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軍事戰略思維和科學決策
李際均
演講者：
李際均，1934年5月出生，曾任北京軍區陸軍師長、軍長，機械化集團軍軍長，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和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1988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國第十二屆、第十三屆、第十四屆中央委員。現任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主要著作：《論戰略》、《軍事戰略思維》、《軍事理論與戰爭實踐》、《軍事科研思考與學術對話》、《中國軍事思想傳統與防御戰略》等。
今天很高興來談談戰略思維與科學決策的特點、要求以及我的一些研究和看法。馬克思說戰爭比和平成熟得早，貨幣交換或者雇傭制度最早都產生於軍隊。很多現代企業的管理方法也都來自軍隊。美國就有人認為最優秀的商學院不是哈佛和斯坦福，而是西點軍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點軍校培養出3000多名董事長和副董事長，5000多名總裁。我認為新一代的知識經濟的精英已經成長起來了，並且領軍進入了全球化商業大戰的戰場，為國家爭榮譽、爭財富，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同時我覺得他們對民族的利益和對國家的富強，有著更多的責任感、使命感，這是我感到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談到管理思想，我們中國最優秀的、真正的管理科學思想，也許不在於引進的西方的管理知識，而是毛澤東的思想和管理方法。首先是掌握科學的戰略思維，因為任何管理、任何商業運作都是一個戰略全局。既然是全局的思想，它就需要有戰略思維來進行籌劃。
19世紀的著名哲學家康德在墓志銘上就寫道：重要的不是給予思想，而是給予思維。戰略思維是總攬全局的，帶有認識論、方法論的一種思考。我們總結歷史上重大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最終都可以歸結到戰略思維的正確與否上。在自然科學中進行重復實驗可以辨別理論的真偽。但是在戰爭問題上是不能事先進行實驗的。
戰爭計劃是歷史的一次性閃光燈，使用一次就展現一次戰爭的結局，留給歷史的或是輝煌或是災難。也正由於除了實戰經驗之外無法進行驗證，因而在長久的和平時期，更容易產生華而不實甚至是偽科學的東西。所以只有掌握科學的戰略思維，才能在復雜多變的世界局勢中找到准確的戰略定位，在重大的問題上明確聯合誰、中立誰和對付誰的問題，才能把握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避免把現象看作本質，把策略當成戰略，把戰略手段當成戰略目的。也避免在進行邏輯推導時忽略了國家利益這個大前提，或者為主觀願望所左右，而偏離了客觀現實。
科學的戰略思維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下面我就具體地分十個部分講軍事戰略思維與科學決策的特點和要求。
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政治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政治決定民族立場、經濟決定民族利益、文化決定民族情感、國防決定民族生存。國家利益是指確保國家生存、發展與安全要求諸要素的結合，越是全球化越彰顯國家主權與民族利益的不可替代性。國家利益至上、民族生存至上、發展至上、統一至上，國家領土和主權神聖不可侵犯，是戰略的最高准則。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後，確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是建立我們民族自信、自尊、自強、自立的破釜沉舟之戰。如果任憑美國滅亡朝鮮，就會使得美韓和我國隔江對峙，使我國陷於南北兩線戰略的不利境地。因為北面有美國、南面有蔣介石，還有在越南的法國侵略者。這樣，如果是美國支持蔣介石返攻大陸，那麼美國在鴨綠江對岸策應一下，就會把我們的兵力一分為二，我們無法全力來對付，無法進行和平建設。
還有就是只有打了抗美援朝戰爭，才能打贏越南戰爭，沒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越南戰爭也不會勝利。為什麼呢？是因為朝鮮戰爭之後，美國認識到中國力量強大，並且中國說話算數。周總理不是在越南戰爭的時候說，中國要和平但不怕戰爭，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打起來沒有界限”。這幾句話非常厲害，所以美國人顧慮到中國的警告，在越南戰爭的時候就不敢越過17度線來進行攻擊，這樣使越南保留了戰略後防和戰略潛力，最後才能把美國打跑的。所以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越南戰爭勝利的前引。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解決，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18國軍隊——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外加韓國和日本，日本當時已經派出了2.5萬人參加朝鮮戰爭。仁川登陸時40多艘登陸艦，有30艘是日本人開的。元山戰役中登陸的3波掃雷艦隊，都是日本人派出來的。
