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是有記錄以來的第十二個比較炎熱的夏天。氣候學家記錄下來高溫值，並警告說這是全球進入一個新階段的又一個預兆。這裡實時的氣候變化比科學家預期的早了一個多世紀。
天氣並不是唯一一個升溫的事件。7月，石油價格達到了每桶147美元的峰值，恐懼蔓延到全球，購買力隨之下降。60天之後，在次貸市場壞賬影響下慘遭損失的美國銀行業凍結了貸款，使得華爾街陷入了停頓狀態。
全球經濟何去何從充滿了不確定性。我們還有未來嗎？在這個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這一次的情況與之前不同。權威評論員和政治領導人開始使用經濟蕭條來形容這次危機。盡管並沒有出現商業大亨們跳樓的情況，但是股票市場一直在下挫，不禁讓人想起20世紀30年代失業者淪落街頭靠賣蘋果糊口的情形。
但是，當他們說“這次不同”時又是什麼意思呢？銀行家和政府官員們願意花費兩年多的時間來討論危機的性質這樣無關緊要的問題，卻不願意或沒能力透過表面現象找到事情本質所在。如果他們找到了事情的本質，他們將會看到真實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如今，雖然人們能夠接受談論“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甚至成了一種時尚，但是，要指責整個經濟時代的錯誤，這個話題實在太大，一旦討論開來，後果不堪設想，因此這類討論也被無限期地擱置了。
我經常接觸的許多全球性公司和政界人士並不願承認第二次工業革命行將結束，相反，他們認可傳統的看法，認為是由於管理、貨幣或財政政策的失敗導致了如今令人失望的時代。盡管如此，他們感覺20世紀以來我們賴以生存的工業化生活方式的頂峰已經過去，正在顯示出衰老和走下坡路的跡象。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在極力推動一種新的，甚至激進的經濟觀點，即假如把這些政策以恰當的方式組合起來，那將會是革命性的。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引領者
我聯系過馬克·卡索，他是華盛頓建築行業圓桌會議的主席，對華盛頓的情況了解得比較多。建築行業圓桌會議是由美國建築行業的100位首席執行官組成的一個小型的精英同業公會。早在2007年10月，馬克就邀請我去開曼群島在該組織的年會上發表演說。當時，美國正在風傳歐盟開始了第三次工業革命，馬克認為他的成員對於重組全球建築行業，將數百萬棟建築轉化為小型發電廠來現場收集再生能源將會很感興趣。許多美國公司正在考慮采取與歐洲同行相同的道路，並要親身體驗一下。我和馬克約定要保持聯絡。
令我感到吃驚的是，第二年，我又被邀請參與討論。這次會議過後，我們開始討論是否有可能把與我的研究所合作的相關領域的其他公司和建築公司聯合起來。然而，直到2008年夏天，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下跌，能源價格達到了最高值，金融市場處於敏感期，對於我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合適的時間，可以以此為契機把很多蕭條的公司（這些公司涉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中的一個或者多個）聯合起來，面對面地討論我們是否有可能組合成一個集團來對第三次工業革命進行展望並制訂一個針對歐洲、美國和世界的計劃。馬克同意把他的行業工會進行合並。
10月24日，來自全球80個公司和行業協會的首席執行官和高管們聚集在華盛頓市中心城市俱樂部會議室，開了一天的會議。我們迅速地作好了前期准備，讓大家圍成一圈，這樣方便大家進行自我介紹，同時要求大家談談他們的公司或者行業協會為什麼來參會，以及他們想得到什麼樣的結果。自我介紹結束時，我們已達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共識。
經濟危機為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提供了機會。我們的個人努力並不會迅速形成規模，因為我們的努力建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礎上，這不利於人們釋放全部的潛能。我們不能單干。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組成的基礎設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經濟前景。組合成一個整體是關鍵，但結果會怎樣呢？我們並不確定。我們同意稱自己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全球首席執行官圓桌組織，並且尋求和政府對話，共同推進一種新的經濟模式。
12月，首席執行官圓桌會議的一個代表團和京特·費爾霍伊根進行了會談，京特·費爾霍伊根是歐洲委員會副主席和企業與工業部專員。我們的代表團由一些重要的人物組成，包括全球最大的光電子公司Q-Cells的首席執行官安東·米爾納、世界第一大建築公司西圖的董事長拉爾夫·彼得森以及世界上主流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安迅能能源公司的董事長卡門·貝塞裡爾。
當巴羅佐的歐盟委員會提出氣候變化議案時，京特·費爾霍伊根一直抱有懷疑態度。並不是因為他不相信全球變暖對地球構成了切切實實的威脅，相反，他對此深信不疑。但是他警告歐盟必須制定出一種針對全球變暖的方法來推進商業發展和減緩全球變暖，並且不能向任何目標妥協。京特·費爾霍伊根和我在過去幾年曾共同出席過幾個公共論壇，私下也會偶爾見面。他對以五大支柱為基礎的發展戰略既能夠保持歐盟內部經濟活躍、又能夠保持歐盟全球競爭力很感興趣。在我們的全球首席執行官圓桌組織的代表舉辦的正式午餐會和記者招待會上，他公開宣稱他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持。我們同意我們的研究小組可以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策略提出建議，並跟歐洲委員會進行協商。我們在國際舞台的第一次試驗是成功的，這有助於堅定我們團隊的信心。
但是，除了能把公眾的注意力吸引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優點上外，我們腦海裡仍然沒有一個清晰的規劃，我們需要一個令人信服的發展規劃。我們後來終於找到了突破口，奇怪的是，不是在歐洲，而是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市。這是美國的第七大城市。
我剛剛在得克薩斯達拉斯舉辦的美國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會議上作了一個演講。那時是2008年3月，房地產市場處於低迷狀態，聽眾都是些在美國經營抵押貸款業務的人。當我說到一些關於第二次工業革命惡化的負面消息時，氣氛是很壓抑的。當我說到可以把住房和商業地產轉為商住兩用—住房也可以成為發電廠時，我希望他們的精神能振作起來。我告訴這些與會的人，把現存建築改造成微型電廠將會振興工業，創造出建築業的春天，並且在接下來的20年促進房地產股票的升值。
然而，在金融危機如同海嘯一般肆虐抵押貸款產業時，大多數與會代表們所思所想的可能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飯碗以及如何防止他們的公司倒閉。我走下講台的時候，心裡還存著一絲希望，希望我已經播下了一些種子，以後可能會生根發芽。但實際情況是：他們聽完我的報告後，心情非常沉重，甚至難以承受。
演講結束後，我正在同幾位重要的嘉賓交談，突然一位女士走到我的面前，向我介紹她自己。她的名字是奧蘿拉·蓋斯，她是CPS能源公司的主席。CPS能源公司是聖安東尼奧市的一家市政電力和天然氣公共事業公司。她說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前景和歐洲的產業動態給了她很大的啟發，問我是否能夠在她們公司將於6月份舉行的年度董事會上就這一議題發表演講。我欣然接受。
參加6月份董事會年度例會的有CPS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也有市政府的官員，有商界代表，也有民間社團的負責人。聖安東尼奧市已經充分作好了進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准備。該市市長菲爾·哈德伯格已經制定了一個宏偉的目標，使聖安東尼奧市成為得克薩斯州最好的綠色城市，聖安東尼奧市的定位是在實現可持續的低碳發展道路上成為一個全國領先的城市。蓋斯希望我同市領導者們的會談能夠為綠色發展議程贏得更多的支持。
