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到1996年的這段時期，蘋果可以說是一個失去靈魂的公司，財務報告一季比一季難看，大多數創新都半途而廢，員工多年的心血被付之一炬。那幾年，圍繞蘋果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裁員噩夢，我一次又一次看到這樣的景象：員工在自己的座位上收拾東西，他們低著頭，默默地流著淚離開。
我們在苦苦地煎熬，苦苦地思索，到底什麼叫做創新？多數時候，蘋果做的技術都很超前，但這些技術無法轉變成產品，也就無法真正地進入千家萬戶。到後來，我們漸漸明白，創新不僅僅可以是做出一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技術，也可以存在於一個更為廣義的領域，商業模式的創新、產品的創新、技術的創新，甚至把別人做過的概念重新彙集起來，也是一種創新。
到了1993年，裁員風暴再次襲來，2500個員工被裁，整個公司的氣氛既緊張又沉悶。而這一年，斯卡利也結束了他在蘋果長達1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被解雇了。
事情的經過頗有戲劇色彩：1993年初，斯卡利告訴董事會，IBM公司正在考慮請他加入並擔任CEO一職。董事會對此相當不滿，因為蘋果當時正在出售自己，而IBM又是買家之一，斯卡利這個時候到IBM應聘是有利益衝突的。董事會要求斯卡利退出IBM的面試，他也答應了。但是最後，蘋果與IBM的合作沒有談成，而IBM最後僱用了郭士納（Gerstner）。就這樣，命運捉弄了斯卡利，他被蘋果公司解雇了。
斯卡利走的時候無奈地總結蘋果的文化：「我認為任何人都管不了蘋果公司，它有點像意大利，充滿著創造力，也充滿了混亂。」
斯卡利走了之後，取而代之的是蘋果公司原來的首席運營官邁克爾·斯平德勒（MichaelSpindler）。
斯平德勒是一個大個子德國人，他說話的聲音及腔調和影星施瓦辛格一樣，不過他總是唾沫橫飛。斯平德勒魁梧的身材、粗獷的五官讓人感覺他是一個有魄力的漢子，所以斯卡利前期挑選他做首席運營官，大家都認為很合理，因為他有一個外號，叫做「柴油機」，能24小時不停地工作。
但他做了公司的CEO後，竟忽然變成了一個毫無自信的人。只要上台十分鐘，他就會一身是汗，大家都開玩笑說千萬不要坐在前十排，以免聽得一頭汗水和口水。最糟的是，如果沒有排演，他的思路就會雜亂無章，所以除了汗水和口水，還會聽得一頭霧水。他的工作壓力相當大，這讓他得了心臟病和恐懼症。他每天都戴著量心率的儀器，碰到一點麻煩事，他就會趴到書桌下面，用兩手抱著頭。他對蘋果非常熱愛和忠誠，但是他其實並沒有運營的能力，常常忽視細節，並且不懂技術。他對技術一無所知，比學市場的斯卡利還要糟。因此，靠這樣一個總裁去改變蘋果，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在斯平德勒時代，我們的語音識別技術終於落實在了產品上，不過，是在一款相當高端的產品QuadraAV上。這款一萬美元一台的奢侈品很難讓這項技術達到普及的程度，也無法擴大市場份額而得到經濟回報，以形成良性循環地增加投資。這又一次讓我看到在硬件公司做軟件的難處。
蘋果在這一段時期的掙扎，主要是「軟件」和「硬件」的博弈。蘋果是一個硬件公司，雖然有很多軟件工程師，但還是把軟件看做硬件的附屬品。軟件部門，是無法在一個硬件公司裡蓬勃成長的。之前，蘋果一直在操作系統上領先於微軟。蘋果的操作系統MacintoshOS非常易用，價位雖高，仍得到了忠誠用戶的愛戴，但是，Wintel（Windows+Intel）的迅速崛起讓蘋果走向了衰敗。
