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8世紀末市場經濟時代的萌芽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興起，經濟學這一全新的學科出現在人們面前。在試圖解釋以煤炭為動力的蒸汽技術和工廠制造所產生的新興力量時，作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薩伊等人運用了當時全新的物理學的一系列指導原則和比喻，使其關於市場運作規律的闡釋更容易為人理解。
牛頓定律和自我調節的市場
在那個年代，艾薩克·牛頓爵士用來討論機械運動的數學方法風靡一時。當時，每一個貌似嚴謹的學者都采用數學方法來解釋存在的本質和世界運行的方式。
牛頓認為“大自然中的所有現象都是特定力推動的結果，物體的質點由於目前為止尚未知曉的原因，或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不久，每個小學生都要背誦牛頓的三大定律，即：
每個物體如果沒有外界影響使其改變狀態，那麼該物體仍保持其原來靜止的或勻速直線運動的狀態；運動的變化與所施加的力成正比，並沿力的作用方向發生；對於每一個作用力，總存在一個與之相等的反作用力和它對抗；或者說，兩個物體彼此施加的相互作用力恆等，方向相反。
亞當·斯密等人希望用物理學的這種數學確定性來論證其對市場經濟的思考。他們認為正如整個世界一樣，市場一旦處於運動的狀態，就會像一個精准的機械鍾一樣自動運行。上帝是整個宇宙的推動者，而人天生的利己性是市場的動力所在。萬有引力定律統治了整個宇宙，一只看不見的手則在控制著整個市場。亞當·斯密等人借鑒了牛頓認為“每個力存在相等的反作用力”的論述，認為自我管理的市場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運行，供求關系一直處於互動之中，並互相調整。如果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增長，賣家則會相應地提高價格。一旦價格過高，需求就會下降，迫使賣家調低價格以刺激需求。
亞當·斯密對牛頓的物理學理論極為推崇，將其視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一”，並大量借用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和牛頓其他著作中的相關論述，使相關的經典經濟學理論更容易為人所知。
以經典力學理論解釋市場運行機制的問題在於牛頓的物理學只涉及了速度和位置兩個概念。20世紀偉大的科學家和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夫·懷特海在回答關於運動中的物體的相關問題時曾戲謔道：“一旦確定時空中具體的位置，明確了你所要指明的物體，你就可以說物體和時空的關系就是它就在那兒，就在那個地方，只要簡單的位置得以確定，關於物體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牛頓三大定律對幫助我們理解經濟活動的本質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也不足以成為支撐整個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實際上，牛頓三大定律誤導了我們對經濟的理解，因為牛頓力學是建立在相互獨立的個體物質基礎上，並沒有考慮時間發展和過程的概念。在牛頓的宇宙觀中，所有的機械運動在理論上都是可逆的。在牛頓的數學理論中，每一個時間點都有相對應的負時間存在。舉一個經典的例子，球案上的台球在互相撞擊。根據牛頓的理論，球案上所發生的任何運動在理論上都是可逆的，因為在牛頓的運動定律中，時間的概念是一種絕對的時間，沒有過程的概念。但是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所有的經濟行為，如能源和原材料的采集、運輸、利用、損耗和丟棄的過程，卻都是不可逆的。
為什麼能量守恆定律主宰了所有的經濟活動
直到19世紀，物理學家用能量守恆定律將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統一起來之後，經濟學家才有了一個可以精確描述經濟活動的科學基礎。但是當時，經濟學一直陷入牛頓的數學方法中無法自拔，盡管其科學假設的前提並不適用於經濟活動。
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認為“宇宙的能量是守恆的，熵將隨著時光之矢增大”。熱力學的第一定律就是“守恆定律”，具體表述為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宇宙中能量的總額自始至終都是一定的。它只能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其他形式，或者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物體。能量的轉換也是有方向的，總是由可利用轉向不可利用。而這正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作用所在。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能量總是由熱處轉移到冷處，從一個集中、有秩序的形態轉變成分散和紊亂的形態。
如果想對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有一個直觀的認識，我們不妨以一塊燃燒的煤為例。在燃燒的過程中，這塊煤所蘊涵的能量並沒有消失。相反，它被轉化為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其他氣體，排放到大氣層中。盡管能量仍然存在，但我們不可能將這些分散在大氣層中的能量重新還原成煤的形態並加以利用。德國科學家克勞修斯在1868年創造了一個術語“熵”，用以表示那些不可用的能量。
克勞修斯發現當能量由一個較高的、較集中的形態轉化成較分散的形態，即由高溫的形態轉化為低溫的形態時，熵就會增加。例如，蒸汽機之所以能做功，是因為蒸汽機系統裡的一部分很冷，而另一部分卻很熱。換句話說，要把能量轉化為功，一個系統的不同部分之間就必須有能量集中程度的差異（即溫差）。當能量從一個較高的集中程度轉化到一個較低的集中程度（或由較高溫度變為較低溫度）時，它就做了功。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能量從一個水平轉化到另一個水平，都意味著下一次能做功的能量減少了。如果把一個燒紅了的撥火棍從火爐裡拿出，它馬上就會開始冷卻，這是因為熱從溫度較高的撥火棍的表面向周圍較冷的環境傳遞。在一段時間之後，棍子的溫度就和周圍空氣的溫度一樣了。物理學家稱之為平衡的狀態，即不同的能級之間沒有差別，無法做功。
看到這，讀者很可能會問：“為什麼這些離散的能源不能被循環利用呢？”實際上，答案是可以的，但是在循環的過程中需要使用額外的能量。而一旦使用了額外的能量，熵就會增加。
每當我做一個關於熱力學的講座的時候，都會有人質疑我是不是有些過於悲觀。以太陽為例，太陽是我們能量的源泉，還將繼續燃燒數十億年，只要合理利用，將為我們人類提供足夠的能源。此言的確不虛。但是地球賴以生存的另一種能源—化石能源和礦石能源卻是有限的。這些能源的總量是固定、有限的。
物理學家認為，從熱力學的角度來看，地球可以被視為一個同太陽和宇宙相關的虛擬封閉系統。熱力學系統可以分為三類：系統和環境之間既有能量傳遞又有物質交換的開放系統、系統和環境之間無物質交換但有能量傳遞的封閉系統，以及系統和環境之間既無物質交換又無能量傳遞的孤立系統。與太陽系系統相關聯的地球可以被視為相對封閉的系統。地球從太陽獲得能量（隕石和宇宙塵埃除外），並從宇宙中獲取一小部分能量。
化石燃料就是能源物質化的一個明顯例子，無論從哪一點來看，化石能源的總量不大、消耗很快，而且看起來應該不會在地球上再次生成（起碼是對我們人類而言）。化石燃料需要死亡的有機體經過數百萬年的無氧分解才能形成。這些燃料一旦燃燒，以氣體形式發散出的能量就不能再做功。盡管從理論上講，在遙遠的未來（幾百萬年之後）通過相似的方式再次形成化石燃料的可能性存在，但是這種可能性是如此之小，所需的時間如此之長，只能是我們探討的可能性之一。
稀土資源是地球上另一種有限的熱力學資源。鈧、釔、鑭、鈰、鐠、釹、叵、釤、銪、釓、鋱、鏑、鈥、鉺、銩、鐿、櫓等17種稀有金屬廣泛應用於工業過程和工藝過程及高新科技和產品之中，對社會的存續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稀土之所以稱之為“稀”，正是因為其總量較少，為滿足不斷增長的人類和全球經濟的需要，其中一部分很快就會消耗殆盡。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經認真思考過哪一條科學定律在未來最不可能被推翻或被重大修改。最後他認為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應該最能經受時間的檢驗。他寫道：
一種理論的前提越簡單、涉及的內容越紛雜、適用的領域越廣泛，它給人們的印象就越深刻。因此經典熱力學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它是僅有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物理理論。我確信在其基本概念所適用的范圍內，它是絕不會被推翻的。
