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還能想起最後一次聽一個不到25歲的年輕人談自己的政治信仰是什麼時候？事實上，世界正在發生某些奇怪的改變。意識形態正在消失。年青一代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孰優孰劣的爭論或地緣政治的實質並不關心。他們對政治的理解和偏好與父輩們截然不同。
當我們全球政策小組開始參與到歐洲、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進程之中的時候，我們就注意到了這一現象。我們發現在互聯網時代出現的新一代政治領導人身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中間化的趨勢。他們的政治立場不是傳統高度集權的權威時代的左或者右，這一點很有意思。
最近的兩代人的社交屬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互聯網塑造的，這兩代人很少明確表達其政治立場是左還是右。相反，他們更加傾向於以自上而下、封閉、排他式的思維方式或外部、透明、開放式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標準將世界分成不同的人和機構。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影響了政治思維的轉變，而這種思維的轉變將從根本上改變21世紀的政治結構。
西班牙的宏偉藍圖
坐落於馬德里的首相府周圍綠樹環繞。盛開的鮮花和典型的熱帶灌木叢似乎正向遊客揮手致意。一條條小路將總統的住所同散佈在四周的隨從的住宅相連。放眼望去，一片祥和。
面對這美景，我卻無心欣賞。我焦急地等待同何塞·路易斯·羅德裡格斯·薩帕特羅會面，這位年僅48歲的年輕政治家管理著整個西語世界中最強大的國家。當他從屋內走出向我致意的時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和藹的微笑和自然的舉止。他的一言一行都令人覺得很舒服。隨即，我們就開始了一次歷時兩個多小時的談話。談論的話題很廣泛，從哲學到文化人類學，再到複雜的全球經濟的混亂現實，我們相談甚歡。我向他坦言我的妻子卡蘿爾和我都一直以極大的興趣關注他的政治生涯。我們尤其讚賞他曾宣稱一旦當選首相，首要任務之一就是結束西班牙的「大男子主義」。我探一探身，輕聲問道：「究竟是什麼促使你以這樣令人震驚的表態開始你的總統任期，尤其是在西班牙這樣一個國家？」
他的回答相當坦誠。薩帕特羅向我回顧了天主教和君主制曾統治西班牙數百年之久的歷史，期間它們一直緊密控制著社會的各個方面，而所謂的「大男子主義」成了從教會和中央政府到每個家庭中實施等級統治的同義詞。也正是所謂的「大男子主義」使一代又一代的西班牙人接受了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威統治，無論是教會、國家，還是僱主，都可以對他們發號施令，而不會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
說到這裡的時候，薩帕特羅稍微停頓了一下。我能感受到他正在思忖如何表達究竟是什麼使其決心用畢生的精力為之奮鬥。他盡可能仔細地進行措辭。隨後，他說：「大男子主義是舊秩序運行的保證，它遏制了人們對尊嚴的追求，禁錮了人們的精神，扼殺了個人自由。我們一代又一代的西班牙人親身感受到了它對人類靈魂的毒害。」隨後，他又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對於在互聯網時代和社會媒體親密互動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等級制和自上而下的威權應該丟進歷史的垃圾箱了。」大男子主義同「臉譜」和微博格格不入。
薩帕特羅是意識形態發生了深刻變化的年輕一代政治領導人中的先行者之一。原有的支配社會關係的等級制模式正在讓位於開放性思維的網絡模式，而這對我們現存的大多數基本制度，如宗教信仰、教育體系、商業模式和政府形態的有效前提提出了嚴重挑戰。
薩帕特羅和我也談到了關於將網絡思維運用到經濟領域的想法。我們長時間地探討了實現西班牙經濟從第二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必要性以及為什麼能源的民主化是推動社會從威權結構到合作結構的必由之路。
當我們結束談話的時候（這次談話很可能只是一個開始，在未來的幾年我們很可能再進行幾次類似的討論），薩帕特羅首相轉向我說：「你知道，傑裡米，在歷史上西班牙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也缺席了大部分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但我向你保證，西班牙絕不會再次錯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良機。我們政府已經決心致力於可持續、民主經濟的發展。」
薩帕特羅首相已經將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模式作為其第二屆首相任期的中心任務。在他的領導下，西班牙已經一躍成為僅次於德國的歐洲第二大可再生能源生產國。
條條網絡通羅馬
