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機制塑造了文明的本質，決定了文明的組織結構、商業和貿易成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導社會關係的形成與發展。在21世紀，對能源生產與分配的控制將由石化能源巨頭轉向數百萬自我生產並將盈餘通過信息與能源網絡共享的小生產者手中。能源的民主化對我們如何在下一個世紀安排人類生活的架構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正在邁入分散型資本主義的時代。
為了更好地理解第三次工業革命如何徹底改變21世紀經濟、政治和社會力量的分佈，我們將首先回顧並仔細考量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在19世紀和20世紀影響整個世界的過程，這對我們大有裨益。
昔日的能源巨頭
之所以將石化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稱為「精英能源」，原因很簡單，它們只在特定的地域出現，它們需要政府動用大量的武裝力量來佔領礦源，還要持續的地緣政治運作來確保安全。此外，還需要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命令與控制體系和大量的資本對其進行開採、加工與運輸。因此，聚集資本的能力—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對資源開採與利用體系的有效運作是至關重要的，而高度集中的能源基礎結構，反過來又為其他經濟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樣板。
以鐵路為例，鐵路被認為是以煤炭為能源、蒸汽驅動為標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傑出成果。鐵路系統也成為主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集中型商業巨頭的原型。在其發展初期，修建鐵路所需要的基礎建設投資遠遠超過紡織廠、造船業、運河等其他同期的高價投資項目，即使是最富有的家族也難以獨自完成一條鐵路的投資。因此，鐵路的發展需要大量的集資，無論資金來自哪裡。為了籌集到所需的資金，鐵路開始發行有價證券。最初，是來自歐洲的投資者（其中大部分是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為美國早期的鐵路大規模建設提供了資金。正是對大規模資金的需求催生了紐約證券交易所這一龐然大物，並使華爾街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的集中地。
隨著鐵路的發展，資本同管理開始逐步分離。新型的職業經理人開始介入並主導了巨型企業的運營，而通過債券和股票的發行，企業的所有權被分散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這種新型的監管者與身處18世紀末期資本主義萌芽階段的經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薩伊所推崇的個體經濟截然不同。
就結構而言，運營鐵路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這樣龐大的運營並無先例。在數百英里的複雜地質環境中鋪設鐵軌已是十分困難，維護鐵軌、保養蒸汽機、修理機車、預防事故更是令人焦頭爛額。安排運輸計劃、實時準確監測數千輛運行中機車的位置、嚴格執行安全可靠的運營時間表並橫跨整個大陸將旅客按時運送到指定車站則是一項極為艱巨、複雜的工作，需要嚴格的運營結構和大量的勞動力。
如果想要對這樣一個新興產業的規模擁有一個直觀的印象，我們不妨關注以下幾個數據：1891年，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擁有11萬僱員，而同期的美國軍隊服役人數不過39492人。此外，1893年，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預算為9550萬美元，相當於同期美國政府公共預算的25%。這還不足為奇，當年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收入是1.351億美元，聯邦政府的總收入不過3.858億美元。而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僅僅是當時總計占美國市場份額三分之二的鐵路七巨頭中的一個。
運營這樣一家全國性的鐵路公司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確保商業運作的合理化成了將商業機遇最大化運作過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環。
合理化商業模式的基本要求是什麼？對此，20世紀初最受推崇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最先應用於鐵路公司，並拓展到其他商業領域的運營模式進行了界定。現代的合理商業運營結構有以下基本特徵：首先，結構本身是金字塔形的，擁有自上而下的權威。所有的運營活動、每個崗位的具體職責和每一層級之上工作的具體開展都有早已制定好的規則進行約束和指導。為了實現收益的最大化，每一項工作都進行了具體分工，並確定了固定的工作流程。員工的晉陞則是以具體的業績和客觀的標準為基礎。這些合理的流程使企業將紛繁蕪雜的活動集中起來並加以整合，從而加速了生產流程，並對整體的運營實現了有效控制。
經濟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錢德勒對這種新型的鐵路管理結構及其為其他工業建立一個標準模式的意義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認為：
鐵路是第一個要求大量僱用薪酬制管理者的行業，也是首先設立由高管領導、中層管理人員具體操作並向董事會負責的中心機構的行業。同時，鐵路公司是美國最早確立權責明確、溝通順暢的內部機制的行業，也是第一個通過財政收入和統計數據來對管理層業績進行管理和評估的行業。
此外，需要強調的是，高度集中、由上而下的層級組織需要一支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一個如鐵路公司這樣的工業巨頭，如果不能通過書面命令下達指令，其分支機構無法以書面形式回復，龐大的物流如何管理？擁有現代通信工具的高素質勞動者可以將現代商業契約文化變為可能。同樣，如果沒有打印機，協調複雜的市場運作並時刻掌控供應鏈上的商業活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代的賬本、提貨單、發票、憑證和日程安排在現代企業管理模式中是至關重要的管理工具。而打印機同樣也為統一報價系統提供了可能，這對現代工業的運作也十分重要。
高度集中的大型鐵路工業對與其有業務往來的工業部門產生了巨大的、立竿見影的影響。鐵路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一大型的經濟活動推動了巨型承包商的產生。承包商負責監督數百個次級承包商的具體施工。鐵路系統同時也發展了自己的輔助產業。以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為例，同其他的鐵路公司一樣，該公司也購買了煤礦以確保蒸汽機車所需的煤炭。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甚至向賓夕法尼亞鋼鐵集團投資，以確保製造車頭所需要的鋼鐵供應。
鐵路同時也催生了電報行業。最初，機車通常是在單軌上進行雙向運行，經常發生事故、損失慘重。很快，經營者意識到了電報的價值，將其作為監測和協調鐵路運輸的主要通信工具。西聯在鐵路沿線架設電報線路並在車站設立電報業務辦公室，不久就使其他競爭者黯然失色。西聯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其所採用的同鐵路工業一樣的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管理體制。
