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橡樹嶺，我在聖瑪麗中學上七年級和八年級，相當於台灣的初一和初二。聖瑪麗中學是一所1950年創立的天主教公立中學，由於是義務制教育，因此學校的學費全免。在那所學校裡，教學樓建成教堂的模樣，老師大部分是修女，她們為人嚴肅認真，但是充滿了愛心。
在聖瑪麗讀書的兩年裡，每天早上、中午和下課，我都會和老師同學做三次禱告，禱告詞已經爛熟於心，到現在還可以脫口而出。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直到永遠。阿門！
在聖瑪麗中學的禱告，讓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宗教的力量，它滌蕩我的心靈，讓我感覺到寬容，仁愛。我們要去教堂「望彌撒」、「領聖體」，這讓我十分驚奇。這也許是我不知不覺與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一步。
去美國之前，我只學過半年英語，因此，語言障礙成為我面臨的最大難關。剛開始，同學和老師說的話，我幾乎一句也聽不懂，那種感覺非常痛苦，那「催眠」一般的語速，總讓我在課堂上打起瞌睡，有時候，聽到同學們因為老師的一句笑話笑得前仰後合，我才從夢中驚醒，但還是摸不著頭腦。天書一般的英文，開始讓我有些望而卻步，後來，我乾脆帶幾本中文的武俠小說到課上去讀，因為覺得怎麼聽也聽不懂，還不如看小說。美國的教育頗為寬鬆，修女老師看到了，多半不會當面指責你，而是聽之任之。
其實，我心裡是暗暗憋了一股勁的。那麼聰明的我，不應該被語言絆倒啊！於是，我找了一大本英文單詞來背，經常背到半夜，不會的就一次次地翻厚厚的中英對照字典。不過，沒多久，我就發現這並不是學英文的最好方法，因為，即使當時記住了一個單詞，但是使用率不高的話，就會完全忘記。我終於悟到了，在沒有語境的情況下，背單詞是沒用的。
後來，我還是下定決心用多交流的方式來學習英文。下了課，我不再膽怯，站在同學中間聽他們說話。如果5個詞當中有4個聽懂了，只有一個聽不懂，我也會趕緊問，同學們會再用英文解釋一遍給我聽。回家以後，我會默默回憶我聽不懂的單詞，然後記下來。而上課的時候，遇到聽不懂的，我也勇敢舉手問老師，「Sorry，Ididn'tfollowCanyousayagainwhatyoumean？（對不起，我沒跟上，可以再說一遍你的意思嗎？）」
在到橡樹嶺聖瑪麗學校的第一年，修女老師們也對我十分照顧。校長瑪麗·大衛修女（SisterMaryDavid）甚至犧牲自己的午飯時間幫我一對一地補習英文，她複印了小學一年級的課文，每天拿來給我念。我還清晰地記得，她教我的第一篇課文是：
IhaveadognamedSpot（我有一條叫小花的狗）
SeeSpotwalk（看小花走）
SeeSpotrun（看小花跑）
從這樣簡單的課文起步，我們堅持了一年。在這一年裡，我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學校裡所有的老師還允許我享受「開卷考試」的特殊待遇，她們讓我把試卷帶回家，並且告訴我，「題目裡不認識的單詞，你就查字典吧，但是你不能看書找答案噢。」
瑪麗·大衛修女：幫助我的校長
我每次回到家都嚴格按照老師說的做，題目裡不認識的單詞就去查字典，但是從來沒有去翻書找過答案。因為，我覺得這是老師給我的最大信任，我不能辜負這份信任。
通過種種渠道的學習，我的英文終於逐漸接近同齡人的水平了。一年以後，我完全可以聽懂老師講的話了，英文會話也沒有問題了。我想，這和我年齡小，容易接受新的語言不無關係，但也和我大膽地使用，不怕出醜有關。後來我也發現，那些12歲以前到美國的孩子，往往都能學會沒有口音的英語。
到了暑假，我和媽媽經常去三姐在亞特蘭大的家裡玩，而她們也經常給我佈置很多背單詞的功課。到了初中三年級，也就是到美國兩年之後，我寫的作文《漠視——新世紀美國最大的敵人》居然獲得了田納西州的前十名。這對於我的英文水平，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肯定。
州際作文比賽都是訂一個籠統的題目，然後讓寫作者在這個範圍內寫一篇文章。當時美國即將進入建國以來的第三個世紀，因此，當年州際作文比賽的題目是——《美國第三世紀最大的挑戰》，當時，很多參賽者將挑戰定義為能源危機、環境惡化等。而我另闢蹊徑，將挑戰定義在了精神層面，那就是——漠視。
