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全身心投入MacIII研發的時候，蘋果陷入了一場財務危機。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蘋果所犯的錯誤。在斯卡利執掌蘋果的幾年裡，蘋果順著原來的技術方向向前慣性漂流了七八年，公司的股票也一路上漲，在電影《阿甘正傳》裡，阿甘說自己買了一個水果公司的股票，一輩子都不用發愁，那個公司，就是蘋果。這正是20世紀90年代初蘋果公司留給人們的印象。
不幸的是，斯卡利始終沒有找到蘋果真正的發展方向。新項目紛紛上馬，不大的公司居然有上千個項目，但在PC市場，蘋果的空間已經被微軟擠壓得越來越小。
這和蘋果一貫奉行的不開放標準的文化有關。1986年，IBM和微軟結盟，開放了個人計算機生產標準和操作系統的部分源碼，這使得大量兼容機開始出現，培育了市場，IBM—微軟標準也逐漸成為主流，大量建立在這個標準平台上的應用軟件被開發出來。
斯卡利意識到，如果不審時度勢，蘋果必將成為市場上的流浪兒。因此，他提出了在PC平台上開發Mac操作系統、與微軟操作系統競爭的戰略，這個戰略得到了董事會的一致支持。但跟技術部門談的時候，遭到了堅決的抵制。技術人員認為，改進電腦無可厚非，開放標準絕對不行！像藝術品一樣精美的蘋果電腦及其完美的操作系統凝結了多少技術人員的心血，說什麼也不能開放！一旦開放，勢必造成蘋果電腦的氾濫，那簡直就是在傷害蘋果人的感情！這個項目就這樣擱淺了。
其實早年，蘋果和微軟也一直有合作。Mac推出時，得到了蓋茨的大力支持，很多應用軟件都在Mac上首先推出。但後來，微軟越來越強大，兩家公司說話的份量就不一樣了。作為一個軟件人，蓋茨原以為蘋果一定會把Mac的圖形用戶界面操作系統移植到所有PC上，但當他發現蘋果不願意放棄高利潤的硬件生意時，蓋茨就決定要做一個Mac圖形操作系統的克隆版本——Windows。
此事被蘋果發現後，斯卡利和蓋茨便坐下來談判了。
「Windows不是抄襲Mac，我們都是從施樂的帕克實驗室（XeroxPARC）學來的。」蓋茨說。
「但是，蘋果得到了施樂的授權，你沒有。而且，我們有專利保護。」斯卡利說。
「如果你是說我們要對立起來，那我們就會停止所有Mac的軟件開發，例如Office。」蓋茨威脅。
「如果你保證下一代軟件不拋棄Mac，我們可以給你一個一次性的專利授權。」斯卡利很快就作出了讓步。
最後，兩家公司談專利的時候，微軟把這個「一次性」的轉讓修改成為「現在和未來的版本」。因為這個讓步，蘋果把179個專利就這麼拱手讓人，後來蘋果還是決定訴訟微軟。兩個公司在法庭上鬧了好幾年，各花了上千萬的律師費用，但是因為這179個拱手讓人的專利，最後法官僅僅要求微軟做一些產品的修改（例如說，「垃圾桶」改成「回收站」）。
總而言之，蘋果一直堅守著高端和不開放的原則，相應的，蘋果的市場份額也一直在萎縮。於是，斯卡利想，乾脆用降價來守住市場份額，這招讓蘋果的市場份額一度有所回升，但是，降價的後果只能是賠錢。
最後，蘋果只能靠裁員來節省成本。兩次裁員後，一些被裁的員工回來遊行了，但他們不是抗議被裁，而是為公司加油！他們拿著類似「生為蘋果人，死為蘋果魂」的標語，流著眼淚說，「我們流出的血也是六個顏色的」——和當時蘋果的六色logo一樣。由此可見，蘋果人有多愛蘋果。
在蘋果的改組大潮裡，我們的小組被取消了，但是語音識別技術被保留了下來，因為這是一項看起來非常酷的技術。在董事會的壓力下，斯卡利其實也在做最壞的打算——尋找買家來接手蘋果，而語音識別技術，看起來是個很好的賣點。
公司高層作這些決定的時候，我還一直蒙在鼓裡。直到有一天，我開完會回到辦公室，看到戴夫·耐格爾正坐在我的椅子上，用他那招牌式的笑容跟我打了個招呼，然後說：「開復，我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你想先聽哪一個呢？」我當時心裡一驚，想了想說，「還是先聽壞消息吧。」戴夫說，「你們做的項目被叫停了，也就是說你們的MacIII小組被取消了。」我心裡一陣沮喪，強打起精神問，「那好消息呢？」「好消息是，你被提升為ATG研發集團語音小組的經理了。」我大驚，「什麼？可我一點管理經驗都沒有啊！」
「你的為人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你周圍的人都說很喜歡與你共事，所以，我相信你有管理的潛力。而且，我幫你找了一個新老闆——謝恩·羅賓遜（ShaneRobison），他是我們最卓越的管理者，你不會的，他都可以教你。」
我就這樣糊里糊塗地被拉上了管理者的位子。事實證明，就像戴夫承諾的，謝恩果然是一個很好的領導，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如今，他已是惠普的首席技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