抗美援朝戰爭是不容否定的。因為這場戰爭打出了國威、軍威，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抹去了100年來屈辱的“黑色胎記”。如果一個民族缺乏氣節和道德的戒律，缺乏對民族抗敵歷史的尊重，缺乏對國家恥辱的銘記，缺乏對死難同胞的悲憫，更缺乏對革命志士的緬懷，那你說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沒有民族精神就沒有國家的靈魂，就缺少維系國家統一、凝聚民族力量的紐帶，國家基礎就不穩固，也難以長治久安。
戰略思維也是一種心理的境界，愛國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第一人格。今天的社會要的就是人格的道德化，而不是人格的全面化，要的是行為的真實化，而不是行為的表演化。
政治腐敗必然帶來文化上的粗鄙、學術的淺薄、行為浮躁、道德失范。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需要強化自己的主體文化和國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和核心價值觀，這樣才能在融入世界時不迷失自己。
堅持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第二個問題來談談堅持科學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每一種戰略思維的背後都有一種哲學基礎。戴高樂說，在亞歷山大的行動裡，我們能夠發現亞裡士多德，亞歷山大是亞裡士多德的學生，同樣我們在拿破侖的行動裡，能夠發現盧梭和狄德羅的哲學。
我們中國是最早產生軍事辯證思維的國家，這集中體現在《孫子兵法》上。當代的毛澤東思想又是一座高峰。毛澤東軍事思想包括人民軍隊的漸進原則，人民戰爭的指導路線和人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它是馬克思主義最中國化、最富有創造性，也是最成功的部分。毛澤東在政治路線、經濟路線上都有過失誤，但是在軍事上他是絕對高明的，也基本沒有大的失誤。世界公認：當統帥的很少能提出軍事理論、搞軍事理論的都沒當過統帥。克勞塞維茨始終是軍中幕僚，在軍校坐了12年冷板凳，留下一部《戰爭論》就死了。克勞塞維茨算是沒有當過統帥的軍事理論家，所以他的《戰爭論》裡有很多缺陷。利德爾·哈特不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上尉，現在是西方最出名的軍事理論家。富勒也不過是一個校官，包括中國的蔣百裡，他在北洋軍閥當過北洋政府時代的高級參謀，但也沒有獨當一面做過指揮官。軍事統帥又很少有時間研究軍事理論著作。拿破侖一輩子只留下了117條語錄，沒有更多的東西。
但是毛澤東不一樣，他連續領導了20多年的戰爭，和中國的蔣介石，和日本、美國都打過仗。所以他能夠把他的戰爭實踐上升為理論，他還能把他的理論拿到戰爭實踐中去檢驗，經過反復才形成了毛澤東軍事思想，那是血與火考驗過的，是戰爭實踐的升華。大家可以想象到，從井岡山上的星星之火一直到解放中國大陸的22年時間，在歷史上這不是短短的一瞬嗎？特別是從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七次代表大會到1955年，僅僅10年的時間，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軍隊，從91萬人發展到幾百萬人，連續打贏了三場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10年工夫橫掃敵軍1000多萬人——100多萬日軍、800萬蔣介石軍隊、100多萬美國和韓國軍隊。誰能有這樣的業績？歷史上有過嗎？沒有。
毛澤東接手的是一窮二白、支離破碎的舊中國，可是他留下的是“兩彈一星”，是一個堅如磐石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他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而這個時代是世界歷史進程中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就算是在十年動亂期間，我們的工業仍然是以10％的速度增長的，中國的“兩彈一星”，特別是核導彈武器的發射，還就是在那個時代完成的。
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貫穿於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是軍事哲學，就是關於戰爭問題的認識論、方法論。我在這裡講關於指導戰爭的認識方法，對大家是有幫助的，因為你們也在指導一個方面、一個全局。你們拉著你們的部隊投入全球化的商戰戰場，也需要有戰略思維，也需要掌握科學的認識論、方法論。毛澤東的軍事哲學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從思辨到思辨這種軍事教條，也不是用現成的規律來說明自身，他強調戰爭的規律和指導，這存在於戰爭的發展過程中。研究戰爭問題必須從戰爭實踐來解釋和升華戰爭觀念，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是辯證的。從掌握認識論、方法論來說，毛澤東始終是像《孫子兵法》所說，“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他先把自己放在一個主動地位的一方才去打仗。