薩帕特羅首相是一名社會主義者，而他所領導的政府則是世界上強大的社會主義力量之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藍圖並不屬於特定的政治派別。在羅馬，喬瓦尼·阿萊馬諾市長同人民自由黨以及貝盧斯科尼領導的中右翼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共同執政。但是他對羅馬關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思考同薩帕特羅首相，而不是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的想法更為相近。
阿萊馬諾主要關注兩個目標：通過發展可持續經濟，成為世界一流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為羅馬經濟注入新活力，以及確保羅馬申辦2020年夏季奧運會成功（自1960年以來，羅馬就再沒有舉辦過奧運會）。
在我同阿萊馬諾市長的首次會面中，我們幾乎沒有談任何哲學問題。相反，阿萊馬諾一開始就給我上了一堂簡要的歷史課作為我們談話的背景。他告訴我說我們當時所處的位置—羅馬市政廳，是由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米開朗基羅設計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巔峰的代表，其設計的初衷是為了表現人文精神在西方世界藝術、文學和文化領域的再度復興。阿萊馬諾市長讓我和他一同來到窗邊，在他的窗戶之外就是古羅馬廣場的遺跡。他指著廣場上的一塊小石頭（黑石），問我知不知道。我聳了聳肩，他向我解釋說我們看到的黑石位於延伸到歐洲各地的古羅馬交通設施的終點。「你聽說過那句古語嗎，條條大路通羅馬？」他指著那塊石頭說，「那就是中心點。」
我們接著又談到羅馬可能將引發一場新的文藝復興，羅馬所開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將通過信息/能源的高速公路，以市政廳大門為起點，傳到意大利和整個歐洲，以及中東和南美，正如古羅馬帝國的擴張一樣。然而，與歷史不同的是，新能源高速公路的修建並不是為了征服世界，而在於促進人與人之間一種新的合作形式和培育生態意識。
在同阿萊馬諾市長接下來的談話中，關於誰將掌握本地區新能源生產和分配控制權的問題被不斷提及。這一問題的實質在於如果由個人掌握了網絡，那麼很可能威脅到信息在通信空間中的自由流動。因為城市有自己的電力事業，但是發電網絡卻是全民所有。對羅馬來說那時的問題就將是無法接入能源傳輸網絡之中，畢竟擁有和控制可再生能源生產的能力在其源頭—整個城市和地區的民眾手中。
我告訴市長我比較欣賞在社區進行能源合作的創意，這樣小型和微型的能源生產者就可以聚集資本、降低風險，在能源市場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我們回想起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美國在較貧困的城市地區進行的合作發電的嘗試，這一創舉使數百萬戶家庭和小型企業用上了電，這也是能源合作模式的一個成功案例。因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通信/能源系統在本質上是一個分散、合作的過程，所以它傾向於在各個節點採用一種合作性的商業模式。
當我第一次向阿萊馬諾市長提出社區能源合作問題的時候，基於他的政治傾向，我不敢確定他是否會回應。某些意大利右翼政治人士一直反對合作，將其視為社會主義的工具，認為它們將損害個體的企業家精神。實際上，問題遠比此複雜。同歐洲其他國家和世界上很多國家一樣，合作社運動在意大利是一個龐大的商業力量。意大利主要有三個合作社系統：屬於共產主義左翼的意大利全國合作互助同盟、同天主教會有緊密聯繫的合作社聯合會以及同非共產主義左翼有密切聯繫的AGCI。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意大利的合作社橫跨左中右的政治範疇，得到了廣泛的群眾支持。
阿萊馬諾市長打消了我所有的疑慮，他告訴我說，作為貝盧斯科尼政府的前農業部長，其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幫助建立了全國範圍的農業合作社。他說據他所知，在羅馬的社區開展能源合作是必由之路，同時也必須盡早將發展較為成熟的合作組織納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規劃之中。而事實上，羅馬也的確這樣做了。
政治大轉向
好了，我承認意大利的政治總是有一點異教徒的味道。那我們如何看待英國2010年發生的政治大轉向？如何解釋瑪格麗特·撒切爾的政黨一夜之間就被邊緣化？鐵娘子是我們所見的最像大家族族長的政治家。她是統治了整個20世紀的威權鐵腕政治人物的傑出代表，正如林登·約翰遜家族、溫斯頓·丘吉爾、夏爾·戴高樂一樣（我這樣說毫無貶低之意，而是滿懷敬佩）。而在那時，我們都對其仰望，並將他們視為我們每天忙於生活和工作之時守護祖國的領袖。
但是現在，英國的首相卻是戴維·卡梅倫，他自稱是保守黨人，卻以令政治學家感到困惑的方式行事。2010年的英國大選將這一切以令人費解的方式帶到了我的面前。而所有的一切都緣起於2009年3月我同戴維·米利班德在倫敦的相遇。
當時，米利班德任托尼·布萊爾工黨政府的環境大臣，不久後成為戈登·布朗內閣的外交大臣。而我正準備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行一次名為拉爾夫·米利班德的演講。此次演講以戴維的父親、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命名（米利班德家族長期參與了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戴維是一個神童，在29歲的時候就成為布萊爾首相的智囊之一。他孩子般的面孔很難令人相信他已經43歲。