鐵路工業所採用的合理的集中化管理體制十分適用於煤炭和蒸汽為動力催生的更加複雜的商業關係。以煤炭和蒸汽為動力的現代科技同現代通信方式的結合，大大縮短了時空的距離，加速了處於供應鏈每一環節的產業的發展，無論是煤炭或其他原料的開採與運輸，還是工業製成品由製造商到批發商再到零售商、消費者的運輸。
在商業迅速發展的同時，運輸成本也迅速降低。巨型、高度集中的工廠所生產出來的大批量產品降低了生產的平均成本，並通過供應鏈將這一變化所產生的利益傳遞到最終消費者手中。廉價商品的大規模生產帶動了消費的增長，需求的增加又驅使更多的企業生產更多物美價廉的產品。
規模經濟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初始階段最明顯的特徵，巨型的商業機構也成為常態。以鐵路和電報業為模板，新型的商業組織結構擴展至每一個行業之中。在南北戰爭之後，大型批發商和零售商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如芝加哥的馬歇爾·菲爾德公司、紐約的梅西百貨、賓夕法尼亞的沃納梅克公司。蒙哥馬利·沃德公司和西爾斯·羅巴克這樣的郵購商行也在同期出現。
最初的商業連鎖集團，如大聯盟、克羅格、寶石茶業和大西茶業，充分利用了貫穿美國的鐵路網絡，開始實現並不斷鞏固對食品生產、供應鏈的控制。20世紀初期，服務於地方市場的小型農場逐步讓位於最初的農業綜合企業，食品生產也被納入企業系統之中。
貴格燕麥、金湯寶、皮爾斯伯利麵粉、亨氏、英美煙草、勝家牌縫紉機、柯達膠卷、寶潔和鑽石表業等著名品牌紛紛出現並很快佔領了市場，將小型的地方性品牌擠出了市場。新品牌的出現為產品制定了可預測的價格和標準化的質量，將消費變成了可以在全國任意地區保證質量的理性行為。
生產的合理化和產品的銷售同樣需要理性的員工。不久，第一個管理專家—弗雷德裡克·泰勒出現了，他被尊稱為「科學管理之父」。泰勒設計科學管理理論的初衷是為工人確定一個具體的工作標準，用來維持新興的、高度集中的企業結構。通過效率原則，泰勒制定出有科學依據的工人「合理日工作量」，將工人變成「活的機器」，實現工人的業績最大化，並通過流水線源源不斷地生產出標準化的產品。
泰勒認為，實現工人效率最大化的最佳方法就是將計劃和執行的職能分開，設立專門的計劃部門（實際是設立專門的管理部門），工人只承擔執行的職責，「如果工人的行動受他們自己觀念的支配，他們就不可能達到理想中的效率或資方所期待的工作效率」。
泰勒認為科學管理的核心就是在企業採用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管理體制，並將其應用於每個工人。他寫道：
每個工人的工作都必須由管理層至少提前一天確定完畢，大多數情況下，每個工人會收到一份書面的具體工作指南，明確其所要完成的工作和完成工作的方法。不僅僅是告訴工人要做什麼，還包括具體的工作方法和完成工作的準確時間。
科學管理的原則很快就從工廠和企業傳遍了美國的每一個角落，使效率變為新興工業時代最重要的價值理念。從此以後，以最小的時間、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就成了指導當代社會每一方面的基本準則。
這種新興的、現代企業的理性原則在公立學校系統中最受歡迎，最初是在美國和歐洲的公立學校系統中出現，隨後很快便傳遍了世界各地。培養高效的產業工人成了現代教育的中心任務。學校承擔起了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使其為權威主義和高度集中的企業服務的雙重職能。在高度集中的企業模式中，工人只是嚴格執行從上層得到的指令，並作為最底層的執行者用最有效的方式實現產出的最大化，而從不質疑所服從的權威。
學校成了企業的一個縮影。單一校舍的小學校逐步讓位於大型的、集中的學校。而這樣的學校從外觀來看，很容易讓人同工廠弄混。學生們所學到的就是永不挑戰教師的權威，他們每天要做作業，同時老師還會為其制定標準。學生的測驗也是標準化的，表現則是根據反應的時間和效率來評估。學生被孤立在一個個單獨的單元中，並被告知與同學交換信息是一種欺騙行為，會受到懲罰。學生根據客觀的標準被分為三六九等，以成績為基礎升級。這樣的教育模式時至今日仍在發揮作用。只有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現時人們才會提及這種模式的弊端，因為新興的工業革命分散型、合作性的本質需要一個與之相對應的教育模式。
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出現的集中化、理性化的商業模式一直延續到第二次工業革命。1868年，約翰·D·洛克菲勒在賓夕法尼亞創辦了美孚石油公司。11年後，他就控制了美國90%的石油精煉業。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下令對洛克菲勒所持有的公司進行拆分，美孚公司被迫以業務所在州為單位重組為若干個小公司，其他公司則進入市場。每一個公司都在尋求將石油工業的某一個方面整合為單一的公司，這樣就可以控制油田、輸油管道、精煉廠、產品的運輸和銷售，所有這些方面對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有重要影響。
到20世紀30年代，新澤西標準石油、海灣石油公司、大西洋煉油公司、菲利普石油、俄亥俄太陽石油公司、辛克萊石油和德士古公司等26家石油公司的資本占美國整個石油工業資本的三分之二，擁有60%的鑽井、90%的輸油管線、70%的精煉裝置、市場份額占80%。到1951年，石油取代煤炭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能源。
隨著石油工業的發展，汽車工業緊隨其後。在20世紀的前20年，美國和歐洲成立了數十家汽車公司。但到1929年，汽車工業已經被若干個巨頭所把持，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巨頭壟斷了美國的汽車工業。
相比之下，巨型電話公司的數量更少。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一家獨大，成為實質上的壟斷者，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1984年，美國司法部依據《反托拉斯法》拆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20世紀，很多經濟學家和幾乎所有政客都在大肆鼓吹小型企業的價值（他們不停地描繪一幅數千家地方性小型企業推動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畫面），但真實的歷史卻以相反的方式在商業和貿易領域展開。從其誕生之日起，石油時代就是以巨人症和集中化為主要特徵的。這是因為石油和其他精英化石能源需要大量的資本作為後盾，同時也傾向於組織管理嚴密的規模經濟。石油工業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之一，同時也是人類所發現的開採、加工、運輸成本最高的產業。
事實上，幾乎其他所有重要的產業都是由石油工業衍生而來，無論是現代的金融業、汽車業、電力和公共事業，還是電信和商業建築，都需要依賴石油。而且這些產業也傾向於向巨型化和集中化發展。與石油工業一樣，它們也需要巨額的資本來運作，在組織上也呈現出集中化的趨勢。
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從事石油工業，即荷蘭皇家殼牌集團、埃克森美孚和英國石油。在這三家巨頭之下，有近500家在世界各地從事各行各業而同時又與石油工業密不可分、緊密相連的巨頭，這些公司的年收入達到22.5萬億美元，約等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
20世紀50年代，通用汽車總裁查爾斯·歐文·威爾遜曾經說過：「對美國有益的對通用汽車同樣有好處，反之亦然。」事實的確如此，但是我們應該更清楚地認識到內燃機只不過是一台將汽油轉化為動能和移動性的工具。化石燃料，或者更確切地說石油才是20世紀前進的動力所在。英國政治家歐內斯特·貝文曾開玩笑說：「天堂可能是以正義為動力的，但地球卻是燒石油的。」
