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到「洲際化」這個詞是在巴黎郊區一個偏僻的酒店所舉行的小型聚會上。那是在2008年5月下旬，全球物流運輸業的頂尖郵政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齊聚於此，對全球經濟的未來進行一次深刻的探討。
不確定性籠罩了整個會場。所有的與會者都非常焦慮。這個行業有一條經驗，托運量的減少就是經濟不景氣的預兆。當時全球運輸趨於停滯，這是首席執行官們在有生之年從未遇到過的。世界範圍內的購買力陡然下降，工廠的存貨卻在貨場、院子和港口堆積如山，彷彿全球經濟的引擎突然熄了火一樣。
我受國際郵政聯盟的邀請也參加了會議，並就歐洲議會最新的長期經濟構想和規劃發表演講。
我在演講中向與會者解釋了正如信息在互聯網上自由流動一樣，分散型可再生能源將會跨越國界、自由流動。數百萬人可以在自己家、工廠和辦公室或在附近區域自行發電，並在社區或地區間實現能源共享，每個人都將成為一個遍佈整個大陸的、沒有界限的綠色電力網絡中的節點。此外，我特別指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能源和通信媒體促使了國家市場和民族國家政府的形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能源、通信媒體和基礎結構將會超越地理的限制。在綠色能源所驅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各大洲將成為經濟生活的新舞台。而洲際性政治聯盟，如歐盟，將成為新型的治理模式。
在我的演講之後，TNT公司（前荷蘭郵政公司，現已完成私有化，是國際頂尖的物流公司之一）的首席執行官彼得·巴克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令我驚訝的是，他轉過身去，面對所有與會者說：「全球化正在消亡。」按照他的觀點，國際原油價格的大幅上漲使國際航運的成本越來越高，而政府對碳排放徵稅也將會提高物流的成本。他認為當前的經濟轉型就是由全球化轉向洲際化，商業和貿易的大部分增長是在洲際市場實現的。巴克強調物流行業的重心應該重新定位，放到洲際市場上。
如果巴克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商業和貿易從全球化到洲際化的定位調整，以及Wi-Fi這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物流基礎設施在各大洲的建設，都將加速洲際經濟和政治聯盟的形成。
此次會議的與會者都一致贊同歐盟建設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規劃。但當談及個人對未來發展的設想的時候，屋子裡卻不約而同地一片寂靜。
泛大陸的回歸
儘管近幾年來我不斷宣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傾向於洲際市場、洲際政治聯盟以及跨大洲的連接性，但直到最近才顯示出其明顯的空間意義。2009年6月的一個夜裡，我乘坐航班去往達喀爾。眺望窗外，我看到臭名昭著的格雷島上閃爍的燈光，在奴隸貿易時期格雷島是塞內加爾幾個奴隸集散地之一。達喀爾位於非洲大陸的最西端，也正是由於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它成了將奴隸運往美洲的罪惡航線的起點。
幾天之後，我同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的私人顧問穆斯塔法·恩迪亞耶在海灘上同進午餐，席間我們探討了在塞內加爾試驗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發展計劃、為西非的其他國家提供一種模板的可能性。每次我抬起頭來就會看見離海灘不遠的格雷島這座像征著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給非洲大陸和非洲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紀念碑。
當我們提到西非海岸獨一無二的特色時，我偶然間提到了非洲西海岸的海岸線和南美洲東部的海岸線的曲線十分吻合，這一點十分有趣，就像拼圖一樣。
很早之前科學家就懷疑在地球的初期，美洲與非洲同屬於一個大陸板塊，隨著地殼的運動才最終分離。在20世紀60年代，地質學家對板塊運動和大陸漂移理論探討得十分熱烈。科學家們達成的共識就是在2000萬年以前的中生代之前，地球上所有的大陸都屬於同一塊巨型大陸（地質學家稱之為「泛大陸」）。地質學家堅信，地殼板塊的運動使泛大陸開始分裂並漂移，最終形成了現在的分佈形態。而現在，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我們就將這些大陸整合成一塊單一的全球性大陸進行探討，這同時標誌著泛大陸的回歸。別著急，下面我將詳細解釋一下。
第三次工業革命同新興的洲際性市場和洲際治理聯盟一道開始在每一塊大陸傳播。歐盟是第一個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型的洲際性經濟體和政治聯盟。而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東盟、非盟和南美洲國家聯盟等洲際性聯盟已經出現。在北美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洲際聯盟的前身。儘管民族國家內部各級政府在21世紀不會消失，而且很可能會加強，但洲際聯盟仍為統一的洲際市場提供了一個進行政治仲裁的機構，並為新興的洲際性聯盟在地理上實現各大陸之間的相連提供了具體的規劃。此舉將可以為21世紀的全球貿易提供一個完美的地理空間。實際上，洲際化正在實現全球性單一大陸的回歸，即將出現第二個泛大陸，而這次「漂移」的實現卻是人類之功。
正如互聯網將全人類連接到一個分散、合作式的虛擬空間一樣，第三次工業革命將人類連接到一個與其平行的泛大陸政治空間之中。而這個政治空間是什麼樣的呢？作為洲際性市場和洲際治理焦點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具有扁平化的組織特徵和分散、合作式及網絡化的特點，洲際治理和全球治理也具有同樣的特徵。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礎結構是垂直的，組織形態是等級制和集中化的，因此單一世界政府的設想在邏輯上比較適用。當今世界的能源/通信基礎設施具有節點化、相互依賴和扁平化的特徵，單一世界政府的設想便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了。網絡通信、新能源和新興商業模式在全世界的發展，必將促進網絡化治理在洲際和全球的發展。
最近歐盟和非盟建立了夥伴關係，共同致力於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建設，這終將會使兩個大陸連接起來。以「沙漠技術」為例，此項目預計造價將達到數千萬美元，項目建成後可以通過連接非洲和歐洲的網絡，將撒哈拉地區利用太陽能和風能產生的電力輸送到歐洲。據估計到2050年，「沙漠技術」所輸送的電力將滿足歐洲15%的用電需求。
同時，西班牙和摩洛哥一直在就連接歐、非兩大洲的直布羅陀海峽隧道的可行性進行商討。正如連接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海峽隧道一樣，直布羅陀隧道一旦建成，將實現人員和貨物在歐、非兩大洲之間的自由流通，將兩大洲整合到一個物流網絡之中。
俄、美兩國就在白令海峽建設一條長64英里的隧道問題的磋商也在進行之中。計劃中的隧道項目將連接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總投資額預計將達100億~120億美元。該項目還包括一條連接歐亞大陸和美洲的高速鐵路，這將極大地促進商業、貿易和旅遊業的發展。此項目一旦建成，將會實現一個從倫敦到紐約延伸到全世界四分之三道路的陸地物流網絡。
就實施的角度而言，在歐洲、非洲、亞洲和美洲之間鋪設交換綠色電力的海底高壓電纜要比建設深海隧道容易得多。因此，我們可預見這一設想在不遠的未來就可以實現。相比之下，連接各大洲的海底隧道的完工時間要更久，政策分析家們預測隧道的完工可能要耗時20年以上。
那些對將大陸連接起來的想法不屑一顧的人，不妨回想一下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建成之前對它們的質疑。當時同樣面臨著技術和工程上的挑戰，更不要說巨額的成本，這些都引發了對它們的強烈質疑。但與建成後所帶來的巨大收益相比，所有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最終，人類成功修建了兩條運河。