盡管各種形式的能量轉換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基礎，但是只有極小部分的經濟學家曾經研究過熱力學。也只有極個別的經濟學家試圖以熱力學定律為參考對經濟學理論進行修正並付諸實踐。
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弗雷德裡克·索迪在其1911年出版的《物質與能量》（MatterandEnergy）一書中最早進行了將熱力學定律引入經濟學理論的嘗試。索迪告誡其經濟學家同仁，熱力學定律“最終控制著政治制度的興盛和衰亡，國家的自由與奴役，商務及工業的命脈，貧困與富裕的根源，以及人類總的物質財富”。
第一個將熱力學定律直接引入經濟學的學者是范德堡大學的教授尼古拉斯·喬治庫斯–羅根。其1971年出版的《熵定律與經濟過程》（TheEntropyLawandTheEconomicProcess）一書在當時引發了一陣小小的轟動，但很快埋沒在經濟學界之中。曾任世界銀行環境部高級經濟學家，現為馬裡蘭大學教授的赫爾曼·戴利（羅根的學生之一）在羅根著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相關理論，並於1973年出版了《朝向穩定狀態經濟》（TowardaSteadyStateEconomy）一書。該書將生態學引入經濟學的思考之中，開創了經濟學邊緣學科的大討論，並為隨後開展的關於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探討奠定了基礎。
1980年，筆者出版了《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一書，實際上也是對羅根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希望能夠超越經濟學的視角，在人類整體經驗的基礎上拓展對話。該書從熱力學的角度對人類的歷史進行了重塑，並特別關注了人類文明進步所引發的全球變暖問題。《熵》一書是最早深度關注工業革命對氣候變化影響的著作之一。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以熱力學重塑經濟學理論的努力，很明顯的一點就是經濟學在重新思考其主要假設的科學前提上的守舊。盡管在最近若干年，越來越多的商學院已經開始將生態學和可持續發展列入課程之中，並開始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於能源相關的考量和氣候變化之上，經濟學的指導思想卻仍是經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些理論的假設是同熱力學定律格格不入的。
只要牛頓的陰影繼續籠罩著經濟學理論，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就不可能調和威脅其最重要假設的日益增長的分歧。經濟史專家雷·坎特伯雷認為，對亞當·斯密等人的經典經濟學理論進行改進的難度與日俱增，因為經典經濟學理論處於偉大的艾薩克·牛頓爵士的庇護之下。坎特伯雷寫道：“不時就會有一伙經濟學家認為對傳統的經濟學進行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任何經濟學的革命在反對亞當·斯密及其徒子徒孫的同時不得不冒著與天才牛頓為敵的風險。”現在，也是歷史上第一次，經濟學大廈的地基上出現的諸多裂痕將使經典經濟學理論大廈面臨傾覆的危險。
國富
貫穿經典經濟學始終的謬誤之處在於對財富本質的根本性誤解。啟蒙運動的先驅、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認為：“將土地保持自然狀態而不開發實質上是一種浪費。”洛克完全顛倒了熱力學第二定律，宣稱自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只有人類通過勞動將自然轉化為生產性資產，自然才能體現出價值。洛克寫道：
一個人基於他的勞動把土地劃歸私用，並不減少而是增加了人類的共同積累。因為一英畝被圈用和耕種的土地所生產的供應人類生活的產品，比一英畝同樣肥沃而共有人任其荒蕪不治的土地（說得特別保守些）要多收獲10倍。所以那個圈用土地的人從10英畝土地上所得到的生活必需品，比從100英畝放任自流的土地所得到的要更豐富，真可以說是他給了人類90英畝土地：因為他的勞動現在從10英畝土地上供應了至少相當於從100英畝土地上所生產的產品。
然而熱力學定律告訴我們的事實卻截然不同。經濟活動只是從環境借用低熵的能源並將其轉化成為暫時性、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在轉換的過程中，散失到環境中的能量要比生產出的產品和服務大得多。
就此而言，經濟活動反映了自然界的生物進程。熱力學定律被發現之後，生物學家對如何理解能量持續的由有序向無序方向流動一片茫然，因為在生態系統中，一切都是有序運行的，這與能量流動的方向恰恰相反。
20世紀最著名的生物學家之一哈羅德·布魯姆認為生物有機體並沒有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只是其做功的表現方式不同。根據布魯姆的觀察，生物都是不均衡的熱力學系統。也就是說，每個生物存在的狀態都是不均衡的，它們連續地從環境中攝入能量，使環境中的總體熵值不斷增加。以植物為例，植物每天都通過光合作用從太陽獲取能量，而所積聚的能量被動物以直接（食用植物）或間接（食用其他動物）的方式消耗掉了。總體來說，在此過程中所涉及的物種越多，為維持不均衡狀態所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同時在維持生命過程中散失到環境中的能量也就越多。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埃爾溫·薛定諤准確地把握了生命體熱力學過程的本質，提出“生物若要維持生命，就必須從環境中汲取負熵”。
生物學家對此的描述同我們對生命運行方式的理解是一致的。為了維持生命，我們需要攝取食物，這也是持續地向體內攝入能量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不斷地消耗能量，使熵不斷增減。如果停止攝入或由於疾病等原因我們的身體無法正確地處理所攝入的能量，我們就會死亡。一旦死亡，我們的身體很快就會分解，變成自然界的一部分。我們的生命和死亡就是熱力學流動的過程。
化學家泰勒·米勒用一個簡短的食物鏈解釋了生態系統的每一個階段可利用的能量是如何被處理的以及熵產生的過程。他首先指出在生物進食的過程中，“有80%~90%的能量被浪費了，或以熱的形式散失到環境中”，只有10%~20%的能量被生物真正攝入。這是因為將能量從一個生物轉移到另一個生物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這就造成了能量的損失。
米勒以一個由草、螞蚱、青蛙、鱒魚和人所組成的簡單食物鏈為例描述了能量消耗和熵產生的過程。根據統計，米勒發現“一個人為了生存每年需要吃300條鱒魚，而鱒魚要吃9萬只青蛙，青蛙則要吃2700萬只螞蚱，螞蚱需要吃1000噸草”。
現在，讓我們看看在一個復雜的工業文明中將自然資源轉化為人們消費的食物所帶來的熱力學影響，及其對我們如何理解國民財富帶來的警示。我們不妨以一塊牛排為例：
1.每生產一磅牛排需要消耗9磅飼料。而在此過程中只有11%的飼料轉化成了牛肉，其他的或在轉化過程中被消耗，用以維持正常的生理機能，或者被牛其他不能食用的部位所攝取或吸收，如毛發或骨頭。當我們在感慨汽車能源利用率不高，是對能源的浪費時，其實飼養肉食牛所消耗的能源及其利用效率更令人觸目驚心。弗朗西斯·拉佩在其《一座小行星的新飲食方式》一書中指出一英畝土地所出產的谷物生產出的蛋白質是以其為飼料喂養出的肉類的5倍，豆類是10倍，而蔬菜則是15倍。目前全世界所生產的谷物有三分之一被用做飼料，而不是被人們直接食用。當極小部分的富人在食物鏈的頂端窮奢極侈的時候，數千萬窮人卻不得不面臨營養不良、饑餓和死亡的威脅。
2.為種植谷物，農民需要使用大量的化石能源為基礎的化肥、殺蟲劑和除草劑。同時，為了操作農機還需要額外的化石能源，而將谷物運輸到巨型的機械化養殖場所需要的卡車、火車和輪船也要消耗更多的化石燃料。
3.在飼養場，牲畜需要攝入大量的化學產品，包括催長劑、飼料添加劑以及偶然服用的抗生素，同樣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通常，這些牲畜都是大規模圈養（有時一個飼養場的存欄數可能達到5萬頭甚至更多），它們面臨紅眼病和牛傳染性鼻氣管炎等傳染病的威脅，為了預防疾病，需要大量噴灑從化石燃料中提取出來的殺蟲劑。
4.一旦出欄，這些牛就要被裝入貨車中，在國內長途跋涉，耗時幾個小時甚至數天，運到屠宰廠。在此過程中，同樣消耗了更多的化石燃料。
5.在屠宰場，這些牛被排成一列送入屠宰間。在那裡，它們被一槍打暈，跌倒在地上。工人隨即用鏈子鉤住牛蹄子，把牛倒掛起來，然後用刀割斷它們的喉嚨，把血放干。
6.隨即這些死牛在電力驅動的生產線上被機器剝皮、去掉內髒。
7.電鋸把牛分割成塊，包括頸肉、肉肋、胸口和牛排。
8.這些牛肉塊被丟到電力驅動的傳送帶上，數十名工人對這些肉塊繼續加工、包裝，產品最終被生產出來了。