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存在於他的軍事理論著述和大量的作戰指揮文電中。關於他戰爭指導方面的著述有很多，我無法一一列舉。我只是從他指導戰爭的文電中抽出幾條來分析。比如他確立的戰爭指揮的邏輯順序是，“正確的作戰行動來源於正確的作戰部署，正確的作戰部署來源於正確的作戰決心，正確的作戰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必要的偵察以及對各種偵察材料連貫起來的思索”。這樣他就把一個邏輯的順序解釋清楚了，把一個前提而必要的條件，和各種偵察連貫起來進行思索。因為偵察材料是互相矛盾的，特別是很多情報部門所提供的偵察結論，往往是模稜兩可的，沒有規定性。指揮員就要把各種偵察材料連貫起來思索，進行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選擇，然後作出判斷。所以我們指揮作戰第一條應該給出對敵情判斷的結論，然後根據判斷下決心，根據決心確立部署、根據部署指揮作戰行動。我想商戰也是這樣，也得進行這種邏輯順序的梳理。
毛澤東還強調認識情況有兩個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也就是說根據已知的情況作出判斷、進行部署。但是仗打起來以後，還得根據新的情況進行修正補充。還有，他強調在研究部署的時候，除根據當前的情況外，還要估計到某些可能的變化。其中包括在最嚴重的情況下要有對付的辦法。這是毛澤東在淮海戰役中給淮海總前委的電報中的話，這段話具有方法論意義，它解決了主觀指導的計劃性和客觀變化的偶然性的矛盾。就是在確定部署的時候，要估計到幾種情況，敵人可能的幾種變化，其中有一種會是最嚴重的對我不利的變化，而且要准備好對付這種變化的辦法，那樣你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毛澤東還使戰略和戰役、戰術相輔相成，比如說“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戰略上遇到困難藐視困難，但是在具體工作中重視困難”、“要千方百計地把計劃做周到”等。他都是這麼辯證的，戰略防御、戰役戰斗的進攻，這些都是來自戰爭實踐的升華，是毛澤東留下的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遺產。毛澤東創造的偉大時代中的這種思想，我認為永遠不會褪色。正像《孫子兵法》經歷了兩千多年也沒有褪色一樣。可以說中國人民的歷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輝煌都是和毛澤東的明智聯系在一起的。真正能凝聚中國人的，能指引人民軍隊打勝仗的，能建立中華民族自立、自尊、自信、自強的核心價值觀和倫理道德觀的只有毛澤東思想，及其在歷史新時期的表現，那就是科學發展觀。
目標、力量和手段的協調平衡
動機、目標、能力、手段和效果是一切行動的五個不可或缺的要素。軍事戰略思維要求有明確而堅定的目標觀念。喬治·馬歇爾說，“只要目標正確，連一個尉官也能制定戰略”。目標原則是一切行動的原則，當然目標的提出要權衡目標和能力、目標和手段的關系。目標和力量有一個辯證關系，就是目標必須和戰略、力量相匹配，而力量要根據目標來進行建設。如果當目標超過力量的時候，要麼就降低目標，要麼就合理使用力量。所謂合理使用力量就是要想辦法分散敵人的力量。你也可以把目標分階段去實施，先一口一口地吃，這就是目標和力量的關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天皇御前會議決定要攻打珍珠港，對美國開戰，日本聯合艦隊的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是無法改變目標的，而力量上，他只有一個聯合艦隊。山本五十六愛賭博，在目標和力量發生矛盾的情況下，他就說賭一把，去偷襲珍珠港，但是他失敗了。因為目標和力量相差太大了，技巧是無法解決的。大家可以設想，如果當時不是東條英機這麼一個戰爭狂人來當日本首相，換成一個像俾斯麥這樣的審慎人物，那就比較麻煩了。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後，宣布德國是一個懂得滿足的國家，他主要的目標是建立歐洲平衡，不再打了。只有威廉二世這個狂人，他要征服世界，把俾斯麥撤掉，然後連續發動兩次大戰。
結果德國不但丟失了已經占領的土地，自己還被別人挖掉一塊。假設日本不是東條英機這樣的狂人來領導戰爭，而換成俾斯麥這樣的人，占領了中國的東北，成立“滿洲國”，華北成立自治政府，南京建立汪精衛傀儡政權，他就不再打美國，那時候美國怎麼辦？美國還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國的，還向日本提供戰略物資。100年來美國和中國共同打擊日本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4年時間，其他時間都是支持日本的，這個歷史我們必須得看清楚。甚至於日本聯合艦隊發動珍珠港事變去進攻美國的時候，美國的商船還根據協定，向日本提供戰略物資。要是這樣的假設成立，中國的抗日戰爭可能會需要更長的時間。所以這是目標和力量關系的一個舉例。
布什和當時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不懂這些關系，因為他們沒有作戰經驗。我們有些年輕學者一直在吹捧拉姆斯菲爾德，我就告訴他，你們千萬別吹捧，因為他是一個好老板，卻不是一個好的戰略家。他不懂得目標與力量、手段之間的平衡關系。布什和他認為美國的軍事力量能完成一切政治、經濟目標所提出的要求，以至於對戰爭力量的過度自信而失去了對目標合理的選擇，所以他非失敗不可。美國的一些軍人、軍官，對五角大樓的霸王拉姆斯菲爾德很不服氣。有人當著我的面就說，離五角大樓越遠越聰明，五角大樓的長遠目標就是當天的午飯。像朝鮮戰爭中，麥克阿瑟是善於越島作戰的，因為他沒有大規模地面作戰的經驗。