貫通埃及、連接地中海和紅海的蘇伊士運河為歐亞提供了交通的便利，而無須繞道非洲的好望角。蘇伊士運河全長約101英里，1859年開始建設，耗時10年最終完成。一共約有150萬人參加了運河的建設，數千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19世紀80年代法國人最先開始了開鑿巴拿馬運河的嘗試，但隨即就放棄了。隨後美國人接管了運河工程，並最終完成。巴拿馬運河橫貫中北美洲，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使船隻免受穿行南美洲最南端的麥哲倫海峽之苦。美國於1904年開始修建巴拿馬運河，並在1914年完工，而巴拿馬運河的建成也奪去了5609名勞工的生命。
如今，從工程的角度而言，連接大陸的嘗試所面臨的挑戰依然十分巨大，但其所帶來的商業利益也是無窮的。除不可預見的因素外，在本世紀中葉之前，各大洲將會通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再度連接在一起，為統一的「泛大陸」的回歸鋪平了道路。跨大洲的、彼此連接的生存空間將使我們對空間重新定位。在一個日漸統一的全球社會中，人們開始將自己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地球有機體系中的一部分。
世界上第一個洲際性聯盟
對於「國家」這一概念—一個權力來源於市民的同意而非君權神授的現實統治權威，中世紀的學者很難理解。今天，雖然有歐盟的存在，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仍然很難想像成為洲際性聯盟的公民是什麼樣，成為一個橫跨大陸的政治家族中的一部分又是什麼感覺。雖然每個大陸都需要有一個政治聯盟進行管理的想法看似有點過時，然而排除某些不確定因素，這卻是社會未來的發展形態。政治分析家和記者們一直思考各種各樣的新型政治力量安排，如G20、G8、G2、金磚四國等，但卻對一個在全世界興起的、更加基礎的政治安排—洲際治理絕口不提，實在令人費解。
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僅催生了具有分散、合作思維的新一代政治領導人，同時也帶來了同樣具有分散、合作特徵的新型管理機制。歐盟就是世界上第一個洲際聯盟。歐盟誕生於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之後，其本身就是傳統地緣政治思想的產物。傳統的地緣政治思想認為主權國家為實現國家利益同時在市場和戰場上進行競爭，但是為了實現集體安全和經濟利益，主權國家向洲際性政治聯盟讓渡部分主權以實現在歐盟範圍內的合作。歐盟的誕生並未使國家利益消亡，但歐洲人越來越趨向於認同自己「歐洲人」的身份。
歐盟成立的初衷是為了實現能源共享。1951年簽訂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EuropeanCoalandSteelCommunityPact）是被大多數歐洲人尊稱為歐盟之父的讓·莫內的智慧結晶。莫內認為可以通過把德法兩國的煤炭、鋼鐵資源，特別是魯爾河和薩爾河沿岸的工業資源進行整合，來減輕德法兩國之間長期的經濟對立。1951年4月18日，由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六國參加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在巴黎簽訂。1957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個成員國簽署了《羅馬條約》，繼續擴大合作的範圍，決定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同時，六國還建立了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對核能進行合作開發。
現在，歐盟已經擁有了27個成員國，總人口達到了5億，包括西至愛爾蘭海、東至俄羅斯的廣闊地區。
如今，歐盟已經走過了50年的歲月，能源再次成為下一階段歐洲大陸發展的中心議程。歐盟是潛在的世界最大內部市場，本身就擁有5億消費者，而其從地中海到北非的相關夥伴地區還存在另外5億消費者的潛力，但就目前而言，歐盟尚未形成統一的單一市場。
第三次工業革命為分散式的洲際性能源和通信結構的實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這必將建立一個完美的經濟空間，所以歐盟及其夥伴地區所擁有的10億人口可以輕鬆、有效地進行商業和貿易，發展綠色可持續經濟，歐洲也因此將會在2050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這正是歐盟未竟的事業所在。
亞洲、非洲和南美洲國家已經追隨歐盟的腳步，開始形成本大洲的洲際性聯盟。它們具有與歐盟相同的目標—創造統一市場。此外，同歐盟一樣，這些大洲也開始了將分散式的互聯網通信媒體同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結合起來的嘗試，力圖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經濟模式奠定基礎—擁有適於洲際商業和貿易發展的完全整合的電力網絡、通信網絡和交通系統。一個貫穿整個大陸的分散、合作式能源/通信基礎設施必將帶動洲際治理的發展。
東盟
上述進程在亞洲已經開始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文萊、緬甸、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共10個東南亞國家組成的東盟就是這一進程的產物。而中、日、韓三國則同東盟保持了緊密的聯繫，形成了東盟「10+3」機制。
東盟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67年。1967年，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四國發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東盟成立的初衷是為了「以平等與合作精神，共同努力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2003年，東盟成員國一致同意建立類似於歐盟的東盟共同體。2007年，東盟成員國在菲律賓的宿務島召開峰會，在東盟發展的歷史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會議發表了《宿務宣言》，重申在2015年之前完成東盟經濟共同體的建設。東盟共同體包括東盟經濟共同體、東盟安全共同體和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三部分。
2008年，《東盟憲章》正式生效，就東盟發展的目標、原則、地位以及框架等作出了明確規定，並為加快洲際性共同體的建設提供了組織基礎。
此外，在2007年的東盟宿務峰會上，東盟成員國的領導人還簽署了《東亞能源安全宿務宣言》，為洲際性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亞洲大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東盟的區域夥伴國家，如東南亞的中國和印度，以及太平洋國家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在宣言上簽了字。
與會領導人認識到「全球化石能源儲量有限，世界石油價格起伏不定，環境和衛生狀況正在惡化」。有鑒於此，東盟國家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不破壞環境或加劇全球變暖的情況下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推動經濟發展，東盟國家需要大規模發展清潔能源。實現可再生能源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快速發展則需要成員國的共同努力。
此外，會議各方一致同意「減少對傳統能源的依賴……降低成本，並通過創新融資機制提高可再生和可替代能源的效能」，以及「通過對東盟電力網和跨東盟天然氣管道等本地區能源基礎設施的投資，確保獲得穩定的能源供應」。