我在文章裡寫道：
美國的成功是來自美國人對自由和快樂的追尋。但是，隨著越戰和其他社會問題的出現，許多美國人不再通過參與來實現價值觀，他們不再積極、漠視精神、放棄理想。他們失去了那種讓美國偉大的積極精神。許多美國人越來越冷漠，抽煙酗酒、吸食毒品，沒有目標。人們在心理上什麼都不在乎。以前，人們說美國人只關心自己，現在，美國人甚至連自己也不再關心，這是最大的問題。這種價值觀的潛移默化的變化，會使得人類一切進步的因素得以減弱，甚至倒退。因此，當今美國社會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不是別的，而是我們如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漠視。
作文比賽的名次一公佈，整個學校就轟動了！人們不敢相信，這個中國台灣的男孩，來美國不過兩年，居然就在英文方面取得了這樣的成績。
但是，這並非故事的結尾。州作文比賽的傳統是評選出前十名優勝者，這十名優勝者還要通過一輪答辯決出第一名，誰的問題回答得好，誰就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當時，答辯在距橡樹嶺四個小時車程的另一個小鎮舉行。那個週末，嫂嫂驅車幾百公里把我送到了答辯地點。在答辯的過程中，戴著厚厚眼鏡的女老師溫和地問我，「如果你認為美國人當中缺乏熱情，存在漠視的情況，那麼你如何看待拉爾夫·納德（RalphNader）的觀點呢？」
「What？WhoisRalphNader？（什麼？誰是拉爾夫·納德？）」我被這個問題問得措手不及，腦子一片空白。我眼神裡流露出的驚訝被老師捕捉到了，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失去了得到州際作文比賽第一名的機會。
回到橡樹嶺，我對這個讓我與「第一」失之交臂的神秘人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趕緊去學校的圖書館尋找答案。我得知，納德是一個著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倡導者，促成了一系列法案的產生。他一生都在與人們的漠視作鬥爭，他的行為與抗議漠視有著緊密的聯繫。
這件事情給了我很深刻的啟示，儘管納德在美國算不上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是，他確實和我的作文有著緊密的聯繫。我終於理解了，對於一種語言文化的掌握，遠遠不只是會說當地的語言，瞭解當地的風俗，更要對這種文化的歷史和這個國家的制度有深刻的瞭解。另外，在寫作方面，不僅僅要靠犀利的觀點、華麗的語言，還需要充足的論據，而這都需要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積累。
有了這次印象深刻的答辯，在學習語言的時候，我也更加關注新聞事件背後的意義，我知道，只有多讀書，多查閱資料，多瞭解歷史，才能真正深入一種文化的內核。我徜徉在語言的汪洋大海裡，樂此不疲。
在努力攻克英文的同時，我也沒有忘記對中文的持續學習。媽媽每年來陪我住6個月，這期間，我們自然是用漢語交流，另外6個月，她要求我每星期給她寫一封家信，而且必須用中文寫，這樣我就不會忘記中文。而媽媽每次在給我回信的同時，都會把我的信寄回來，她會認真地修改，標出錯別字和用詞不當的地方，就跟批改作文一樣。我幾乎每天都在用中文寫作，這樣的習慣，讓我沒有像很多小留學生一樣，習慣了新的語言，卻漸漸丟掉了自己的母語。
我沒有忘記中文，還要歸功於大哥大嫂家成套的金庸小說和瓊瑤小說，那個時候，中文小說是我放鬆神經的一種方式，在哥哥嫂嫂家裡住了6年，我居然把金庸和瓊瑤的每一本書都讀了，金庸的小說還讀了整整5遍。
當時回台灣度暑假，我從來都不好意思主動說我讀過全套的瓊瑤小說，倒是經常跟外甥們比賽誰讀金庸小說讀得多，人物記得牢。他們後來都不和我比了，因為比不過我，就算某個人不自量力非要同我較量，也總是被人拉住好心地勸阻：「別，他真的誰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