毋庸諱言，石油時代的最大受益者大部分是供職於能源產業和金融部門以及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供應鏈上的重要產業部門的男男女女。他們積累了巨額的財富。
截至2001年，美國最大的幾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工資是普通工人的531倍，而這一比值在1980年只有42倍。更令人震驚的是，在1980~2005年間，美國人收入增長的80%屬於1%的人。2007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口收入占美國國民稅前總收入的23.5%，而這一數值在1976年只有9%。而與此同時，美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在減少，赤貧人口的數量卻在不斷增加。
也許最能代表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主要特徵—層級結構的應該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涓滴理論」，處於產業結構的金字塔頂層的石油工業受益的同時，其所產生的剩餘財富可以流入處於底層的其他小型產業和工人手中，從而帶動整體經濟的發展。我們從未否認與第一次工業革命初期相比，第二次工業革命末期已經有數百萬人的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同時那些處於金字塔頂端的人的收益也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特別是在美國，由於市場限制較少，也沒有採取適當的措施確保財富的平均分配，這種情況更為明顯。
網絡時代的合作經濟
與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同，日漸興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以分佈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的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而這些可再生能源大部分是免費的，如太陽能、風能、水資源、地熱、生物能、海浪和潮汐能等。這些分散的資源被數百萬個不同的能源採集點收集起來，通過智能網絡進行整合、分配，最大限度地實現能源的有效利用並維持經濟的高效、可持續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這種分散式的本質更需要合作性的組織結構而不是層級結構。
這一新興的、扁平式的能源機制為由此衍生出來的所有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組織模式。一個更加分散、合作的工業革命也使其所創造的財富得到更加平均的分配。
由市場到網絡的轉向帶來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商業模式。銷售者和購買者之間的敵對關係被供應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合作關係所取代，利己主義被利益共享所取代。相比公開性和集體信任，狹隘的信息私有化黯然失色。這種專注於公開性而非秘密性的本質有一個重要的前提—網絡的附加值並不會貶低個人的價值，相反，每個人的財富都會通過共同努力得到共同的增長。
在後工業時代，網絡同市場展開了激烈的競爭，開放性的共同體正在挑戰獨佔性的商業運作。以微軟為例，微軟作為一個傳統的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司，對其知識產權十分重視，但對Linux的出現並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Linux是第一個開源軟件，這一軟件由數千個程序員共同開發，他們將時間和才智奉獻於數百萬使用者，為他們不斷修正、改進代碼。而且對開放性源代碼所有的改動、升級都是公開完成的，向Linux網絡中的每個人免費開放。目前，已經有數百家公司加入網絡之中，成為其不斷增長的程序員和使用者中的一員，其中包括谷歌、IBM、美國郵政和康諾克等商業巨頭。
與此相似的是，大英百科全書、哥倫比亞百科全書、微軟百科等通過向學者付費購買學術文章，然後將各種知識精華集中起來出版發行，這些傳統百科全書公司也沒有預料到維基百科的出現。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數萬個職業或業餘的學者集中起來，共同努力，為每一個可以想到的問題、每一詞條，編寫學術或非學術的文章，這一設想在20年前根本就是天方夜譚。更難以置信的是，維基百科的英文版有350萬個編輯者參與其中，幾乎是大英百科全書的30倍。此外，更令人欣喜的是，有數萬人對事實和參考文獻進行了校對，使其擁有可與傳統百科全書相媲美的準確性。今天，維基百科的訪問量高居互聯網的第八位，每天吸引著13%的網民。
音樂、視頻、醫療信息、旅遊信息和其他數千種共享網絡早已十分普及。谷歌等扁平化搜索引擎和臉譜、MySpace等社交網站早已改變了我們的工作和休閒方式。擁有成千上萬參與者的數以萬計的社交網絡在過去15年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為知識的共享、創新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新型的分配、合作平台。這些社交網絡有些至今仍然在網絡的共同體之中實現共享，而另外一部分則商業化或轉化為營利部門。
改變了我們做生意的方式
沒有任何一個企業或商業模式能夠比以重型設備和藍領工人為基礎，通過裝配線大批量生產工業產品的高度集中的工業巨頭對我們的生活產生更大的影響。但是如果有數百萬的人可以在自己家中或企業中更廉價、快捷地同時生產一批或單獨一個產品，而生產出來的產品可以與世界上最先進的工廠的產品相媲美，那又該如何呢？
正如第三次工業革命可以讓數百萬人生產自己所需的能源一樣，一個新興的數字生產革命為以相同方式進行耐用品的生產提供了可行性。在這一新興革命中，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生產者，擁有自己的公司。歡迎來到分散式生產的世界！
這一過程被稱為3D印刷，儘管聽起來像科幻小說，但是在網絡上已經出現，並對我們印象中傳統的工業生產方式產生了威脅，實在是令人欣喜。
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沒有3D印刷技術，在你的電腦上點擊打印鍵並將一個電子文檔發送到噴墨式打印機中，你只能得到三維的效果圖。但是通過計算機，3D打印機的軟件可以對產品進行分析，如粉末、融化的塑料或用來做腳手架的金屬，就像複印機一樣對物品進行分層、印刷。所有的產品，無論是珠寶還是手機，抑或是汽車或飛機的部件，還是醫療移植物，乃至電池，都可以通過「添加式生產」「打印」出來。這種生產方式不同於傳統的「減成法」，傳統的「減成法」是對原材料進行剪裁、拼接然後連接而成。工業分析家預言，數百萬消費者將會通過網絡下載3D的日用品，並在家或單位將其打印出來。
3D企業家們對這種添加製造法極具信心，這種生產方式所需要的原材料只有傳統生產方式的十分之一，能源消耗也遠低於傳統的工廠式生產，大大降低了成本。
互聯網大幅降低了生產和發佈信息的進入成本，促進了谷歌和臉譜等新型企業的誕生。同樣，「添加式生產」能夠大幅降低耐用商品的生產成本，從而使數以萬計的小型生產商（即中小型企業）對傳統上處於中心位置的大型生產者提出挑戰。
事實上，已經有大批新興的公司進入了3D印刷的市場，並決心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對製造業的概念進行重新界定。製造業正在逐步扁平化，並給社會帶來了無法衡量的影響。