《東亞能源安全宿務宣言》的最後一部分—創建東盟電力網，對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洲際性經濟的轉變和東盟洲際治理空間的鞏固具有關鍵性的作用。一直宣揚「10個國家，一個集體」的東盟已經為該地區制訂了長期綜合能源規劃和最初的五年計劃—《東盟能源合作行動規劃（2010~2015）》。此項計劃的重點就是東盟電網的建設，即2004年東盟成員國首腦簽署的「11大骨幹計劃」，目標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東南亞電網」。
在東南亞大陸建立一個統一的電力網絡，為統一市場和洲際政治聯盟的創立提供了一個中樞神經系統。目前，已經有4項互聯電網工程正在建設之中，還有11項處於規劃階段，金額總計約59億美元。
東盟十分瞭解實現可再生能源轉型的重要性和綜合性洲際電網在東盟共同體建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東盟國家曾明確表示：「正視東盟國家原有的、獨立的能源政策與規劃的局限，發展相互依賴、跨越國境、著眼未來的能源產業，以滿足更大程度上的經濟整合的政策需求。」而東盟國家建立統一市場和洲際政治聯盟的速度最終將取決於連接本地區的綠色智能網絡的建設情況。
儘管東盟共同體很快由願景變為政治現實，但談及建立一個洲際聯盟，還有很多問題尚待解決。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存在。中國有13億人口，而且已經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引擎。如果東盟成為一個單一政治共同體，中國是否還願意作為旁觀者發揮夥伴的作用？一個總人口有6.05億的東南亞政治聯盟，雖然人口規模只是中國的一半，但仍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一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從夥伴國變成東盟的正式成員，將會給東盟帶來巨大的經濟動力和3000萬人口，屆時東盟將成為中國在該地區的一個強大的競爭者。
如果印度這一擁有12億人口的另一個迅速發展的亞洲巨人成為東盟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同樣也將超越其他所有成員國，成為這場政治遊戲的主導者。
歐盟建立單一、洲際性政治空間的努力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主導整個政治進程。雖然德國是歐盟中最強大的國家，並充當了歐盟的經濟引擎的角色，但它的實力還不足以令其一覽眾山小。
歐盟共同體擴張的步伐在俄羅斯那裡停滯下來。這一現實並不意味著俄羅斯不能無可辯駁地宣稱其半歐半亞國家的特殊地位，或者俄羅斯應該包括在歐盟之中。然而，到目前為止，俄羅斯很享受其歐盟特殊夥伴的位置，有少數觀察家宣稱在不遠的將來情況將有所改觀。
我有一次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共進晚餐的時候提到了俄羅斯加入歐盟這一話題。他認為俄羅斯太大了，因此難以適應歐盟，但俄羅斯可以同歐盟保持一個更親密的夥伴關係，甚至可以併入一個統一的電力、通信和交通網絡中，在事實上成為單一市場的一部分而不是單一的政治空間。
在亞洲，中國和印度的情況也是如此。與印度相比，中國政府的集中式管理體制決定了中國很難加入分散、合作式的夥伴關係，而這正是洲際性政治聯盟的本質特徵。另一方面，由於自身更加分散、民主的權力結構，印度更有可能同東盟形成更加親密的夥伴關係，甚至成為東盟一員。新一代的中國人可能更適應分散、合作式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組織結構，並很有可能在短時期內改變遊戲的進程，但具體結果在洲際化的初期很難預料。
還有一點我必須提及，這與在每個洲建立洲際性聯盟都密切相關。那就是地區和區域所表現出來的日益增長的力量已經不再受國界的束縛。
當歐盟第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的時候，其給政治力量帶來的影響是難以預料的。當時唯一的爭論就是歐洲共同體到底是一個共同市場還是聯邦國家。英國傾向於前者，希望可以在加入統一市場享受經濟收益的同時保持主權的完整。而法國則傾向於一個更加集權的結構，希望在讓渡部分主權的情況下主導（至少影響）歐盟的發展。事實上，歐盟的發展沿著兩條線並行，最終介於兩者之間，超出了單一的統一市場而尚未達到高度集權的聯邦國家。歐盟治理更多地依靠民族國家、地區和城市組成的分散式網絡，沒有一個單一的力量可以決定聯盟的未來，所有的行為體都必須共同努力才能就目標達成共識。
統一市場的形成和邊界開放的洲際治理使地區可以超越本國的政府同其他地區直接建立商業關係，這些地區可能是近在咫尺卻分屬兩個國家，或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卻咫尺天涯。
歐盟的經驗就是當民族國家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市場、邊界開放的政治共同體之後，商業和政治聯繫就會趨於扁平化，並跨越原有的國界，形成一個節點式、網絡狀的權力結構，而不是傳統的集權層級結構。彼此相鄰卻分屬兩個國家的歐盟地區之間的商業夥伴關係則越發緊密，其程度經常會超過同本國政府或本國其他較遠地區的聯繫。
由於自身扁平化的定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通信/能源模式在沒有邊界限制的開放空間中自由地發展。這意味著一旦東盟聯盟成為現實，邊界開放將使相鄰的地區互動更加頻繁，並共同建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基礎設施，正如Wi-Fi通信在地區間發展並通過廣闊、互聯的網絡覆蓋所有的大陸一樣。
如果簽署了《東亞能源安全宿務宣言》的中國和印度可以開放邊界，允許分屬不同國家的相鄰地區實現連接並建設第三次工業革命共享網絡，快速發展的網絡將極大削弱兩國政府固有的在本國範圍之內控制發電和電力分配的主權。這必將從根本上改變權力的構成，正如之前在歐洲所發生的一樣。
如果想在21世紀世界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中國和印度除了加入洲際性聯盟之外別無選擇。目前，兩國都致力於第三次工業革命所需科技的發展。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很可能取代歐盟在某些特定技術領域中的領先地位。中國已經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產業單獨立項並著手建設。所以儘管中國可能很快會成為可再生能源科技的領導者，並已經開始建設零排放和綠色能源建築、發展氫存儲和其他存儲技術、建設智能電網、生產插電式或電池動力交通工具，但它不會完全理解所有項目連接在一起形成一個單一互動系統給社會帶來的強烈衝擊。這些項目需要一個扁平化、開放式共享的洲際性政治空間以實現發展、擴張和經濟潛力的最大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很可能結束相關軟硬件的開發，而沿用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形式。
非洲聯盟
2002年，代表了十多億人口的非洲54個國家的領導人齊聚南非，建立了旨在「推動非洲大陸政治和社會經濟整合」的非洲聯盟。但是由於官僚主義的作風，非盟的具體工作實質上陷於停頓之中。直到2008年，非盟和歐盟建立了非歐能源夥伴關係。此夥伴關係的目的在於推動可再生能源在非洲的發展，並為非洲創設一個電力管理規劃，將10億非洲人民納入統一電力網絡之中。
非洲是世界上電力基礎設施最不發達的大洲。在撒哈拉以南地區，70%的人口還沒有用上電，其餘很多人的電力供應也是時斷時續。事實上，非洲很多地區甚至連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都沒有。因此，不少政治分析家認為非洲能夠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跳躍式」發展而無須考慮從第二次工業革命轉型的高昂費用和陣痛。也正是基於此，歐盟的領導人向非洲提供了3.76億美元的援助，進行77項工程的建設，其中大部分用於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電力網絡的擴張。此外，歐盟還保證在未來向非洲再提供5.88億美元進行更多的項目建設。
非歐能源夥伴關係設定了兩個近期目標：首先，至少再為1000萬非洲人提供現代的、可持續的能源服務；其次，為了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非洲的利用，將會在非洲大陸新建一萬兆瓦的水力發電設施、5000兆瓦的風力發電設施和500兆瓦其他形式的新能源發電設施。同東盟一樣，非盟越發意識到分散、合作型可再生能源機制的發展需要網絡型的洲際治理作為政治基礎。