演講的舉辦方希望戴維能夠參加這次演講，並將我介紹給他。於是在當天上午我就順便來到了他的辦公室進行一次禮節性的拜訪。很明顯，從我到達的那一刻起，年輕的大臣一直很忙，甚至對需要撥出一點點時間同我交談有一些惱怒。他告訴我說由於事務繁多，他沒有時間參加下午的演講。當我開始談及對可再生能源進行微量發電和對等網絡互聯的價值時，顯然他對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並不看好。
當時在布萊爾領導的工黨內部就工黨長期以來反對核電的政策正在進行激烈的辯論。核電工業已經在歐洲和美國發起了一場公關遊說運動，宣稱必須將核能重新定位為主要的發電方式，因為核電不需要排放二氧化碳，可以防止全球變暖，是一項清潔能源。而英國主要的政策制定者，如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顧問戴維·金爵士，正在向工黨的領導人（布萊爾和布朗）呼籲核電的回歸。
作為環境大臣的米利班德則被困在了黨內關於核電的風暴中心，在最近的幾周內一直表態對利用核能以防止全球變暖這一觀點採取開放的態度，儘管這引發了黨內的強烈抗議。
我提醒戴維世界上只有442座核反應堆，發電量也只佔全世界總發電量的6%。根據科學統計，核電必須達到世界總發電量的20%才能對防止氣候變化起到一點作用。那意味著在維持原有的442座反應堆的基礎上再修建1000座核電站。而為實現這一目標，在今後的40年中每個月就要新建3座核電站，這樣才能修建1500座核電站，耗資12萬億美元。我問道，從政策的角度而言，他是否相信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政治承諾的政治實用性和商業可行性。問及此處，戴維有一點不耐煩，他說他並不完全相信僅僅依靠新的可再生能源就能夠實現低碳經濟的目標，即便有互聯網的協助。戴維還表示目前他堅信核電將會在減緩氣候變化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稍微停頓了一會之後，他表示很抱歉談話只能到此為止，因為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不是一次愉快的訪問。我本以為像他這樣的年紀和家庭背景應該對可再生能源的前景表現出更大的興趣。
那天下午，我剛剛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師生面前結束關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演講，一位婦女衝到了我面前，表示對我所描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藍圖十分激動，但提醒我說英國政府現在正在走20世紀集中型能源的老路，特別是核電站的重新啟用。她認為核電站將危及人類未來的福祉。
她懇請我拍攝一部可以廣泛傳播的反對核電站的紀錄片，就像戈爾為反對全球變暖所拍攝的《難以忽視的真相》一樣，她將為此提供贊助。看到她是如此的激動，我不禁問了問她的姓名。「瑪麗昂·米利班德，」她告訴我說。我意識到她就是拉爾夫·米利班德的遺孀（我們正是以她丈夫的名字命名了此次演講）。我告訴這位太太：「幾個小時之前我剛同您兒子見了面，他似乎對重新啟用核電的主意很感興趣。您沒和他談談嗎？」「沒有用！他不會聽的！」她說道。不久之後，我在報紙上看到，在米利班德兄弟競爭工黨黨首一職的過程中，米利班德太太拒絕支持兩兄弟中的任何一個。隨後，愛德華·米利班德以微弱的優勢擊敗他的哥哥，成為工黨的新任黨首。
然而那個下午的峰迴路轉還不止於此。當我離開學院的時候，一個年輕人在街上攔住了我，自我介紹是保守黨能源和氣候變化政策起草小組的一員，並表示戴維·卡梅倫對第三次工業革命十分感興趣。他還告訴我說他的同事扎克·戈德史密斯一直致力於氣候變化和能源問題。我告訴那個年輕人，我是扎克的父親、已故的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和他的叔叔特迪·戈德史密斯的好朋友，並委託他向扎克表達我誠摯的問候。詹姆斯爵士是一個不拘一格的億萬富翁和政壇「壞小子」，他經常語出驚人，令整個英國政壇十分頭疼。而特迪是世界知名的環境雜誌《生態學家》的創辦者和發行人。那個年輕人問我是否還有演講稿的複印件可以讓他拿回去同整個保守黨環境小組共享，我滿足了他的要求。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一年後，一位名叫格雷格·巴克的英國議員同我聯繫。他說他是保守黨影子內閣的氣候變化部長，保守黨剛剛制定了能源和經濟的可持續性政策，而這一政策的基礎正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藍圖和計劃。他問我是否能安排一次同卡梅倫的會面並共同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宣佈一旦當選，工黨將採取第三次工業革命計劃的打算。我說如果能夠確定某些具體的事項，如交付成果和具體的日程，我願意嘗試。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我和巴克通了幾次電話，也一直通過郵件保持聯繫。很可惜，最後我們並未促成此事。
