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與中國的關係——經濟和貿易挑戰
洛朗·法比尤斯
演講者：
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Fabius），前法國總理。1984年擔任法國工業部長，後任法國總理，他主張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法國，接受市場經濟。1986年立法選舉社會黨失敗後辭職。2007年6月再次被選舉為國民議會議員。
首先，我想從全球角度出發，談談歐盟與亞洲之間的經濟和貿易關係。這將有助於我們站在歐洲的立場，理解中國進入貿易大國行列後，給歐盟與亞洲之間的經濟和貿易關係帶來的徹底變化。
在過去5年裡，歐盟和亞洲之間的貿易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長，超過了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歐盟每年對亞洲的出口達到2000億歐元，幾乎占歐盟出口總額的1/3。亞洲是我們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貿易區，後者占歐盟貿易出口總額的40％。歐盟每年從亞洲進口的貨物總額達到3200億歐元，貿易逆差達1200億歐元。歐盟對亞洲的貿易逆差是歐洲貿易逆差總額（900億歐元）的1.5倍。
歐盟與亞洲之間的貿易額相當龐大，而且增長迅速，歐盟始終處於貿易逆差地位，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20多年。但有一點我剛才沒有提及的是，中國的加入促使歐亞之間的貿易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歐共體的主要貿易夥伴。日本目前是歐盟的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原料來源市場。這一狀況由來已久，且相對穩定，只不過在過去的幾年裡，歐盟對日貿易逆差開始減小。歐盟與印度的貿易關係則相對來說不太穩定。近幾年來，由於印度不斷加大對國際市場的開放力度，歐盟與印度的貿易增長十分強勁。但印度在歐盟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仍不顯著：雙方的貿易額僅佔歐盟進出口總額的1.6％，在歐盟的貿易夥伴中排在第14位。東南亞國家的情況與此類似。這些國家通過實行對國際市場開放的政策，在過去的20年裡迅速發展，但它們在歐亞貿易中並不佔據決定性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增長令整個局勢發生了徹底改變。從1980年起，美國、德國和法國在世界貿易中所佔份額下降了6個百分點，而中國則恰好增長了6個百分點。如果將香港地區的對外貿易額也計算在內的話，中國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而早在20年前，它還排在第32位；即便是2003年前，也僅排在第9位。
中國貿易增長帶來的變化
1、中國的發展模式
中國進入貿易大國行列應歸功於它迄今一直遵循的發展模式。大致說來，中國的發展是規模、經濟模式與匯率三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就規模因素而言，我在這裡不想做過多贅述。我只想強調一點，那就是這個國家擁有13億人口，是法國總人口的20倍。「經濟模式因素」主要表現在中國通過對外開放實現增長這一點上。25年來，中國的年均增速始終保持在8％的水平，其中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3，僅出口就占35％。這也是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以及韓國和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在80年代所遵循的模式，但這些國家在規模和人口上與中國目前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最後，中國的發展還受惠於匯率因素。
2、歐盟與中國貿易關係發展的結果
歐盟與中國之間「外向型」貿易的發展引人注目。在短短幾年時間裡，雙方的貿易額大幅增長。在25年的時間裡，雙方的貿易額增長了30倍，2003年達到1450億歐元。歐盟與中國間的貿易增速是其與亞洲其他國家的1.5倍。因此，中國已經成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同時歐盟也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歐盟對中國和美國的出口持平，且超過其他傳統貿易夥伴，即歐盟以外的歐洲國家和日本。
隨著歐盟與中國的貿易快速增長，雙方之間的貿易平衡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3年，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650億歐元，這也是它最大的雙邊貿易逆差。簡而言之，歐盟從中國的進口是其對中國出口的兩倍。同年，法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了65億歐元。這意味著中國已經成為歐洲國家不可或缺的供應市場。歐洲國家從中國進口的DVD播放機和電視機所佔比例分別為45％和36％。這使歐洲消費者受益匪淺，因為來自中國的競爭產品令他們享受到了價格下降所帶來的實惠。