然而，非洲仍面臨一個重要問題。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很大一部分尚未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缺少發展相關產業的技術專家和專業技能。這也正是歐非夥伴關係將非洲相關教育和專家的培養同資本提供及技術轉移並重的原因。在歐非兩大洲之間建立緊密合作的夥伴關係可以使非洲發展自己的產業並為非洲培訓出一支可以建設、管理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專業技術隊伍。同時非歐雙方也希望通過建立一個覆蓋整個非洲大陸的綠色電網的合作能源機制，開啟「非歐工業貿易和商業合作的新篇章」，促進非洲統一市場的形成。
非歐能源夥伴關係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與讚揚。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持者認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是以化石能源為基礎，而化石能源只在特定的地區出產，需要巨額的軍事投資和地緣政治操作才能獲得，這所有的一切都更符合發達國家的利益。可再生能源則不同，它是隨處可見的，在非洲發展中國家尤為豐富。可再生能源的分佈極為廣泛，因此第三次工業革命可以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開展。非洲已經開始開發其可再生能源的潛力。能源專家認為太陽能、風能、水力資源、地熱和生物能足以滿足任何一個大洲的能源需求，甚至還綽綽有餘。問題的關鍵是要為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提供一個合適的溫床，即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援助、技術轉移和培訓計劃，這也是非歐夥伴關係的主要內容。
雖然採取了上述努力，但仍有人質疑這些合作是一種新型的「生態殖民主義」。他們認為撒哈拉地區的「沙漠技術」項目就是新型生態殖民主義的預兆。
歐洲的一些大型財政機構和能源公司正在開展一項在北部非洲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電廠和風力發電廠，並將可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力回輸至歐盟的計劃，也就是所謂的「沙漠技術」項目。正如前文所述，此項計劃的目標是到2050年，「沙漠技術」所回輸的電力將滿足歐洲15%的用電需求。
在那些集中發電並統一出口的鼓吹者與利用本地的可再生能源進行發電並通過分散式智能網絡實現區域共享的支持者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而這場辯論與美國所發生的關於究竟應該在西部地區集中利用風能和太陽能發電並通過超級高壓電網輸送到東部，還是所有地區都利用本地的可再生能源並通過分散式的國家級智能網絡共享的爭論有些類似。
「沙漠技術」項目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在北部非洲進行大規模投資發展發電和電力傳輸產業，將帶動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實現知識和技術的轉移」。非洲的一些官員也對此持贊同態度。非盟委員會基礎設施能源委員會主任阿布巴卡裡·巴巴·穆薩將「沙漠技術」視為一個雙贏的項目。「在非洲，我們不缺少太陽能，我們也不缺少土地，而這些正是歐洲人所沒有的。」巴巴·穆薩希望可以在南部非洲的喀拉哈里沙漠和東部非洲的歐加登沙漠開展類似的項目。他還讓那些批評家「多想想可以創造多少個工作崗位和發多少電」。
另外一些人的態度則更加保守。他們質疑這些所謂的工作崗位只是臨時的體力勞動，而大部分具體實施建設與管理的專業人員都來自歐洲。已故的赫爾曼·謝爾（世界可再生能源協會主席、德國議員）認為如此遠距離進行太陽能傳輸是不切實際的，完全是在浪費錢，相反，非洲應該專注於在本地區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綠色和平組織也加入到這場爭論之中。綠色和平組織的國際可再生能源委員會主任斯文·特斯克雖然對「沙漠技術」項目表示支持，但認為必須同時發展非洲大陸的本地可再生能源電力項目。
關於可再生能源發電究竟應該採用何種管理方式的爭論愈演愈烈。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反對在特定區域進行集中的太陽能、風力、水力、地熱和生物能發電，但是這些只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所需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一小部分。可再生能源在本質上就具有分散性的特徵，新型的分散式的通信技術為可再生能源的本地生產、存儲和通過智能電力網絡在整個大洲範圍內進行分配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與傳統的集中型管理方式相比，對可再生能源實行分散式管理可以大幅提高利用效率並降低成本。
扁平化能源已經開始改變發展中國家。電力現在已經可以到達非洲的偏遠地區，而在此之前那裡是集中型電網的盲區。移動電話的引進已經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事實上，數百萬非洲農村家庭在一夜之間就通過賣牲畜或多餘的糧食湊夠了買手機的錢。所購買的手機用於商業活動和私人通信的比例差不多。在非洲農村，由於遠離城市的金融機構，人們越來越依賴手機進行小額資金的拆借。可問題在於，如果電力網絡不能覆蓋更多的地區，這些用手機的人很可能不得不走很遠，到有電的鎮上給手機充電。
伊麗莎白·羅森塔爾就曾經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描述了一個肯尼亞的農村婦女每週不得不走上兩英里然後再打一輛摩的，花三個小時到鎮上花30美分給自己手機充電的故事。而最近，她家通過賣家畜籌集80美元買了一個太陽能發電系統。一塊太陽能板所發的電不僅可以滿足其為手機充電的需求，還可以為全家提供照明。當然，這些數據可能有些籠統，但非洲現在已經掀起了一場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熱潮，分析家預計有數百萬非洲人已經進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潮之中。非洲大陸上所發生的一切表明普通非洲家庭實現了從沒有電直接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歷史性跨越。
除太陽能之外，很多微型綠色能源發電技術也出現在非洲大陸，包括利用牛糞發電的小型沼氣池、利用稻殼發電的迷你發電站和利用當地水力資源發電的小型水電站等。但是，可以讓這些發電站在整個地區實現能源共享的分散式智能網絡尚未出現。此目標只有在數百萬家庭實現了利用身邊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之後才能實現，而這一過程也反映了世界最不發達地區能源民主化的過程。
南美聯盟
南美聯盟在洲際化的道路上起步較晚。南美地區兩個早期的區域集團，即1969年由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秘魯成立的安第斯共同體和1991年由巴西、巴拉圭、烏拉圭和阿根廷組成的南方共同市場，設立的初衷都是為了創造一個自由貿易區。
2008年5月，南美12國元首在巴西利亞簽署《南美國家聯盟組織條約》，宣告南美聯盟正式成立。南美聯盟在保留南美地區原有的兩個區域共同體所有成員的基礎上，吸納了圭亞那、蘇裡南和委內瑞拉，總面積達到了654.5萬平方英里，總人口達到了3.88億，國內生產總值總計達4萬億美元之多。新成立的南美聯盟將執行共同的防務政策。2010年，南美聯盟任命阿根廷前總統基什內爾擔任聯盟首任秘書長，但不久後，基什內爾不幸病逝。聯盟現任秘書長是哥倫比亞前外長瑪麗亞·梅希亞。各成員國一致同意建立南美議會、發放統一護照、發行統一貨幣並爭取在2014年形成一個統一市場。