在卡梅倫當選為英國首相後不久，我在里斯本遇到了巴克。當時我受邀在一個由《國際先驅論壇報》所舉辦的關於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會議開幕式上致辭。此次會議有很多綠色金融的領導者參加。巴克剛剛被任命為卡梅倫內閣的能源和氣候變化部長。他的直接上司、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克裡斯·休恩也將在這次會議上發表關於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問題的演講。克裡斯·休恩剛剛公開呼籲英國進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型，以推動經濟復甦，並為英國創造數百萬個工作崗位。
卡梅倫的工黨成員，如米利班德等，在競選期間已經將核電納入未來能源考量之中，而其聯合政府的夥伴自由民主黨卻強烈反對在英國修建新的核電站。這一度成為阻撓兩黨組成聯合內閣的絆腳石。若不是兩黨達成共識，絕不為修建新核電站提供國家補助（核電基本上已經不可能再次復興），聯合內閣很可能就此難產。為了確保核電政策不再死灰復燃，卡梅倫政府任命自由民主黨的領袖之一克裡斯·休恩擔任英國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他是核電的堅決反對者。
卡梅倫和休恩堅定支持分散式的綠色能源，並將它作為本世紀英國經濟發展的目標之一。休恩曾公開呼籲進行「第三次工業革命」。他們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擁護使其與戴維·米利班德等工黨同僚在推動21世紀扁平化能源的發展方面顯得格格不入。
為了顯示對戴維·米利班德的公平，工黨同時也支持綠色能源、上網電價補貼政策、「邊付邊還」節能項目和智能電網等。但戴維和曾任布朗內閣最後一任環境部長的愛德華從未公開發表過關於分散式能源變革的規劃，而且一直傾向於像奧巴馬總統一樣將他們的計劃單列出來。卡梅倫政府至少已經明白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產業將為一個新經濟模式的建立打下堅實的基礎，並開始對這些節點進行整合。
巴克負責具體規劃的制定。他向我詢問全球政策小組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全球首席執行官圓桌會議是否願意派出代表為其提供協助，並表示卡梅倫政府正致力於在2011年的春天提出一個綜合經濟計劃。我答應了他的請求，並隨後舉行了一次由我們的六位政策研究和商業專家，以及英國政府指定的工作人員共同參與的會議。會議的議題涵蓋了需要整合到英國第三次工業革命路線圖中的各種因素，包括市場准入、擴張以及商業滲透的各種障礙等。卡梅倫政府所派出的代表團對法規和標準的制定以及可以有效帶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和財政槓桿也很感興趣。隨後，我們提供了一份更為詳盡的報告，其中包括英國的相關部門擬定最終路線圖草案所需的各種具體材料。巴克向我保證卡梅倫政府完全瞭解「整合並協調構成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的五大支柱的複雜性」，並表示他們提出一份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日程之後將力促英國政府和我們全球小組之間再一次進行對話。
關於英國案例，我認為有趣之處在於米利班德和卡梅倫兩個同樣年輕的政治家，一個固守自上而下的能源、經濟發展模式，另一個致力於分散式網絡途徑的推廣與建設，兩個都撕碎了傳統黨派政治的標籤。當然，卡梅倫政府是否將繼續推行其現有的政策，抑或是像其他政府一樣倒退到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仍是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政治領袖和政黨如何在新的政治譜系中給自己定位將會是未來數年中政治科學學者、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爭論的話題。但是為何社會黨國際的主席希臘總理喬治·帕潘德裡歐與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保守黨國家領袖之一安格拉·默克爾卻能在日漸興起的新經濟時代就如何管理和分配能源這一基本問題達成共識呢？
帕潘德裡歐曾邀請我在2008年7月社會黨國際每年兩次的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說。但隨後我卻發現他的政策與社會黨國際的宗旨大相逕庭，要知道只有社會黨的領導人才能參加社會黨國際每年兩次的大會。帕潘德裡歐一直承諾致力於將國際社會推向以能源民主化為標誌的更加綠色的未來。而默克爾總理也是如此。在其所舉辦的德國商業領袖宴會上，默克爾清楚地表明了她所領導的德國政府對德國經濟未來走向的看法。
眾所周知，默克爾一直是謹言慎行，不肯輕易表態。她是那種習慣於躲在鎂光燈之外，默默無聞、有條不紊地工作，為推動其所領導的政府的政治日程創造條件的政治家。因此，默克爾在其所舉辦的德國商業領袖宴會上所致的閉幕辭才使我驚訝不已。默克爾稱她將致力於為德國建設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所需的五大支柱，並堅信歐洲和世界的未來在於向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時代轉變。