這次演講受到了熱烈歡迎，但我還是能夠感覺到一絲不情願的味道。畢竟，提出美好的願景是一回事，而推動CPS公司以及整個聖安東尼奧市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因為美國國內從來沒有人嘗試過這方面的工作。我和奧蘿拉·蓋斯在她最喜歡的一家兼具美國風格和墨西哥風格的餐館坐下來，品嘗瑪格麗特雞尾酒。我對她說：“奧蘿拉，我有個想法。請讓我給你描述一下第三次工業革命未來的前景。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請告訴你的董事會成員，讓他們收拾好包裹，准備好護照，並作好安排，乘飛機前往西班牙，我在歐洲的同事安吉洛·孔索利會陪同你們在西班牙國內進行考察。你們會見到一些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走在前頭的公司的高管，考察一流的太陽能和風能設施、餐館零排放的建築物和代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園區。”對於我的提議，她考慮了幾天。經過與董事會成員的磋商之後，她表示了同意。
2008年11月，我們前往西班牙考察，但這次考察絕非輕松的度假之旅。孔索利安排CPS的董事會成員每天考察14個小時。他們同西班牙的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市政官員和社區團體舉行了洽談。這次西班牙之行接近尾聲的時候，雖然董事們都十分疲憊，但重要的是，他們的思想觀念得到了轉變，這次考察堪稱轉變之旅。他們似乎能夠看到和觸摸到未來。
過了幾個星期，我的研究所同CPS公司以及聖安東尼奧市政廳簽署了一份咨詢合同，為該市制定一份總體規劃，以期將其轉變成北美大陸上首個發展後碳經濟的城市。
為世界制定總體規劃
2009年4月，我們在聖安東尼奧市設立了第一個工作室，籌備制定總體規劃的事務。我們的團隊都是由高水平的專家組成的，這些專家來自世界各地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走在前列的公司，比如IBM公司、飛利浦公司、施耐德公司、通用電氣、美國西圖公司、德國西門子、德國Q-Cells公司、加拿大水吉能公司、荷蘭電工材料協會等。我們的全球政策制定小組的專家包括艾倫·勞埃德，他是加利福尼亞州環境保護局的前局長，現任國際清潔運輸理事會理事長，還有通用汽車公司氫動力汽車研發項目的前主任拜倫·麥考密克。此外，我們的工作團隊還包括全球知名的綠色產業設計公司和城市規劃公司，比如意大利的博埃裡工作室、西班牙的安迅能以及雲九工作室。坐在桌子另一端的是一組同樣備受尊重的專家，包括工程師、市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以及市長辦公室的代表和CPS能源公司的管理團隊。
我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全球首席執行官圓桌會議已經確定了自己的使命。在接下來的12個月裡，我們的政策團隊將會為摩納哥親王阿爾伯特二世和摩納哥公國制定總體規劃、為羅馬市市長阿雷馬諾以及這個城市制定總體規劃、為荷蘭烏特勒支省的省長沃特·德瓊以及該省制定總體規劃。這三份總體規劃在我們的網站上都可以看到。
我想向你介紹一下我們已經做過的事情以及我們學到的經驗，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作個說明。這些總體規劃都是正在制定過程中，而且都是處在不斷的探索之中。我們目前共有四個綠色經濟發展方案。但是我們每天依然在學習新的思想，同新的人士進行聯系，不斷思考過去的方案是否正確合理，並不斷反思我們的預定目標。制定總體規劃事宜的負責人尼古拉·伊斯利經常說，負責制定總體規劃事務就像是在坐過山車一般，雖然旅途中充滿了刺激和驚喜，但是也需要你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進行思想上的重新定位。作規劃的目的是為新的經濟時代創造基礎設施以及一個容易操作的體系，與此同時還需要牢記一些金融方面的事務，比如制定可靠的投資回報時間表。伊斯利經常每天工作16個小時，一遍遍地研究我們的全球工作團隊以及與我們合作的政治機構提供的大量數據和報告，目的就是找出可行的途徑來落實工作計劃。因此，實際情況是，我們所有人都處於一個巨大的課堂裡，我們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斷相互學習、相互借鑒。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總體規劃是基於生存空間的新的革命性理念。我曾經在前面提到，當能源機制和新的通信媒介並存的時候，空間導向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德國心理學家們稱之為格式塔轉換。第一次工業革命催生了大量垂直的、高聳入雲的高樓大廈，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了分散的郊區的發展，這種發展是線性的外延式發展。
第三次工業革命催生的結果卻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的團隊正在制定總體規劃，以期將現有的城市和郊區空間納入封閉的生物空間內。我們想象存在數以千計的生物地區，每個這樣的地區都是一個點，而得益於第三次工業革命催生的能源、通信和運輸系統，這些點被連接成一個網絡，覆蓋多個大陸。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選擇。如果我們不采取行動的話，現有的城市和郊區發展模式將會在21世紀下半葉繼續存在。但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的基礎設施正在吞噬著大量的化石能源，向大氣層中排放著大量的二氧化碳。在美國，樓房消耗了將近50.1%的能源以及74.5%的電力，由此排放的溫室氣體占美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49.1%。
2007年，我們充分了解了人類居住地問題的嚴重程度。那年標志著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裡程碑。聯合國有史以來首次發布了《世界城市狀態報告（2008~2009）》。根據這份報告提供的信息，大多數的人類都生活在城市中，而且很多是在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級大城市及其郊區。我們已經變成了“城市人類”。
幾百萬人聚集在一起，以垂直的方式層層疊加在巨大的城市或郊區樓房裡，這還是一個新現象。500年前，地球上的每個人在一生中平均會遇到1000個人。今天，對於紐約市的居民而言，在他家或者他在曼哈頓市中心的辦公室周圍10分鍾車程的半徑范圍之內都會遇到22萬人。在19世紀以前的人類歷史上，只有一個古代城市，即古羅馬，擁有超過100萬的人口。1820年，倫敦成為第一個人口超過100萬的近代城市。截至1900年，有11個城市的人口超過100萬；截至1950年，這樣的城市增加到了75個；到1976年，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達到了191個。目前，人口超過100萬乃至更多的城市已經超過483個，而且這種增長勢頭似乎看不到頭，因為世界人口的增幅是非常驚人的。目前，地球上每個月出生的嬰兒多達36.4萬。
當人類簡單地依靠太陽能、風能、水能以及畜力和人力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人口規模相對較小。後來，人類開始大規模挖掘深埋於地表之下的資源，先是煤礦，然後是石油和天然氣。蒸汽機和內燃機使用的化石燃料被用來發電，這些電力通過電線輸送出去，使得人類能夠發明其他新技術，這些技術大幅提高了食物產量以及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量。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世界人口空前增長，城市化進程空前加快。
然而，對於人類居住方式發生的這種深刻變化，我們是應該彈冠相慶，還是應該扼腕歎息呢？誰都無法給出確定的答案。因為人口不斷增長和城市生活方式出現深刻轉變的代價就是地球生態系統的退化。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們人類在地球的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0.5%，但是我們所消耗的資源卻占淨初級生產量的31%。所謂淨初級生產量是指由植物群落的總生產量扣除植物器官呼吸消耗後的剩余量。即一定時間內，以植物組織或其貯藏物質表現出來的蓄積的有機物質數量。預計到本世紀中葉，人類人口數量將從70億增長到90多億，地球生態系統所承受的壓力可能會對各個物種的生存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在當前的世界中，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們建造了上百層高的辦公大樓，建造了高聳入雲的居民樓，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向外擴展的郊區所侵占。城市化過程也帶來了很多後果。當我們慶祝世界的城市化之際，我們正在邁向另外一個歷史時刻，在這個時刻，原生態地區逐漸消失。人口激增、糧食、水和建築材料消耗量增加、道路運輸和鐵路運輸增加、城市及郊區擴張等因素繼續侵蝕著剩下的原生態地區，使生活在那裡的物種接近滅絕。