南美聯盟將能源條約的創建作為首要工作之一，並向成員國承諾建立一個能源和電力共享的洲際性基礎設施。成立於2007年4月、擁有12個成員國的南美能源委員會也被併入南美聯盟之中，成為其下屬機構，負責南美能源戰略的制定。該委員會將南美洲豐富的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置於首位，「可再生能源在實現能源結構的多樣化、確保能源安全、促進能源普及和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很多南美國家在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進展緩慢。但南美最大的經濟體巴西在這方面卻是先行者。其電力的86%來自水力發電，而交通用的每升汽油中就含有20%~25%本國生產的乙醇。水力發電和植物加工而成的燃料乙醇的比率非常高，使巴西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可再生能源經濟體之一。
然而巴西對可再生能源的偏好很可能發生改變。近年來巴西在其附近海域發現了大量的石油資源，使其成為世界上的主要石油生產國之一（名列第十二位）。這就給巴西的能源政策提出了新的問題，是繼續堅持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方向還是退回石油文化的老路。
巴西的另外一個未知數就是其未來的水力發電能力。雖然水資源是一種可再生資源，但是全球變暖給地球的水文循環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引發了更多的洪水和乾旱。作為巴西水力發電主要來源的亞馬孫河，正位於氣候變化所引發的旱區之一。2001年，巴西遭遇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旱災，極大地影響了其水力發電的能力，使整個國家的電力網絡一整年都陷入電力短缺之中。
未來可能發生的更為嚴重的乾旱同樣將對甘蔗的生產影響巨大，甘蔗減產可能造成乙醇價格的大幅上漲。此外，雖然巴西可利用的太陽能總量豐富，但巴西政府並未著手開發，對能源結構的缺陷進行糾正。
另一個有趣的案例是委內瑞拉。委內瑞拉盛產石油，是世界上第九大石油輸出國。烏戈·查韋斯利用石油收益一方面在地緣政治的舞台上大肆宣揚其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在國內進行「21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嘗試。鑒於石油收益占委內瑞拉國內生產總值30%的事實，我們很容易就斷定查韋斯並不情願進行可再生能源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變。然而，世事無常，政治行為和政策選擇並非如我們所預測的那麼簡單。
2006年9月17日，我和我妻子像往常一樣坐下來準備一邊吃早餐一邊翻閱《紐約時報》。我驚奇地發現《理念與趨勢》專欄花了一整版的篇幅介紹烏戈·查韋斯喜歡的書籍。我之所以對這篇文章感興趣是因為可以借此探究那位反覆無常的領導人的內心深處，把握其思考的方式。我仔細審閱了查韋斯長期以來最喜歡閱讀的書單，有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邁克爾·摩爾的《夥計，哪裡是我的國家？》、弗裡喬夫·卡普拉的《轉折點》、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的《為什麼經濟學是騙人的》和拙作《氫經濟》。對於拙作位列其中，我不禁大吃一驚。我與查韋斯先生素未謀面，甚至不曾通信。於是我開始仔細閱讀此文，試圖發現一些為什麼查韋斯對這本書感興趣的蛛絲馬跡，畢竟此書的全部內容都是關於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石油經濟日薄西山。終於我在文中發現，查韋斯提到是古巴人民革命委員會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羅向他推薦的這本書（我與卡斯特羅也素不相識）。
這篇文章還寫道，2006年7月查韋斯對伊朗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曾發表一次演講提醒伊朗人民要為石油經濟之後的全新經濟未來作好準備。而在演講中，查韋斯特意提到了《氫經濟》這本書，並說：「此書是基於一個不久就要成為現實的假設……石油總有用完的一天。」而中東石油經濟的老手實際上並不需要一個美國人告訴他們那些對他們來說早就耳熟能詳的事實。據說在中東有這樣一句話：「爺爺騎駱駝，父親開汽車，我坐飛機，我的孫子又得騎駱駝。」
毫無疑問，中東和北部非洲的沙漠地區可利用的太陽能總量是世界上最豐富的，甚至要比地下可開採的石油儲量還要多。世界上第五大石油生產國阿聯酋已經開始著手準備後石油時代的到來。阿布扎比投資數十億美元正在建設一個全新的城市，新城市名為「馬斯達爾」，它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後碳經濟城市，完全依靠太陽能、風力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它同樣是一座第三次工業革命之城，是將在未來遍佈全球的數千個這種城市的先行者，而這樣的城市將會像網絡中的節點一樣，彼此連接，最後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分散式網絡。2009年我曾訪問馬斯達爾，親眼目睹了建築師和工人們修建第一幢建築的情景。那幢建築的結構同我以前所見的都大不相同。整體設計、建築材料和外觀都像是從科幻電影中出來的。它讓人激動得透不過氣來。
那麼，從查韋斯的演講中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那就是現在就要開始向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形態轉變，不要等到石油耗盡的那一天，那就太遲了。
2002年的夏天我曾經從另外一個我意想不到的人口中聽到過同樣的話，那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的首席執行官。當時，我和妻子正在墨西哥的洛斯卡布斯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在大會進行小組討論的時候，我同勞爾·穆尼奧斯·萊奧什分在同一小組，萊奧什是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總裁。當時，墨西哥是世界上第五大原油生產國。而我剛剛就石油峰值的到來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呼籲各國政府領導人為後碳經濟的轉型作好準備。我原以為穆尼奧斯對我的觀點會持有異議，並作出更樂觀的預測。結果恰恰相反，他告訴小組成員根據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進行的內部研究，墨西哥的石油產量將在2010年左右達到峰值。所有人都十分震驚，一時間安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得見。一個墨西哥的商業領袖從台下站了起來，問道：「鑒於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的收益在墨西哥國內生產總值和政府財政收入中佔有很大的比重，石油峰值對墨西哥來說意味著什麼？」
穆尼奧斯的回答十分謹慎。他說他贊同我關於墨西哥乃至整個世界都應該立即著手為一個嶄新的可再生能源時代進行規劃。而對於墨西哥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運用相當大的一部分石油收益進行可再生能源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他同時提醒與會者墨西哥擁有豐富的可再生資源，全年日照時數很長，而且幾乎整個海岸都有風力可以利用。
一年後，我應墨西哥聯邦政府能源部之邀造訪墨西哥，就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向可再生能源轉型和投資太陽能的前景進行探討。就我當時所掌握的情況來看，此次會議並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成果。而穆尼奧斯隨後也離開了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實際上，任何一個石油輸出國或進口國，都應該好好聽一聽穆尼奧斯的先見之言。對於第二次工業革命來說，時日已經無多，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迫在眉睫。
