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一種有關信任的游戲。雖然人們通常認為商業交往和貿易活動是靠黃金或者白銀來維持的，但是，在現實中，它卻總是以一種更為重要的資源—公眾的信任為依托來運作的。這就意味著，當公眾的信任足夠時，經濟就會繁榮，未來就有保障；反之，經濟就會衰退，前景就會暗淡。
美國沒有轉機了嗎？似乎每次在遇到危機的時候，總會爆發激烈的爭吵，人們相互抱怨，相互推諉責任，重復著冷漠與傷害，想當然地沉浸於過去的美好時光，神化偉大的一代，美化充滿愛心、愛好和平的“60後”，毀謗自那以後時代的人。這些人不僅包括自私、擁有過多權利的“70後”及其之後的幾代人，也包括膚淺、亢進、發狂的千禧世代。正如孩子們所說的，一個過分沉湎於過去、不停抱怨當下、對未來沒有信心的民族，現在到了振作起來的時候了。
奧巴馬之所以能夠順利入主白宮，部分原因是在那一非常時刻，他提振了美國的民族精神，使他們擺脫了絕望的情緒，重拾了“我們能做得更好”的美國理想。奧巴馬總統使美國人，尤其是年青一代感受到了希望，這種希望總結起來就是“我們能”。
遺憾的是，在這位剛上任的年輕總統熟悉白宮事務之前，他已經丟掉了以往總統所擁有的最珍貴的優點—使美國民眾相信前途會更加光明的能力。公平地說，在我與政府領導人打交道時，這種現象已屢見不鮮。幾乎每一任總統上任之初都對未來雄心勃勃，但這種雄心往往會逐漸消失在對日常瑣事的處理過程中。
上任第一天，奧巴馬總統就立即著手解決美國經濟復蘇的相關問題。奧巴馬政府將經濟復蘇問題與國內所面臨的其他兩大問題—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聯系在一起。奧巴馬總統開始談論綠色經濟的前景以及該產業如何能夠為美國帶來成千上萬的新企業和就業機會。
雖然這一想法得到許多國會議員的贊同與支持，但這一具有重要意義的新經濟計劃從來沒有真正實施過。究其原因，用小布什總統的話來說就是政府已經喪失了“洞察事物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因為美國需要削減公共開支以及減少政府赤字。
每當奧巴馬總統提到綠色經濟復蘇計劃時，他總能列出一長串其政府將要實施或建議的項目方案和具體措施的名單。這些方案的確有資金支持。如聯邦政府已經投入116億美元用於提高能源效率、65億美元用於可再生能源建設、44億美元用於電網的現代化完善工作、20億美元用於提高插電式動力車和燃料電池動力車的電池技術。此外，奧巴馬總統總是利用一切機會參觀國內的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公園、制造太陽能電池板的工廠，以及專注於測試電動汽車的公司等，這些都證明了他為推動綠色經濟的發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然而，奧巴馬總統缺少宏偉的構想，擺在美國民眾面前的只是一堆試驗性計劃和被擱置的項目，沒有一項能夠作為說明美國經濟前景光明的有力證據。美國目前正被眾多陷入僵局的項目所困，這些項目白白浪費了美國納稅人的錢，除此以外沒有任何效果和作用。
在總統選舉期間，奧巴馬的激情曾感染了美國民眾，使民眾對美國的明天充滿了希望。但如今，他突然變身為華盛頓政策專家，不遺余力地到處為美國最新的科技突破進行宣傳。盡管如此，奧巴馬政府缺乏將各項技術整合到一起從而使美國擺脫困境的根本性方案。假如奧巴馬對下一次工業革命的潛在動力有比較明確的了解和認識的話，也許他當初向美國民眾兜售的會是針對美國未來所提出的全面的經濟振興方案。
2002年，歐盟也曾出現了同樣的問題。當布魯塞爾試圖為歐盟尋找新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方案時，它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即雖然具體措施、計劃眾多，卻缺乏將各種方案整合到一起的行之有效的全面規劃。
制定全面規劃的前提是要明白：歷史上新型通信技術與新型能源系統的結合，預示著重大的經濟轉型時代的來臨。這是因為新能源技術的出現推動人類文明向著更為復雜的方向發展，而更為復雜的文明需要以先進的新型通信技術為媒介來對其進行處理和整合。因此，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隨之有了新的發展，從而大大減輕了時間和空間對人們更加多樣化的經濟交流的限制。當這些系統的發展落實到位以後，經濟活動呈現正態分布曲線，即先上升達到頂點，經歷一段時間停滯之後進入衰退期，該階段的衰退規律由通信與能源矩陣所建立的乘數效應決定。
根據一般的經濟學知識，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基礎設施是充當經濟活動基礎的靜態模塊。然而從更深層面上來看，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基礎設施實際上是通信技術和能源的有機結合，用以開創一種具有活力的經濟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通信技術充當中樞神經系統，對經濟有機體進行監管、協調和處理；與此同時，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為將自然的饋贈轉化為商品和服務這一過程提供養料，從而維持經濟的持續運行和繁榮。因此，基礎設施就像是一種生命系統，把越來越多的人納入更為復雜的經濟社會中。