如果想對分散、合作式商業模式與19世紀和20世紀傳統的集中型商業模式的不同有一個直觀的瞭解，我們不妨將目光投向Etsy。這是一家極為活躍的新興互聯網公司，成立不到四年的時間。Esty由年輕的紐約大學畢業生羅布·卡林所創辦。其創建的初衷很簡單，卡林在自己的公寓製造傢俱，但是苦於沒有途徑直接接觸對手工傢俱感興趣的潛在購買者，因此和一些朋友一起創辦了一個網站，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手工達人和才華橫溢的設計師提供一個平台，銷售自製的商品。Esty很快就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產品展室，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數百萬個買家和賣家會聚於此，給手工生產帶來了新的活力。而在此之前，隨著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傳統的手工生產曾經急劇衰落，瀕臨死亡。
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產生，紡織業和其他手工業成了工業化生產的犧牲品。地方性的家庭手工業難以同金融資本高度集中的工廠式生產和規模經濟相抗衡。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十分廉價，將傳統的手工業生產逼向了滅絕的邊緣。
然而互聯網通過整合博弈場所改變了這場遊戲的本質。通過網絡將數百萬生產者和賣家在虛擬空間中連接起來幾乎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一個由數百萬人組成的分散式網絡代替了從批發商到零售商在內的所有中間人，並且消除了傳統供應鏈中每一個階段的交易成本。Esty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扁平式、合作性的全球手工業市場，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層級式、自上而下的企業結構。
此外，Esty給市場帶來的另外一個新的維度就是賣家與買家之間的人性化關係。網絡聊天室、在線的產品展示和產品論壇，為買賣雙方提供了互動和交流的空間與場所，這種互動所產生的社會聯繫很可能會持續一生。而全球性的工業巨頭通過匿名工人在流水線上的操作大規模生產出來的標準化產品很難同這種賣家和老主顧之間的一對一親密關係競爭。卡林曾對此評論說：「買賣雙方的這種人際關係才是Esty的核心所在。」
扁平化的對等結構和虛擬世界中幾乎不存在的交易成本（運輸成本除外）使得手工產品可以在價格上與大規模生產競爭。儘管仍處於初創階段，但Esty的成長十分迅速。在2009年上半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陣痛尚未平復，傳統日用品的銷售仍處於瓶頸之時，Esty的銷售額卻增至7000億美元，有近百萬的新賣家和買家加入其中。2010年，Esty的銷售額達到了3.5億美元。
在最近一次交流中，卡林告訴我他的任務是促進全球經濟時代的「情感植入」，並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卡林關於「數百萬的區域性活體經濟將會在經濟中重新塑造一種認同感」的觀點正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的本質所在。
正如Esty這樣的網站為小手工業者提供了一個全球市場的免費接口一樣，綠色能源的本地生產也將大幅減少其生產成本。隨著越來越多的手工業者和中小型企業將自己的小作坊變為微型發電站，其生產的成本將大幅降低，而一個新型的網絡經濟模式也就更有可能成為現實。
我們已經指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開採、處理和運輸化石能源的成本非常高，只有少數幾個大型的、集中型的企業能夠籌集足夠的資本來進行能源的運作。石油工業同大型銀行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孟加拉鄉村銀行、ASA、EKI等小額信貸機構已經向全世界赤貧地區的近1億人發放了總計650億美元的小額貸款。而這種小額信貸被越來越多地用於在之前根本沒有電的地方進行綠色能源的生產。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分支之一格萊珉新能源為數千個偏僻農場安裝太陽能系統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系統提供了小額貸款。到2010年年末，在格萊珉新能源的支持下，孟加拉農村已經安裝了近50萬套家用太陽能系統，平均每個月1.7萬套。與此同時，該公司還培訓了數千名婦女作為技術人員，為她們提供工作崗位，並為確保太陽能系統的正確安裝提供技術支持。
通過向赤貧人口發放小額貸款，孟加拉鄉村銀行的這種模式已經成功地將傳統的商業銀行運作同消除貧困結合起來。作為非營利性小額信貸商之一的Kiva，則在此基礎上又向前邁了一大步。2005年，Kiva創立了一種完全分散、合作性的銀行業新模式。Kiva所奉行的理念同傳統的銀行業截然不同。其創立者堅信「人性本善，如果機會合適，每個人都會以透明、負責的方式幫助他人」。為實現這一目標，Kiva「鼓勵在雙方之間建立一種不同於傳統的捐贈關係的夥伴關係」。每一個申請貸款者都有一個檔案，其中附有照片和希望獲取貸款的具體用途。而貸款人可以根據自身的興趣自行決定貸款的數額（不低於25美元），同其他貸款人一道為需要的人提供足額的貸款。所有的貸款人都會按月收到關於還款的最新情況說明。
這種借貸模式在結構上是完全分散式的。全世界不同地區百餘個領域的創業者在貸款要求在Kiva網站上發佈數周之前就已經通過小額貸款機構完成了借款。然後，這些人就會在Kiva上獲得貸款來償還之前的貸款。申請貸款的創業者自行決定貸款的利率，Kiva並不收取任何費用，也不會向信貸提供者支付任何利息。在貸款全部償還之後，信貸提供者可以自行決定繼續借貸、將資金捐贈給Kiva或是收回。
通過這種創造性的小額借貸方式，Kiva成功地使來自全世界近209個國家的50多萬信貸提供者同57個國家的469076個創業者建立了聯繫。目前，其貸款總計達到178338325美元，81%的金額借給了婦女。平均每筆信貸額為380美元，還款率達到98.9%。所有的貸款都發放給了從事生態生產的小型企業。
新型的合作商業模式已經發展到了經濟生活的每個領域。社區支援農業就是農業生產和銷售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以石化為基礎的農業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之後，催生了嘉吉公司和阿丹米這樣的巨型農業公司，並將傳統農業擠壓到了滅絕的邊緣。然而，新一代的農場主正在通過向居民直接銷售產品的方式扭轉這一局面。這一新型的農業生產模式於20世紀60年代興起於歐洲和日本，並在80年代中期傳到了美國。
城市的消費者作為股東在每年的種植季節之前向農場主提供足以承擔農場主年度生產費用的固定數額的預訂款。作為回報，在整個生長季節中他們將收到固定的收益，通常是送貨上門或分配給指定銷售網點的新鮮蔬菜。這樣，新鮮的蔬菜就會被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消費者。
絕大多數農場都是採用生態農業的方式，利用自然和有機方法進行耕作。農場及消費者之間實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合作形式。消費者的主要風險在於一旦農作物歉收，他們將共同承擔損失。如果天氣惡劣或發生其他無法預計的情況，消費者作為股東獲得的蔬菜份額將會減少。這種利益和風險共擔的平等合作形式將所有股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將消費者和農場主以一種分散、合作的方式聚合在食品供應鏈之上的社區支持農業中，網絡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短短的幾年內，社區支持農業的數量就由幾個發展到包括超過3000個農產品生產商和近萬戶家庭。