9.隨後，真空包裝的牛排被冷櫃車運到了全國的各個超市之中。
10.到超市之後，牛排就被由化石燃料制成的塑料重新包裝，陳列在櫃台中明亮的冷藏貨架之上。
11.消費者驅車來到超市，購買牛排，然後把它放到家裡的冷櫃或冰箱之中，然後用煤氣灶或電爐烹飪。最後，牛排才進入消費者的腹中。
與種植飼料、飼養牲畜、配送、屠宰、分割並將牛排最終送到每個人家中的餐桌上所消耗的能量相比，真正進入牛排之中的能量少得可憐。
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熵的賬單了。畜牧養殖業是僅次於建築業的氣候變化的第二大黑手，其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占溫室氣體總量的18%。這一數值甚至比全球交通所排放的總量還要多。牲畜（大部分是牛）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人類經濟活動排放總量的9%，其排放的溫室氣體的比重甚至更高。牲畜所產生的一氧化二氮占人類相關活動所排放總量的65%（一氧化二氮在氣候變暖上的效應是二氧化碳的近300倍）。大部分的一氧化二氮來自動物的糞便。牲畜所排放的沼氣占人類相關活動所排放總量的37%（沼氣在氣候變暖上的效應比二氧化碳多23%）。
最後，我們可以總結如下：能量只是暫時存在於牛排之中，一旦被食用，就會被人體所吸收，最終以消耗掉的能源或廢物的形式重新排放到自然界中。
那麼，我們現在該如何歸納國內生產總值的本質呢？我們將國內生產總值視為衡量國家每年所生產的財富的重要標准。但是從熱力學的角度而言，它只是一個衡量暫時內嵌在貨物或服務中的能源的標准，而這是以可利用的能源資源的消耗和熱力學廢物的增加為代價的。一旦我們生產的貨物和服務最終變成熵，無論是何種經濟學理論，都會意識到經濟將會面臨破產的危險。也就是說，當所有的一切成為現實，每個文明都會不可避免地從自然界中攫取更多的能量，以維持自身的存在和發展，盡管是以對地球涸澤而漁為代價。如此看來，所謂的國內生產總值也許改名為國內成本總值更加貼切，因為一旦有能源消耗發生，其中的一部分便無法再利用了。
盡管事實無可爭辯地表明所有的經濟活動只是以降低其所依賴的能源效用等級為代價創造暫時性的價值，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沒有從熱力學的角度審視過整個經濟過程。總體而言，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都相信經濟活動是一項推動地球無限制的物質進步的線性過程，只要自由市場機制存在，“看不見的手”便可以自動調節供求關系。法國啟蒙哲學家和革命者馬奎斯·德·孔多塞曾將這種對自由市場的樂觀情緒總結如下：
人類的進步沒有界限，人類的完美也沒有盡頭……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中，只有地球的生命年限才是阻礙這種追求的唯一限制。
沉迷於對物質無限富足向往之中的經典經濟學家都堅信，通過人類的勤奮可以創造一個烏托邦般的人間天堂（托馬斯·馬爾薩斯例外）。認為經濟活動的加速發展會導致環境的退化，並給子孫後代的生活蒙上一層陰影的想法被認為是不可理喻的。
經濟理論如何變得無關了
幾乎每個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假設中都存在著意識形態的盲區。生產率這個概念廣受經濟學家的好評。經濟學家將其定義為固定投入下的產出比率。速度越快、生產率越高，額外的回報就越大。但衡量生產率的一個更為准確的熱力學標准應該是固定產出下的熵值。
我不禁想起30多年前所作的一項關於生產一輛汽車到底需要多少能源的調查。結果表明生產一輛汽車所消耗的能源遠大於其實際需要的數額。額外的能源被消耗在加快生產速度和使生產出來的產品更加快速地離開裝配線上，產品供應鏈中的事實也的確如此。我們對生產和物流速度的追求最終以額外的能量消耗為代價。能源使用得越多意味著浪費得也就越多，自然界中的熵也在不斷增加。
我們一度認為通過加快經濟活動的速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節約能源，但是從熱力學的角度來考量，事實卻恰恰相反。看到這，讀者可能會心存疑惑。你是否有這樣的經歷，午夜駕車行駛在返程的公路上發現汽油即將用盡卻不知道加油站在哪裡？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猛踩油門，希望盡快找到加油站。我們認為加快行駛速度將會提高我們在汽油耗盡之前找到加油站的概率，但這是與熱力學定律相違背的。只有緩慢的勻速行駛，才會增加我們行駛的距離，找到加油站的概率才會提高。
當新古典經濟學家大談特談生產率和經濟增長是衡量固定投入下的產出比率的指標時，他們腦海中的投入僅僅是資本和勞動力。甚至當經濟學家分析美國和其他工業國家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的時候，人均資本投入只能解釋經濟增長的14%，而剩余的86%卻無法說明。因其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將這86%稱為“對我們無知的一個度量”。
一個物理學家挺身而出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解釋。來自德國維爾茨堡大學的賴納·屈梅爾建立了一個涵蓋能源、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增長模型，並對美國、英國和德國在1945~2000年間的發展進行測量，最終發現能源就是解釋經濟增長剩余部分的“缺失因素”。
羅伯特·艾爾斯是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的一名環境和管理學教授。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坐落於法國的楓丹白露，是世界知名的學府。艾爾斯的專業是物理學，其研究的相當大一部分關注能量流動和科技進步。艾爾斯同其研究助手本傑明·沃爾一道構建了一個包含能源、資本和勞動力的經濟投入模型，在對美國整個20世紀的經濟增長曲線進行研究之後，對英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的經濟也一並加以分析。通過研究，艾爾斯和沃爾發現將能源加入投入模型之後，“這四個國家在20世紀的經濟增長幾乎都是能源帶動的結果”。艾爾斯和沃爾的經濟增長模型清晰地表明了“日益提高的將能源和原材料轉化為有用功的熱力學效率”正是生產率提高和工業社會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微觀層面—私人公司的時候，能源在提高生產率和利潤率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更加明顯。最近，我與極富遠見的NH酒店集團首席執行官加布裡埃萊·布爾希奧在馬德裡的一家NH酒店共進了晚餐。NH酒店集團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酒店巨頭，是歐洲第五大酒店連鎖集團，旗下有400余家酒店。
布爾希奧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全球首席執行官圓桌會議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之一。他是一位和藹、聲音柔和的紳士，個人的生活方式也反映出其獻身於綠色未來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激情。布爾希奧一直在思考能源效率的問題。原因何在呢？在這次全素的晚餐上，他告訴我NH酒店集團經費和運營成本的30%是與能源相關聯的，僅次於人力資源，是第二大開銷。對布爾希奧來說，關注企業的熱力學效率和提高生產率的新方法並不是一個令人費解的經濟學概念，而是切實的商業工具。他之所以能夠將NH酒店集團打造成為歐洲頂尖的酒店連鎖集團之一，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通過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節省的巨額費用—企業成本的降低可以使客戶享受物美價廉的服務。
NH集團引入了一個名為數據集市的在線控制系統，可以對整個酒店的能源消耗進行實時監控，利用信息在最大限度滿足客人需求的同時減少浪費。在2007~2010年間，NH集團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能源消耗降低了15.83%，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31.03%，垃圾產生量降低了26.83%，水的消耗量下降了28.2%。
NH集團現在正推行“智能房間”的概念。這是一個實時監控系統，可以隨時掌握用水、燈光、空調和供暖消耗的信息，並在24小時的周期之內根據個人的需要自動調節。作為獎勵，能源消耗低於標准的客人在結賬時將會獲得NH會員卡的積分，在下次入住任何一家NH酒店時將會享受折扣。
NH集團也在進行將酒店改造為微型電站的嘗試。該公司在意大利境內所屬的酒店中已經有15%安裝了太陽能加熱系統。該集團旗下位於羅馬維托裡奧·威尼托大街的NH酒店已經安裝了太陽能光電系統，可以滿足其10%的能源需求。NH集團正在籌建世界上第一座零碳排放的酒店。由於預期2011年電動汽車將投放市場，NH集團也成為第一個在其旗下的特定酒店提供免費充電服務的酒店。
