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父親和母親相戀一年後結婚。母親跟隨父親回到四川，小兩口單住一年後，搬去跟我嚴厲的祖母和父親的兩個孩子一起生活。
那時候，我的母親只有20歲，父親的兩個孩子，一個6歲，是我的大姐李開芸，一個4歲，是我的大哥李開寧，他們剛開始很排斥這個「新媽媽」，甚至拿東西扔她，但這個「後媽」對他們視若己出，他們後來也漸漸地愛上了母親，一生都把她當親生母親看待。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母親身心俱疲，拉扯他們十分不易。
父親在大陸期間，和母親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個孩子，5個孩子讓這個家庭變得鬧哄哄的。
這一大家子人並不知道，等待他們的，竟是一場離散。
1949年初，解放戰爭即將結束，國民黨政府已經風雨飄搖。從四川往台灣撤退時，父親沒有帶走母親，也沒有帶走一個至親骨肉。母親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儘管她深知沒有男人支撐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樣絕望，像風雨中的殘葉一樣飄搖，更何況，這種骨肉分離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是盡頭，但母親還是放父親走了。她獨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擔，不但要撫養5個孩子，還要照顧婆婆，不但要忍受對親人的思念，還要承受各種外來的壓力。
1950年初，堅強的母親終於決定結束這種分離的生活，冒險帶著5個孩子去台灣尋找父親。通過各種途徑，母親輾轉得到一張去廣州的「路條」，也叫「通行證」。得到了通行證後，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車從成都到達重慶，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以後，才千辛萬苦地從重慶到達廣州。
據說，在去廣州的路上，母親帶著5個孩子輾轉奔波，一路上經常遇到檢查。尤其是從廣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艱辛，他們在香港生活的費用，只能依靠一小塊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入手電筒中，希望不被發現。一次，檢查人員看到了母親帶在身上的手電筒，剛剛想要拆下來檢查。在我媽媽懷裡的四姐，當時也就一歲半，用稚嫩的四川話叫了一聲「baibai（伯伯）」，還不斷地微笑。檢查的那個人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臉，摸摸她的頭，就忘記去拆手電筒了。這一聲「baibai」，可謂在危在旦夕之際挽救了我們全家。
這只是千山萬水跋涉的一個插曲。全家到達廣州以後，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據說，當時很難找到願意去香港的船隻，更何況是對於拉扯5個孩子的母親。因此，母親在到達廣州後，在廣州滯留長達幾個月，好不容易才到達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電話通知父親，她即將帶孩子們赴台，這是他們分居海峽兩岸之後的第一次聯繫。
母親堅忍不拔、永不服輸的性格譜寫了她平凡卻動聽的人生樂章。這種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後的每個關鍵時刻，要作各種選擇時，這種堅忍就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這也讓我每每遇到困難時，總會抱著堅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為我堅信，我的基因裡有一種物質來源於我的母親，它叫做「堅持」。
在台灣，我們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於孩子眾多，也不算富裕。父親在台灣任「立法院立法委員」，有一定的收入，但遠遠不夠撫養成群的孩子。為了貼補家用，母親從一個家庭婦女轉變成職業婦女，在台灣金甌女專當了11年體育教師。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親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後，也依然一邊工作，一邊撫養6個孩子。
1961年，43歲的母親意外懷孕了，這在我們的大家庭裡掀起了不小的波瀾。這個家已經有6個孩子了，分別是大姐李開芸、大哥李開寧、二姐李開蓉、三姐李開露、四姐李開菁以及五姐李開敏。
全家福（1962年）
能否讓這個生命降臨？無論是醫生還是家人，都勸說母親放棄。對這個年紀的女人來說，分娩的過程與其說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說是精神上的一場煉獄。而且按照醫生的說法，如此高齡的產婦，生下癡呆兒的概率很大。
但是，執拗和冒險的天性這時候在母親的身上再次表現出來。母親只是咬住嘴唇，輕輕地說出了三個字——我要生。
1961年12月3日，一個嬰兒呱呱墜地。這就是我。
母親後來對我說，她當時就是有一種信念，覺得我會是個非常聰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顧一切地將我生了下來。我現在覺得，相對於別的母親給予孩子生命，我母親孕育我的過程則擁有更多的未知和變數，對母親身體的考驗也更大，這個過程充滿了生命的奇跡和堅韌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