過大量的調查訪問，寫出了以《微軟和Google的科學家之爭》為題的文章，除了陳述的一些事實以外，還大量描寫了我對中國學生所做過的工作。
在文章裡，她還記錄了中國大學生們的看法。學生們都自然地表達了他們的真實想法，「在大學校園的學生只是想跟隨一個他們信賴的人去工作，比爾·蓋茨和李開復都是商業領域的英雄，但李開復和中國學生的聯繫更加緊密，因為他是中國人。」她在文章裡陳述了這樣一個現象，「微軟真正的掙扎其實和李開復技術專家的角色無關，讓微軟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李開復對年青一代技術人才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中國尤為突出。」
可以說，這篇報道的發出，至少在眾多的猜測文章裡為我和Google贏回了一分。這也讓我感到爭取每一份理解的必要性。我知道，在早餐桌上習慣閱讀當地報紙的法官，都可能會看到這篇報道。相對於如天書一樣難以理解的技術，他也能夠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這個事件。
那一段時間，Google也通過媒體發出了一些聲音用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比如，李開復離開微軟是正常的職業變遷：一方面，李開復希望回到中國實現有激情的職業理想；另一方面，李開復嚮往創新的機制與環境。
另外，Google反覆地表達這樣的觀點：即李開復在兩個公司的項目截然不同，所以不能受「競業禁止協議」的管轄。另外，Google不需要任何微軟的技術，僱用李開復也和技術無關。Google看重的只是他作為職業經理人的執行力，還有他對中國的知識和理解。另外，李開復之前從蘋果公司換到SGI公司工作，又從SGI公司換到微軟公司，但他從未洩露過公司的機密。因此，他是一個誠信的人。
最終Google律師還出於現實的考慮決定，由於第一年我需要進行大量的辦公選址、政府關係和招聘人員工作，因此，第一年可以讓我只專注於這些工作，而自動放棄做搜索業務。這樣就可以讓我盡快到Google開始工作，從而在最短的時間內結束訴訟，爭取最大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