我不禁想到了美國。美國曾經是世界上頂尖的石油大國，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石油生產達到了頂峰，從那時起，美國越來越依賴石油進口來維持自己的經濟。正如穆尼奧斯和查韋斯一樣，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在30年前也試圖警告美國人民需要尋找新能源來替代石油。
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那些最黑暗的日子裡，伊朗革命所帶來的混亂使伊朗所有的油田突然停產，嚴重的石油短缺使汽車在加油站旁邊排起了長隊，甚至延伸到好幾個街區。而這一幕似曾相識，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中也是如此。所有美國人都憤怒無比，並試圖為這個看起來超出其能力之外的問題尋找解決辦法。為了安撫民眾的情緒，卡特總統發表了其總統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講，儘管當時並未受到認可，並一度成為政治權威口中的笑料。
白宮將這次演講命名為「信心的危機」，而媒體則稱之為「委靡演講」。寫到此處，在30多年之後，我不禁為演講的預見性所折服。卡特意識到我們將越來越依靠外國的石油資源，而石油價格在數十年內不斷攀升。他說，石油危機代表了一系列事件的頂峰，這些事件在過去25年中已經開始侵蝕美國人民對一個更美好的明天的信仰，而那正是美國夢的核心。肯尼迪總統及其胞弟羅伯特·肯尼迪的遇刺、馬丁·路德·金的不幸、深陷泥潭並在美國國內造成嚴重分歧的越南戰爭、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高漲的失業率和工資水平的不斷下跌，這一切正在肢解美國的靈魂，造成了一種「信心的危機」。加油站旁排起的長隊、汽油和其他石油產品不斷上漲的價格則使危機更加惡化，將美國由一個希望之國變成了失望之地。
卡特總統號召美國人民同他一道致力於能源自立的改革，使美國重回正軌並在未來重拾信心：「能源問題是檢驗我們是否可以團結一心的試金石，同時也是我們集結的旗幟。在能源的戰場上，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國家贏得新的信心，我們也可以重新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
卡特總統率先垂范，在白宮的屋頂安裝了太陽能，並在其住所安裝了火爐。他提出很多大膽的舉措如建立石油儲備、發展可替代能源，力爭在10年之內將對外國石油的依賴程度減少一半。他還提議立法建立一個太陽能銀行，幫助美國「實現到2000年電力的20%來自太陽能發電的關鍵性目標」。此外，卡特號召美國人調低空調的溫度、合夥使用汽車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他還提議建立一個類似「二戰」時期的戰時生產委員會的能源委員會對國家進行動員和監督，以贏得這場能源獨立戰爭的勝利。
然而隨著世界原油價格的回落，美國商業組織和公眾喪失了變革的興趣。卡特的繼任者羅納德·裡根更是拆除了白宮的太陽能熱水器和火爐。美國人又回到了從前，甚至買更大排量的汽車、使用更多的能源，過著一種消費驅動的、浪費的生活。
雖然隨著時間的流逝，卡特的警告在公眾的印象中逐漸退去，但全球經濟發生的巨大變化為北美洲際化的嘗試奠定了基礎，能源再一次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秘密的北美聯盟
1990~1991年的經濟衰退使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恢復經濟增長上來。在華盛頓，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將全球化、消除貿易壁壘和自由貿易視為發展國內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的良方。布什總統更是以身作則，通過協商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儘管有些觀察家質疑這一協定的簽署是否意味著建立北美政治聯盟的嘗試，但布什總統強調三國簽署此項協定的目的並不在於建立一個類似於歐盟的政治同盟。相反，在互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北美自由貿易區才是協定的真正目的。
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的那一刻起，能源就是考慮的重點之一，但重點集中在傳統能源之上，如煤炭、石油、天然氣和鈾等，這也是美國的關注點所在。加拿大是世界第六大石油生產國，墨西哥是世界第七大石油生產國，美國正位於加、墨兩國之間。鑒於這樣的地理優勢，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急於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作為確保自身能源安全的工具了。
有一小部分美國公民甚至意識到了加拿大是美國石油和成品油的最大供應商，占美國石油進口量的20%。加拿大的石油儲備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沙特阿拉伯。美國天然氣進口的90%來自加拿大，占美國天然氣消耗量的15%。加拿大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高等級鈾礦床，鈾產量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加拿大的鈾產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美國核電站所使用的鈾有三分之一來自加拿大。此外，美國和加拿大的電網是並網運行。所有的一切都使加拿大這個北方鄰國成為美國經濟健康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我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越來越多的加拿大人質疑《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究竟是使加拿大成為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還是變成利於美國經濟發展的附庸。相當一部分加拿大人強烈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強化，認為加拿大已經被納入美國經濟當中，而在此過程中，加拿大也喪失了自己的主權。此外，加拿大人還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所內嵌的美國的主導意識形態表示擔憂，美國的意識形態經常同加拿大的文化和社會價值背道而馳。他們擔心所謂的新「大陸主義」只是為了消除北緯49度邊界的借口。簡而言之，他們懷疑所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只是高科技美國在21世紀掠奪加拿大資源、對加拿大人進行洗腦的新殖民主義工具。
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洲際主義持反對態度的人還擔心加拿大對美國出口的依賴（美國是加拿大最大的出口國，目前對美出口額占加拿大總出口額的73%），會使加拿大最後被迫接受美國強加的經濟和政治條款。這也是加拿大國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批評者堅持實行促進國內市場和海外貿易發展的貿易、投資和財政政策，進行改革以保護加拿大的工業免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戕害，以及採取措施消除加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的原因。
當公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利弊上時，另一種政治調整卻在過去的20年中悄然進行，並極有可能重畫北美地區的政治地圖。加拿大前外長羅伊德·艾克斯沃斯評論說20世紀90年代見證了一個跨地區、跨邊界的國際網絡的誕生。在美國，由於州權的傳統，各州可以很大限度地自由決定本州的經濟安排。1999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長邁克·哈里斯在一篇對與之接壤的美國各州州長發表的講話中稱：「我們將你們視為強大的同盟者，同你們的關係甚至比同加拿大很多地區的關係更為緊密，我們之間保持良好關係的重大意義可能加拿大政府都無法想像。」跨國商業關係已經發展了數十年之久。