所以仁川登陸是他思維邏輯的必然之舉。毛主席是指揮大規模兵團作戰的，所以麥克阿瑟好比是下跳棋的高手，毛主席是下圍棋的高手，下跳棋的敵不過下圍棋的。麥克阿瑟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有錯誤。他是個登陸癖，在仁川登陸以後，他本應該直接向東挺進，把朝鮮人民軍切斷在南面，但他沒有，仁川登陸以後他就向北拐，打下漢城就越過三八線向鴨綠江前進，犯了兵家大忌。而且仁川登陸以後他把他的主力，又安排重新上船繞過南朝鮮再到元山，在東海岸進行第二次登陸，可是他走了17天，又排雷、又上船、又下船，到元山登陸的時候，韓國軍隊早已經占領了元山，多此一舉。而且他在西線的沃克第8集團軍和東線的阿爾蒙德第10軍沒有橫向聯系，中間有個空隙地帶。所以他的指揮方法都是錯誤的。
我訪問美國的時候，美國人說，你們知道海灣戰爭最精彩的一幕是什麼？他說是“左勾拳”，就是第82空降軍第7軍從伊克邊界向巴士拉的一揮，這個“左勾拳”行動很精彩。我說朝鮮戰爭我們有個從北往南打的“左勾拳”，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8軍從德川向君子裡、三所裡穿插行動。海灣戰爭的那個“左勾拳”每小時進攻速度才2.6∼4.1公裡，我們是每小時5公裡，創造了步兵的極限。我們所創造的那個“左勾拳”的進攻速度你們50年後也沒超過，這就是中國人民軍隊。
有史以來步兵還從來沒有那麼榮耀，那麼輝煌過。所以彭德懷說第38軍就是那一仗打出名的。特別是包圍迂回作戰，克勞塞維茨是堅決否定的，克勞塞維茨甚至挖苦說，“有人嘗試把迂回打擊敵人這一打法作為偉大的天才發現，我認為這是非常可笑的，是無聊的怪論”。但是戰爭實踐證明，無聊和可笑的，正是克勞塞維茨自己。因為中國革命戰爭一貫是以主力打迂回的。從戰役上“一步打正面”，主力打迂回，戰術上林彪的六個戰術原則是：“一點兩面三三制”都是這一打法，證明非常有效，甚至於發展為從戰術上的“一點兩面”，戰役上的“一步打正面”，主力打迂回到戰略上的大包圍、大迂回。中國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也是非常具有魄力的。
傳統的二重性與變革的絕對性
傳統深刻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戰略制定者只能在它的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和教研中進行認識和實踐創造活動。統帥的個人風格是文化底蘊的外在表現，像布什的“單邊主義”是先發制人的戰略、日本堅持皇國思維，都源於他們固有的戰略傳統，就是對自己的歷史自傲、文明自負、霸權情結、擴展慣性。帝國主義統治世界兩個世紀的慣性造成了自我中心的思維定勢，妨礙他們重新思考和認識當今世界。面對中國的發展他們亂了章法地大叫中國威脅論，其實中國威脅他們什麼了？美國軍費占世界總軍費的46％，幾乎一半了。他們在59個國家或者海外領地有駐兵權，有軍事基地，美國特種部隊每年在170個國家執行任務，還有資格說別國威脅嗎？他們還說中國的經濟總量不斷增長從而威脅了世界，道光時代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30%，是最大的。我們鴉片戰爭之後遭受的一連串侵略呢？可見經濟總量的增長不能說明我們威脅別人，這終究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國家的政策。中國對自己文明的認識沒有那種侵略的使命，相反我認為中國長期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還是過於謙讓和軟弱的。我們該打的時候沒打，該硬的時候沒硬，我們是失之於這方面，並不是失之於擴張。
所以中國威脅論的本質是威脅中國論，不准中國搞國防，不准強大，他們就放心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只講“天人合一”，講“以和為貴”是不全面的。中國最大的歷史民族文化遺產是統一意識和國家認同，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一個國家的性格也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我比較欣賞先秦時代那種“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的浩然氣概，但後來被儒家文化中的消極成分給磨滅了，而儒家文化中的積極內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磨掉了。所以我們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進行提純、揚棄和繼承、發展才行。
整體性、系統性和戰略管理
軍事戰略的對抗從來都不只限於在軍事領域進行，而是延伸到整個社會，信息化時代是真正的整體戰略時代，沒有平時戰時之分。軍備競賽、局部沖突、以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輿論、心理等作戰，都在全時空進行。美國的紐約股票交易所、芝加哥的期貨交易所，不是在統領著全世界的金融戰爭嗎？美國利用美元的優勢在盤剝全世界，還在保護著美元不崩潰。