NH酒店中所使用的木質和紙質產品都是由可再生的原木制成，所有的客房和附屬設施都是由對環境影響較低的“生態”材料制成。NH酒店所產生的廢物都進行了循環利用，洗手間、淋浴和水龍頭都使用了節能科技，最大限度地減少耗水量。
NH集團甚至成立了一個由約40家公司組成的支持者俱樂部，這些公司的生產線和供應鏈都在持續的監控、評估之下，並不斷升級，以滿足NH酒店集團設定的能源要求和生態標准。
通過節能和創建生態友好型酒店，NH酒店在贏利的同時，建立起了一個可持續的商業運作模式，為顧客提供了合理的價位。顧客在享受優質服務的同時，也認識到自己正在減少碳排放並履行生態圈中的管理職責。NH酒店集團所采取的所有節能技術和商業實踐極大地提高了公司的生產率，在優化服務的同時降低了成本。
鑒於現代工業中的每項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化石燃料的驅動（如農業化肥和殺蟲劑、建築材料、機械、藥劑、光纖、電力、運輸、取暖、照明等），熱力效率對於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
但是，熵損失的重要作用也不可忽視。我們時刻不能忘記每當我們使用額外的能源加速經濟進程時，必須將所獲得的生產成果與散失到環境中的熵進行比較衡量。在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石油工業時代，煤、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耗在極大地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向大氣層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以能源散失的形式），導致了全球氣候的巨變。“欲速則不達”雖然是一句老話，但也反映出對熵定律的直觀認識。就熱力效率的角度而言，生產率同樣也是衡量在生產速度一定的情況下每單位產出所產生的熵的重要標准。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石油的價格極其低廉，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商品和勞務在生產和分配過程中的熱力效率。在科學家發現碳燃燒和全球變暖之間的關系之前，也很少有人關注熵的流動。但是現在一切都變了，石油價格屢創新高，全球石油生產已經達到峰值，能源的價格不斷升高。同時，長久以來工業活動排放到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改變了地球的溫度並使世界面臨氣候變化的巨大威脅，對農業和基礎設施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還有一個極其簡單但卻十分棘手的現實，化石燃料和稀土資源消耗極快，長久以來經濟活動所累積的熵值已經遠遠超出大氣層所能吸收的能力。這一嚴峻的情況要求對原有關於經濟活動的基本假設進行徹底的重估。從現在起，必須從熱力效率和熵影響兩個方面對生產效率進行衡量。
對於以上觀點，經濟學家經常反駁稱他們已經通過“負外部性”這一指標或市場活動對未直接參與交換過程的第三方所造成的有害效應將熵納入考量的范圍之內。此種觀點的誤區在於這一說法並沒有考慮到對第三方、整個社會、環境和子孫後代的整體影響。如果商業行為體為所有的損害支付賠償的話，所需的費用將大大超出其獲得的利潤，市場資本主義將無以為繼。而時不時的政府罰款、賦稅或因其商業活動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所引發的民事賠償對商業體來說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熵值的本質。
大部分經濟學家對此不了解的原因在於他們無法理解所有的經濟活動只是從自然資源和物質儲備處借用能量，而不是憑空生產。如果這種借貸的速度遠大於生物圈循環廢棄物和補充儲備的速度，熵的積累將會最終導致任何過度攫取自然資源的經濟體制的滅亡。
每一個偉大的經濟時代都是以新型能源機制的引入為標志。初期，新能源的開采、加工和運輸的成本較高。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規模的擴大，成本將會不斷降低，熵流動不斷增強，直至最後，豐富的資源開始變得稀缺，長期以來不斷累積的熵值變得難以承受，經濟便開始衰落。石油經濟時代在20世紀的發展也正是遵循這一曲線，並在2006年達到頂峰，開始衰落。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能源曲線也將遵循相似的軌跡嗎？答案是因時而異。只要太陽系存在一天，太陽、風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就會為我們人類和其他生物提供足夠的能源，滿足我們的需要，但是這些能源也有自己的熵參數。比如，這些可再生能源也需要自己的物質輔助設備。光電池、電池、風輪機、節能燈具和第三次工業革命所依賴的很多新型通信技術都含有稀土材料。美國物理學會和美國材料研究學會在2011年2月發布的一篇報告中警告說，從長期來看，某些稀土材料的儲量不足以支持新型能源的大規模發展與利用。當然，有一部分稀土材料是較為豐富的資源（如銅）開采過程中的副產品，短期內暫無短缺之憂。但是，為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人們已經開始探討尋找可替代材料甚至生物替代材料的可能性。迅猛發展的生態科技、可持續化學和納米技術領域的研究者確信在未來的數十年內將會找到更廉價、更有效率的材料來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建設。
另一個長期的隱憂則在於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價格極為低廉，幾乎是免費，而供應幾乎是無限制的（正如IT和互聯網革命帶來的信息收集和傳播成本的巨幅下降一樣），人們無限制的使用可能造成熵的快速巨額積累。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要知道地球是一個與太陽系進行能量交換的封閉子系統。如果我們擁有理論上無限制的清潔、綠色能源，我們將會更加傾向於將地球上有限的熵資源以更快的速度加工成商品，而這種做法必然會增加熵的流動、造成更多的混亂，在做有益的工作時可能就沒有資源可利用了。
不妨以鋁為例，我們可以利用清潔能源為動力對鋁礦進行商業開采和加工。但是在一定時期以後，鋁制品就會生銹以松散的分子形式散失到周圍的環境之中，成為熵流的一部分。一旦散失，這些分子將不能被收集、還原成原來的形態。
以上事例告訴我們在向新型分散式綠色能源轉變的同時，對此類資源的使用也要更加謹慎，這樣我們就不會將對維持地球生命同樣重要的低熵資源消耗殆盡。從熱力學的角度來說，我們要學習的應該是如何設定、調整自己的消費模式，適應自然界循環的客觀要求，以可持續的方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盡管如何平衡預算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但是政客、商業領袖和大部分公眾所考慮的只是預算的額度，而從自然界“借用”財富的最終額度卻很少在考慮的范圍之內。我們幾乎是對此視而不見。一旦有人建議對汽油或碳排放征稅以鼓勵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減慢全球變暖的進程，相當一部分的人就會跳出來反對。然而，我們從自然界開采資源的速度越快，消耗的速度也就越快，資源也就越稀少，污染也就越多，這樣在供應鏈上每一部分的成本也就會越高。當我們使用和消耗的每一樣物品的價格都上漲的時候，供應鏈上每一部分的成本也必然隨之上漲，其中也包括政府花費在公共物品和勞務上以維持民眾日常生活的財政支出。
自然界中成熟的生態系統的運行方式同我們在社會中所習慣的方式截然不同。我們不妨以亞馬孫河這樣一個頂級生態系統為例，其熱力效率幾乎是完美地接近一個穩定的狀態（在自然界中完美的穩定狀態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生物活動都會導致熵的流失）。在這些已經經過幾百萬年發展的頂級生態系統中，能源和物質的消耗並沒有明顯超過系統本身吸收、循環廢物和重新產生新能源和物質的能力。系統中精准的協同作用、共生作用和反饋回路確保了系統維持持續供求平衡的能力。
筆者注意到仿生（模仿自然界中生物系統的功能和行為）在產品研發、經濟模式和城市規劃中已經成為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通過學習頂級生態系統如何平衡預算，並將其運用到人類社會內部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預算平衡之上，我們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