伴隨著緊密的商業聯繫的發展，隨之而來的是更為密切的政治聯繫。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到處可見的由美國州長和加拿大省長所組成的區域性聯盟促進並整合了雙方的商業和環境工作。事實上，美國東北部地區、上中西部地區和太平洋沿岸地區各州同加拿大各省的政治整合在很多方面已經開始令雙方同本國政府的政治關係黯然失色。
成立於1973年的新英格蘭州長和東加拿大省長聯合會議一直在堅定地沿著跨國地區性合作的道路前行。新英格蘭州長和東加拿大省長聯合會議由美國的六個州和加拿大的五個省組成，它們分別是美國的康涅狄格州、緬因州、馬薩諸塞州、新罕布什爾州、佛蒙特州、羅得島州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紐芬蘭省、新斯科捨省、新不倫瑞克省和愛德華王子島省。相關地區的州長和省長們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商討關係到雙方共同利益的事項。在行政首腦年會的間隔期間，新英格蘭州長和東加拿大省長聯合會議會召集相關地區的官員開會，就政策實施、專題討論和對地區有影響的事務進行研究並提交報告。會議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地區間經濟聯繫的擴展、能源交換的促進、環境事務和可持續發展的極大推動以及在交通、森林管理、旅遊、小型農業和漁業等領域政策和項目的協調等」。
與新英格蘭州長和東加拿大省長聯合會議類似的另一個跨國政治區域是太平洋西北地區，包括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亞伯達省、育空地區和美國的阿拉斯加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愛達荷州、蒙大拿州。成立於1991年的太平洋西北區經濟協會的使命是「促進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提高本地區所有居民的生活水平」。
同東部的組織類似，太平洋西北區經濟協會也致力於本區域農業、環境技術、林業生產、政府採購、資源回收、電信、旅遊、貿易、金融、交通等領域的合作。太平洋西北區經濟協會的下屬委員會正在制定一個區域性的能源戰略，重點在於培育可持續發展的最優方法和為本地區各州、省探索降低日益高漲的衛生保健開支、鞏固邊境安全、拓展外國投資及提升勞動技能的信息共享探索新的路徑。
以上跨國政治集團的形成為北美治理展開了新的篇章。相關的加拿大各省和美國各州都將最強大的資產投入夥伴關係之中。加拿大豐富的可再生能源儲備為跨國政治區域的半自治性提供了能源保障。加拿大也為區域合作提供了高素質的勞動力和相對低廉的生產成本。例如，美國僱主可以通過在加拿大設廠或將工作轉包給加拿大公司來減少衛生保健的相關費用，因為在加拿大，工人享有國家衛生保障。
美國鄰近邊境的各州擁有數所世界上頂尖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可以為萌芽中的洲內跨國區域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持，促進經濟的發展。
北美洲出現的跨國區域夥伴關係同歐盟內部的區域夥伴關係相似。當民族國家開始放鬆邊界對商業和貿易的限制的時候，此類夥伴關係就會在各個大洲產生，形成大型的商業貿易區，甚至成熟的洲際政治聯盟。
正如本章之前所提到的，洲際化超越了國家主權，使跨國區域超越地理邊界的限制，以全新的方式聯繫起來，不僅可以為本區域創造新的經濟機會，甚至還可以培養新的文化和政治認同。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能沒有比申辦奧運會更能考驗人們對國家的忠誠度的了。但是當溫哥華申辦2010年冬季奧運會的時候，太平洋西北區經濟協會中的每一個美國成員州都對其表示了支持，這在美國其他地區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事實上，洲際化的進程無處不在，大洲內各區域彼此相連，形成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綠色基礎設施。正如化石能源傾向於集中式的層級管理體制一樣，總體而言，最適合可再生能源的管理體制就是在相鄰的區域實現本地化生產和扁平式共享。
在太平洋西北區經濟合作區中，加利福尼亞的太平洋煤氣電力公司、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輸電公司與阿維斯塔公共事業公司合作鋪設了一條從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東北部延伸至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1000英里長的輸電線，輸送能力可達3000兆瓦。這條輸電線路可以實現覆蓋區域的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入網。而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相當一部分來自風力、生物能、水力和地熱資源豐富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將太平洋西北地區視為一個政治概念似乎不是那麼令人高興。但事實上，早在邊界產生之前該區域就擁有共同的歷史，這些記憶在生活在該地區的人們的腦海中無法抹去。生活在美國西北地區的人將自己視為卡斯卡底地區的一分子，此事並不奇怪。卡斯卡底是一個半虛構的地區，包括阿拉斯加州、育空地區、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亞伯達省、華盛頓州、俄勒岡州、蒙大拿州和愛達荷州。這一區域的劃分是以地形學為依據，整個區域擁有相同的歷史發展進程，包括共有的生態系統、原住居民的遷移模式和歐洲人定居過程等。托馬斯·傑斐遜曾將《路易斯安那購買條約》屬地以西的這一地區視為一個潛在的獨立國家。
卡斯卡底這一設想在很多烏托邦式的幻想者腦中根深蒂固，已經成為很多人的社會常識的一部分。如果把加利福尼亞州包括進來（加利福尼亞北部的很多居民都將自己視為卡斯卡底地區的一員），那麼整個地區將有6000萬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可達兩萬億美元，這與中國經濟的規模相當。
太平洋西北地區經濟合作體已經包括了卡斯卡底地區的很大一部分，該地區很多政黨的領導人都沒有忽視這一事實。2007年，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省長科林·坎貝爾在討論該地區的經濟和社會潛力時，突然說：「我認為卡斯卡底地區具有與生俱來的強大吸引力。」由於該地區的居民對環境問題比較敏感，因此坎貝爾提議該地區的有關部門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共同的碳交易市場以應對氣候變化。同年，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曼尼托巴省與加利福尼亞等美國7個州聯合簽署了西部氣候倡議，致力於地區性溫室氣體總量限制與交易體系的建設（加州州長施瓦辛格是此項協議的倡導人之一）。
新英格蘭州長和東加拿大省長聯合會議正在圍繞一項旨在通過分散式智能電網實現可再生能源地區共享的共同計劃緊密合作。相關機構也正加緊落實區域性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實施各項支柱的建設。一旦建成，此區域的居民可共享的就不僅僅是能源了，他們將成為一個由後碳經濟和勞動力緊密相連的區域性生態圈的一部分。此外，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還將在一個超越國界限制的共同體內，創造自己的大陸內聯盟，共享高質量的生活。
緬因州的州長約翰·巴爾達奇在新英格蘭州長和東加拿大省長聯合會議2008年的年會上明確闡述了相關政府部門所制定的任務的本質。當時，與會者正在就一項關於建設一條容量為34.5萬伏、貫穿緬因州中北部的電力線路的提議進行討論。按計劃，這條線路建成後將同最近完工的連接新不倫瑞克的萊潑羅角核電站與緬因州的電力傳輸線連接起來，共同發揮作用。在加拿大通過本地可再生能源產生的電力可以通過這條高壓電纜，傳送到新英格蘭地區的電網中。在談及此項工程的時候，巴爾達奇州長告訴與會者：
新英格蘭和東加拿大地區具有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有豐富的風能、水能、生物燃料和潮汐能可供開發利用，以滿足我們的電力需求。但是，如果各自為戰，沒有一個州或省可以充分利用這種潛力……我們必須開發新的傳輸容量服務於新英格蘭地區的發電工程，同時我們必須提高將可再生能源產生的綠色電力從加拿大輸送到美國的能力。