我們的科學家告訴我們，在當前這些孩子的有生之年，“原生態地區”可能會從地球表面上徹底消失。茫無涯際的亞馬孫熱帶雨林是地球上最後一片原生態地區，而橫亙其中的亞馬孫公路卻導致這裡的物種加速滅絕。其他的原生態地區，包括婆羅洲和剛果盆地等地區，也是每天都在減少，為那些尋找生存空間和資源的人們讓位。
當人口規模超出了城市的負載能力時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在這方面，古羅馬人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慘痛的教訓。在羅馬統治開始的時候，意大利是一個森林茂密的地方，這是很難想象的。然而，幾個世紀之後，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獲取木材，大片的土地被用來種植莊稼，大片的草原被用來牧牛，而森林的毀滅導致地表裸露，飽受風化和水浸，珍貴的地表土壤也被消耗掉了。
在同一個時間段，羅馬人為了保證富人奢侈的生活方式，為了給他們的奴隸和士兵提供食物和衣服，對整個地中海地區的農業土地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在羅馬帝國統治的晚期，農業收入占政府收入的90%，羅馬帝國停止了征服新領地的步伐，轉而加大對農業用地的開發力度。有些土地的肥力原本就已經耗盡了，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們為了確保政府能夠擁有源源不斷的收入，卻依然過度開發這些土地，結果進一步導致土地的貧瘠。截至公元3世紀，北非地區以及地中海地區的土壤耗竭導致該國的人口急劇減少，大片農業用地變為荒地。
農業收入的流失削弱了羅馬中央政府，並降低了整個帝國的服務水平。道路和基礎設施年久失修。曾經強大的羅馬軍隊，當時軍裝破敗，裝備很差，用於尋找食物的時間比用來保護帝國的時間還要多。士兵紛紛逃離軍隊，使得羅馬帝國很容易遭受偏遠地區部落的入侵。截至公元6世紀，入侵者兵臨城下。曾經統治過大部分已知世界的羅馬帝國分崩離析了。羅馬城在高峰時期的人口數量超過100萬，此時卻已變成一片殘垣斷壁，人口不足10萬。在讓這個帝國屈服的能力上，大自然這位母親比外來敵人更加強大。
現在，請設想一下40年之後存在1000個羅馬城，而每個羅馬城的人口都達到100萬乃至更多，那將會是什麼樣子呢？當然，這種情況難以維持。我不是想跟大家唱反調，而是當我們在2007年紀念人類城市化進程之際，我們也許錯過了一個反思人類生活方式的機遇。當然，城市的生活方式肯定會贏得很多人的贊賞，在城市生活中，豐富的文化多樣性、社會交往和密集的商業活動是廣為人知的。但這是一個規模問題。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最有效地降低我們的人口和創造可持續的城市環境，從而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和資源，減少污染，培養良好的人類生活方式。
在城市化深入發展和郊區橫向擴展的偉大時代，我們離自然界的距離越來越遠，因為我們認為我們能夠征服、改造和利用地球的豐富資源而不會對後代造成不利影響。在下一個人類歷史階段，如果我們想要人類繼續繁衍下去，想要為其他物種留一片生存空間，我們需要找到一種讓自身同其他生物和諧相處的方式。
基於這個目標，我們的總體規劃建立了一個擁有五大支柱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將現有的生活空間、工作空間和娛樂空間同我們所屬的生物圈的其他部分融合起來。
羅馬的生物圈
在展示新的生物圈概念上，有哪一個城市比羅馬做得更好呢？當羅馬市長喬瓦尼·阿萊馬諾邀請我們制訂一個40年期的總體計劃以將西方文明中第一個偉大的城市轉變成體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城市時，我們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這次機遇。
如果將羅馬城的概念加以延伸，使其超越古代的城牆，進而包含整個生物圈的話，將意味著什麼呢？所謂的生物圈是指從海平面以下40英裡處到平流層之間的生態區，在這個生態區內，地球的生物化學作用與生物系統保持互動，以創造合適的環境使地球生命得以延續下去。地球生物圈復雜的反饋回路，像一個內部的中樞神經系統一樣，保證整個系統的正常運轉。
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地球生物圈就像是一個各部分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這種認識要求我們反思人類所走過的歷程的意義。如果人類與其他形式的生命有力地交織在一起，形成共生共存的復雜關系，那麼我們都依賴於整個有機體，並對其健康負責。履行這種責任就意味著我們在各自社區生活的過程中都要努力促進更大的生物圈的總體健康。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經濟發展計劃將把羅馬地區改造成一個綜合的社會空間、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將其嵌入到一個資源共享的生物圈之中。羅馬生物圈是由三個同心圓組成的。內圈包括具有歷史意義的核心區和居民區。市中心有許多開放的工業區和商業圈。工業區和商業圈之外，土地變得更加開放，形成農村地區，圍繞著大都市。這種生物圈模型注重不同區域之間的連接性，將周圍的農業地區同商業區以及歷史核心區和住宅區恰到好處地連接起來，當地居民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然後通過便捷的電網輸送到各個地區。市中心將進行整修，以保證空間的開放性和道路的暢通無阻，從而使行人重新享受街道的便利和歷史建築的韻味。並且將分階段改善公共交通，修建自行車道和步行街以推動這種轉變。
羅馬政府關心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在古老的城市心髒地帶提高市內人口密度和維持人們的社區歸屬感。不幸的是，由於缺乏現代房屋，交通擁堵以及空氣污染嚴重，目前的趨勢是市中心的人口不斷減少，郊區村落的人口日益膨脹。雖然羅馬市中心的居民住房短缺，但是辦公用房卻很多。因此，我們的城市建設規劃小組建議羅馬效仿紐約和芝加哥，利用符合古羅馬建築特色的建築技術，將市中心廢棄不用的辦公用房改建為住宅區。這個計劃要求保留具有特色的歷史建築，同時將這些歷史建築的內部空間改造成為公共空間，就像古代羅馬的別墅一樣。
羅馬城的綠化計劃還包括在歷史核心區修建數千個小型花園。慢餐運動的發起人卡洛·彼得裡尼甚至同羅馬市長阿萊馬諾一道，共同發起了一個項目，即在羅馬的校園裡建造花園，然後由羅馬學生負責管理這些花園。
修葺一新的居住區為主的市中心周圍是綠化良好的工商業區，這是羅馬經濟的核心區。我們計劃將工商業區轉變為一個巨大的實驗室，用以研發新的技術，將羅馬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示范區。整個工商業區內遍布著代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企業，包括一些科技工業園區、新建的大學、高科技創新型企業等。
類似的工業園區已經在其他國家創建起來，並開始運營了。西班牙韋斯卡瓦爾卡科技園坐落在比利牛斯山脈的山谷中，是眾多新興工業園區中的一個典型。這些工業園區為幾乎所有的生產活動提供可再生能源。瓦爾卡目前有十幾棟辦公樓已經投入運營，而在此開展業務的都是一些主流的高科技公司，包括微軟、沃達豐和其他信息通信技術公司以及可再生能源公司。
按照設計方案，工商業區將被設計成有著大片綠色空間的工作區域，該區的建築是無碳大樓和工廠，它們使用的能源都是當地生產的可再生能源，而且集中供暖、集中供電，其他能源也是通過一體化的設備集中提供。
在羅馬的生物圈中，15萬公頃羅馬土地中有8萬公頃被規劃為綠地，目前這片土地利用不足，而在新規劃中則將其用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在20世紀的城市化發展模式下，城市逐漸剝離掉了它們所消耗的糧食的生產。糧食在遠離城市的地方生產出來，然後長途運輸到城市，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溫室氣體，已經成為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之一。這個問題經常被低估，因為城市的碳足跡計算往往只注重城市內部的活動所引起的碳排放量，而忽視了城市居民消費的食品的生產所導致的排放。一個城市的飲食選擇可以顯著影響這個城市的生態足跡。尤其是以牛肉為主的飲食習慣，會大大增加甲烷、氧化亞氮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二氧化碳是對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溫室氣體。