所有這一切雖然令人痛苦，但卻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有人不禁懷疑經濟學家在經過熱力學的訓練之後是否會比之前更能發揮作用。弗雷德裡克·索迪、尼古拉斯·喬治庫斯–羅根、赫爾曼·戴利和筆者本人在本書之前的章節中已經強調了熱力效率在決定生產率和管理可持續性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以經濟史上供應鏈中的軼事對此論點進行了佐證。但艾爾斯和沃爾的分析卻特別中肯，因為其所提供的證據歷時之久、可信度之高使其假定幾乎是無可置疑。艾爾斯和沃爾的分析引用的大部分資料都是硬數據，經濟學家如果願意，可以直接用來修正經濟理論。當然大部分的情況下，經濟學家的選擇是視而不見。
鑒於熱力效率在生產率和經濟增長上的決定性作用，我請求約翰·萊特納（美國節能經濟委員會委員之一，也是我們全球研究小組中著名的經濟分析家）創建一個模型對20世紀能源效率的變化進行跟蹤，看看在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型中我們能夠獲得怎樣的感悟。萊特納的研究表明，在1900~1980年間美國的能源效率持續穩定地增長，由2.5%增至12.3%，之後便穩定在14%左右，以上數據反映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能源和基礎設施已經成熟。這也意味著在過去30年的商品和服務生產過程中，我們所使用的能源的86%都被浪費了。
一旦熱力效率保持穩定的狀態，經濟行為所產生的熵就會急劇增長。據統計，2010年美國空氣污染和水污染以及非可再生能源消耗的成本達到4.5萬億美元之巨，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4%，比率是1950年的兩倍。這些指數還沒有包括導致全球變暖的氣體排放的熵的額度，一旦將其對未來的影響納入考量范圍之內，美國和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值在其面前就顯得九牛一毛了。
當然，熱力效率達到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萊特納的模型和其他模型一樣都表明在未來四五十年內將現有的能源利用率提高三倍、達到40%還是有可能的。美國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的研究表明，如果將現有的所有商業建築利用新型科技、節能技術與實踐翻新改建，能源消耗將降低60%。如果再加裝光伏發電系統的話，傳統能源消耗將減少88%。如果所有新的商業建築都進行綠色能源發電的改建，能源效率的提高幅度將更加驚人。如果美國所有的民宅都采取相同的舉措，家用傳統能源的消耗將減少60%。
那麼進行這些改造的成本是多少呢？對美國所有商用和民用建築進行基礎設施改建的成本為4萬億美元，如果以40年計算，每年1000億美元，但收益將會達到6.5萬億美元之巨，約合每年1630萬美元。假如改建成本可以得到7%的節約，最終的成本效益比率將會達到1.8，也就是說每向能源效率改建項目和可再生能源系統投入一美元，收益將會達到1.8美元。
對國家電網進行重新配置，使其實現由集中型、機械化向數字化、分散式的改造也將會大幅提高國民經濟的熱力效率。目前電力生產和傳輸系統的熱力效率在32%左右。這一效率自196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成熟以來一直保持在這個水平。令人驚奇的是，美國在電力生產過程中所浪費的能源比日本支持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還要多。
新型的分散式智能電力網絡可以更有效率地生產和傳輸電力（特別是綠色電力），同時也會大幅提高能源效率。此外，一項由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進行的研究表明現有的廢棄物發電系統和其他循環能源系統利用從工業發電站中廢棄的熱能再次發電，可以滿足目前電力消耗的20%。萊特納的研究也表明一旦建築業的能耗效率提高到50%，發電的效率提高25%，美國整體的能源效率將會提升60%。
如果我們大規模使用氫氣等可再生能源，並以高效的、電力驅動或以氫氣為燃料的交通工具代替傳統的、低效的、汽油驅動的內燃機汽車，效益將會如何呢？答案是令人震驚的。新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供應鏈每個環節和社會每個部門中潛在的熱力效率提高所帶來的收益將遠遠超過第二次工業革命。
重新定義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財富
對經濟學家來說，沒有什麼比產權關系更為神聖了。經典經濟理論認為市場中的財富交換是產生經濟行為和產生財富最有效的手段。這一資本主義核心的前提是若干基於人性的假設，就具體的表現來說，體現為鞏固現代經濟活動的具有特定組織模式的社會行為。
約翰·洛克認為私有財產是天賦的權利，他曾經寫道：
只要一個人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狀態，他就已經摻進了自己的勞動，在其上面附加了屬於自己的東西，因而使該物品成為自己的財產。既然是由他使得這件東西脫離自然所安排的一般狀態，那麼在此之上必然由他的勞動附加了一些東西，從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權利。因為既然勞動是勞動者無可爭議的所有物，那麼對於這一有所增益的物品，除他之外就沒有人能夠享受權利。
但是我們要注意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人類是以食物搜尋者或獵人的身份集體生活的，一旦發現並占有自然界的財富，便將其消耗。財產這一概念，是在公元前10000年的農業社會以儲藏起來的多余的谷物或馴養的動物的形式出現的。在舊石器時代人類是靠天生活，隨四季變化而遷徙。當時人們僅有的物品是可以隨身攜帶的有限的衣服、裝飾品、手工工具和武器，即使是這些物品，人們也認為是屬於氏族共有。
農業的出現也沒有改變財產的屬性，人們還是傾向於將其視為集體共有。雖然私有財產確實存在，特別是在水利文明出現之後，但是其范圍僅限於國王和商人的財富。直至14世紀末期，領主和農奴都是屬於土地的，而不是土地歸屬於人。基督教認為上帝統治其所創造的一切，教會作為上帝在世間的代表，替上帝行事，依次對封建領主、騎士、下屬和農奴進行監管，這也就是所謂的“存在巨鏈”。土地（地產所有權）買賣的概念直到都鐸王朝和伊麗莎白時期英格蘭通過《圈地法案》，封建經濟日薄西山、市場經濟興起之後才出現。
中世紀後期自由城市中的商會對財產獲得這一概念的認知也是相當有限。商會定價和確定生產的數量只是為了糊口，並沒有想要額外獲利，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態。
第一次工業革命前所未有地加速了商品生產的過程，技術工人和勞動者也因此獲利，生活較封建領主時期大為改善。啟蒙經濟學家在興奮之余，開始大肆宣揚市場中的私有財產關系，並將私有財產的獲得視為人的天性，而不是特定通信/能源模式下的社會傾向。
這樣，市場機制就成了管理私有財產供求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其對財產的分配被認為就像統治整個世界的牛頓定律一樣公正。人類天生的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將會確保社會總體財富的穩定增長，並推動人類走向無限的進步。而類似於“貨物出門、概不退換”（提醒買家注意）和“低買高賣”這樣的概念產生了新型的、二元對立的社會現實，將世界分為“我的”和“你的”兩個部分。
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人的驅動這一概念和統治經濟行為的若干假設的看法截然不同。新型經濟模式分散、合作的本質使人們不得不對與市場經濟共生的私有財產的概念重新進行定義。
通過互聯網和新型通信技術，地區內每個人的中樞神經系統彼此相連，使我們進入全球性的社交空間和新的時間領域之中。在此背景之下，全球網絡的接入成了同19世紀和20世紀私有財產權同等重要的概念。
伴隨互聯網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人習慣於對創造力、知識、專業技能，甚至產品和服務的開放性共享，以促進社會總體財富的增長，這種觀點被經典經濟學家嗤之以鼻。經典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共享是與人性相違背的，注定會失敗。在他們眼中，人生來就是利己的、競爭的、貪婪的，會利用他人的善意為自己謀利，或躺在他人的勞動成果上不勞而獲，或者獨享自己的成果，獲得更多的收益。
經典經濟學家的這些擔憂看起來有杞人憂天之嫌。現在，數千萬的年輕人正在積極地加入互聯網上分散、合作性的社交網絡之中，樂於用自己的時間和才智（大部分是不索取任何報酬）來為他人謀福利。他們這麼做的原因何在呢？僅僅是為了享受與志同道合者共同致力於促進生活進步、推動社會發展、大幅提高生活水平的樂趣。
維基百科和臉譜網這樣的網絡社交空間對經典經濟學人性自私、逐利的基本假設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通信模式和新能源帶來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對人性驅動的解釋—對社會性的需要和集體性的尋求。