合理而又有效的軍事戰略管理體制、機制，是整體性與系統性運作的保證，管理科學有一個提法叫“管理就是決策”，其實我認為反過來更貼切，決策就是管理。你們沒有相應的戰略管理體制、機制，那麼戰略思維就缺少集中智慧，而戰略決策也難以落到實處。戰略層次的體制、機制和職責權利必須有明確的界定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才便於運行。根據國內外的實踐，軍事戰略管理包括有19項內容，這裡就不詳細介紹了，因為它的軍事層面比較大。戰略管理不僅包括體制、機制、法制，還包括工作作風乃至文風。比如不能用過程來代替效果，不能用講話來代替規范性的指導文件，要避免工作文件文章化，避免用學術研究的語言來表述作戰行動的原則。更重要的是培養人才的機制，要任用那些敢於負責不怕失敗的人，不要任用那些唯唯諾諾，表面上老成持重，實際上斗志衰退，不敢負責的人。
超前性與戰略預置
像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預見到日蔣合流，想把我軍限制在黃河以北加以殲滅的意圖，他在“皖南事變”前一年的1940年就命令八路軍主力一部分南下，建立蘇北抗日根據地，把蘇中根據地和山東根據地連成一片。他也預見到4年以後抗日戰爭勝利，我們要從蘇北、山東調部隊搶占東北，所以他說山東是轉移的樞紐。可以說在抗戰勝利4年前毛澤東就進行了這樣的戰略預置。所以我們才能夠在東北和國民黨進行爭奪，最後成為解放全中國大陸的戰略出發地。朝鮮戰爭一爆發，人民軍還在勝利南進，毛澤東就命令第四野戰軍從南方立刻北上東北，建立東北邊防軍，為志願軍出國贏得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如果美國打到鴨綠江邊我們才調部隊，那一切都晚了。
同樣20世紀50年代中央在考慮經濟技術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究竟是先發展飛機，還是先發展導彈。當時接受了錢學森的建議，就是先發展導彈。因為飛機需要耐久性的零件互換，對技術標准要求高，而導彈是一次性的，發出去就不管了。而且當時我們國防最需要的是導彈，是投射工具，而不是飛機這樣的運輸工具。結果我們“兩彈一星”上天了。沒有“兩彈一星”，今天我們就沒有這樣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安全環境。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安全威脅，我們的主動地位是建立在立足於應付嚴峻挑戰下的抓住機遇；立足於能夠打贏一定規模反侵略戰爭的充分准備來遏制戰爭，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立足於具備武力統一能力條件下的和平統一；立足於盡早做好准備的耐心等待。所以我們現在面對這種嚴峻的安全形勢時，要百倍警醒，處於待戰狀態，而不能文恬武嬉，空談誤國。
對應性和動態對抗
戰爭的基本矛盾是敵對雙方的斗爭，戰略思維的本質是一種對策性的思維。軍事戰略思維中，敵對雙方是互動的，始終有一個不在場的敵人給你出難題。對應性的要求就是拿破侖概括的，有一條淺顯而易見的戰爭原則，就是不要做敵人希望你做的事情。不但戰爭時期是對應的，和平時期也是對應的。
在指導戰爭中，對應性的操作就是“敵變我變，治敵己先”。制定作戰計劃最佳方案只有一個，合理方案不只一個。敵我雙方是互動的，你的最佳方案也是敵人重點准備對付的，所以就有可能變成不是最佳方案，這種互動中的對抗，貫穿於戰爭的全過程。管理科學不是有最佳選擇和合理選擇嗎？一塊玉米地，我要求你拿一個最大的玉米，那你一個一個用秤稱，可能一個禮拜才能選一個最大的，這叫最佳選擇，但不是滿意選擇。如果我餓了，我讓你給我拿一個比較大的玉米來，你1分鍾能掰來一個我就吃上了。究竟哪種選擇有利呢？那還是第二種方法好。何況在戰爭中，你的最佳選擇，是要把敵人薄弱的，又是關乎全局要害的那一點作為攻擊點。但是怎麼去找這個薄弱點？你必須得用其他方法，把敵人調開。我選擇這一點是不錯，我選在敵人的弱點上，但是它在地形上是弱點，兵力可不是弱點，你得想辦法把它調動開，這樣才能取得勝利。
所以我常說，研究作戰運籌學的不要把簡單問題復雜化，選擇一條最合理的行軍路線，兩點之間直線為最短，我一看就明白。但是搞條令不能把復雜問題簡單化，規定就是規定。
辯證唯物主義一條重要的原則就是按照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解釋世界。我們在作戰中找情報，最怕的是什麼呢？就是根據自己的偏好和主觀願望來修改它。尤其是不能用經過拼湊和篡改的情報資料，用於證明某些領導的判斷的正確性。所以有人提出情報要為證實領導結論的正確性服務，那恰好是反了。
我訪問美國的時候，當時美國國防部的情報局長帕特裡克·休斯中將提出來一定要見見我。他說，他們情報局的人都想見見我，因為我的書他們都看過了，甚至還說是我的粉絲。去了情報局後，中將請我給他們情報局講幾句話，對他們的工作進行評價。我就說情報工作是美國國防部進行決斷的第一個環節，根據情報作出判斷，根據判斷定下決心，根據決心作出部署。所以你們的工作所提供情報的正確與否，往往決定一場戰爭的成敗，甚至影響一個國家的安全。
創造性與現實性
戰爭藝術不同於戰爭法規，戰爭法規是要遵循的，而戰爭藝術是需要創造的。所有的優良傳統在當時都是新的創造，而這種創造進入了歷史，被歷史所承認，它就變成傳統。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樣，“秋收起義”以後，不論是建軍或作戰，不論是政治或經濟文化，都沒有現成的道路可尋。巴黎公社的街壘戰，“十月革命”的模式，甚至於北伐戰爭奪取中心城市的路線，對中國革命都不適用。所以毛澤東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並且指出了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戰爭，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所以他就制訂了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人民戰爭的指導路線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我們現在進入信息化時代了，如何發揚我軍傳統思想，結合現代戰爭實際，創造新的戰法，是刻不容緩的事。