根據羅馬總體規劃的要求，未充分利用的和被遺棄在羅馬外圍的農村土地將會重新開發，開發方式就是引進數百個種植當地水果、蔬菜和谷物的有機農場。農業地區將采用生態耕作方式，生動地體現出源自意大利的“慢餐運動”所提倡的理念。露天市場、鄉村旅館和餐館將突出當地美食的特色，並宣傳地中海飲食的豐富營養。此外，還將建立多個農業研究中心、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康復診所、植物種子保護機構和樹木園以恢復羅馬生物圈的活力。
羅馬的綠色外圈也為實施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提供了極大的機遇，這些項目包括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等項目。可再生能源園區將會遍布整個農業地帶，恰到好處地融入整個環境之中。
所有這些創新的設計都是為了恢復羅馬生物圈，將羅馬地區改造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為羅馬居民提供大部分基本的能源、糧食和纖維等。經過具有獨創性的策劃和營銷，這個生物圈可以變成羅馬的另一個旅游景點，這充分表明了羅馬對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力支持。
目前正在代表羅馬市長阿萊馬諾參與總體規劃協調工作的是羅馬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利維奧·德聖托利。這個總體規劃方案目前已正式納入羅馬的經濟和社會長期發展規劃。
將都市及其周圍地區重新定義為生物圈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但是，實現變革需要資金投入，尤其是當前，經濟增長緩慢，政府財政收入萎縮，城市、地區和國家如何才能得到足夠的資金來實現我們提出的大規模變革呢？
聖安東尼奧市的綠色商業規劃
第一個落實我們的總體規劃的聖安東尼奧市交上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聖安東尼奧市雖然是美國第七大城市，但與其他許多大城市比起來卻相對貧窮。該市的市營電力公司CPS每年貢獻該市四分之一的財政收入，而且與私營電力公司相比，CPS公司歷來保持較低的電力價格。
那麼，我們如何能夠完成在2030年年底之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20%，並將可再生能源產量提高20%的目標呢？如果CPS公司大幅削減其電力供應，那麼該市的財政收入將會受到嚴重影響，如果該公司大幅提高電價以鼓勵居民節約用電、減少浪費，那麼居民將會更加貧窮，這將會對當地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
聖安東尼奧市是美國的主要城市之一，也是大批拉美人聚居的地方。該市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保持了穩步增長，但是這些拉美裔的美國人卻幾乎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最早同該市官員、商業領導人和民間社團領導人接觸的時候，我注意到一個現象，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詞匯：兩個聖安東尼奧市。幾乎在每一次對話中，他們都提到了這個詞匯。這個城市南部以說西班牙語的居民為主，北部以說英語的居民為主，該市號稱承北接南，然而該城市中富裕的中產階級基本上以白人為主，而彌漫著失望情緒而且失業率較高的人群則以拉美裔美國人為主。這個現象成了這個城市每位居民心中難以消除的現實。
然而，文化之間的交流之所以受阻，還有歷史因素的影響。在該市的市中心位置，有一個阿拉莫遺址。1836年，剛剛成立的得克薩斯共和國與墨西哥因領土爭端在此地發生戰爭。盡管得克薩斯州在阿拉莫被打敗，他們後來卻贏得了戰爭，從墨西哥獲得了大量的領土，並將這些新領土納入得克薩斯的版圖。阿拉莫遺址現在是得克薩斯州游客最多的旅游景點，是該市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對有些人來說，阿拉莫是他們的驕傲，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卻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他們曾經的失敗。
CPS公司希望我們的總體方案在將聖安東尼奧市轉變成為第一個幾乎沒有溫室氣體排放的可持續經濟的同時，也能為該市的所有居民帶來一股新的經濟發展潮流。這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幸運的是，這個城市在落實總體規劃的時候並不是毫無資源。許多北方工業城市在汽車時代於20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之後就開始衰落。與這些城市不同的是，從1980年到2008年之間，占據聖安東尼奧市市區一大部分的貝爾縣的經濟增速遠遠超過了美國其他城市的經濟增速。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該地區有著強大的金融業和保險業，這兩個行業提供了20％的就業崗位。唯一一個衰落的產業是制造業。雖然美國制造業提供的工作崗位增長了25％，但是聖安東尼奧市的制造業卻失去了4萬個就業機會。
該市目前正寄希望於我們制定的五大支柱的基礎設施能夠在未來20年裡使數千人實現再就業，尤其是在制造業和建築行業，希望能為快速增加的年輕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聖安東尼奧市薄弱的制造業基礎卻為其落實總體規劃提供了便利。因為制造業活動與其他城市相比相對較少，而且制造業提供的就業崗位較少，所以該市可以在碳足跡較少的情況下落實新的規劃。
如果聖安東尼奧市能夠縮小拉美裔美國人同白種人之間的社會經濟差距，並同時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的雙重挑戰，那麼它將為其他地區指明一條前進的道路。
我們根據聖安東尼奧市的歷史情況制定了一個詳細的經濟模型，預測溫室氣體的增長趨勢。在這個模型中，我們綜合考慮了各種經濟變量和社會變量，然後基於2005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出如果以往的情況持續下去的話，該市在2008~2030年之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會達到多少。結果顯示排放量將上升17％，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從2008年的2720萬噸增長到2030年的大約3180萬噸。
然而，為了實現我們設定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聖安東尼奧市及其下屬各縣必須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從2008年的2720萬噸減少到2030年的1600萬噸。如果這個城市想要在本世紀中葉之前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80%，那麼它將不得不在2030年到2050年之間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科學家們說，如果人類想將全球氣溫降低2攝氏度左右，那麼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有必要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80%。
落實我們制定的總體規劃，需要我們反思聖安東尼奧市的經濟發展道路。根據我們的計算，如果要實現全部目標，那麼2010~2030年之間需要投入150億~200億美元。這裡的關鍵詞是投資。我們的總體規劃，不僅是政府支出，而且是經濟發展方案。雖然政府往往深入參與其中，但是它們也希望從它們的投資中獲得回報。
政府收入下降，而且不斷削減支出以平衡財政預算的時期，政府必然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如何才能承擔得起這次轉型”。但政府或許應該問“如果不轉型，我們如何才能承擔得起後果呢”。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勢頭逐漸衰微，刺激經濟實現增長的唯一途徑就是促進經濟轉型。而且更重要的是，資金已經不是問題了。
每一個大都市、國家或地區每年總會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一部分用於投資以保持經濟運行順暢，不管是投資於興建道路、學校、交通、工業設備、新的發電廠，還是輸電線路等基礎設施。