這種無處不在的觀念轉變在人們對財產的看法上得到了更多的體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傳統的財產觀念—鼓勵獲取物質財富和獨占、排他的權利，被全新的通過社交網絡同他人分享經驗的財產觀所取代。我們現有的財產觀是如此注重私有制和排他性，很難想象在此之前，另一種財產觀—財產共有，曾在人類歷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占據重要的地位。在河面上自由行船、在森林中尋找食物、在郊外的路上漫步、在附近的溪流中捕魚、在廣場上自由集會，這些都曾經是我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部分。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為代表的現代工業社會的到來，共有的財產觀被拋諸腦後，取而代之的是私有財產觀，並將其視為“衡量一個人的重要標准”。
在分散、合作型的經濟中，進入全球社交網絡的權利同在國家市場上擁有私人財富的權利變得同等重要。生活質量的重要性日益顯現，特別是在虛擬空間中尋求融入數百萬人組成的全球性社團這一訴求。這樣，互聯網的接入權利就成為新興的、相互連接的世界中一個強有力的新型財產觀。
生物圈之中的新型爭端將越來越多地圍繞接入的權利展開。這一變化也反映出與全球化相互依賴相關的私有制的重要性正在逐漸降低。
正如18~19世紀的年輕人為財產權而奮斗一樣，生活在威權體制之中的年輕人正在為獲取進入全球網絡社會空間的權利而斗爭。全球互聯網自由協會由防火牆穿越公司所組成，這些公司的主業就是從事突破網絡封鎖軟件的開發，突破埃及、伊朗、利比亞、越南、沙特、敘利亞等國官方建立的防止國民接入全球信息網絡的防火牆的限制。此類軟件已經幫助數百萬人接入到全球性的互聯網絡之中，並使其保持在某一天可以同民主國家中的年輕人一樣享有自由接入互聯網權利的希冀。
2011年1月和2月，社會媒體打碎威權統治的力量在埃及開始顯現。數萬名年輕人走上街頭示威反抗穆巴拉克的野蠻統治，歷時18天之久，埃及陷入政治危機之中。而以年輕的谷歌高管瓦伊爾·古奈姆為代表（古奈姆隨後成為運動“不具領導作用的”代言人）的年輕人主導的反抗使用了臉譜網、YouTube和微博等社交媒體同軍警相抗衡，並最終將世界上最獨裁的政府之一扳倒在地。
在突尼斯、利比亞、也門、約旦、巴林乃至整個阿拉伯地區都發生了類似的示威活動。新興的互聯網一代強烈要求結束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獲得在一個開放、透明、無邊界的世界中生活的權利。這樣的世界反映出了新型社會媒體的運作規范和實踐，社會媒體界定了全世界青年的願望與志向。
生活在集權國家之中的年輕人的不滿將會在未來數年中愈演愈烈，他們強烈要求成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員，跨越國界的限制，實現知識、商業和社會生活的共享。互聯網將生態圈變成了新的政治邊界，而在此過程之中，傳統的地緣政治顯得與這一時代格格不入。
在扁平結構的世界中，即使是知識產權這一資本主義最核心的特色，在商業的舞台上也已經開始瓦解，逐漸被邊緣化。在互聯網的世界中，“信息可以自由流動”，版權和專欄越來越為人們所忽視。商業和社會生活越來越多的方面在開源社區中開展，無論從哪一點來看，知識產權都已經過時了。音樂公司是最先感受到沖擊的行業。面對數百萬年輕人開始在網絡上免費共享歌曲的情況，音樂公司試圖通過對侵犯音樂版權的行為提起訴訟和利用新的編碼技術創建防火牆來保護版權，但很可惜的是收效甚微。
出版商和作者則開始將新書中的一些篇章免費授權上傳到互聯網上，希望讀者可以通過試讀而產生興趣購買書籍。但是這一想法有些不切實際。在互聯網上，關於每一個話題都有大量的免費信息在流動，且新信息每時每刻都在產生，通過版權收取費用的嘗試即使不是毫無作用，恐怕也將相當困難。報紙也面臨相同的局面。新的互聯網一代不再去買日報或周刊，而是傾向於通過登錄《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Post）這樣的博客網站來獲取信息。很多頂尖的出版集團則開始嘗試通過提供免費的在線信息來挽留讀者，希望以付費廣告的途徑來彌補損失。
科技公司對人類、動物和植物的基因研究成果具有25年的保護期，這樣就可以通過對相關基因藍圖的壟斷在農業、能源和醫藥等行業攫取高額的利潤。然而，近年來，為建立一個更加透明、合作的科學研究途徑，新一代的科學家開始將最新基因研究成果免費上傳至互聯網，借此鼓勵生物科技研究成果的共享。在一個合作、資源開放的世界之中，廣泛獲取的權利遠大於排他的所有權，因此，版權和專利將不可能以現有的形式繼續存在。
同樣，廣泛、免費的獲取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地熱、潮汐能等）的權利也成為致力於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擔當生物圈中管理者角色的新一代人日益高漲的呼聲。在本世紀中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標志性的極少數巨型公司和政府對化石能源的所有權和控制對那時的年輕人來說將會成為明日黃花，甚至是無稽之談。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之中成長起來的全新一代與生俱來地將地球上的所有能源視為如同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一樣的公共物品，為全人類所共享。
確保普遍性的接入和保證地球上每個人不被排除在全球共同體的生活之外，為人類的社會性打開了一道發展之門。在未來，任何為獲取訪問權限的個人和集體的努力將會同過去獲取財產權的努力一樣意義深遠。
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
財富、生產效率、平衡預算和財產權並不是經典經濟學理論中需要重新界定的特色的全部。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科技的發展，扁平式的經濟模式日益成熟，資本主義的核心信條也發生了動搖。
資本主義建立在以下假設的基礎之上：積累起來的個人財富將會以金融資本的形式，通過控制財富產生的科學技術和分配的物流手段，獲取更大的利益。
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工業革命需要巨額的先期投入。以煤炭為燃料的蒸汽機遠比木材、水力或風車昂貴。隨之而來的新型能源和科技的高昂成本及專業化的分工和技能，使其傾向於在工廠采用集中化的管理和生產方式。
英國的紡織業是最早實現轉型的行業，其他的家庭手工業則緊隨其後。新興的富商階層獲得了購買生產工具所需的足夠金融資本，而在此之前，生產工具都是歸手工業者個人所有。這樣的階層被稱為資本家。手工業者無法同規模經濟和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抗爭，被迫失去了獨立性，成為工廠中的雇傭工人和工業革命的勞動力。歷史學家莫裡斯·多布曾將這種從手工業到資本主義企業轉變的意義總結如下：“生產對資本的從屬以及資本家和生產者之間新型階級關系的出現是新舊兩種生產模式的分水嶺。”
與此相反，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新型分散、合作式的通信和能源領域之中，社會資本的積累與金融資本的積累同等重要，富有價值。原因就在於隨著通信科技成本的日益低廉，接入互聯網的成本急劇下降。現在，全世界有近20億人通過筆記本電腦在網絡中以光速彼此相連，甚至比全球有線電視網更加自由。在不久的將來，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科技急劇下降的成本將使地球上的每個人都可以進入分散式的能源網絡之中。
獲取巨型、集中化的電話、廣播和電視通信網絡及化石能源和核電站所需的額外資本投入正在讓位於新型、分散式的資本主義模式。在這種新型的經濟模式之中，分散式網絡的進入成本非常低廉，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廣闊的、開放性的互聯網和輸電網絡中潛在的企業家和合作者。產生的結果就是金融資本在新型企業的創立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遜於社會資本，起碼在開始階段是如此。看看谷歌、臉譜和其他全球性網絡，它們都是由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宿捨裡建立起來的。
當然，這麼說並不意味著金融資本不再起作用。它仍然擔任重要的角色，只不過作用的方式截然不同了。當經濟日益扁平化、分散化，對等關系逐漸取代了自由交換，企業獲利的本質也發生了變化。
生產可交換的財富這一資本主義的基石在交換成本日漸低廉、最終可能免費的智能經濟之中逐漸變得無利可圖。這一進程正處於發展之中，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的成熟在未來的數十年中速度會不斷加快。隨之而來的是，市場中財富的交換將會讓位於合作性網絡之中關系的獲得，商品的生產將會被即時產品的生產和服務的提供所取代。《紐約時報》的記者馬克·萊文敏銳地將這種新觀點描述為“共享與所有權之間的關系就像iPod與磁帶、太陽能電池與煤的關系一樣。共享是清潔的、新奇的、城市化的、後現代的，而私有則是蕭條的、自私的、膽怯的、落後的”。我所描述的資本主義運營方式的重大變革正在傳統的制造業和零售業中展開，並對商業的運作模式進行重塑。