我們當然要重視信息化給軍事革命和戰斗力帶來的作用，但是應對高技術戰爭，並不要求每個國家采取同樣的方式。美國在進行軍事革命和信息化建設當中，既有彎路，也有浪費，更有爭論。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網絡中心戰路線和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的路線一直在爭論。可是我們在介紹美國軍事革命和信息化的時候，往往把爭論忽略了，一股腦兒地都作為先進的拿過來，那是我們誤導了自己。
比如建立信息化軍隊這個提法，我們的軍隊建設路線仍然是應該建立正規化、現代化革命軍隊，因為信息化是現代化的一個內容，而且現代化在跟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能說建立一個信息化的軍隊，用一個技術指標來代替軍隊建設的總方針，這就不科學了。所以在應對信息化戰爭的指導思想上，我們就是要避免在高技術領域和敵人狹路相逢，而應該創造最有利的時機、最有利的方向、最有利的方式和目標。高技術戰爭進入巷戰和復雜地形作戰，仍然是狙擊槍、步槍、火箭筒、反坦克導彈和便攜式防空導彈的天下。不管新武器、舊武器，能打死敵人就是好武器；不管土辦法、洋辦法，能打勝仗就是好辦法，地圖挨顆子彈不還是地圖嘛，我照樣能看，電腦挨顆子彈就是廢鐵。所以不要把信息化說得那麼神秘。
我領著38軍進行大演習時，拿著美國生產的電台，前面的坦克隔著個山坡，我站在山頂都能看見，可是我用電台呼叫不通，吹號卻聽見了，一點都不受干擾。所以在武器裝備發展上，只有自主創新才是根本出路。我們要選擇非對稱發展的思路。不是他們有什麼我們追趕什麼，而是他們怕什麼我們做什麼。應對信息化戰爭最忌諱的就是形式主義的信息化。信息化如果不落實到戰斗力的提高上，就是巨大的浪費。我們就是要從實際出發，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培養高昂的戰斗意志，立足在現有條件下作戰並戰勝敵人的戰法。在加緊發展新武器裝備的同時，認真加強使用現有武器裝備，並充分發揮其效能。
對不確定性的克服和利用
過去不論是軍事理論還是哲學理論，都把不確定性作為消極因素來看待。其實不確定性是戰爭中最活躍的因素之一。在指導戰爭中對敵情和戰局的發展洞察是相對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揮決心就是在多種可能、多種方案中，對一種方案的認定和對其他方案的否定，是選擇的結束和實施的開始。所以當選擇在手裡的時候，不要輕易放棄。我在部隊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家屬的孩子找我，是個女孩子，她說她生活遇到巨大的不幸，未婚夫跑了。我說那有什麼呢？不是選擇權又回到你手裡了嗎？不是他不要你，是你不要他了。只要手裡握有選擇權，幸福就仍然屬於你。她說這句話一下子就點通了她。打仗也是這樣，當選擇權在手裡時不要輕易放棄。所以下決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下決心就是選擇的結束。
對不確定性的利用主要是給敵人以不確定性。造成他判斷的錯覺、困難和失誤。作戰的過程就某種意義上說，主要是對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分析、認識、權衡、誘導和利用的過程，在諸多的不確定因素中找出對我有利的因素並加以誘導，把偶然性變成必然性，把對我不利的因素設法加以限制，使之減弱和消失。比如我想戰勝這個敵人，但敵人有增援部隊，我顧慮非常大。軍事上建立對內正面就是攻擊當前的敵人，建立對外正面就是擋住所有增援的部隊。我就必須要建立對外正面，把它擋住，然後我才能打他。對於克服不確定性這個因素，一種方法是用最大的保險系數加以覆蓋，就是用范圍廣、力度大的確定性來對付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准備好對付壞情況的辦法，就創造了向好的方面轉化的條件。如果我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殺雞用牛刀，那麼即使存在若干不確定性。對戰局也不會發生根本影響。
第二種方法就是用有計劃、有目的的不確定性對付不確定性。例如戰略上的“又聯合又斗爭”，戰役戰術上的“攻城打援”，用攻城來調動敵方派兵增援，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援兵。如果攻打敵人援兵不成，那就相繼攻城，兩者必得其一。最好的解決是既攻下城，又回過頭來消滅敵人的援兵，這就是遼沈戰役的打法。我們把握戰略機遇期的實質也是這樣，就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局勢中抓住有利的因素和態勢，加以競爭性地、創造性地把握與利用。
當然我是從學術角度說的，我沒有批評當時這個決策者的任何意思，我也沒有這個資格。咱們是從學術角度，從總結經驗上、從戰略思維上來分析，總結歷史經驗是為了以後的發展。
在變動的世界局勢中的戰略定位與戰略選擇