印刷業中蒸汽動力技術的引入使新聞媒體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一躍成為主要信息傳播工具。帶有油墨輥的蒸汽印刷機，以及之後的輪轉印刷機和萊諾鑄排機，不僅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同時也大幅度降低了印刷成本。以報紙、雜志以及書籍等形式出現的印刷材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美國和歐洲的大街小巷，促進了歷史上第一次公眾文化普及運動的產生。1830~1890年期間，在兩大洲出現的公立學校培養了一大批勞動力人才，他們具有文字讀寫能力，能夠對以煤炭為動力的蒸汽鐵路以及工廠經濟進行系統的管理和操作。
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電信技術與燃油內燃機的結合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工廠的電氣化迎來了批量工業制成品時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汽車的出現。亨利·福特對T型汽油動力汽車的大量生產，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社會。幾乎在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人們賣掉馬車換上汽車。為了滿足人們對燃料持續增長的需求，新型石油工業加緊開采原料，從而促使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產油大國。
不到20年，美國各地遍布水泥公路，美國人也因此開始遷移，在幾年前還是偏遠鄉村的土地上重新安家。電話，以及隨後出現的收音機和電視機，重塑了人們的生活，催生了一種全新的信息網絡，使人們從此踏進了石油經濟和汽車時代。
如今，我們正處在信息技術與能源體系相融合的時代。互聯網信息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的出現讓我們迎來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在21世紀到來之際，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將實現在家庭、辦公區域以及工廠中自助生產綠色能源的夢想。此外，正如人們在互聯網上可以任意創建屬於個人的信息並分享一樣，任何一個能源生產者都能夠將所生產的能源通過一種外部網格式的智能型分布式電力系統與他人分享。
分布式技術的應用，使得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能夠在互聯網上分享音樂，導致唱片公司銷售收入跌至冰點，甚至低於10年前的水平，這時唱片公司才真正體會到這種技術的威力所在。分散式合作技術使得維基百科取代《大英百科全書》，成為當今世界最具權威性的開放式網絡百科全書。同樣的，報業也忽視了分散式技術所帶來的“博客世界”的影響力，現在許多刊物要麼停刊，要麼將其所保留的大部分業務職能轉移到互聯網上。盡管如此，分散式技術所帶來的影響還遠遠不只這些。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
第一次工業革命使19世紀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二次工業革命為20世紀的人們開創了新世界，第三次工業革命同樣也將對21世紀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它將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給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塑造了自上而下的結構，如今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綠色科技正逐漸打破這一傳統，使社會向合作和分散關系發展。如今我們所處的社會正經歷深刻的轉型，原有的縱向權力等級結構正向扁平化方向發展。
正如歷史上任何其他的通信、能源基礎設施一樣，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各種支柱必須同時存在，否則其基礎便不會牢固。因為五種支柱是靠相互間的聯系而發揮作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柱包括以下五個：（1）向可再生能源轉型；（2）將每一大洲的建築轉化為微型發電廠，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3）在每一棟建築物以及基礎設施中使用氫和其他存儲技術，以存儲間歇式能源；（4）利用互聯網技術將每一大洲的電力網轉化為能源共享網絡，這一共享網絡的工作原理類似於互聯網（成千上萬的建築物能夠就地生產出少量的能源，這些能源多余的部分既可以被電網回收，也可以被各大洲之間通過聯網而共享）；（5）將運輸工具轉向插電式以及燃料電池動力車，這種電動車所需要的電可以通過洲與洲之間共享的電網平台進行買賣。
2010年秋天，歐盟的發展使得其對整合以上這五大支柱的需要變得愈加迫切。一份歐盟委員會的解密文件顯示，在2010年至2020年間，歐盟需要花費1萬億歐元用於更新電網系統，以使其與可再生能源流相適應。這份內部文件還顯示“歐洲依然缺乏使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在同等水平競爭的基礎設施”。