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市場中，利潤是在交易成本的差額中產生的。也就是說，在價值鏈中的每一步，銷售者都要向購買者提高價格以獲取利潤。商品或服務的終端價格反映出了這種加價。
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信息和通信科技則大幅降低了商業供應鏈之中的交易成本，分散式可再生能源很快也將如此。新型的綠色能源工業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不僅信息的生產和分配的成本幾乎為零，可再生能源也是如此。每個人都可以免費使用太陽能和風能，而且幾乎用之不竭。
當加入新興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通信/能源體制之中的交易成本幾乎為零的時候，保持差額贏利幾乎就是不可能的，對贏利這一概念必須重新進行定義。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通信技術的發展，這一改變已經悄然發生。音樂和電子書的免費下載和博客的出現極大地減少了唱片業和出版業的交易成本，對這些傳統工業產生了毀滅性的打擊。可以預料的是綠色能源、3D生產和其他部門也會發生這樣的沖擊。所以當交易成本銳減、差額消失的時候，商業該如何贏利呢？
在一個交易成本幾乎為零的經濟之中，財產仍然存在，掌握在生產者手中，消費者在一段時間之內可以訪問、獲取。在一個新的生產線在市場中不斷更替、持續升級的世界之中，任何人試圖擁有物品的意義何在？實際上，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經濟模式之中，時間成了稀缺的資源和交換的關鍵組成，服務的獲得超越了所有權成為主要的商業驅動力。
在過去的10年中，購買CD唱片逐步被訂閱所取代。Rhapsody和Napster這樣的在線音樂服務公司允許其服務的訂購者進入公司的音樂庫之中，在一定時限內下載喜歡的歌曲。
擁有汽車一度被認為是進入財產關系所構成的成人世界的成人禮，但其地位逐漸被租約所取代。通用、戴姆勒和豐田這樣的汽車公司選擇了繼續持有汽車，並同消費者建立長期的服務關系。這樣，使用者付費獲取在租期之內每天24小時使用汽車的權利。汽車公司獲得了穩定的客戶，而客戶可以在享受交通便利的同時每兩三年就更換最新的汽車，服務和維修則由公司負責。
分時度假也成為一個熱門的商業模式。與購買第二處房產的傳統模式不同，數百萬的旅游者每年只擁有某一特定時間段的度假地房地產使用權，並可以通過交換系統對全世界不同房產的使用權進行交換。
更為有趣的是，在一個使用權大於所有權，財產仍然掌握在供應者手中並通過租借、分時共享、定金以及其他臨時性安排分時段出租的世界之中，可持續這一概念越發深入人心，並內嵌於社會生活之中，而不是簡單的社會責任行為。
在自始至終擁有汽車的同時，通過制造維護成本低廉、材料可循環利用、低碳的耐用型汽車，汽車制造商也獲得了既得利益。一旦像喜來登這樣的酒店修建並擁有自己的分時共享產業，必然會減少能源的使用並盡可能地利用可持續資源為其消費者提供質優價廉的服務。
這種由買賣關系向供用關系、所有權交換向網絡內特定時間服務的獲得之間的轉換正在改變我們對經濟理論和時間的定位與思考。就更深層的角度而言，新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能源和通信基礎設施正在改變我們衡量經濟成功的標准。
生活質量之夢
第三次工業革命改變了我們對個人與他人之間關系和責任的看法，我們開始以集體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在洲際化的合作共同體中分享地球上的可再生能源很自然地就形成了新的種族認同。而這一新興的相互聯系和生態圈嵌入意識的覺醒催生了對生活質量的新夢想，在新一代中尤其如此。
美國夢長久以來被視為激勵各地人民的無上准則，其產生與發展內嵌於啟蒙傳統之中，強調對個人物質利益、自治和獨立的追求。然而生活質量這一概念卻要求基於合作利益、聯系和相互依賴進行新的理解和定位。我們逐漸意識到真正的自由並不是對他人免責的孤島，而是存在於與他人的緊密聯系之中。如果自由只是個人生活的最優化，那麼其衡量方式就是個人擁有的財富的多寡、財富的多樣性和個人社會聯系的力量。一個人的生活狀態越穩定，生活也就越缺乏活力。
對生活質量的夢想只能大家共同體驗。孤立排他的生活方式不可能獲得高質量的生活。生活質量的實現離不開共同體之中每個人的積極參與，要求每個成員都具有高度的責任感，確保在追求的過程中不讓一個人掉隊。
啟蒙經濟學家堅信幸福和“美好的生活”離不開個人財富的積累。處於第三次工業革命前沿的年輕一代卻認為在滿足基本的經濟需求的同時，個人的幸福離不開社會財富的積累。
幸福衡量標准的改變開始對衡量經濟財富的關鍵性指標產生重要影響。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指標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作為衡量一年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的標准。然而國內生產總值的缺陷在於不僅包括積極的經濟行為，消極的經濟行為也在其考慮的范圍內。假如一個國家投入大量資金進行軍備競賽、修建監獄、擴張警備或治理環境污染，類似這樣的投資行為都被計入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發明者之一、俄裔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在很早之前就意識到“國家的財富不能單純地通過國家收入來衡量”。隨後，庫茲涅茨更加強調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財富的唯一標准的局限性。他警告說：“我們必須時刻牢記增長數量與質量之間的區別……希望獲得‘更多’增長的目標必須細化為什麼樣的增長和以什麼為目的的增長。”
近年來，經濟學家開始用其他的指標衡量經濟財富，這些指標是以生活質量指標為基礎而不是單一地衡量經濟產出。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福特漢姆社會健康指數、真實發展指數、經濟福利指數和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都是新型的衡量生活質量的經濟指數模型。這些新指數衡量的是社會發展的總體進步與發展，包括嬰兒死亡率、人均壽命、健康保障的普及率、教育的普及率、平均周收入、貧困指數、收入差距和閒暇時間等。法國、美國、歐盟和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均建立了官方的生活質量指數，希望以此衡量經濟的總體水平。
如果生活質量這一概念要求我們對自己所生活的共同體具有集體的責任意識，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共同體的邊界在哪裡。在新的時代中，我們對空間和時間的定位早已超越政治的界限，轉向生態圈之中。
對空間和時間的重新定位
啟蒙經濟學家基於牛頓定律建立新經濟理論的決心與嘗試使其以非常機械和功利的視角對空間和時間進行定義。空間被視為一個裝滿等待開發的有用資源的容器（儲藏室）。時間則被視為可以用來加速生產過程、創造無限經濟財富的工具。人類動因被認為是作用於空間內廣泛分布的資源之上的外部力量，利用科技將資源盡可能高效地轉變為生產效用。這種對空間和時間的工具性觀點就是經典經濟理論的核心時空觀。
啟蒙經濟學家和後啟蒙經濟學家對空間、時間和人類動因的假設反映出了當時人們的看法。地質學家和化學家堅信地球上的非生物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急待人類的開發與利用。現在，對地球活動方式、特別是地球化學過程和生命系統的互動的最新科學研究成果不禁使人們對這一經典經濟學理論的最後遺產產生了懷疑。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已經對生態圈的活動方式進行了探討。20世紀70年代，英國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和美國生物學家琳·馬古利斯就已經揭示了地球維持生命的理想條件所需的地球化學和生物過程的互動方式。他們所提出的“蓋亞假說”在隨後的數十年贏得了世界各地研究者的廣泛支持，這些支持者不斷地提供新證據夯實洛夫洛克和馬古利斯理論的基礎。
洛夫洛克和馬古利斯認為地球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同生命有機體相類似。他們以地球對氧氣和甲烷的調控為例，對其假設進行了證明。地球大氣中的氧氣必須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才能確保生命的存續。如果氧氣超過了限定的范圍，地球就會變成一個火球，地球上的生命就將滅絕。那麼地球是如何調節大氣中的氧氣含量的呢？