在過去幾年裡，盡管出現了經濟“大蕭條”，但是美國公司仍然獲得了1.6萬億美元的利潤，因此它們有著充足的資金儲備。按照財政支出計劃，聖安東尼奧在2010~2030年間平均每年將會支出160億美元用於經濟發展，只需其中的5%，或者說8億美元，它就能夠實現其目標，並實現向新經濟時代的轉型。換句話說，如果聖安東尼奧市的私營經濟和公共部門能夠在未來20年間投入該市一年的經濟收入，它就將成為美國首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走在前列的低碳城市。這也就意味著該市可以繼續將其余95%的資金用於支持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發展起來的基礎設施，以防止在經濟轉型期間發生崩潰現象。
為什麼需要的投資這麼少呢？因為維持陳舊設施需要的成本不斷增加，而創造一個全新的設施所需要的費用卻相對較低。維護老舊的設施幾乎不會提供什麼新的就業崗位，也不會給經濟帶來什麼新的實際價值。相比之下，新的基礎設施能夠催生出各種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以及其他配套的企業。
同樣，這需要城市采取系統化措施，建設新的基礎設施。當各個支柱之間發生交互作用產生新的范式時，就會產生真正的乘數效應。構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有五大支柱，但是這五大支柱如果只是孤立地發生作用，只會增加經濟的邊際價值。當它們在一個交互式系統中發生交互作用時，這個系統就會像有機組織一樣發生作用，產生高速發展的新興經濟。就如同任何有機體一樣，這個交互系統也會經歷未成熟、成熟和衰老等階段。
就在CPS公司准備正式發布總體規劃的前幾周，我們的團隊聽到了一些可能破壞這項工作的傳言，所以我需要在這裡強調這一點。CPS公司向媒體透露，我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計劃的花費將高達160億美元，並大幅增加耗電量。這一數據完全是斷章取義，沒有任何相關的詳細信息。
媒體的正常反應當然是大肆報道，說我們的總計劃將會耗盡城市財政收入，增加市民的耗電量。我們抓緊時間采取補救措施，進行闡釋：所謂的160億美元項目是20年的總花費，平均下來，只相當於眼下私人和公共開支的5%。我們進一步解釋了經濟上的乘數效應將產生新的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將會反過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創造各種新企業和就業崗位。等到這份報告最終公布時，工商界、公民團體，以及市議會將會充分理解這160億美元的具體支出。這樣一來，該市就能對這一計劃進行全面周詳的評估。
核電站危機
媒體的誤讀其實算不上什麼大事。到目前為止，我們還面臨著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在總規劃公布前的幾個星期，CPS公司的行政主管們在對總規劃的評估中出現了嚴重錯誤。這個錯誤引發了一場公共丑聞，迫使公司的高層職員和公司董事會主席辭職。市政府忙於應付丑聞，處理政治影響，總規劃被束之高閣。萬幸的是，這場丑聞本身，以及市長和市議會所采取的相關措施最終促使聖安東尼奧市第三次工業革命規劃出台。
在和奧蘿拉·蓋斯對CPS公司的未來能源進行對比排名時，我們都十分關注聖奧東尼奧市。CPS選擇了兩種能源道路，而且都進行了大量投入。這兩條能源道路都很看重核能和風能，並且十分關注太陽能。
CPS是聖安東尼奧市兩家核電站的主要股東，這兩家核電站提供了該市相當一部分的用電量。2006年，美國經濟和聖安東尼奧市的經濟都欣欣向榮，增長迅速。CPS開始擔心如果現有用電量持續增長，到2016年，聖安東尼奧市將會面臨用電短缺。為了彌補可能出現的用電缺口，CPS公司管理層決定通過新建煤電站或者核電站大幅增加“基礎發電量”（即一天24小時的最低用電量）。公司最後選擇了核能，因為核電站沒有二氧化碳排放，是清潔能源，有助於該市繼續追求其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CPS公司與NRG公司一道，准備與東芝公司合伙新建兩個核反應堆。新組建的公司名叫“核創新北美公司”。合伙雙方各持有該公司40%的股份，剩下的20%股份准備出售給第三方買家。2007年，CPS公司和NRG能源公司向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遞交了建設核反應堆的申請書。自從1979年發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三裡島核洩漏事件以來，這是美國29年來首份新建核反應堆的申請。CPS本來計劃將聖安東尼奧市用戶電費上調5%，為新核電站的建設籌資。聖安東尼奧市政府出資2.76億美元進行前期場地設計，前提是CPS將電費的漲幅降至3.5%。
與此同時，CPS公司大幅增加了風能發電能力。CPS現在擁有9.1億瓦可再生能源的合同—94%都來自得克薩斯州的風能發電。可以說，CPS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比美國其他市屬能源公司都要高。CPS是不是有足夠的資金來擴充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應發電量呢？
有三個附加因素需要加以考慮。首先，公眾強烈反對新建核電站。三裡島核電站洩漏事件的陰霾從未完全消退，公眾對核電站的環境風險一直憂心忡忡。此外還要考慮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核廢料的運輸和儲存問題，這個問題自核能發電開始60年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其次，聖安東尼奧市議會擔心建設核電站的費用超出預算，市政府和納稅人將陷入財務危機。這個項目可能會破壞該市的財政收入，並危及當地整體經濟的發展。
最後，對於兩條能源道路，究竟哪一條更有可能催生新的經濟機會，增加當地急需的工作崗位？關於這個問題一直未有定論。
這些問題在我們的公開會議上，以及我們與CPS能源公司的私下談話中常常被提起。奧蘿拉·蓋斯在從西班牙野外考察回來之後，對此事的深刻意義有所洞察，但是她是否能認識到CPS公司正在追求的兩條能源道路之間的矛盾呢？聖安東尼奧市是繼續依賴20世紀傳統集中的能源供給，還是開始轉向21世紀分散式的能源供給，這是CPS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兩種完全不同的能源供給方式：一種是有一個總公司，剩下的都是分支機構；另一種方式的各個能源供給不分等級，一律平等。倘若選擇第二種方式，就需要我們對能源公司靠什麼能源和公共服務贏利進行全新思考。
有趣的是，在這份長達133頁的總規劃報告中，只有一處提到了核能。我們的團隊在裡面加了一張插圖，對CPS公司正在考慮的集中能源來源的風險進行了詳細的評估。根據CPS公司的分析，建設一家核電站的費用最低比原計劃低6%，最高比原計劃高50%（CPS最早的兩個核反應堆建於20世紀80年代，比原計劃費用高出5倍）。與此相反，加強風能發電的費用最低比原計劃低10%，最高比原計劃高出15%。太陽能發電站的風險幾乎與風能持平。圖表還附有以下文字：
應該認真考慮關於這些選擇的費用風險估計。有些投資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將可能束縛那些自由支配的資金。而這些資金本來可以投資於可持續發展的項目，推動城市向第三次工業革命轉移。
這份報告中包括建設新核電站的潛在風險分析，將會反過來困擾CPS能源公司。就在我們的總規劃正式發布一個月後，聖安東尼奧市議會進行投票（決定是否在原有的85億美元投資的基礎上再追加4億美元）的前三天，市長辦公室接到通知，說東芝公司將兩個核反應堆的預計費用提高了40億美元，這一數字非同小可。很顯然，CPS公司的高層在幾周前就已經得知了這一費用漲幅，但卻沒有及時通報CPS公司董事會以及聖安東尼奧市議會。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高層應聲落馬。巴特利下台，CPS董事會主席奧蘿拉·蓋斯雖然對此事毫不知情，但也在新任市長朱利安·卡斯特羅的壓力下引咎辭職。早在這項開支預算上漲公布之前，蓋斯就已經表示擔心說，CPS公司在核能源上投資過多，妨礙了公司向可再生能源和分散式能源供給方式的轉變。她甚至在幕後悄悄地將市政府40%的股權降低到了20%，這20%股份僅僅能夠支撐CPS核能需求的預計開支。卡斯特羅市長已於8月份同意了這一削減後的市政府股份投資。
項目預算開支高達120億美元，新的獨立機構估計這一數據應該在170億~200億美元之間，市政府決定伸出援手。在卡斯特羅市長的斡旋下，CPS公司、NRG能源公司和東芝公司簽訂協議。在協議中，CPS公司將其在得克薩斯州核電站的股份從40%降低到7.6%，即10億美元。
順便說一下，雖然聖安東尼奧市得以全身而退，美國納稅人卻仍未解脫。由NRG能源公司、核創新北美公司、東芝公司組成的合資企業仍然在積極地尋求投資方，並向美國能源部尋求信貸保障，以確保項目最終獲准。如果實際投資超出預期，危及公司償還債務的能力，那麼美國納稅人也將為一部分損失埋單。
聖安東尼奧市核能源之爭的激烈角逐同時也彰顯了該市另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就業問題。2009年4月，時任聖安東尼奧市長的菲爾·哈德伯格召集我們的全球團隊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總規劃座談會。他當時表示，聖安東尼奧市的主要興趣是在采用可持續能源的同時，增加城市就業，特別是為城市工薪階層以及貧困群體提供就業機會。我們的任務是探索既清潔又能增加就業的能源方案。