毫無疑問，當區域經濟開始向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型的時候，一個新型的洲際化政治安排正在發展之中，雖然這種發展可能悄無聲息。我們不妨聽聽馬薩諸塞州州長德瓦爾·帕特裡克在新英格蘭州長和東加拿大省長聯合會議2010年年會上的發言。他提醒與會的各位州長和省長：「作為率先在北美開展工業革命的地區，新英格蘭和東加拿大同樣可以成為世界清潔能源革命的領先者。」帕特裡克還表示他堅信「通過大幅提高區域能源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我們將提供更多的綠色能源工作崗位、增強我們的能源安全，改進我們所呼吸的空氣的質量」。
帕特裡克所提到的「我們」指的是一個區域性、洲際化的跨國政治聯盟。在他那激動人心的演講中，華盛頓沒有出現，但並不意味著華盛頓不在其考慮之列。正是這位帕特裡克同十一位中大西洋新英格蘭地區的州長一道聯名上書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裡德和國會，反對在美國西部地區集中利用風力和太陽能發電並通過高壓網絡回輸給東部的計劃，認為此舉將「損害」促進地區性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努力，「扼殺」該區域經濟發展的希望。
跨國區域聯盟的產生意味著如果北美出現了洲際性聯盟，那麼它很可能不是由美國政府所推動的，相反，它將產生於與跨國性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共生的地區性政治重組。
從地緣政治到生物圈政治
洲際時代將會實現國際關係從地緣政治到生物圈政治的緩慢轉變。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地球生態圈是地球上一切生命有機體及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其外延包括從洋底到外太空的廣闊空間，也正是在這一空間之中，地球化學的過程相互作用並維持地球上的生命延續。
對於地球生態圈的研究成果，科學界的最新見解認為其不過是對於我們所居住的星球的重新發現。研究者開始從物理、化學、生物、生態、地質和氣象等不同領域對生態圈從一個生命有機體的角度進行研究，即不同的化學流和生態系統同時相互作用於無數微妙的反饋環路中，為生命在地球這一浩瀚宇宙中的微小綠洲上繁衍生息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科學家對地球觀念的變化與現代時期思維的變化同樣意義重大。當時，科學家顛覆了地球是上帝所創之物的帶有宗教色彩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科學的認識—地球只不過是太陽系星雲的一小部分，隨著太陽系星雲自身的旋轉被拋向太空，在經過數百萬年之後，地球逐漸冷卻，成了孕育生命的溫床。根據達爾文的理論，隨著生命的起源，一場圍繞地球資源展開的激烈競爭也隨之開始，每個物種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都深陷其中。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將自然視為戰場。為盡可能多地佔有資源確保自己及子孫後代的繁衍，每個生物都以命相搏。這一理論為國家所採用，並在人類歷史的廣闊舞台上以地緣政治的形式進行實踐。為了獲取化石燃料（這也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能源命脈）和其他有價值的資源，國家不斷地進行戰爭，邊界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確定。
科學發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將生命和地球化學的進化視為彼此適應、確保生態圈內生命持續的共同創造過程。生態學家認為物種內部和不同物種之間除競爭性和侵略性之外，還存在合作關係和共生關係，這樣才能有利於每一個物種的生存。
能源機制內所發生的由化石燃料到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的轉變將會重新界定帶有生態思維的國際關係理念。第三次工業革命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儲量豐富、隨處可見且易於共享，但是需要對地球生態系統進行合作管理，所以不大可能出現為爭奪能源大打出手的現象，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反而大大增加。在這歷史性的新時期，生存意味著的不是競爭而是合作，不是各自為戰而是你我相連。如果說地球更像是一個由相互依賴的生態關係所組成的生命有機體，那麼我們的生存則依賴於彼此合作共同保衛身處其中的全球生態系統。這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含義，也是生物圈政治的本質所在。
生物圈政治為政治版圖的結構性變化提供了有利條件。我們開始開拓自己的視野，並將自己視為在同一個生物圈中生活的地球公民。全球性人權網絡、全球性健康網絡、全球性救災網絡、全球基因庫、世界糧食銀行、全球信息網絡、全球信息網絡、全球物種保護網絡，所有的一切都是傳統地緣政治向生物圈政治轉變的有力證明。
當人類開始在洲際性生態系統中共享綠色能源、在統一的洲際性經濟中進行商貿活動並將自己視為洲際性政治聯盟的公民時，這種對一個更廣闊組織的歸屬感將促進地緣政治向包容性生物圈政治逐步轉變。學會如何在一個共同的生物圈內生存實際上就是要培養生物圈意識。
如果理解這種觀念的轉變有些困難，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一個封建領主突然發現他的騎士和農民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通過在全國性市場上出賣勞動力而獲取報酬的自由從業者，每個人都享有自由的權利，這一切都是基於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認同以及對國家的忠誠。那樣的情形雖然有些荒謬，但與今天的情況卻很相似。
正如之前所進行的每一次經濟革命一樣，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會重塑我們對世界的基本看法。當治理機制發生重大改變的時候，各個學科同樣也處於轉變之中。
從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第一次接觸經典經濟學理論至今已有近50年的時間了。在此期間，我親眼目睹了一個運行了近半個世紀的經濟形態的轉變，而大部分的改變並沒有被包括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自由經濟增長這個曾經是無可置疑的觀點已經為可持續經濟發展的觀念所取代。代表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基礎的、傳統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型經濟管理模式正在受到伴隨第三次工業革命而產生的新型分散合作式管理模式的挑戰。曾經是所有經濟活動基礎的全國性市場和國家–州結構的治理模式正在讓步於洲際市場和洲際治理。這一變化的結果就是很多現在仍在教授的經濟學理論在解釋過去、理解現在和預測未來的時候越發蒼白無力。
儘管範式變化這個詞在近些年有些氾濫，但我認為經濟學領域發生了範式變化這一事實是無可辯駁的。我們的孩子對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活動管理假設的理解將會與我們這一代人的理解截然不同。我們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大部分來源於適用於近代商業和貿易的市場經濟學家的「公平價格」理論。
地球化學學家約瑟夫·亨德森曾評論道：「與其說蒸汽機的出現是科學之功，還不如說科學的發展是蒸汽機帶動的結果。」換句話說，我們所謂思維的抽像只不過是我們對科技應用體驗的解釋罷了。回溯過去50年，我們可以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科技和與之共生的新型經濟理論得出同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