這一政治新定位並不僅僅是面對政治家中的臨時夥伴，它還希望將不同利益的經濟力量整合起來。我們正在見證歐洲政治新運動的誕生。2010年的夏末，安吉洛·孔索利（歐洲第三次工業革命研究中心的主席）與意大利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吉列爾莫·埃皮法尼建立了聯繫。意大利總工會是意大利最大的工會，擁有600萬會員，佔整個意大利參加工會工人的60%。當時我已經確定會在幾星期之後到羅馬，並於9月27日在意大利議會發表一次演講，以促進同理心文化和生態意識等觀念在意大利的發展。詹弗蘭科·菲尼，中右翼的意大利下院議長，已經閱讀過本人的拙作《同理心文化》，並對書中所提出的人類文化史的另一種解釋很感興趣，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瞭解這本書。於是我決定在羅馬之行中增加一項行程，同菲尼會面。這樣，在9月27日我花了一天的時間同中右翼的意大利下院議長及意大利總工會的領導人見面，他們的政治觀點大相逕庭。
當天上午，我同埃皮法尼在其意大利總工會的辦公室裡見了面。在場的還有總工會的其他三名官員。埃皮法尼告訴我總工會已經決定全力支持意大利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計劃。此外，總工會將樂於同各級政府當選的官員合作，無論政治傾向如何，只要其承諾推動該地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建設。
對於埃皮法尼來說，當務之急是確保第三次工業革命為意大利工人所帶來的數百萬綠色工作機會。而那是否意味著總工會將會支持羅馬市進行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建設，哪怕市長是來自右翼政黨？我得到的答覆是肯定的。
我建議總工會同意大利其他兩大最有實力的經濟體—意大利中小企業聯盟和生產者、消費者合作社聯合起來，代表意大利所有商人、消費者和工人的利益，以一個聲音說話，這樣將會有更大的影響力。埃皮法尼表示了贊同，並表示將盡快同擁有相同利益的其他團體進行接觸。實際上，這一樁新政治聯姻的基礎已經確定。近五年來，我一直同意大利各地的中小企業聯盟進行接觸，不斷向其闡述分散、合作式綠色經濟將給他們帶來的商業利益。而這些企業聯盟也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就在一年前，意大利最大的合作社—意大利全國合作互助同盟就開始爭取其他兩個主要的合作社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持。正如我的意大利朋友所預期的一樣，工會、意大利中小企業聯盟與合作社將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動意大利的政治轉型。
2011年1月24日，我來到了位於羅馬的意大利總工會總部，宣佈工會、意大利中小企業聯盟和意大利合作社正式組建聯盟以推動意大利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型。新聯盟的產生在意大利引發了極大的關注並在政界掀起了軒然大波。政客們紛紛開始調整政黨的綱領以適應一個新能源運動出現在意大利政治舞台這一現實。
這一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政治新力量很快跨越國界，擴展到整個歐洲。歐洲中小企業聯合會也加入其中。這一巨型機構由歐盟各成員國的全國性中小型企業聯盟組成，代表了1200萬家企業和近5500萬僱員。歐洲合作聯盟的加入也為這一運動壯大了聲勢。歐洲合作聯盟由37個國家的161個全國性合作組織組成。而這些合作性組織共代表了16萬個合作性企業的利益，有540萬個工作崗位和1.23億成員。由30個歐洲國家的40個消費者團體所組成的歐洲消費者組織代表歐洲數千萬消費者對新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聯盟表示支持。
2011年2月1日，以上所提到的所有代表歐洲大多數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的聯盟同歐洲議會中五個主要政黨集團共同簽署了一項宣言，號召歐盟委員會為27個歐盟成員國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五大支柱產業建設提供一份總體規劃。
一個月之後的2011年3月7日，西班牙兩個主要的工會聯盟同西班牙中小型企業聯盟、西班牙合作社和非營利性企業聯盟及西班牙消費者聯盟聯合起來，要求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在西班牙的開展。上述聯盟是基於只有第三次工業革命才能為復興西班牙經濟、刺激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工作崗位提供切實有效的長期經濟計劃這一共識而建立起來的。此類政治聯盟在歐洲已經屢見不鮮。
這種看似荒謬的商業、工會、合作社和消費者聯盟極有可能改變歐洲的政治進程。中小企業聯盟一直被認為是屬於右翼政治勢力，而工會則被認為具有左傾的政治傾向，合作社和消費者聯盟則左中右都有。第三次工業革命將這些集團聯合起來，整合成了一支全新的、強有力的扁平化力量，極有可能改變歐洲的政治進程。基於分散型、合作性的本質，第三次工業革命最合適的規模應該是數百萬小型、微型企業和消費者所組成的代表其共同利益的合作性企業聯盟。而由於在40年內完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的建設需要數百萬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崗位，這一新型的經濟模式將解救被全球化所邊緣化的勞動力。