兩人認為一旦大氣層中的氧氣超出可接受的范圍，細菌產生和甲烷排放的數量就會增加。當甲烷進入大氣層中，就會與氧氣產生反應，將氧氣減少到一個合適的水平。而這只是維持地球生命繁衍的生物圈所需的無數反饋機制中的一個。
對生態網絡中反饋機制運行的最新理解是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中信息–能源模式的建立與發展相伴而生的。如果科技如同藝術一樣采取仿生學的設計理念，那麼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的網絡化基礎設施就會越來越多地模仿地球自然生態系統的運作方式。模仿地球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學關系建立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聯系，是使人類重新回到我們所居住的生態共同體之中關鍵性的第一步。
一個全新的科學的世界觀正在逐漸形成，其前提和假設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模式更加適應。傳統的科學將自然視為對象，新科學則將自然視為關系的集合。傳統的科學以客觀、剝奪、解剖和簡化為特征，新科學的特征卻是參與、補充、整合與整體論。傳統的科學致力於將自然變成商品，新科學則希望實現自然的可持續發展。傳統的科學從自然處尋求能力，新科學則希望同自然建立一種伙伴關系。傳統科學重視人類相對於自然的自治，而新科學則希望融入自然之中。
新科學使我們改變了原有的自然觀，自然不再是人類征服和奴役的對象，而是一個急待培育的共同體。將自然視為財富進行開發、利用和占有的權利正被管理、禮遇自然的義務所取代。自然的工具價值也逐步讓位於自然的真實價值。
如果所有的生物有機體可以同地球化學持續地互動，為生物圈的存續和生命的繁衍維持一個平衡的條件，那麼人類持續發展則取決於我們在時空的限制中生存的能力。長期以來，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與實踐一直注重對自然的開發與利用，忽視地球化學和生物過程中的反饋機制，使地球的生態系統枯竭，使地球溫度和氣候產生了重大的變化。
如果人類想要繼續生存與繁衍，我們就要改變原有的時空觀。將空間視為有用資源的容器或儲藏室這一古典經濟學的定義必須為新的觀點所取代，空間應該是由活躍關系所組成的共同體。在這一新的范式之中，地球的化學組成部分不再被視為一種資源或財富，而是維持地球生命所需的復雜關系中的一部分。情況也的確如此，我們的經濟重點必須從生產效率轉向傳承性，從對自然基於工具理性的運用轉向對維持生物圈所需的各種關系的管理。
與此相似的是，在時間的安排中，效率也需要讓位於可持續性。對於管理模式，我們也要重新界定，使其同自然界的再生周期相符合，而不是單一地追求生產效率。
這種從生產率到傳承性、從效率到可持續性的轉變將使人類再次同我們所居住的更大的生物圈共同體的起伏、節奏和周期保持一致。這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本質所在，同時也是現有的經濟理論（正如商學院中所教授的一樣）不足以成為指導新經濟時代發展、創造生物圈意識的理論框架的原因所在。
即便如此，仍有很多質疑的聲音。他們認為將人類經濟活動內嵌於生態圈的節奏和周期之中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因為人類傾向於遠離自然，自由自在，並對自然進行控制。對於這些人來說，對時間生物學的簡單了解應該足以打消他們的疑問。
所有的生命形式，無論是微生物還是人，都是由無數的生物鍾所組成，生物鍾對其生理過程進行調節，以適應生態圈和地球的較為高級的規律。所有的生命，包括人類，都是根據太陽日（晝夜節律）、太陰月（月節律）、四季的變化以及地球圍繞太陽的運行軌跡（年節律）來安排自己的作息和活動。月亮圍繞地球旋轉，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太陽系本身也不斷改變位置。所有的這些現象都產生了定期的節律變化，生物的繁衍則取決於遵循這些節律的能力。
乘坐飛機快速穿越時區而經歷過時差的人都能理解人體是嚴格按照地球的節律而運行的這一基本觀點，任何干擾都會使身體的內部生物過程陷入混亂。人體的體溫和皮膚的溫度每24小時就會產生規律性的變化。婦女的月經周期也是同月運周期相一致。季節性情緒失調通常發生在冬天，因為冬天日照時間最短，患者容易產生類似於冬眠的昏睡感和壓抑感，這種感覺會使很多哺乳動物的生理活動變緩。
時辰藥理學的研究者逐漸認識到特定藥物服用的時間或特定手術進行的時間能夠對療效產生重要影響，並據此調整治療時間，以期同患者內部的生物鍾相一致，提高治療的效果。
同其他物種一樣，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人類也是同地球變化的周期相一致。這一事實改變了我們對空間和時間的看法。人類要與地球時間和空間的客觀規律協調一致。人類的存在只不過是一種活動形式，自然界中能源所包含的低熵卡路裡進入我們的體內，補充我們的細胞，隨後就被分解，排放到自然界中進行循環。每個人都是有效能流和生物圈中隨處可見的地球化學和生物過程的一個具體表現。在地球這顆行星的系統中，地球化學過程以及處於一系列精心設計之中的地球的規律性互動保證了每個生物的正常功能，維持了生物圈的整體性。
就人類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而言，人類生活是與地球的節律相一致的。然而，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化石能源首次使人類同這種一致性相脫離。如今，全天候的電力照明、夜以繼日的互聯網通信、乘坐飛機旅行、換班工作等大量的行為嚴重地擾亂了我們最初的生物鍾。太陽和變化的四季同我們的生活越來越無關（起碼我們認為如此）。我們對積攢的太陽能（碳燃料）日益增長的依賴使我們產生了將自己的成果歸因於人類智慧和科技發展的錯覺，而不是自然循環之功。我們沒有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這種強加的人工生產結構（特別是機械效率的制度化）在給相當一部分人帶來可觀的財富的同時，也損害了地球的生態系統，給地球生物圈的穩定性帶來了可怕的影響。
第三次工業革命使我們重回陽光之下。通過對地球生物圈中隨處可見的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水循環、生物質能、地熱、潮汐能）的開發與利用，我們重新實現了與地球的節律和周期的一致性。我們逐步恢復了在地球生物圈的生態系統中應有的地位，也了解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態效應對其他人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的存在都會產生影響。
在對國內生產總值和衡量社會的整體經濟表現進行重新思考、修正我們對於生產效率的觀點、理解債務的定義和如何更好地平衡生產和消費預算、重新審視我們對財富的看法、重新評估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重要性、重新評價市場和網絡的經濟價值、改變我們的時空觀、重新思考地球生物圈運行的方式等諸多方面，現有經濟理論的短板十分明顯。
無論從哪個方面而言，我們對人性、人生意義及支配經濟活動的原則的理解與過去200年中的看法截然不同。伴隨著前兩次工業革命而生並取得合法地位的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相當一部分內容肯定不適用於新興的經濟模式。
將來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人們對標准經濟理論中仍然適用的那部分觀點和內容，從熱力學的角度進行重新定位並使其繼續發揮作用。而學習熱力學的有關知識將會使經濟學家同工程師、化學家、生態學家、生物學家、建築師、城市規劃者等專業人員一道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些從業人員所從事的領域正是以能量定律為基礎的，也是真正充實經濟活動的部分。各學科之間所進行的這種嚴肅的討論將會實現經濟理論同商業實踐之間的協調發展，促進與第三次工業革命范式相適應的新型經濟模式的產生。
然而，經濟學並不是需要改革的唯一學科。同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一樣，公共教育體系自現代市場經濟誕生之日起就沒有發生較大的改變，一直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服務，反映出了其所服務的商業秩序的前提、政策和實踐。
現在，當今世界正在實現由集中型第二次工業革命向扁平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變。因此，現有的教育體系也需要進一步修正。對支配教育和教學法的基本框架原則進行修訂絕非輕而易舉。世界各地的教師也只是剛剛開始對固有的教育理念進行修訂，使其與新生的一代年輕人相適應，這些年輕人需要學習的是如何在一個內嵌於生物圈世界之中的分散、合作式的經濟模式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