1993年，被蘋果寄予厚望的一款PDA掌上電腦出爐了，它叫牛頓（Newton）。不幸的是，這款產品受到了業界尖銳的批評，被嘲笑最多的就是手寫識別功能。當時有個笑話是：「你知道牛頓有多少個工程師嗎？」答案：「Finehungry」。為什麼不是一個數目呢？因為，「Fivehundred」輸入牛頓就會產生識別錯誤，變成了「Finehungry」。
蘋果在牛頓項目上的投入了超過了5億美元，但收益很差。1998年2月，喬布斯重回蘋果的第二年，已經苦撐了近5年的牛頓部門被整體裁撤。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裁員風暴當中，大家士氣非常低落。可是我發現，公司有很好的多媒體技術，但是當時PC無法很好地利用這些多媒體技術。我看到這些趨勢很有可能經過互聯網成為主流。如果再加上用戶界面的突破，這些技術也可能成為公司未來的主流。想到這些，我心中湧起些許激動，提起筆來寫了一份題為《如何通過互動式多媒體再現蘋果昔日輝煌》的報告。
這份報告被送到多位副總裁手裡，最後，他們決定採納我的意見，發展簡便、易用的多媒體軟件，並且請我出任互動多媒體部門的總監。
多年以後，我遇到了一位當年的上司，他深有感觸地對我說：「當年，看到你提交的報告，我們挺驚訝的。以前，我們一直把你當做語音技術方面的專家，沒想到你也能在公司戰略方面有這麼到位的把握。如果不是這份報告，公司很可能會錯過後來在多媒體方面的發展機會。」
成為互動多媒體部門的總監以後，我們負責開發許多新的項目。首先是牛頓的手寫體識別功能的改進，我們借鑒語音識別的方法，做出更好的手寫體識別技術，這讓牛頓「煥然一新」，手寫體識別率大大提高。不過，我們還是失望地發現，當一個品牌已經聲譽盡失的時候，再扭轉形象已經不可能了。從這個案例中，我學會了一件事情，一個品牌的信譽一旦跌入谷底，再想拯救它會非常困難。
在互動多媒體中心還有一個圖形學組，這支隊伍由一位老科學家弗蘭克·克羅（FrankCrow）帶領，在業界，這是一支論文寫得最多、產品做得最少的隊伍。其實，可能的應用是很多的，我發現科學家如果沒有做產品的動力，就都會沉迷在演示、論文攀比的遊戲裡。所幸，我在這個團隊裡發現了一個奇才。
這個人就是華人科學家艾瑞克·陳（EricChen），他發明了QuickTimeVR，虛擬現實環境技術，就是說用相機拍一套360度的照片，然後用軟件把這組相片「粘貼」起來，讓人們能夠在這些相片中「遨遊」。可能的應用包括虛擬博物館，房地產展示等。從圖形學的角度，這個項目並沒有涉及高深的數學，相當簡易，但它有很多實際的應用，於是，我大力支持這個項目，把其他學術性過高的項目組的人調過來。
後來，這個項目和「星際迷航記」合作，做出了一個CDROM遊戲，一個月之內就賣了100萬份，在星際迷航記裡遨遊，簡直是圓了人們孩提時代的夢想。我們把這個技術做成了一個產品，讓更多的開發者、遊戲都能使用。這是我領導下最成功的團隊之一，它小而精，而且大家都為這個了不起的技術和「有用的創新」感到激動。直到今天，很多地方都在用這項技術，GoogleEarth（谷歌地球）、GoogleStreetView（谷歌街景）等產品不斷在這個產品的基礎上推出，達到了真正的普及。
當時，蘋果公司能說中文又懂技術的高級主管只有我一個，因此，我也成為了公司的中國「大使」。那時，蘋果正在嘗試創立中國研發中心，希望將產品推廣到中國市場。1995年，我又一次來到了中國，這一次是總部讓我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的蘋果中國市場大會上作主題演講。我的中國同事告訴我，觀眾的英文水平都不高，不但不能用英文講，最好一個英文詞都不要說。
在美國這麼多年了，中文難免有些生疏，但我一定要把自己的第一次全中文演講做成功，我準備了幾個晚上，請我們的中國同事幫我逐字逐句把演講用的PPT翻譯成中文。我上台演講時還是有些緊張，很多簡單的詞都忘記了，例如：「蘋果對中國的commitment——（承諾）」這個詞都想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