現在無疑是政治重新洗牌的恰當時機。現有的成熟經濟體的國內市場已經無法滿足很多公司的需要，它們通過在發展中國家設立分支機構，將觸角伸向了新興市場。數百萬未盡其才的勞動者和失業人員以及數千個小型企業被甩在其身後。對於小型企業而言，它們的收益在不斷減少，當跨國公司完成本地化之後，它們很難從這些巨人口中分一杯羹。
但是如果數百萬的小角色通過分散型的網絡聯繫起來，進行跨部門和跨行業的合作，這無疑將會對現有的經濟模式產生巨大的衝擊。以歐盟為例，近年來新工作機會的80%是由僱員不多於250人的中小企業所創造的。在美國，過去15年中65%的新工作崗位是由小型企業所提供的。如果這些企業通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產業連接起來，並通過其內嵌的洲際化商業網絡實現合作，新經濟所產生的長期乘數效應將使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層級式商業組織黯然失色。分散化、合作型的社會性媒體也會以相同的方式將20世紀傳統的層級式通信媒體踩得粉碎。
為什麼奧巴馬總統不懂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想，此時此刻，我的美國讀者們可能會問：「我們的奧巴馬總統呢？」在民眾的印象中，他最能反映當今時代的變遷。年輕的總統曾坦言當選之後最難放棄的並不是隱私而是黑莓手機。那麼想必奧巴馬總統一定會對互聯網革命之後的分散化合作式的能源革命方案感興趣，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奧巴馬的確將綠色能源納入經濟復甦計劃之中，但如果審視具體的條文，我們就會發現奧巴馬政府對核電、離岸石油的開採和減少碳排放的實驗性技術更感興趣，並批准了大規模修建火電站的相關規劃。即使綠色經濟復甦計劃也只是對可再生能源進行集中管理、統一分配而不是分散式的模式，這實際上映射出主導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層級式思維。我們究竟該怎樣解讀總統的政策呢？
我們不妨回到2003年，回想一下華盛頓是如何開始思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來自拜倫·多根參議員辦公室的一名高級科學研究員的電話，他問我能否抽出時間同參議員見上一面。當時華盛頓剛剛得知歐盟已經開始進行綠色能源和低碳經濟的基礎工作。參議院對其中的第三項支柱—推進氫存儲十分感興趣。當時《紐約時報》花了很大的篇幅報道歐洲委員會主席普羅迪的氫存儲研究計劃，而多根希望有更深入的瞭解。多根是參議院民主黨政策委員會主席，負責為參議院民主黨人士提供新的政策建議。
雖然來自傳統的煤炭產區北達科他州，但多根卻是美國參議院中綠色經濟的堅決擁護者。他急於知道歐洲當時的具體情況並向我詢問美國究竟應該採取何種政策。我向他坦言在綠色經濟的道路上歐洲已經把我們甩在了身後，而在目前的這種狀況下，如果一個對氣候變化仍持懷疑態度的總統（像老布什一樣）主宰白宮，共和黨控制了參眾兩院，美國想縮小差距十分困難。儘管如此他仍希望我能夠提交一份備忘錄以便在參議院中傳閱，就像我給普羅迪主席提交的一樣，我答應了他的要求。隨後他邀請我在週四的午餐例會上給他參議院的同僚們介紹一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相關內容。
時間選在了3月20日，就在美國開始轟炸伊拉克的幾個小時之後。一進房間我就發現參議員們的心思已經都飛到了伊拉克，我根本不知道能否讓他們回過神來關注未來的氫經濟以及它是如何同其他支柱一起構成了新商業時代的基礎。
現在我們陷入了另一場發生在中東的戰爭，可以預見的就是大量的人員傷亡和數年的佔領。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媒體，甚至是美國的媒體，已經稱之為一場「石油戰爭」。伊拉克擁有世界第四大石油儲備，這是每一個政治專家質疑如果沒有這些石油寶藏我們是否還會進入伊拉克時都不會忘記的事實。
出乎我意料的是，討論十分熱烈。很多參議員看起來真的對氫經濟的未來很感興趣。我注意到坐在房間後面的希拉裡·克林頓參議員全神貫注地傾聽討論，還不時地記上幾筆。她是最後一個發言的，但是從她的話語中我們可以看出她對我們所討論的話題有著深刻的先入之見。
希拉裡上來就直奔主題，就可行性進行了探討。在共和黨控制國會、總統專注於石油業、國家深陷於中東地區的一場戰爭的時候，推動氫能源研發日程最好的前景就是放在年度防務預算之中。隨後，希拉裡參議員和多根參議員聯合發起了有關項目的立法程序。
我同多根參議員再次會面是在2009年2月。當時歐洲議會已經正式對第三次工業革命表示認可，歐洲議會的各個部門和機構正在準備相關措施。一些歐盟成員國，如德國、西班牙、丹麥等已經開始著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建設，「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個詞已經成為全世界大公司和中小型企業首席執行官們口中的流行語。