大家注意到《毛澤東選集》的第一篇就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問題。這是他戰略思維的起點。他是從這裡明確“聯合誰、打擊誰、中立誰”的問題。發展到國際范圍，就是“三個世界”的理論，當然“三個世界”的理論要根據現在的形勢加以調整。當代的第一世界我認為就是美國霸權主義和它的主要追隨者日本、以色列。它的特點就是先發制人、干涉主義、主張文明沖突。霸權主義應該對恐怖主義和核擴散負責，恐怖主義是對霸權主義的變態回應。世界上有一種幻想不應該成為現實，有一種現實不應該成為幻想，就是核武器、核訛詐和核戰爭，但是這三樣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國。所以蘇聯解體的時候，我和美國同行討論說：“蘇聯解體你們高興吧？”他說：“當然高興了。”我說：“別高興得太早。”他問：“為什麼？”我說：“核擴散可要開始了。”
蘇聯那麼多核武器和核材料、核專家，誰來控制？現在不就是嗎？核武器向全世界擴散。何況美國搞雙重標准，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伊朗就不可以有。印度可以核試驗，朝鮮就不可以，這樣的雙重標准本身就不對。因為原子彈是窮人的武器，用最少的錢能夠保衛國防，但是核武器卻非常難辦。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核擴散是美國逼出來的。而且美國根據自己的利益，在國際法上不限制核戰爭，但是激光武器和地雷是違反國際法的，可以使用核武器卻不可以使用地雷。現在使用的是限雷公約，到2008年就是禁雷公約了。所謂限雷就是限制地雷，地雷必須是裝0.2克的金屬，能夠被探測出來；地雷必須到一定年限，有失效性，這叫《限雷公約》。到2008年以後是《禁雷公約》了，根本不准使用地雷。激光武器也不准使用，美國的理由是，激光致盲，容易把眼睛照瞎，給人造成痛苦。所以這個國際法、國際秩序是美國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制定的，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我們有的專家說，中國不挑戰世界秩序，這事兒不能說得這麼絕對，如果世界秩序不合理，那還是得挑戰，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還是得敢斗，就像毛澤東說的，“丟掉幻想准備斗爭”。
當代第二世界是主張多級化的發達國家，但是它的特點是隨性、功利。在力所不及時，或者和美國利益一致的時候，它對美妥協，或者追隨其後，不惜犧牲小國利益分一杯羹。科索沃戰爭不就是這樣嗎？可是觸及它本國利益的時候，它又能和美國拉開距離，甚至敢於碰撞。伊拉克戰爭的時候德國和法國就和俄國結成統一戰線了。
當代第三世界是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沖擊，特別是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規則和霸權主義的侵略威脅，呈現出聯合反霸的趨勢。我們國家是以發展中國家定位的，以平等互利為原則，實行全方位的政治、經濟交往。依據國家利益和人類和平，我們在世界范圍內、在不同的領域，該合縱就合縱，該連橫就連橫。當今世界局勢動蕩多變。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受挫後，會對其對外政策進行某些調整，但追求霸權的目標不會改變。因為沒有正義的力量永遠是暴虐的力量，沒有力量的正義永遠是軟弱的正義。冷戰後的事實再次證明了這個冷酷的結論，力量當然不僅僅是指物質力量，也指精神力量。美國一位研究中國的資深專家對我們中國將軍說，中國和美國的軍事差距主要不在技術層面，而在於我們喪失了50年代到60年代那種咄咄逼人的攻擊精神。這是在向我們叫板，我們就是要重建過去光榮時代軍隊那種令人望而生畏的精神，履行保衛祖國的神聖職責。
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國的安全形勢依然是很嚴峻的。一是美國發展導彈防御系統和遠程精確打擊手段，特別是太空武器化，成為整合作戰系統的制高點，它使我們的戰略威懾能力面臨被剝奪的挑戰。二是美日軍事同盟，加緊對我國進行戰略圍堵，妄圖把我軍封鎖在第一島鏈，讓我們出不去。三是支持台獨勢力，配合藏獨、東突獨，圖謀“肢解”中國。四是策動“顏色”革命，對中國進行徹底顛覆。美國在越南戰爭失敗後，裡根政府利用蘇聯的麻痺，制訂了加速蘇聯垮台的斃命戰略計劃，最終導致蘇聯解體。我們要百倍警惕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失敗後，對我國也會搞這樣的戰略計劃。中國的領土主權和統一大業一旦受到威脅，美國和日本是否介入，干涉到什麼程度，都既取決於外國的政策，更取決於我們軍事斗爭的准備程度和反擊決心與手段的有效性。以往的戰爭經驗和結論是，只有勝戰才可言戰，只有備戰、能戰、敢戰，才能達到不戰之戰或者戰而勝之的目的。
對話：
問：請問李將軍，南海是怎麼回事兒？因為我們從小開始學地理，知道南海一直是我們中國的領海。最近這幾年怎麼感覺南海一直斗爭得很激烈，具體請李將軍給介紹一下。
答：南海問題非常復雜，南海9條斷虛線，現在我們把它連上了，變成7條斷虛線了。我們一貫聲稱這是我們中國的領海，而且外國也承認。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法國侵占了越南，也曾經占領過南沙一些島，當時我國曾經進行過抗議。到二次大戰“雅爾塔協定”之後，中國派軍艦接收了南沙島，並在太平島立了界碑，當時全世界都承認它是中國的領土。越南當時派軍隊占領這些島礁的時候北約還抗議，說南越侵略了中國的南海島島礁。1987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要在南沙建立一個水文站，當時就給中國發函，所以中國就在永署礁建立了一個觀測站，這也說明聯合國當時也承認南沙是中國的領土。所以從這一系列事件可以證明，南沙是中國的，我們應該保衛南沙領土。
