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瑪麗學校將近兩年的生活可謂波瀾不驚，但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於橡樹嶺有著名的原子彈實驗室，也有大片大片的農田，因此，聖瑪麗學校既有科學家的孩子，也有樸實無華的農民的孩子。
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很多人對中國談不上什麼瞭解。在橡樹嶺這樣的小鎮上，人們對中國的瞭解更是片面，他們甚至常會把Taiwan（台灣）和Thailand（泰國）弄錯。因此，長著一幅中國人面孔的我，在美國人眼裡，還是非常稀奇的。偶爾有知道中國的人，也在美國一片「反華」的氛圍中，對中國充滿了敵意和誤解。
有一天，我和同學們正在上體育課，忽然有一名原子彈專家的孩子跳出來，指著我的鼻子說，「你是中國人，中國人都不好，中國人很落後的，是東亞病夫！」我的臉漲得通紅，周圍也聚集了很多同學，這時，一個農民的孩子站了出來，擋在了我的面前，「你怎麼能這樣說開復，你憑什麼這樣說？」兩個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來。
當時，李小龍的電影紅遍世界，中國功夫在美國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對那個罵人的男孩大叫，「你別打了，我會中國功夫！你要是再打，我拿中國的武功對付你！」這時老師也匆匆趕來，而那個男孩，從地上爬起來，跑掉了。
我站在原地，久久沒有離去。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些美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我下定決心，無論哪一個方面，我都要做到最好，永遠也不要別人再看不起中國。
在學校裡，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國化的教育，這裡的教育寬鬆、自由，充滿了鼓勵和讚揚，和台灣式教育的死板、壓抑相比，這裡顯然讓我覺得學習更為輕鬆、快樂。
在台灣，我們要在課堂上將雙手背後坐得筆直，要在操場裡聽沒有意義的校領導訓話，每天早上醒來，我們想到的是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以及嚴格的考試。另外我們每天幾乎都要背書，它在讓人感到一種神聖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抑與束縛。
到了美國，老師不再要求我們背書了，而是盡量要求我們去理解。對於每個人不同的特點，老師都有針對性地鼓勵。
當時這種方式對於年幼的我，只是感性地覺得特別好，沒有壓力。但是我在成年以後回憶起來，便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東西方教育的差異。
在美國，每個人的分數只有一個大概的ABCD的評判。一般來說100分會得到A+，95分到99分為A，依此類推。一般的孩子在拿到成績單的時候，只知道自己的分數，不知道別人的分數。或許有時候會知道，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麼位置，但並不知道你周圍的同學，處於什麼位置。
在中國，排名次這種給人貼標籤、分類別，給成功評等級、定指標的做法幾乎根深蒂固。從幼兒園開始，老師們就習慣於將孩子簡單地劃分為「好學生」和「差學生」兩種類型，就好像他們分別是從兩個不同的模子裡倒出來的一樣。美國教育界的思維方式恰恰與此相反，他們在建立學生自信、自尊的過程中，對考試、排名不那麼看重，而是看重個人的特點。
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大的鼓勵，是在一次數學課上，那是我剛到聖瑪麗學校的時候。那時候，我的英文還不是特別好，很多東西還聽不太懂。有一天，數學老師出了道「1/7=？」的題目，然後用期待的眼神看著大家，希望有人舉手回答。別的不會，但是這類問題可是我的強項，類似的題目，我在台灣的小學早已背得滾瓜爛熟。我馬上舉手，大聲回答：「0.142857！」這個時候，無論是老師還是同學都睜大了眼睛，覺得這個孩子簡直是「天才」！
對於我來說，雖然心裡知道那道題是我背出來的，但是當周圍所有的人都認為我是天才的時候，我也不知不覺地認為自己真的很聰明。這種「天才論」讓我覺得，我的數學不但在台灣能學得好，在美國也學得好。在老師同學們的鼓勵中，我越來越愛數學，成績也越來越好。到了今天，我當然知道自己不是天才，但是我明白，正是在這種鼓勵聲中，一個孩子的興趣，才能得到最大的激發。
寫到這裡，還是想談一下美國的教育制度。曾經有個記者寫自己的兒子進美國學校的感受，「10歲的孩子被送進了美國學校，上英文課，老師佈置的作業是寫論文，題目居然大得沖天——《我怎麼看人類文化》；上歷史課，老師讓孩子扮演總統顧問，給國家決策當高參；在中學的物理課上，作業竟然是一個市政研究項目——城市照明系統的佈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從讓孩子們愛護小動物開始。」
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沒有統一的考試，沒有對學生三六九等的分類排位。這就是呈現在一個中國記者眼前的美國教育。
的確，在橡樹嶺讀中學的最大感受就是，學校的功課十分輕鬆，每天的家庭作業很少，但是每天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項目。比如當時，歷史課教到美國印第安人的時候，不是用課本告訴你發生了什麼，而是讓一個團隊寫一個話劇，或者是基於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的辯論。
美國孩子的創造力和想像力，都是在這些稀奇古怪的題目中得到鍛煉的。這樣的教育的差別就是：（1）從不同的觀點看問題，沒有正確答案；（2）經過參與和實踐真正理解；（3）團隊合作，避免零和思維。
在聖瑪麗念完七、八年級，我又在傑斐遜中學度過了一年，之後，我進入了橡樹嶺高中。初中這三年裡，我經歷了攻克英文、適應美國文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