歐盟希望到2020年，綠色能源可以生產出三分之一的電力。這就意味著電網必須經過數字化以及智能化處理，從而能夠儲存足夠的間歇式可再生能源，以滿足成千上萬的地方能源生產商的用電需求。
誠然，當間歇式可再生能源的總量超過電力總量的15%時，在歐盟基礎設施建設中加快使用氫和其他存儲技術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則大部分電能將會因此而丟失。同樣的道理，用激勵性措施來鼓勵歐盟內部的建築和房地產行業將數百萬建築大樓改變成微型發電廠，這一做法也十分重要，這樣能夠就地利用可再生能源，並且將多余的電力送回智能電網。只有以上這些條件都得到滿足，歐盟才能夠提供足夠的綠色電力，用以驅動已經准備投入市場的插電式電動車和氫燃料電池汽車。如果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這五大支柱中的任何一個的發展出現滯後，那麼其他的支柱也會因此而發展受阻，在這種情況下，基礎設施自身會進行相應的調整。
歐盟在21世紀之初就為自身發展設定了兩個目標：一是向可持續發展的低碳型社會轉型，二是將歐洲建設成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典范。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建立意味著從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向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轉型。時代的轉型並非易事，人們應該記得，歐洲和美國經濟模式由木質燃料到煤炭蒸汽技術的成功轉型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將煤炭和蒸汽火車技術轉向石油、電能和汽車經濟也同樣如此。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定時期內，向可再生能源時代轉型是可能的。
找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宏偉構想並不容易。找到構想只是開始，我相信每個創新者都明白這一點。接下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將這一構想論述清楚。好的構想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構想的內容不但會得到自我加強，而且會呈現出自身的特色，常常會給創新者帶來意想不到的靈感。我的構想是：網絡通信技術與可再生能源技術相融合。它引出我的構想內容，那就是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就像一次特別的旅行，前方總有意外的驚喜在等著你。
尋找綠色能源
在2020年前，由可再生能源提供20%的電力，這一問題曾在2000~2001年引發歐洲內部的激烈討論。這意味著2030年前，30%的電力將會來源於綠色能源。支柱一，也就是可再生能源提供20%的電力，已成為一項基准。
幾年以前，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如今由傳統發電技術向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的過渡會這樣迅速。由於傳統的化石燃料以及鈾燃料的儲量逐漸降低，導致其價格在國際市場上持續攀升。使用傳統能源所付出的代價還包括其燃燒過程中釋放的大量二氧化碳，這對地球環境以及生態系統的穩定性造成了顯著的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受新技術突破、及早采用新技術以及規模經濟等因素的影響，新型綠色能源的價格持續下降。光伏發電的成本有望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使得發電成本每8年可降低一半。如果全球用電量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到2012年，光伏發電將會在整個歐洲市場達到電網平價（電網平價是指使用替代性能源發電所消耗的成本與使用傳統化石燃料或核能發電的成本相當，或者更低）。
傳統化石能源成本不斷上揚，可再生能源成本不斷下降，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全球經濟的巨變，從而催生了21世紀的新型經濟范式。
太陽能和風能技術的商業價值不斷升高，不禁使人聯想到個人電腦以及互聯網用戶的急劇增長。20世紀70年代末期，個人電腦第一次引入大眾市場。截至2008年，個人電腦的數量已超過10億台。與此類似的是，到2010年，互聯網用戶數量在此前的10年內增加了一倍，達到20億。如今，太陽能和風能發電設備裝置正沿著個人電腦以及互聯網用戶增長的軌跡繼續向前發展。
盡管如此，傳統能源產業仍然是一股強大的力量，這主要是因為其雄厚的財力能幫助這些企業對政府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產生影響。因此，政府每年會對傳統能源產業實施補貼以及其他優惠政策，對新綠色能源產業來說，這無疑是不公平的。雖然石油、煤炭、天然氣以及核能等產業勉強承認人們對綠色能源的需求正在上升，但它們依然認為新型綠色產業太脆弱，不具備支撐全球經濟運行的能力。但是，它們的觀點經不起考驗。
科學家指出，太陽光線一個小時的照射所產生的能量足以支撐全球經濟運行一整年。以歐盟為例，約40%的屋頂以及所有建築物15%的表面都適合安裝光伏發電設備。歐洲光伏工業協會預測，在所有適合的建築物表面安裝光伏發電裝置能夠產生1.5萬億瓦特的電能，能滿足歐盟所需電量總數的40%。