核能行業聲稱建設大規模核反應堆有助於創造就業，並四處兜售這一觀點。2010年，前新澤西州州長、小布什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克裡斯廷·陶德·惠特曼在一篇社論中聲稱，建設新一代核電站能夠在全美范圍內創造“多達7萬個工作崗位”。但是，經過仔細推敲，建設新一代核電站的就業前景並沒有那麼吸引人。
建設一家核電站只需要2400名建築工人，完工後只需要800名全職員工。要實現這位前新澤西州州長預計的7萬個就業機會，就必須新建24家核電站，耗資最少200億美元，而且建設周期至少要20年—不僅創造的就業數量微乎其微，而且耗費資金和時間的數額十分巨大。與此相反，根據美國最受人尊敬的科學協會之一憂思科學家聯盟估計，如果聯邦政府要求公共事業公司的發電量中有25%是來自可再生能源，那麼將新增近30萬個就業機會。而且，在得克薩斯州新建兩家核電站的費用高達120億~180億美元，這些費用幾乎可以滿足未來20年在聖安東尼奧建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的需要，並且滿足該市降低碳排放的目標。
新建的核電站產生的能源將會怎麼處置呢？CPS公司采用的能源需求增長估計是根據傳統的模式做出來的，在未來可能並不適用。長期以來，公共事業公司都估計發電量和年銷售量1%~2%的增長。在過去58年中的45年中，這一“金科玉律”始終如一，絲毫未變。但隨著消費者開始減少耗能，增大自身的發電能力，電能需求將顯著減少。2009年，得克薩斯州用電需求降低了3.2%。全美和歐洲范圍內也出現了類似的需求減緩，這就要求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未來的能源需求和增長。
網絡和其他通信服務，以及充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的使用將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增加用電需求。問題是，傳統能源能否基本滿足這一新增需求。傳統能源包括化石能源和核能—或者越來越需要可再生能源。顯而易見，CPS公司現在正著力開發可再生能源。
核項目上的慘敗使得聖安東尼奧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計劃的揭幕擱置了大半年的時間。在作者撰寫本書之時，市政府和CPS剛剛恢復元氣，開始重新上路，和在得克薩斯州所宣稱的一樣，他們希望帶領全美國走向一個無碳經濟的新未來。他們提高能源效率的項目是全美國最好的項目之一。CPS公司和聖安東尼奧市政府在過去兩年間共節約用電1.42億瓦，並且制定了到2020年減少用電7.71億瓦的目標。聖安東尼奧市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現在已經高達9.1億瓦，該市計劃到2020年這一發電量將達到15億瓦。CPS也已開始建設智能電網，計劃兩年內為聖安東尼奧大都市區新建4萬米長的智能電網。此外，CPS公司還與通用汽車公司達成合作協議，將為通用雪佛蘭ChevyVolt車型建設充電站。總而言之，聖安東尼奧市已經踏上向第三次工業革命轉型的道路。
不符合直覺的商業
CPS公司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是對其商業模式和管理方式進行改造，以滿足新型分散能源供應的時代需求。這種新型的能源供給模式由網絡通信技術進行管理。歐洲的能源和公共事業公司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全世界的能源和公共事業公司都將面臨這一問題。
和其他能源企業一樣，CPS傳統上一直是自己生產能源，然後出售給終端用戶。而現在，新的商業模式要求CPS公司從自己的一些客戶那裡購買能源，再分銷給其他客戶。與此類似，CPS以前的任務是盡可能多生產和銷售電能。而現在，公司的目標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逐漸減少其出售的電量，所以看起來有點自相矛盾。在未來一段時間裡，盡管CPS公司將延續傳統，繼續在集中模式下利用化石燃料和鈾發電，但公司也需要加大在新型管理模式上的投入。這種模式需要它管理客戶能源，一方面優化能源利用，一方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我們同時也建議CPS公司考慮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這一完整價值鏈上新出現的商業機會。舉例來說，CPS公司和聖安東尼奧市政府可以將業務拓展到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五大支柱建設組成部分和進程的融資、制造和服務等相關領域。
但是無論是CPS公司，還是聖安東尼奧市政府都無法單獨承擔起如此規模的經濟計劃，所以該計劃並無實際意義。如果想要將聖安東尼奧市建設成為全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領軍地區，市政府和CPS公司需要客戶的全面參與。中小企業、合作社、共有權益房產、社區協會、環保組織和消費者組織都有可能成為聖安東尼奧市和得克薩斯州南部地區推行第三次工業革命計劃的參與者和合作者。
聖安東尼奧市周邊的各個縣區也面臨和該市同樣的各種挑戰。我們建議聖安東尼奧市將自身定位成能源網絡的中心樞紐，將各個公共事業公司、其他能源供應商、用戶整合起來，致力於建設得克薩斯州南部地區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
跟CPS能源公司的人員在一起時，我不禁想起了我的母親，不知道她將對CPS公司正在進行的大膽試驗作何感想。我母親於2007年逝世，享年96歲。她1911年出生於得克薩斯州的艾爾帕索。她的家人在19世紀90年代定居得州。1901年1月10日，正在得州博蒙特市紡錘頂油田進行石油勘探的人員將探井打到了1020英尺的深度，引發井噴，高度達到150英尺。單是這一口油井每天的出油量就高達10萬桶，比全美當時所有的油井出油量都多。
在我母親長大成人的那個時期，成千上萬的風險家在得克薩斯到處鑽井，希望能夠挖到“黑色的黃金”。許多人確實挖出了石油，那時的得克薩斯成了大油田的代名詞。由此使得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成為世界強國。
現如今，得克薩斯州新的探險家們正在開發利用風能和太陽能，致力於使該州成為綠色能源大州。他們的努力將為美國引領下一波能源浪潮開辟道路，通過轉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型能源而重新取得全球領導地位。
毫無疑問，我母親肯定會對得克薩斯州的轉型感到高興。她還可能跟我講起一句得州老諺語：“如果你發現自己的坑已經很深，就別再挖了。”在石油時代，這是得州一句經典的地方箴言。
快速發展的摩納哥
我們全球團隊為聖安東尼奧市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總規劃研討會。研討會三個月後，我收到了摩納哥阿爾貝二世親王的邀請。他邀請我帶上我們的團隊前往這個位於藍色海岸上、法國南部海岸地區的小公國。
我第一次和阿爾貝親王見面是在2007年，地點是巴黎。當時，我受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的邀請，為全球各國政府和商界領袖們組織了一場高級別研討會。研討會當天，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工作小組正准備在巴黎發布期待已久的《第四次綜合評估報告》。那場研討會負責討論世界經濟向後碳時代轉移所需要的經濟倡議。阿爾貝親王當時是研討會小組成員之一。
提到摩納哥，大多數人都會想到該國吸引全球富豪名人的奢華生活，想到每年一度的一級方程式錦標賽，還有金碧輝煌的美好時代賭場，但是摩納哥還有一個地方同樣值得我們關注。阿爾貝親王的祖父，阿爾貝一世親王是首位開展全球海洋生態系統保護的國家元首。1906年，阿爾貝一世親王舉行環球航行，搜集海洋生物數據，並進行研究。之後，他建立了享譽全球的海洋科學研究所—第一個深入研究海洋的科研機構，旨在保護海洋生物。蘭尼埃三世親王繼承了他的事業，成為國際海洋保護方面令人敬重的人物。在蘭尼埃三世親王在位期間，摩納哥成為地中海沿岸第一個“只向海洋排放清潔可飲用的市政廢水”的國家。
在巴黎的研討會上，阿爾貝二世親王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對氣候變化的深刻認識，以及他在摩納哥為應對氣候變化危機而采取的切合實際的方法。阿爾貝二世親王意識到了氣候變化已經對全球海洋造成了巨大影響，所以開始關注全球變暖的挑戰，並成為全球領導人中的領軍人物之一。在他的指導下，摩納哥發起了一系列旨在為歐洲和全世界提供范例的環境計劃。