2004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占日本外貿總額的21％。日本對華貿易順差達110億歐元，而兩年前則為貿易逆差。因此，中國成為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日本經濟增長的動力。
無論如何，歐盟對華貿易逆差表明，歐洲的產品在中國市場還未充分站穩腳跟。例如，法國在中國市場所佔份額僅為1.5％，只是中國的第13大供應商。
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何在？下面我將坦率地作一些分析。顯然，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公司在中國市場准入方面遇到了一定的障礙，這些障礙表現在很多方面。有些是重要的進口壁壘，其中包括價格控制體系、僅針對進口產品的各項登記要求、以及對歐洲公司來講相當繁複的衛生標準。此外還有投資障礙，包括地域限制、法律規定複雜而且多變、禁止對某些領域投資等。最後，我必須提一下中國存在的所有與法律環境有關的問題，其中我尤其關心的就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應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當然，要達到世貿組織對其成員國的要求，中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這一點也是不容置疑的。
歐盟堅決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因為缺少了中國的參與，世貿組織就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組織。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歐盟就通過公務員培訓和行政合作的方式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技術支持，並於2000年5月和中國簽訂了雙邊協定。該協定揭開了中國2000年12月加入世貿組織的序幕。
但雙方的合作並未就此止步不前。2004年2月，歐盟啟動了旨在促進中國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的計劃。雙方把合作的重點放在解決市場准入的上游問題上，如制度建設以及改善法律和行政環境等。歐盟怎樣幫助中國制定知識產權法？雙方怎樣本著合作的精神，解決各種技術、衛生和動植物檢疫措施方面的壁壘問題？
這不僅僅需要中國作出努力，歐盟也必須仔細考慮它在出口支持戰略上的一些缺陷。例如，歐盟應汲取德國的成功經驗。德國是唯一一個對華貿易順差的歐洲國家，它的對華出口額在過去的5年裡增長了4倍。目前，德國是中國的第4大供應商，在中國市場中所佔份額為6％。
德國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功尤其應歸功於它特殊的產業組織結構，這其中不乏大型集團，同時也有組織有序的中小企業出口網絡。這些中小企業以聯盟的形式組織在一起，為其佔領國外市場提供了絕好的技術支持。我們還可以從德國大公司與中小企業之間牢固的關係中得到一些啟發。這種關係幫助小企業在市場上與大集團同生共存。
總之，雙方的合作道路確實存在。我們必須付諸行動。在出現貿易爭端時，我們雙方必須以平等的身份和盡責的態度討論解決問題。中國剛剛成為國際貿易強國，這就顯得尤為必要。
前景展望：紡織品貿易自由化的考驗
我認為，紡織品貿易自由化應成為歐盟和中國是否有能力就貿易爭端進行嚴肅而盡責的對話的一次考驗。
為了說明紡織品貿易自由化在歐洲引起的反應，我簡要提一下近期法國報紙上關於這一話題的標題：「中國要改變世界」、「紡織品，中國掃清了道路」、「又是中國的錯」諸如此類。這幾個例子足以說明歐洲民眾對於中國紡織品的衝擊既畏懼又羨慕的複雜心情。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紡織品貿易自由化於2005年1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對1994年《紡織品與服裝協定》的具體實施。根據該協定，紡織品進口配額將分四個階段逐步取消。這樣做是為了在不可能完全消除自由化帶來的衝擊的情形下，盡可能地緩和這一過程。但中國驚人的發展大大改變了這一自由化進程帶來的影響。而且，這其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將是最痛苦的。
據世貿組織預測，紡織品配額取消後，中國在歐盟紡織品進口中所佔份額將從18％上升至24％。在美國市場，這一增長將更為顯著——中國所佔份額將從16％激增至50％。
在歐盟內部，貿易自由化對於其中的一些紡織品生產國，尤其是波蘭、法國和意大利，可能會帶來巨大的影響。事實上，來自中國的競爭產品將影響到整個紡織行業，其中包括一些歐洲國家佔據主導地位的產品領域。例如，上海的一些企業已經開始生產歐洲的高檔成衣。
當然，歐洲的紡織業重組已經持續了30多年。許多企業實施了重組計劃，不斷裁員，並開始專門生產高附加值產品。據世貿組織的一份報告預測，歐洲和美國的紡織業將完全消失。未來幾年，將有270萬歐洲僱員面臨重新培訓和再就業。不過，受此影響最嚴重的將是發展中國家。北非各國紡織行業的從業人員多達400萬人。由於這些國家承受著巨大的人口和就業壓力，這些工作崗位對於它們保持整個國家的穩定極其重要。它們的經濟可能因此受到長期影響，大批紡織工人將流向地中海北岸的國家。
對此，我們能得出何種結論？