7年之後，奧巴馬總統的當選和民主黨重新奪回參眾兩院為試水華盛頓提供了良機。我同多根參議員坐在了一起並向他簡要介紹了我們上次見面之後歐洲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最新進展。同希拉裡一樣，多根參議員也十分清楚推進分散化、合作式能源機制將會帶來的影響，同時也提醒我，國會、白宮和美國工業中的很多部門並沒有為此作好準備。他安排我同新任能源部長朱棣文會面，並表示如果有機會會同總統就此問題進行交談。我向他表示感謝，告訴他目前我們的小組已經有100餘個跨國公司和工會加入其中，時刻準備同總統、能源部長和國會會面，就如何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建設為美國經濟的長期復甦奠定基礎進行磋商。但是在他的任期內我再也沒有從他那裡聽到任何消息，我十分確信他已經竭盡全力去建立合適的聯繫，只是那些人對此不感興趣罷了。
2009年，我親身感受到了美國民眾對此的漠視。當時我同時任美國能源部第一副助理部長亨利·凱利在沃頓院士培訓項目於華盛頓舉行的一次商務論壇上發表聯合演講。在我的演講之後，沃頓的傑裡·溫德教授對凱利關於美國應該同歐洲一樣開始著手設計第三次工業革命藍圖的設想提出了質疑。溫德以棒球賽為例，問道：「我們的選手現在是在一壘、二壘、三壘還是在本壘打跑壘的路上？」凱利回應說：「我們剛開始擊球。」
凱利沒說出口的是美國同歐洲玩的根本不是同一場遊戲，美國正投資在中西部和西南各州安裝巨型、集中的風能和太陽能電廠。此舉之所以能通過立法的原因在於它能夠建立一個超級高壓電網，將這些人口較為稀少的地區所產生的電能輸給東部人口密集的地區。而建立高壓電網的費用將會被分攤到數百萬消費者頭上。
這種對可再生能源集中生產、統一分配的政策並沒有得到東部各州州長和電力公司的認可。2010年7月，新英格蘭和中大西洋地區11個州的州長聯名致信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裡德和少數黨領袖麥康納爾，反對國家輸電政策。州長們質疑在西部地區集中進行風力和太陽能發電「將會損害促進地區性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努力……同時也不利於在本州創造清潔能源工作崗位」。州長們特別指出該項工程的預算極高，將耗資1600億美元之巨。
14家電力公司（其中很多家企業在這些地區的業務將受到極大的衝擊）同中大西洋地區和東部的州長一道，要求國會允許每個地區單獨進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電力公司質疑「國家輸電政策不應該偏重通過漫長的州際電力傳輸線纜把電力傳送到人口密集地區的遠程發電項目」。包括安特吉、東北公共事業公司、底特律愛迪生能源公司和南方電力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都聲稱電力傳輸應該在地區範圍內進行。
《紐約時報》的記者馬修·瓦爾德指出這一爭論將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未來的關鍵之戰，他聲稱「最基本的衝突仍在於遠程能源與本地能源之爭」。的確如此，但還有一個附註。問題的實質在於可再生能源發電究竟是在國家的某一特定地區集中生產、統一分配還是本地生產、網絡共享。換句話說，美國需要修建一個集中型的超級電網，並將可再生能源單向傳輸給終端用戶，還是建設智能網絡，允許數千個社區自己發電並在國家電網中平等分配？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企業在聯邦層面上所面臨的挑戰是雙重的。一方面，建立在化石能源和核電基礎上的傳統能源部門，其思維方式是集中型的，結構是層級制的。而第三次工業革命正是反對這種根深蒂固的管理模式，此類模式並不利於發揮企業的創造性。
另一方面，企業的顧慮在國會有所體現。委員會的主席們、參議員、眾議員以及立法部門的全體職員，在立法的草案階段就同能源工業緊密相連。國會中關於如何推動和管理能源及電力發展的傳統思想實際上是公司董事會想法在國會的映射。在這種情況下，授權建立一個橫跨美國大陸、耗資1600億美元之巨的超級高壓電網，並將高壓電網的費用分攤到數百萬消費者頭上的議案實質上是重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對電力集中管制的老路，在此過程中，地區收益不均衡的現象十分明顯。
然而如果聯邦政府建設一個分散式的國家電網，把整個國家連接起來，並允許當地的發電企業將電力回輸到網絡之中，將會創造一個與我們所看到的分散式網絡商務相類似的扁平化網絡。如同網絡信息共享一樣，每個企業和每戶家庭的電價將會持續下跌。
對於是否應該以一個數字的、新型的智能網絡代替服役半個世紀之久的機械伺服電網，並新修數千英里的電纜以滿足美國未來電纜需求的爭論，奧巴馬總統的態度一直很明確。但為什麼奧巴馬總統會鍾情於以集中型的組織模式管理本質上是分散式、本地化的可再生能源呢？
舊能源最後的防線
有錢能使鬼推磨！大型能源公司擁有華盛頓最強大的遊說力量，目前登記在案的有600人之多，他們的影響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可以指導國家能源政策的「選擇」。這些說客到底是何許人也？據一項調查顯示，代表油氣公司利益的說客中有四分之三曾經是國會相關行業監管委員會的成員，或曾經在負責行業管理的聯邦政府機構中工作過。這就是所謂的「旋轉門」，能源公司的代表和政府官員定期的互換職位，看起來有點「卓別林」式的滑稽。
身處關鍵委員會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如果對該行業具有傾向性或進行了合適的立法，就會得到競選資金作為回報。而離職之後，也會在公司中得到說客的位置，收入頗豐。
那麼能源工業如此慷慨，收益又如何呢？豐厚無比。它們投資所取得的收益足以令任何銀行家眼紅。2002~2008年，給予化石燃料工業的聯邦能源補貼達720億美元，而同期可再生能源獲得的聯邦補貼則不到290億美元。