社區支持農業最吸引年輕一代的地方就在於虛擬社交空間的運用。它的發展同時也反映出了消費者對日益減少的生態空間的關注。通過減少化肥和殺蟲劑的使用和食品長途運輸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食品生產和分配鏈緊密相連的廣告、營銷和包裝費用，社區支持農業的每一個參與者的生活方式都具有了更多的可持續性。
越來越多的農場主開始將農場進行改造，使其成為微型發電站。他們利用風能、太陽能、地熱和生物能，大幅降低了能源消耗。而這種對能源的節約通過逐年降低的年費傳遞給了他們的合作消費者。
同其他新型合作型商業模式一樣，這種扁平化的結構已經全面超越了傳統、集中型、層級結構的生產組織結構。
隨著分散、合作式商業模式的引入，同傳統的壟斷式資本主義緊密相連的產業正在遭受嚴重的挑戰。以汽車工業為例，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關鍵產業，第三次工業革命越發強調增加能源效率和減少碳排放的趨勢使遍佈世界各地的非營利性汽車共享網絡日益發達，對傳統的汽車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在美國，汽車共享在各地風起雲湧。克利夫蘭的CityWheels、明尼阿波利斯的HourCar、PhillyCarShare、芝加哥的I-Go和舊金山的CityCarShare就是此類非營利性汽車共享網絡的傑出代表，為數百萬人提供了便利。只需要繳納少量的會費，用戶就可以加入網絡並收到一張可以進入停車場使用汽車的智能卡。用戶根據里程數付費，但是因為大多數汽車共享網絡是非營利性組織，因此費用遠遠低於汽車租賃公司。而這些網絡所提供的汽車大部分都是市場上最節能的車型。
芝加哥的I-Go甚至提供了一種獨創的互聯網服務，允許會員通過多種交通方式組合完成旅程。會員可以先乘坐火車或公交車，然後再騎自行車，最後再使用汽車，方式靈活。此項服務的目的在於使會員減少使用汽車的里程數，最大限度地降低碳排放。
根據估算，汽車共享網絡中每輛汽車的使用可以減少20輛汽車的上路。根據網絡會員的反饋，加入網絡之後，他們駕駛汽車的里程數降低了44%。所減少的碳排放更為可觀。據位於加拿大魁北克的汽車共享服務商Commonauto所提供的資料，其11000名會員共減少了13000噸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歐洲的一項研究表明通過汽車共享，碳排放可以減少50%。
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共享服務商ZipCar創建於2000年。在10年的時間內，其會員發展到數萬人。該公司在世界各地有數千個網點，有8000輛汽車可供選擇。2009年該公司的收入達到了1.3億美元，年增長率為30%。2010年，其位於洛杉磯的分公司推出了一項混合電力汽車的試驗。在環保意識日漸覺醒的千禧一代中，公司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公司的會員自稱為「zipsters」。
隨著可再生能源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日益推廣，ZipCar等汽車共享服務商將會為電動汽車提供綠色充電站。而汽車共享網絡將對傳統的汽車市場產生嚴重的衝擊，特別是在高昂的保養費用使汽車的使用價值日益降低的地區。
然而，對於新一代人來說，可共享的不僅僅是汽車。沙發漫遊是一種新型的通過網絡交換住宿的非營利性時尚旅遊方式。這種方式減少了數萬人的旅遊碳排放。這一全球性的網絡將旅行者和接待者串聯起來，當地的接待者會敞開家門提供免費的短期食宿。目前，已經有百餘萬沙發客在全世界69000座城市得到了接待。
會員們可以通過網絡瞭解彼此的興趣和愛好，同時也可以得到其他沙發客對當地接待者的評價信息。沙發漫遊鼓勵會員在去之前就同接待者建立聯繫並在離開之後保持互動。這種分散、合作式的社交共同體設計的初衷就是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通過誠懇和真情的交流聚合你我」。沙發漫遊的任務則是推進「我們都是地球村的成員」的理念。
自2003年成立以來，沙發漫遊就不斷取得成功。成員所反饋的成功案例已經有470萬個，99.7%的會員實現了沙發漫遊。更令人欣喜的是，根據會員的反饋，已經有290萬對友誼關係得到了確立，其中12萬對成了好友。
隨著全球公民身份的不斷發展，我們的責任之一就是以更加低碳的生活方式來保護共同的生態環境。而沙發漫遊通過為百萬旅遊者提供免費住宿，成功地減少了旅遊者入住賓館或旅店而可能引起的碳排放。
日漸興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生產方式孕育了很多幾年前還從未聽說過的合作型商業模式，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大公司也涉足其中。其中一些新興商業模式是如此的震撼和非傳統，甚至引發了我們對傳統交易的重新定位。「合同能源管理」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
像飛利浦照明這樣的公司可能會同某一個城市簽訂合同，為所有公共和戶外照明設施提供高效的LED照明。飛利浦為城市的照明項目提供財政資助，作為回報，城市將節約的能源費用在固定年限內支付給飛利浦作為項目成本。如果飛利浦沒有實現預定的節能目標，那麼損失將由飛利浦公司承擔。這樣的合作夥伴關係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將十分普遍。
「節能效益分享合同」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另一種商業模式，與合同能源管理有很多相像之處，但是設計的目的不同。節能效益分享合同已經在若干國家的住宅房地產市場投入試運行，並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儘管68%的美國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是在很多國家還是租房的人比較多。在租房比例大於買房比例的國家，房地產的業主不大願意主動地翻新房屋，或者將所出租的房子改造成微型的發電站，因為水電賬單是由租客支付的。以瑞士為例，只有30%的人擁有自己的房屋，大部分的人選擇租房，一些業主則開始選擇同租客簽訂節能效益分享合同。根據協議，業主對房屋進行節能改造，而租客則同意將節省的電費在固定的年限內按比例返還給業主，業主獲得的節能收益足以彌補其進行節能改造的費用。業主最後就會得到理想中的房屋，可以自行發電，這種新的附加值在其再次出租房屋時也有助於在合理的範圍內提高租金。而新租客雖然多付了房租，但與省下的電費相比，仍然十分划算。因此這對業主和租客來說無疑是一樁雙贏的買賣。
如果全球經濟順利完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型，企業家和管理者必須主動學習如何利用新型的商業模式，包括開放性的網絡商業、分散合作式研發戰略以及可持續的低碳物流和供應管理。
社會企業家
新興經濟分散式、合作型的本質與經典的經濟理論截然不同。傳統的經濟理論是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認為個體的利己性經濟行為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唯一有效途徑。第三次工業革命也不同於傳統的社會主義的高度計劃的經濟模式。新型模式在社會和市場結構上都追求扁平化，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佳道路。這一嶄新的時代體現出企業家更加民主化的趨勢，每個人都將成為能源的自主生產者，同時也需要合作的途徑實現能源在本地、地區間乃至整個世界的共享。
第三次工業革命本身就包含了席捲全球的社會企業家運動的精神。同時具有法人意識和合作精神不再是自相矛盾的無稽之談，相反，恰恰是治療21世紀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各項弊端的良方。