首先，走回頭路是不現實的。但中國必須承擔起作為一個貿易大國的職責。世界各國也不能因為紡織品貿易自由化而形成一致的對華紡織行業「統一戰線」。當然，迫於紡織品生產商的壓力，歐盟委員會和美國政府也可以援引1994年《紡織品與服裝協定》中的保護性條款。但這將影響歐盟和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於2004年12月決定對紡織品出口徵收附加稅，雖然稅率不高，但我認為歐盟對這一決定應當表示讚賞。這表明中國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承擔的職責。我們應該密切關注這些決定的實施，因為它們必定會帶來各種新的問題。而且，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於中國是否會接受我們的發展模式。如果中國繼續遵循增加出口和低工資的模式，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問題。而如果它把重點更多地放在逐步提高國內工資水平，逐步發展國內市場的話，它的發展結構將更加平衡，而且這對於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各國的發展來講都將是十分有益的。究竟採取何種模式將由中國政府決定，但這對歐盟與中國之間的夥伴關係將會產生重大影響。
貨幣問題
關於貨幣方面的問題，我認為眼下的形勢並不十分樂觀。眾所周知，中國實行的是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中國力圖限制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這會導致中國政府購入美國國債，以此抵消中國的貿易順差和外商對華投資所產生的影響。
在我看來，這種情況將導致人民幣貶值，降低人民幣對日元和歐元的匯率。這對歐洲公司來講十分不利，會削弱它們的競爭力。從長遠來看，這將使歐洲國家產生巨大的貿易逆差。
我認為，中國目前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必須承擔起應負的職責，其中包括貨幣方面的職責。在全球化進程中，各主要大國需要按照20世紀80年代簽訂的各個協定（例如為保持美元價格穩定而簽訂的《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定》）所確立的模式在貨幣政策上進行合作。這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迫切。
生產外移
1、新的現象
人們在討論生產外移現象的決定性和主動性這兩個特徵的時候，經常運用著名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的傳統的類型分析方法。李嘉圖認為，國際勞動分工對所有人都有利，有助於促使各國的工資水平逐步趨同。但這種模式今天已經不再適用，其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三點：
第一，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域阻隔方面的問題，使公司總部與設在其他大洲的分支機構之間的即時聯繫成為可能。
第二，儘管歐洲人一直認為他們在科研上居於領先地位，但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擁有強大的科研能力。中國的大學每年培養的工程師將近100萬人。中國有600萬科研人員，並且每年向海外派遣8萬名留學生。印度的情況也同樣如此，在計算機和新信息技術領域尤為突出。
第三，中國和印度的人口都超過了10億，這對兩國工資水平的提高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導致李嘉圖的理論——工資水平將隨著國際貿易的增長而自動提高，難以成立。這種情況在中國尤為突出。目前，中國有幾億人口生活在農村，成為巨大的勞動力「儲備庫」。
這種情況所導致的結果是，中國生產的產品不僅在質量上可與歐洲產品媲美，而且附加值很高，但成本卻很低。最近，美國最大的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負責人告訴我，在美國生產某一高科技產品的成本為每小時25美元，而在中國生產相同質量的產品的成本僅為0.5美元，相當於美國生產成本的1/50。他得出的結論是：「在這個領域，美國已經完全喪失了競爭力。」
2、結果
這種生產外移現象將持續多久？中國有非常廉價的勞動力和強大的科研能力，因此有能力涉足各種生產行業。照此推斷，除了醫療服務這類需要服務提供者和顧客面對面溝通的行業外，目前在歐洲國家進行的所有業務活動幾乎都可以轉移到中國進行。
不過，歐洲人也不應因此而對整個形勢過分悲觀。事實上，我們應當看到這種現象也有其有利的一面。隨著亞洲對歐洲投資的不斷增加，歐洲大陸將會湧現出更多的就業機會。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亞洲國家的公司，尤其是日本和韓國的公司在歐洲開展了業務，其中對促進法國的再工業化所起到的作用尤為突出。
過去幾個月，我們在歐洲的許多行業中都看到了中國公司的身影。2003年，TCL集團收購了湯姆遜的彩電業務，而後又在2004年收購了阿爾卡特手機業務。中國公司也開始關注歐洲投資者經常忽略的一些領域，而這些領域毫無疑問也將創造就業機會和財富。
這些兼併將營造一個雙贏的局面。一方面，中國企業可以按照西方標準針對國內市場需求來開發品牌，並且學習營銷和會計方面的知識；另一方面，這為歐洲創造和保留了就業機會。以香港和記黃埔收購瑪麗諾公司為例，這次收購交易創造了9000個就業機會，這一數量相當驚人。再比如，日本豐田公司在幾年時間裡就為歐洲某個地區創造了2500個就業機會，而當時該地區的失業率很高。