為確保政客們對自己俯首帖耳，能源業的說客每年要耗資數十億美元來操控輿論、資助自己的教育機構、為對本行業有好感的研究者提供資金贊助、為基層民眾運動提供費用支持，其目的在於使選民們相信美國的希望在於支持石油產業。事實上，這一策略相當成功。
近年來大型石油公司大部分的努力集中在引發民眾對全球變暖的質疑。2009~2010年短短的一年內，石油、煤炭和電力工業就花費了5億美元對政府進行遊說，反對有關氣候變化的立法通過。
像「繁榮美國人」和「自由行動組織」這樣的集團，依靠石油工業的資助，在日漸興起的茶黨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並成功地在全國各地的競選中傳播了自己的理念。根據2010年秋一項由《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中期選舉前共同舉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4%的茶黨支持者相信全球變暖是環境問題，遠低於普通民眾50%的比例。
民眾日益增長的對氣候變化的懷疑已經引起了政治候選人的注意，特別是在那些競爭比較激烈，幾個百分比就可以決定成敗的地區。《國家雜誌》曾報道在2010年的大選中，20個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中就有19個對氣候變化進行了質疑，並公開反對關於全球變暖的立法。
在美國，化石燃料工業的遊說活動已經同將可再生能源發電納入發電業的努力抗爭了數十年。在僅有的少數大型石油公司進入可再生能源市場的案例中，他們也仍然是按照傳統的方式進行集中生產，然後統一分配。
然而，即便如此，仍有證據表明第二次工業革命標誌能源所進行的遊說活動已經開始喪失對華盛頓能源政策的控制力。華盛頓Demos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戴維·卡拉漢就曾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稱「骯髒富有」（指最有錢的那些美國人的財富是通過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污染型、開採型工業聚集而來）的比例正在逐漸縮小，而「清潔富有」（財富產生於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新興、高科技信息產業）的比例正在上升。他指出在1982年，美國福布斯排行榜前400強中有38%來自石油工業和相關製造業，只有12%的人來自科技業和金融業。而2006年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相關榜單中有36%來自科技業和金融業，只有12%來自石油業和相關產業。
很多從事高科技產業的億萬富翁，如谷歌的創始人拉裡·佩奇和謝爾蓋·布林，正在實現低碳的轉型，並投資數百萬美元於第三次工業革命新興的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科技。
作為華盛頓最強大的遊說力量，舊能源及相關產業的說客們已經時日無多。而可再生能源與組成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五大支柱尚未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遊說力量。原因之一在於很多關鍵產業長期以來一直附屬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結構，現在正身處兩種能源機制、經濟時代和不同的商業模式之間。代表汽車業、建築業、能源電力業、IT業和交通部門利益的同一批說客同時為相牴觸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相關的立法創製和管理條例進行遊說已經見怪不怪了。儘管看上去莫名其妙，有時結果令人啼笑皆非。
為了創造一個透明、民主、可持續發展、公正的世界，分散合作式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網絡必須培養自己的遊說力量，必須鼓勵僱用知識型的說客在參議院、眾議院和政府執行部門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藍圖和具體計劃的制訂進行遊說，但是贊助競選和新型「旋轉門」則必須禁止。
集中型的超級電網與分散式的智能網絡之爭將決定我們的子孫究竟要從我們手中繼承一個什麼樣的經濟和社會。鑒於我們的互聯網總統更願意從傳統智慧中汲取營養和化石燃料工業無所不及的觸角，我實在是沒什麼建議可言。然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遊說力量已經在華盛頓、各州首府和各市初露崢嶸，它必將形成一個強大的反作用力，將美國推向一個新經濟日程。唯一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是要把握現在還是錯失良機。
經濟的轉型和政治價值的變化同樣也帶動了政府機制的變化。隨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展開，國家經濟、民族國家的管理模式以及對世界集中型、層級結構的地緣政治劃分也同時產生。第三次工業革命分散型、合作式的本質和按社區聚集的扁平化結構，更傾向於洲際性經濟和政治聯盟。我們正從「全球化」走向「洲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