社會企業家從世界各地的大學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創造了連接營利和非營利經濟部門的新的經濟模式，而這種兼具兩者特徵的企業在未來的數年中將會十分普遍。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TOMS？它是一家營利性的企業，同時也具有非營利性的成分，其主要業務就是用可再生、可循環利用的有機材料（帆布、棉等）制鞋。但這只是與傳統制鞋業大相逕庭的公司傳奇故事的開始。其所製造的帆布或棉麻鞋的原型是阿根廷農民所穿的一種傳統的帆布輕便鞋。2006年，來自得克薩斯州阿林頓的年輕社會企業家布萊克·麥考斯基創立了TOMS公司。TOMS的產品目前在全世界五百餘家商店有售，其中包括內曼·馬庫斯、諾德斯特龍和全食超市公司等知名連鎖企業。
麥考斯基業務的營利部分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聖莫妮卡，迄今為止已經賣出了近100萬雙鞋。有趣的是，每賣出一雙鞋，其非營利的子公司—TOMS之友就會向貧窮地區的孩子們捐贈一雙鞋子。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已經有一百多萬雙鞋子通過「賣一捐一」的活動捐贈給美國、海地、危地馬拉、阿根廷、埃塞俄比亞、盧旺達和南非的貧困兒童。
為什麼賣出一雙鞋就要捐出一雙鞋呢？麥考斯基指出如果沒有鞋子，很多生活在貧困地區的兒童就無法上學。赤腳走路會使孩子們患上一種名為象皮病的疾病，這種病是由通過泥土傳染的真菌侵入足底引起的，最終會破壞患者的淋巴系統。據說有近10億人面臨感染象皮病的危險，而解決方法也很簡單—穿鞋。
如果生產出來的數百萬雙鞋子都穿破了怎麼辦呢？TOMS的網站呼籲其消費者獻計獻策，把舊鞋循環利用，用來製造新產品，如手鐲、足球、植物架和杯托等。TOMS就是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所出現的新型社會性商業模式的最佳例證。
商業運作模式的轉變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衛道士同開拓創新、致力於推進扁平化、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在全世界普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企業家之間的戰爭。這本質上是誰將獲得21世紀全球經濟主導權的問題。博弈雙方都在爭奪市場優勢並進行遊說以爭取有利形勢，包括爭取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補貼和減稅政策等。
實際上，問題可以精簡為「20年後政府和工業想發展成何種狀態，是固守已經衰落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夕陽能源、技術和基礎設施，還是選擇蓬勃發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朝陽能源、技術與基礎設施」。
答案不言而喻！但新的分散型資本主義的發展卻是一個極為艱巨的過程。阻礙並不在於缺少一個實現目標的詳細規劃，我們已經擁有了藍圖。第三次工業革命是現有經濟模式向後碳經濟時代轉型的必由之路。關鍵在於普通民眾的認知，這也正是我們同所謂經濟革命只是一種幻想的謬論的分歧所在。
經濟革命是怎樣發生的
很多美國人一直堅信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是政府擔任守夜人，由看不見的手對市場進行調控的結果。但歐洲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都不大相信開放式的自由資本主義，而是偏好政府的積極介入以維持一個更加均衡的社會市場模式。然而，即使在最節制的社會福利經濟中，仍然有平民主義的觀點在不斷增長，儘管比例很小。雖然現在需要政府更加積極的介入私營經濟中以促進經濟和貿易的增長，但仍然有很多人要求政府退回到守夜人的位置上去。
面對不斷創紀錄的政府赤字和日益高漲的稅收壓力，數百萬不滿的選民關注這樣一個現實：他們的未來將被抵押給堆積如山的債務，下一代不得不背負起一個破產的社會。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仍然堅信如果政府可以回到守夜人的位置，企業精神將再度迸發，新的商業機會將大量湧現，人類的總體財富將不斷增長、屢創新高。
事實勝於雄辯！當市場充當推動創造性和企業家精神發展的引擎的角色時，它從來沒有能夠獨自引發一場經濟革命。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在美國人的內心深處有一個幽靈若隱若現，不斷地引發並聚合不滿的情緒。在太平盛世，這些不滿是可以容忍的。一旦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階段，當我們的生存和地球的未來命懸一線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在虛幻的世界中徘徊，而是應該有所作為。
經濟革命並不會憑空而來。新通信手段和能源的採用通常是政府和產業力量共同努力的結果。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認為經濟革命可以從創造者和企業家的組合中不可阻擋地迸發，一旦有人嘗試了新的技術、產品或服務，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投資將其推向市場，這一自由資本主義的觀點實際上只是一家之言。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資的形式積極地參與其中，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政府也通過建立新的規章制度和標準對新興經濟活動進行管理，並通過不同的稅收激勵機制和補貼確保新經濟秩序的發展與穩定。
在我寫作本書之時，一場關於政府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美國經濟的爭論正在華爾街同白宮之間展開。而這場爭論現在已經擴展到普通民眾之中。當納稅人認為白宮和國會應該為美國經濟不景氣負責時，一場反對「大政府」的浪潮正在不斷聚集。數百萬的美國人在質疑政府介入商業領域的合法性。
美國商會會長托馬斯·傑·多諾霍曾多次抨擊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言辭之激烈超乎人們的想像。在奧巴馬政府和國會簽署金融法案對華爾街進行救助並避免美國經濟滑向另一場大蕭條的僅僅幾個月後，這樣的指責有些令人莫名其妙。
大多數民眾認為自由市場和政府擔任守夜人的角色是商業成功的固定模式，這一觀點存在明顯的錯誤，因此美國商會的態度實在是居心叵測。即使不是從建國之初，至少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政府和商業就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不可分割。當時，美國鐵路業要求美國政府提供大量的聯邦援助以資助其完成美國鐵路的基礎設施建設。
也正是在那個時候，格蘭特總統發明了「說客」一詞來形容那些站在白宮對面的威拉德飯店的大廳（當初許多美國國會議員居住於此），在國會議員從國會山返回住處的間隙，對議員進行各種方式的遊說以期對立法產生影響的銀行和鐵路行業的代表。很快，銀行家和鐵路業者就同石油業者聯合起來，共同遊說。說客成了華盛頓一道永不消失的獨特風景，寄希望於通過遊說得到納稅人的錢來推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在政府和產業的親密關係上，我們的歐洲盟友走得更遠。政府對能源和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給予了很大的財政資助，包括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所需的公共交通的發展。在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很少會像歐洲一樣直接進行撥款，而是以大量非直接財政資助的形式進行。