中國的發展對於歐洲公司來講也是十分有利的。從1995年到1999年，歐洲對華投資翻了一番。僅就法國而言，有好幾家公司參與了中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基建項目。這同樣是一種雙贏的局面，歐洲和亞洲都能從中獲取財富。
3、我們能做些什麼
總之，這種投資趨勢是無法逆轉的。即便我們有意與之對抗——這顯然是荒謬的，我們也缺少經濟政策的支持。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確保這種資本流動不會引發公眾的恐慌和反對。我們應該吸取這方面的歷史教訓。即使今天，這種對全球化的本能反應依舊存在，並且隨著個人在這一過程中的痛苦經歷而增強。例如，我的許多同胞們都感覺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而且，這種對來自鄰國的競爭的擔憂並不僅限於法國。法國擔心來自波蘭的競爭；波蘭擔心來自北非國家的競爭；孟加拉國和墨西哥比歐洲國家更擔心來自中國的競爭；中國華南地區擔心來自華北地區的競爭。
鑒於這類擔憂，採取政治行動就顯得十分必要。但如果缺少了參與各方彼此間的協調，任何政治行動都是毫無意義的。這需要所有參與者達成共識，願意採取一致行動。
對於歐盟來講，我認為至少要從三個方面採取行動：
首先，要加強歐盟自身的建設。我堅信歐洲需要進一步的融合。尤為突出的是，我們必須增加歐盟在科研、創新和基建方面的投入。在這些領域，通過歐盟預算集中進行投資可以形成規模經濟效應，要比由25個成員國分別劃撥預算投資更為有效。2000年，歐盟在里斯本確定了發展目標，立志在2010年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實體。歐盟的起步已經晚了，它必須從現在起就獲取必要的資源，致力於實現這一宏偉目標。
其次，歐盟還必須盡快制定有利於長期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是《穩定與增長公約》所要求的改革目標，最終應促成更適合歐洲形勢的「政策配合」。
最後，歐盟還必須制定真正以高檔產品為重點的工業戰略，這類產品目前是歐盟的出口動力。很顯然，歐盟需要加大創新力度，培育高檔產品，在此基礎上不斷向前發展。
歐盟必須和它的貿易夥伴就國際貿易條件進行對話，同時我也希望歐盟內部更加協調統一。歐盟和中國之間的關鍵詞是「大國職責」，雙方現已開展了平等對話，同時它們還必須共同面對經濟和貿易關係中出現的問題。
歐盟和中國之間的對話應該涉及所有方面的問題，包括一些最敏感的問題。我們必須確保在工作場所人權受到尊重，確保環境不會因為激烈的競爭而遭到破壞，以及確保相對優勢取得平衡。這些都是歐盟所提倡的，不過，我知道亞洲和其他地區對這些要求持有保留意見。
但不管怎樣，我們在不斷進步之中。現在，這些保護性規定已經融入了歐盟的貿易特惠體系，並日益體現在歐盟簽訂的一些雙邊協議中。制定這些保護性規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將我們的觀念武斷地強加給發展中國家或灌輸給它們，而是為了在雙方的貿易關係中確立一個以社會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模式。
最後，就整個世界而言，我們需要進一步發展「多邊主義」。我和許多同事一致提議成立一個國際環境組織，並賦予國際勞工組織和世貿組織更大的權力。同時，我認為有必要在世貿組織中開展有關環境和工作條件問題的討論。中國目前尚未積極參與多邊商貿談判，但它加入世貿組織已有3年多的時間。從現在起，中國必須在各種談判中體現它作為一個國際貿易大國的風範。
結論
中國的對外開放、高速的經濟發展以及在全球舉足輕重的政治地位是促使歐盟與之發展合作關係的根本原因。歐洲人需要開闊地緣政治視野，向真正的全球化邁進。我們的目標是「全球參與，尊重差異」。
我認為這是歐盟必須堅持的道路。鑒於歐盟和中國將會面臨的挑戰，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密切合作，同時相互尊重，互不干涉，以負責的大國風範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的管理。
這些話題非常複雜，我只能稍稍闡述自己的觀點。我只想根據自己的經驗就以下問題提出一點想法或建議。如何發展歐盟和中國之間這種必要且重要的關係？或者說，我們主要應避免犯哪些錯誤？
對於歐盟來說，我堅持認為它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避免「一錘子」買賣這種做法，因為這種做法常常非但無益，甚至有害；同時，它還需要樹立各個成員國的整體觀念，要求它們從歐盟，而不是單個國家或地區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和採取行動；最後，儘管自身的利益十分重要，但歐盟在考慮自身發展的同時，還應考慮到合作夥伴的發展。
對於中國來說，我認為它需要加強法律建設，避免法律環境長期不穩，因為這將導致不確定性和專斷情況的出現；同時，它需要防止其他國家對中國產生憂慮，因為在中國的「發展設計」或發展模式不明確的情況下，這些憂慮可能在歐盟和其他任何地方滋生；中國應該真正做到開放和透明。
但是首先，從歐盟和中國的共同角度出發，雙方除了需要加強經濟聯繫外，還需要在語言、文化、教育、訪問、旅遊、交流等各個方面增進互動。正如我在講座開始時所提到的，所有這些方面都表明，歐盟和中國之間的一致性多於差異性。或者更確切地說，雙方之間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異。即便是在差異的方面，我們也還是會有共性的一面，只要我們致力於使這些差異成為我們的特點，而不是一種劣勢。
（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