2009年3月，我再次見到阿爾貝二世親王。當時我正在摩納哥參加一場關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年會，參會人員中包括全世界科技界頂尖的人物，還有清潔科技方面的企業家和一些金融機構代表。那次年會的最初構想來自蒙戈·帕克。蒙戈是一位有見識的企業家，對科技界頗有了解，能夠在數以千計的綠色科技中挑選出最有前景的技術。蒙戈與阿爾貝二世親王私交頗好，提議和我一起拜見親王，就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進行探討。
我們被帶進了一間小屋，裡面凌亂地堆放著各種書籍和舊地圖。看起來就像是電影《奪寶奇兵》裡面20世紀早期的書房一樣。阿爾貝親王性情安靜謙遜。我心想，倘若不是出生在王室家庭，他很可能會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對科學事業的追求中去。
親王殿下對將在年末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表示擔心，擔心人們對開發應對全球變暖的系統化經濟方式不夠重視。他知道我為歐盟准備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並且表示願意協助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到來，問自己能夠提供什麼幫助。我告訴他說，我們需要工作樣板，摩納哥是一些最新理念的理想試驗場—特別是摩納哥已經在長期推行應對氣候變化的計劃。親王表示贊同，我們商定了一個日期，我們團隊與摩納哥各部長和技術專家將共同為摩納哥公國起草一份第三次工業革命總規劃。我們希望能夠在10月份之前將總規劃起草完畢，遞呈阿爾貝二世親王，這樣他就能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將這份富有遠見的總規劃展現給世界各國領導人。由於時間緊迫，我馬上開始埋頭工作。
摩納哥公國和聖安東尼奧市一樣，都邀請我們的團隊協助在2020年之前完成20–20–20目標。但是這兩個經濟體卻有著天壤之別。摩納哥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實行君主立憲制。聖安東尼奧是個雜亂擴張的城市，擁有大量的社會底層人員。摩納哥人口擁擠，地方閉塞，夾在地中海和山脈之間，生活著全世界最富有的一些人。摩納哥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51092歐元，失業率為零，政府預算為744209751歐元。在摩納哥，沒有個人所得稅。政府收入依賴增值稅和營業稅，增值稅稅率為20%，營業稅稅率為5%。摩納哥公國國土面積不足2平方公裡，居民人口3.5萬人，而且由於通勤人口和游客的增加，該國居民還在不斷增加。我們的團隊在與摩納哥公國的監督工作者進行洽談的第一天就被告知了允許在該國居住者的概念。實際上，我應該闡釋一下這個概念。他們告訴我們，摩納哥公國最富有的居民只是偶爾在該國居住，更多的是把這裡的房產當做度假場所。由於這裡沒有個人所得稅，所以他們會宣稱這裡的房產是主要居所。我們所得知的一切就造成了一個十分尷尬而又少有人提起的環境問題。為了證明這裡的房產是主要居所，房屋主人就必須提供每月的水電費賬單，表明自己居住在這裡。這樣一來，即使房屋裡面無人居住，家電也每天24小時開著，造成能源浪費，也增加了這個小公國的碳足跡。摩納哥政府也在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作為解決方法的一部分，政府提供可觀的補貼，幫助業主將住宅改建成微型的綠色發電站，可以向電網輸入清潔的電能。（關於這個問題，本章隨後還將進行更多闡釋。）
我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摩納哥的能源來自哪裡？該國17%的電能來自海洋發電，供熱制冷所需能源的25%來自燃燒廢物發電。絕大多數用電來自法國，而法國主要依賴核能發電。
摩納哥的建築擠壓在如此狹小的地塊上，根本沒有多余空間可以建設大規模的能源園區。但是，摩納哥擁有6公裡長的海岸線，可以利用潮汐和風力發電，而且該國光照率較強，所以可以利用太陽能電池板或光伏電池板發電。
摩納哥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在不破壞傳統建築的同時，在建築物上開發利用充足的陽光輻射。摩納哥公國政府的態度十分明確，他們不想改變原有建築的外觀和風格，包括建築的色彩和格局。
摩納哥24%的面積都覆蓋著屋頂，這些屋頂中有一半都適合安裝太陽能電池板（面朝南方而且不被遮擋的屋頂即可）。摩納哥的目標是到2020年之前，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達到5000萬千瓦時。我們預計這個目標的30%的發電量可以通過屋頂的太陽能電池板獲得。利用建築物的正面作為聚光點，可以將太陽能發電量增加一倍。此外，還可以租用摩納哥與法國邊境的開闊地帶，樹立太陽能跟蹤板，以開發剩余的太陽能潛力。我們團隊還提議使用一項仍處於試驗階段的海洋光伏發電系統，這將使摩納哥公國能夠在地中海上收集太陽能量。一個直徑100米的海洋光電太陽能電池板系統已經在波斯灣的阿布扎比投入使用。浮在海面的光伏電池板遠離海岸線，超出視線范圍，可以為摩納哥生產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目標電量的15%。
摩納哥政府對於將本國建築改造成小型發電站的計劃十分重視，並提供30%的政府補貼—最高額度達到3萬歐元—來支持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的建設。可是我們要怎麼做，才能避免使摩納哥公國外表看起來像個發電廠呢？
我們的建築團隊和城市規劃者與我們的能源專家進行了磋商，研究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法，在不破壞城市建築美感的同時獲取能源。
通常情況下，多數太陽能光伏電池板是深藍色的，安裝在十分難看的腳手架上。如果摩納哥的建築上面都裝上這種光伏電池板的話，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慶幸的是，很多企業正在將小型的太陽能光伏發電板直接安裝在琉璃瓦、建築物遮篷、牆體、玻璃、百葉窗甚至窗簾上，用各種方式加以隱藏。
風能發電科技也可以安裝在建築物上。一提到風能發電，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大型風能園區裡面成排的風車，所以在城市建築上面利用風能發電的想法可能會令很多人吃驚。最近，人們研發出了縱軸風力發電機。這種發電機無須轉動，可以在人口稠密的市區利用更多的氣流。我們可以把這種發電機安裝在摩納哥現有建築的屋頂上，以增加該國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能力。
綠色屋頂和綠色牆體正日益流行起來。在現有建築上栽培植物可以減少雨水流失，增加熱調節（在夏天，這些植物可以降低城市“熱島效應”，在冬天則可以蓄熱），並且增加市區生物多樣性。1998年，瑞士的巴塞爾市發起綠化屋頂計劃，現在該市20%的屋頂面積都是綠色的。加拿大的多倫多和奧地利的林茨現在要求所有新建平頂建築必須綠化。太陽能、風能和綠色屋頂，所有這些計劃都能幫助摩納哥重新融入當地生物圈，並且提高公民的環保意識。
關於摩納哥最後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每個世界一流的地方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內涵。在公眾印象中，摩納哥和賽車是同義詞。摩納哥公國的公交車數量很少，在總規劃中，我們提議摩納哥公國為世界樹立榜樣，將本國的所有公交車都由汽油內燃機引擎驅動改為氫燃料汽車。由於摩納哥本身面積狹小，所以這個轉變可以很快完成，費用也很低，這樣就能成為全球第一個公交系統零排放國家。
我們在摩納哥舉行的研討會結束後，我、研究小組的成員拜倫·麥考密克，還有蒙戈·帕克三個人一起坐在酒店裡探討蒙戈突發奇想出來的一個點子。要是每年在摩納哥舉行一場只有充電汽車和氫能源汽車參加的全球車賽會怎麼樣呢？
這些參賽汽車的能源將來自摩納哥建築物上的太陽能電池板、縱軸風力發電機和其他可再生能源。要展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結束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還有比這更好的方法嗎？我很想看看拜倫會作何反應。拜倫終身效力於通用汽車公司，現在是該公司少數幾個負責未來車型發展的成員之一，這些未來車型包括氫燃料汽車。拜倫對此提議的反應很快，也很真誠：“那我去哪裡找你們簽合同呢？”
結束了摩納哥事宜後，我們的團隊收拾行囊，向機場出發，我不禁開始思索：摩納哥這個全球新富和名人爭相渴望的地方，能否煥然一新，成為全球頂尖、科技先進的可持續發展中心，為世界樹立新的審美標准？
“去碳化”的烏德勒支
如果說摩納哥是游戲比賽的天堂，那麼烏德勒支就是工作的聖地。天生勤奮、富有開拓精神、務實到了極致水平，烏德勒支這個小省份地處荷蘭腹地，毫無浮誇之氣，人人都務實工作。該省是歐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失業率極低，生活水平十分高。該地區還擁有一所全球一流的學府，使它成為歐洲知識經濟的關鍵樞紐。