儘管大唱市場經濟的讚歌沒什麼不妥之處，但我們也要認識到否認市場同公共部門之間的緊密聯繫將會對社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實際上這種聯繫與互動在很大程度上為發達國家所取得的商業成功提供了便利和保障）。首先，它會促使政府同商業之間的聯繫黑箱化，那樣兩者間的互動就會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每項立法之後所隱藏的官商關係我們將不得而知。作為回報，官員們可能會濫用職權為資助其選舉的商業力量提供大量的資助以確保再次當選。其次，兩者之間關係透明度的缺乏也會使商業集團一方面繼續將美國經濟的成功單一地歸結於自由市場，迷惑民眾，另一方面操控民眾大肆批評那些可能對商業力量過度影響美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狀況進行限制的立法草案。
然而在危機時期，正如現在，需要將全國的創造潛能集中利用起來使經濟擺脫垂死的能源/通信基礎設施的束縛，發展新的經濟模式。只有在商業、政府和公民社會間建立一種公開、透明的綜合性夥伴關係才能為經濟轉型提供動力。在歐盟，這種關係早已存在，歐盟的社會/市場模式足夠強大，可以贏得民眾對新型公眾/私人夥伴關係的支持。而在美國，雖然我們對需要將政府和工業聯合起來推進國家新經濟模式和藍圖發展的論調已經耳熟能詳，但很多美國人卻認為這是在危害美國的自由。
美國民眾似乎對商業同政府之間的關係究竟持何態度仍猶豫不決。一方面，當參議員或眾議員能夠為本選區或本州爭取到更多的財政撥款或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項目、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時，選民們很少抱怨，甚至經常會表示讚許。實際上，如果他們選舉的代表不能「把燻肉帶回家」，他們幾乎就不能獲得連任。另一方面，一旦其他選區或州的議員為自己的選區爭取到利益，這些人就會將那些項目批得一文不值。顯然，民眾對項目的態度取決於這塊肥肉到底落入誰的口中。
然而問題在於政治體繫在最初就具有欺騙性，它只是代表商業資本的利益，對於普通選舉者和納稅人來說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支持自己選出的代表在其他人插手之前將利益收入自己手中。
以上我所描述的是真正意義上的「美國例外論」。在允許公司代表為選舉提供政治獻金的所謂成熟的民主體系中，我們一直處於尷尬的境地。大多數歐盟成員國嚴格限制或禁止這樣的行為，只允許政府提供競選基金。根據責任政治中心提供的數據，2008年成功當選眾議員所需的資金是近110萬美元，而獲得一個參議院的席位需要近650萬美元，總統競選則耗資更大。該中心調查表明2008年總統選舉中所有候選人花費的資金高達130億美元。
競選資金對於選舉獲勝究竟有多重要？我們不妨關注以下數據。根據2008年選舉後責任政治中心所進行的分析，94%的參議員選舉和93%的眾議員選舉結果在投票截止時間的24小時內就可分出勝負，結果就是花錢更多的候選人獲勝。
終止私人政治獻金，採用政府補貼制度來重塑美國的民主進程是一件任重而道遠的工作。然而，美國民眾已經表現出對所謂政府補貼制的不屑一顧，這些問題根本不會成為他們選舉時投票的障礙。
美國最高法院在2010年所作出的裁決則使情況變得更糟。2010年1月21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票贊成、4票反對的結果作出終審裁決，認定禁止美國公司和工會的政治捐款是違憲行為，美國公司和工會可以無限制地使用自有資金進行與聯邦選舉相關的獨立開支。
這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奇怪的悖論。數百萬的美國人希望政府可以遠離商業領域，卻不希望發動民眾結束私人商業利益集團操控選舉並用納稅人的錢滿足他們自身利益的現狀。
所以，很多美國人宣稱將致力於實現政府與市場的分離（這種熱忱甚至超過他們對政教分離的執著）的時候，實際上他們只是希望從政府和公司所組成的邪惡聯盟手中分一杯羹，而不是被排除在外。
大多數的美國人同商業之間存在一種被稱為「類宗教情結」的聯繫。他們對市場新教般的信仰和對大政府的憎恨（這種憎恨同他們憎恨無神論的程度相當）使其無視企業的貪婪，這就使公司可以避免帶有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合法選舉並救濟貧民的命運。很多美國人錯誤地認為美國夢產生於完全的自由市場，而對公司和政府同流合污的歷史卻視而不見。如果美國民眾仍然相信無政府的市場對社會而言是最有利的，繼續對選舉出來的官員允許商業貿易同立法緊密相連實現一己私利的現實（哪怕以犧牲全體民眾的利益為代價）視而不見，美利堅可能在劫難逃。
如果要應對此劫，首先我們必須告訴美國民眾美國經濟史上所取得的每一項巨大成就都是政府資助重要資源和通信基礎設施建設並長期協助的結果，這樣數以千計的新興產業才能夠發展壯大。實際上，我無法想像如果城市、郡、州和聯邦各個層面上政府和商業組織間沒有一個全面而健康的關係，有何種途徑可以推動美國邁入新經濟時代。
其次，我們以過去政府和公司的關係為鑒，確保第三次工業革命具有與眾不同的本質，即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間的一種開放、透明的合作關係，這種關係代表的是美國民眾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商業精英的代言人。
然而，把握產業同政府之間關係的實質並不容易。我回想起若干年前與一個來自華盛頓著名智庫的傑出的自由主義者進行的一場電視辯論。在辯論中，他斷言只要政府插手經濟，經濟形勢馬上就會惡化。說完之後，他轉過頭來問我（或許稱之為質問更加合適）能否想起任何一個具體（concrete，也有混凝土之意）事例證明以聯邦政府支持為後盾的商業行為比私有企業更加有效。於是借「混凝土」之意，我提出了《州際公路法案》（InterstateHighwayAct），這是美國有史以來耗資最為巨大的公共項目，建成了覆蓋全國的高速公路網絡，並給美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而且惠及了下一代人。
《州際公路法案》要求聯邦政府撥款250億美元、徵用土地160萬英畝來建設4.1萬英里長的高速公路。在建設的過程中，一共挖掘土石方420億立方碼。在公路之下鋪設了數萬英里的排水管道。高速公路以鋼筋混凝土作為底層，表面鋪有厚厚的瀝青。為確保汽車不需要在路上耽擱，一共修建了54663座橋樑和104個隧道連接各州。
州際高速公路的修建不僅帶動了參與建設的相關產業的發展，而且對美國經濟的整體產生了巨大影響，最終推動美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了頂峰。石油公司、建築公司、水泥生產商、鋼鐵公司、重型設備製造商、木材公司、塗料生產商、照明公司、景觀美化公司和橡膠公司都參與了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的建設並從中獲益匪淺。
艾森豪威爾的「橫跨美國的綵帶」之夢僱用了近百萬工人，耗時40年才最終完成。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範圍之廣，跨越了三個時區，被認為是「二戰」之後美國最偉大的經濟成就。
通過大型政府工程興建州際高速公路並不是一個反常的現象。從第二次工業革命產生的那一刻起，石油、汽車、電信、電力、建築、房地產等基礎產業就已經聯合起來，進行遊說，以確保各級政府都為其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並制定規章制度和標準為其在市場上取得成功保駕護航。石化能源機制的確立、綜合通信系統和全國電力系統的建立、郊區房地產業的擴容，這些成就的取得表面上是借石油經濟的東風，實際上是躲在幕後的政府的功勞。