問：第一個問題是請您從戰略的角度分析一下，1月11日我們用一個中程導彈把衛星給打下來了，800公裡高的衛星。它的時機為什麼要選在這個時間？意味著什麼？第二個問題是，胡主席在軍隊視察的時候說，我們是一個海洋大國，要建航空母艦，那麼它的戰略意義在哪兒？
答：這兩個問題都太具挑戰性。發射的時機來說，我不知道。但是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所以美國人非常害怕。因為美國部署的所謂戰場透明化，它的軍事革命、網絡中心戰等，一切都依靠著這種定位系統，依靠衛星傳送，包括巡航導彈、愛國者導彈以及其他的各種系統。如果我們有了能夠截擊衛星的能力，那就意味著它的一切我們都可以摧毀，它的優勢也將喪失，起碼受到巨大威脅。所以美國對此反應極其強烈，超乎原來的預料。但是這是一個國家必須做的事情，不做就完全受他們控制。關於核武器也是這樣，我們國家宣布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這是國家政策。
但是除此之外，任何人、任何場合都沒有權利增加承諾。比如有人主張，中美之間就台海問題如果發生軍事沖突，能不能先就互不使用核武器達成協議？我說千萬別說這樣的話，這話就等於默認美國可以用常規武器介入了，相反，我們應該增加模糊性。就說中美核戰略互信的討論，究竟互信是目的還是手段？我說互信是手段，威懾才是目的。美國跟我們討論核戰略互信，目的是用它強大的核武器威懾我們，而我們是進行反威懾的，如果把互信當成目的，相信美國強大的核武器實力能夠一下把我們全給消滅了。如果美國也相信我們不論什麼條件下，都不敢使用核武器，那我們就吃虧了。所以戰略就是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才行。政府言論和專家言論可以分開一點。
航母這個問題看法不一，有的人主張要建，有的人主張不建。
問：我想問問李將軍，我們和日本現在在軍事上差在什麼地方？有時候老百姓會覺得，我們對日本的態度還可以再強硬一些，而這樣的強硬是不是要建立在軍事基礎上？那麼我們和他們在軍事上有哪些差距？謝謝！
答：日本是在地理上離我們最近，心理離我們最遠的一個國家。
現在日本在東海問題上和我們爭執得很厲害，提出一些無理的要求。我們是在它所主張的中間線的中國一側開展活動的，沿著大陸延伸線一直到沖繩海溝，那是我們的經濟區，這也是符合國際法規定的。但是日本反對，日本主張按海岸基線的中間線劃分，按日本的分法，春曉油田還是在我們的范圍內，可是這樣他們還說我們把它的油抽過來了，他們有損失，要求我們提供資料，這是很無理的要求。所以我覺得中日關系還是很復雜，但是現在有一點可以說明，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求他們的時候多，我們的技術、設備都得從日本進口。現在是他們求我們多，這是一個變化。日本經濟速度放慢，我們的經濟速度加快，中國加入世貿，日本不給我們技術，我們可以從別處獲得。我們利用這個形勢可以在邊境進行縱橫捭闔，況且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當初我就說，不要怕日本，商人都是追逐利益的，中國有這麼大的市場，誰怕誰？
第二，在軍事力量消長上，可以說前些年日本的海軍和空軍占了絕對優勢。F16戰斗機比我們的殲8戰機要好一個型號，但是我們的殲10上天了，和他們的F16戰斗機又是一個等級了，所以軍事力量在接近。當然，目前在海上力量上，日本的88艦隊、99艦隊比我們還是強一些。但是其實互有強弱，日本的水面艦艇比中國強，中國的水下艦艇比日本強，他們空軍力量比我們強，我們導彈比他們強。所以究竟誰怕誰，就看戰略博弈了。最關鍵的還是要發展自己的國力，只要我們國內穩定，只要經濟繼續發展，我們就有更多的錢投入到軍備建設上，我們是有這個能力逐漸超越日本的。
問：謝謝李將軍！我注意到今天晚上，首先是談要服從國家政治，把文化和價值觀提到國家戰略的一個高度。我想問的問題就是：第一，您認為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呢？第二，應該如何重建我們已經漸趨解體的核心價值觀？謝謝！
答：我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理想。社會主義現在處於低潮，甚至於在某些國家失敗了。但它絕不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的失敗，而是因為沒有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才失敗。所以說經過這陣低潮之後，人類社會的發展，還會走向這條道路。人類歷史不會終結於資本主義，人類歷史還會走向社會主義，這就是我的想法。
問：李中將今天精彩的演講讓我非常激動。我特別感興趣您是怎麼學習或者如何培養自己的戰略思維的能力？您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高度，我覺得今天開拓了思維，但是不知道怎麼去做到您這樣的境界。
答：利用一切時間學習和思考。我16歲出國作戰，都沒有完成高中學業，我認為這是我一生的遺憾，但是這也是我一生的目標。我臨走的時候校長跟我說，你打完仗再回來完成你的學業。可是打仗回來以後，我還是沒有完成學業。所以我總認為我是一個沒有完成學業的人，沒有權利做別的事情。所以我到現沒有打過一次撲克，沒下過一次棋，什麼玩兒的事情都不會。我鍛煉身體就是掄掃把，每天早晨打掃院子，干家務活，上樓下樓都跑步。甚至在前幾年，我腿上還帶著沙袋子跑樓上樓下。我夫人即使在樓下她也不開門，只要別人一打鈴，我必然從二樓跑下來開門。我認為那是一種樂趣和鍛煉。就算這樣我仍然覺得我老得太快，所以總覺得時間緊迫。我的建議就是利用一切時間學習、思考、充實。
（2007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