和我們合作過的其他地區不同，烏德勒支並不缺乏規劃。這裡的方方面面都有計劃：各種10年計劃、20年計劃。這些計劃之詳細，在省級治理計劃中極為罕見。我想，這個地區的人們千百年來一直面臨洪水的威脅，提前計劃的本能已經根深蒂固地進入了他們的集體基因之中。
這一點值得注意，荷蘭習慣為未來的危險作准備—現在更是如此，因為當今世界能源價格波動頻繁，供給短缺頻發，人類活動引發的氣候變化問題可能會帶來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社會動蕩。
有鑒於此，烏德勒支省制訂了一項宏偉的計劃：引領歐盟地區邁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到2020年之前減少30%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歐盟標准高出10%），到204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烏德勒支省的計劃是超前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地區有著同樣的想法。為了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烏德勒支省政府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全球首席執行官圓桌會議開展合作，探討21世紀的經濟發展模式。合作的目的是幫助烏德勒支省成功轉型成為第一個生態省，率先邁入環保時代。如果烏德勒支省發展迅速，能夠在30年內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成千上萬其他地區將緊隨其後，爭相效仿。
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區一樣，烏德勒支省也需要擴張自己的都市區，建設新的郊區，以滿足未來20年人口發展需求。
烏德勒支省已經計劃建設兩個新郊區：萊茵斯堡和蘇斯特貝赫。萊茵斯堡將可容納7000個家庭，蘇斯特貝赫計劃容納約500個家庭。此外，烏德勒支省還需要對老都市區的基礎設施進行更新。
這個地區也面臨著其他快速發展的城市和地區所面臨的難題：如何在保證舊城區不被落在後面的同時，又能擴建新的城區。在減少地區“碳足跡”的同時，又要保證經濟增長，並適應人口的迅速增長，這使得我們的任務變得復雜起來。
烏德勒支省沒有將經濟發展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對立起來，而是開始探索利用經濟發展的成果來資助舊城區的二次開發。換言之，新建築通常耗能更多，會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烏德勒支省則要求所有新建築必須保證“碳中和”，同時幫助舊城區更新基礎設施。
這種構想類似於靠增稅籌資。在芝加哥、阿布奎基和阿爾米達等城市的舊城改造過程中都采用了這種方法。烏德勒支省的基本計劃是，利用新開發地區的房產稅來資助舊城區的改造項目。但是，這些計劃的最終目標是經濟上的，所以常常會遭人詬病，因為這與羅賓漢式的劫富濟貧十分相似。
但是如果城市改建理念中也包含全地區節能和環保的話，這種“能源籌資”最終將會使富人和窮人都獲益。從新開發地區征收的房產稅可以組成一項旨在幫助窮人區房屋改造的基金。房屋改造將減少能耗，節約更多能源，減少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房屋業主、周邊企業，乃至整個社會都能從中獲益。
但是，即使這樣一種具有創意的籌資計劃得以實行，要想重建整座城市也沒有理論上那麼容易。這個問題和所有的經濟問題一樣，都涉及先後排序問題。地方政府如何確定哪座建築應該首先改建？改造獨棟住宅的主意很好，而且對能源使用產生重要影響，可是以芝加哥為例，改造希爾斯大廈這一棟建築所能節約的電能相當於2500個家庭的用電總量。
很明顯，烏德勒支省需要一個強有力而且具有延展性的計劃。阿德裡安·史密斯和戈登·吉爾建築公司是一家芝加哥公司，也是全球開發團隊的成員。這家公司為烏德勒支省提出了一項軟件解決方案，調動整個社會一起完成零排放的目標。
這項計劃包括建設一個虛擬的城市3D模型。第一步就是要與當地的學生和教授一起合作，審查統計烏德勒支省所有建築的電費記錄。首先審查統計政府建築，然後統計居民建築和商業建築，最後對每棟建築的節能潛力進行歸類（紅色建築具有最大的節能潛力，黃色建築其次，然後依次排名）。
各個建築的節能潛力被量化之後，下一步就是估算每座建築的改建費用。等到這些信息收集完畢，先投資哪座建築就變得清楚多了。有了明確的節能潛力統計和改建費用估算，剩下的就是籌集資金，審查項目計劃。
這個虛擬的3D“去碳化”模型提供了一種在線能源市場。阻礙房屋改造的最大障礙之一就是贏利不足。能源服務公司主要關注大型商業項目，因為這些項目的利潤更大，而相比之下，獨棟住宅的利潤卻很低。通過在網絡上免費提供能源信息，就提供了大規模解決的可能。不是單個公司為獨棟住宅提供改造計劃，或者單個住戶尋找某個公司改造其住宅，而是所有的紅色建築聯合起來，或者同一個社區的黃色建築聯合起來。這樣一來，能源服務公司就能將一個建築群聯合起來，提供一個成本大幅降低的改建方案—這樣的計劃在規模和利潤上可以趕上某些大型商業建築的改造合同。通過公開的可持續發展談話，這個集體解決方案將社區內部和社區之間，將能源服務公司和房產業主聚到一起。因為這種規模效應需要建築群內足夠多的業主同意，共同參加集體改建計劃。要讓業主買賬，首先要在各個社區爭取人們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持。
烏德勒支省希望鼓勵更多類似的社區參與，所以建設了一個網站，上面包括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研究分析和建議以及優先計劃列表，並且開始與市民、地方企業、高校研究人員，甚至高中院校開始接洽對話—實際上是要邀請整個社區都參與其中。第三次工業革命總規劃現在已經完全開放，成為全省范圍內探討如何實現經濟轉型的平台。
人們對總規劃的部分內容提出了批評，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甚至對最鍾愛的項目進行投票。在這一過程中，新的參與者正在分享自己的專業知識，整合共同利益，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內部及相互之間創建網絡聯系。第三次工業革命計劃成了社區的集體事宜，美國早期的“谷倉模式”正在荷蘭上演—在美國早期，整個社區的人聚到一起，合伙建設谷倉。這就是能源服務參與的民主化，是分散型資本主義的本質所在。
這種模式的效果正在漸漸展現。烏德勒支省的所有居民正緊密參與這項關於他們未來經濟的事業。“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陳腐觀念正在被集體努力所取代，人們都在關注居住社區的生態保護。
在參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我們獲得的最重要的經驗就是，這是一個全社會實踐。換言之，這一進程需要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政府、工商界、公民社會組織都要參與。城市、地區、國家基礎設施的革命性變革，最終會影響到所有人，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娛樂的方式都將改變。在考慮這一計劃的各個環節時，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要顧及。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全社會的支持。倘若在目標上沒有廣泛共識的話，任何行政區域都很難獲得足夠的社會資本，動員公民參與如此宏偉的經濟結構變革。
第三次工業革命總規劃幫助開發團隊和計劃實行區域開闊了眼界，產生了很多新的認識。我們開始意識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所改變的不僅僅是我們的能源系統。在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五大支柱進行協調整合後，產生的信息系統與現有系統有顯著不同，同時也創造出了很多嶄新的商業模式。前兩次工業革命中主要利用只有少數人才能獲得的化石能源，傾向於建立垂直的規模經濟模式，在供應鏈中建立龐大的中央集權式企業。這種大型企業采取合理的等級結構，在各個市場上展開角逐。相對而言，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可再生能源供應充裕，使成千上萬的分散型企業得以開展商業合作，融入一個類似於生態，而非市場的系統當中。
在這個新的時代，競爭的市場將越來越向合作網絡讓步。隨著分散型資本主義的崛起，自上而下的垂直資本主義模式將逐漸被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