化石能源工業和核電長久以來一直得到美國政府的財政支持。甚至在能源產業發展成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聯邦政府仍然給予他們數百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其進行研發活動。1973~2003年間，美國政府一共向化石能源和核電產業提供了740億美元的補貼支持其進行研發，儘管這些公司收入頗豐並自詡為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也正是聯邦政府在20世紀初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合謀，將其轉型為一個電信產業的私營公共事業的壟斷者。在美國政府制度的庇護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攫取了數十億美元的收益，卻沒有面臨任何競爭。
州政府則同發電廠和電力公司沆瀣一氣，給它們披上了私營公共事業的外衣行行業壟斷之實，賦予了它們高額的電費回報、使用公有土地的權力和其他政府經營的公共工程才能享有的優惠條件。
儘管在名義上受到州政府的監管，實際上很多公司卻是在自行其是，以消費者和納稅人的利益為代價確保其高額收益。它們在各州的首府進行遊說，甚至發明了臭名昭著的「旋轉門」，即政府監察部門的官員會定期離職加入之前所監管的公司作為說客獲取高額報酬，而來自同一個公司的人很快就會被政府任命以填補空缺。
美國的電氣化點亮了每一個城市，為工廠提供了能源，改變了室內的溫度，並為家用電器的普及提供了便利。然而更重要的是，電氣化促進了一個全新通信革命的產生，為更加複雜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
聯邦政府在商業市場運作方面的作用可能比較明顯，但鮮為人知的是，在20世紀美國城郊建設的大潮中美國政府也發揮了顯著的作用。1934年由美國政府成立的聯邦住宅管理局，事實上在整個20世紀一直對建築業這一美國最大的產業鼎力相助。聯邦住宅管理局在財政部的支持下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購房貸款信用保險，這對房地產行業的歷史性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20世紀60年代，聯邦住宅管理局每年為450萬戶城郊家庭提供貸款信用保險，幾乎佔全國購房貸款家庭總數的三分之一。
開發商也獲得了十分可觀的政府補助。美國國會對美國國內稅收法進行了修訂，允許開發商在七年內完成新建築物的折舊，而標準的折舊年限是40年。僅這一項政策的補助就價值數十億美元，同時也刺激了州際高速公路沿線和城郊房地產項目周邊眾多購物中心的發展。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期都提供了財政支持，同時也為很多商業機會提供了補貼。而政府刺激經濟發展、建立和維持工業體系發展的資金總計達數千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投資。而政府對市場的積極介入也使美國成為全球性的經濟霸主。
對那些仍質疑政府在美國商業成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人，我已經在網站上為他們準備了一篇文章向他們闡述，希望可以幫助他們破除原有的偏見。
展望未來
實現第二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變，最艱難的部分在於觀念的改變而非技術的發展。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權貴很快就會意識到，最起碼會觀察到，新興的通信媒介和能源體制已經聚合出一個新型的經濟模式，獨善其身是不可能實現企業的發展的。他們同樣會認識到這種聚合將會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時間和空間屬性，從而要求以全新的方式組織和管理商業活動和生活方式。
同樣，對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所產生的石油公司、汽車公司、電話公司、能源和電力公司、建築公司和房地產公司而言，它們很快就會意識到其商業運作模式雖然可以鞏固彼此的商業機會，但如果各自為戰，絕不會創造出將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經濟發展速度和規模。石油加工、生產汽車、修築公路、鋪設電話和電力網絡、修建城郊社區和將現代商業實踐制度化等生產過程並不是彼此分離的單一經濟實體，而是一個大型企業—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組成部分。
實際上從一開始資本家們就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將彼此的利益整合，最初是在美國和歐洲，很快在世界每個角落，創造出了強有力的遊說隊伍來推進他們共同的事業。儘管遊說者通常情況下是掠奪性的，而且臭名昭著，只關心自身的得失而漠視公眾的利益，但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起到了公共服務的作用（雖然經常不被人們所認可）。這些說客將社會生活中單一的點連接起來，整合了所有貌似毫無關係的商業力量並將他們融為一體，孕育了新型經濟組織的萌芽。
說客們隨後通過哄騙、操控並利用政府，使其傾盡全力幫助這一新型經濟模式的發展。最值得稱道的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發明家、企業主和金融家在知識分子深入瞭解和研究、政府進行有效監管之前就理解了他們所創造的這一體系的本質。
儘管從新興分散合作式商業模式的角度來看，企業家精神祇是孤立的商業成就，然而其真正的貢獻本質上卻是系統的。一旦工商界認識到個體的商業訴求實際上被包含在一個更廣闊的商業藍圖內，它們就獲得了系統性。而一旦他們認識到這一點，新經濟時代就降臨了。只是在很久之後這種新的經濟範式才被正式命名，通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為民眾所知，並為動員社會提供了理論體系。（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在19世紀80年代發表了一系列演講使工業革命這一概念為人們所熟知，而當時工業革命已經發生了許久。）
今天，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新型通信媒體和能源機制的重新整合。這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在清潔能源、綠色建設、電子通信、微型發電系統、分散式的IT網絡、插電式和生物電池交通工具、可持續化學、納米技術、無碳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等各個領域風起雲湧的體現。而這種整合必將帶來新型科技、產品和服務的大量出現。
到目前為止，這些新的商業機會受到了公眾的歡迎，而投資者興趣卻不大。原因在於我們人類是靠故事為生，而故事通常是關於角色之間的關係和互動的。正如單個的單詞構不成一個故事一樣，零散的技術、產品和服務並不能形成一個新型的經濟模式。只有當我們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繫，並創造出新的經濟對話的時候，新經濟模式的故事才會形成。當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憧憬者開始共同譜寫全球經濟新故事的片頭曲的時候，這一切已經開始了。
日漸興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僅改變了我們做生意的方式，而且改變了我們對政治的思考。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興利益者之間的衝突產生了新的政治對立，其具體表現就是雙方都在爭奪商業舞台的主導地位。一個新的政治藍圖正在譜寫，隨著我們步入新的時代，我們對政治的認知也將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