2007年，《科學美國人》的一項研究稱，研究人員估算，如果能將美國西南地區太陽照射中的2.5%轉化成電能，這些能量將與美國2006年全國用電量相當。該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依此標准，這一地區能提供美國全國用電量的69%，到2050年時，能提供全國用電量的35%。
在太陽能利用方面，歐洲獨占鰲頭。2009年，歐洲提供的光伏太陽能占世界總量的78%，遙遙領先於日本、美國和中國。
2009年，歐盟的風力發電量超過其他能源的發電量，占新能源總發電量的38%。這項產業目前在歐盟各國內共有20萬工人，發電量占總電量的4.8%。預計在2020年之前，風力發電將為歐洲市場提供17%的電量，並在2030年之前提升到35%，那時，產業內勞動力總數則會增至50萬人。
美國有相當充足的風力資源，足以滿足全國數倍之需。2010年10月，谷歌和好能源金融公司宣布了一項計劃，決定投入50億美元建造一條水下電力傳輸線路，主要用於沿岸從弗吉尼亞州諾福克至北部的新澤西州長達350英裡的風力發電廠。新的風力傳輸干線將增加東部各州的沿岸風力發電設施，提高綠色能源在混合能源中的比重。
斯坦福大學的一項關於全球風能的研究預計，利用地球上現有風能的20%，所提供的電力將是當今世界所用電量的7倍。在城市及其郊區，由於數以萬計的家庭住宅、辦公場所以及工業企業將需要更多的電力，大樓附近風力渦輪機的發電量將極可能於10年內成為綠色的風力發電市場中成長最快的一部分。像美國西南風電這樣的公司可以提供小型風力渦輪機，從而為每個家庭生產占其總需求25%~30%的電量。每台風力渦輪機價格僅在1.5萬~1.8萬美元之間，只需要7年就可以收回成本。工業專家認為，潛在發電量主要集中於小型水力發電廠。這些經濟上可行的發電廠分散在歐洲各地，可以產生每年147太瓦小時的電量。在英國，根據政府能源部的數據，未來小型水力發電可以為85萬戶家庭提供電力。
在美國，水力發電量占當前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75%。美國電力研究協會的一份報告指出，預計到2025年，由大型堤壩、微型水力發電機以及潮汐所產生的發電量將達到2.3萬兆瓦。
地熱是地球蘊藏豐富但未被開發的綠色能源的典型代表。地球內部的溫度高達4000攝氏度以上，地熱通過流動的方式被送到地球表面。歐洲地熱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和法國，其他國家如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波蘭和斯洛伐克地熱儲量也相當豐富。
在美國，地表下兩英裡以內的地熱能源足以為全美國提供其所需要的能源長達3萬年之久。在2005~2010年間，全球所安裝的地熱能裝置增加了20%。然而，在39個可以用地熱能為整個國家提供全部能源的國家中，只有9個國家提升了設備容量。
雖然美國在開發地熱能設備總量上領先（其發電廠的發電量達到了3086兆瓦），但仍有很大的潛力。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只要持續15年，每年有3億~4億美元的投資，地熱能就能在美國的電力市場上獲得一席之地。麻省理工學院專題研究小組預測，如果有同樣長時間的8億~10億美元的公共或私人投資，地熱能可以於2050年之前生產出超過10萬兆瓦的商業用電。
生物能源是新興綠色能源結構中的最後一個領域，它包括油料作物、林業廢棄物以及城市垃圾。在綠色能源家族中，生物能源是最有爭議的一類。世界生物能源協會曾發表聲明指出：“到2050年，世界生物能源將能夠完全滿足全球對能源的需求。”美國電力研究院的布賴恩·漢尼根認同生物能源將在綠色能源的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觀點，但同時他認為，以現在的經濟數據分析，到2050年，生物能源僅僅能滿足全球20%的能源需求量。盡管如此，這一數字仍十分可觀。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僅美國一個國家，每年有大約3900萬噸的作物殘茬沒有得到利用，這些被浪費掉的資源倘若用於綠色能源發電，將能滿足新英格蘭所有家庭的用電量。
我們必須考慮生物能源生產的制約性因素。比如，用未成熟的玉米生產生物乙醇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這是因為種植玉米以及生產運輸乙醇所付出的成本，要超過最終產品—生物乙醇的價值。
利用農作物和森林殘留物發電所產生的問題主要集中於以下三個方面：（1）這一過程中所占用的土地和水資源，如果用於生產食物和纖維，產量會更大；（2）生物燃料的焚燒導致全球溫室效應加劇；（3）加工以及輸送電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在應用生物燃料的領域中，最有發展前景的是將城市廢棄物轉化成電力和熱力這一技術。僅在2010年一年，全球就產生了近17億噸的城市固態廢棄物。其中有5億噸廢棄物被填埋，只有2億噸被用來發電。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綠色能源這一領域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由該領域產生的大約98%的電力來自對垃圾以及廢渣提取燃料的焚燒，這一過程會對環境造成破壞，如產生有毒氣體等。剩下的2%的電力則來源於相對安全的熱能以及生物處理技術。
派克咨詢公司在一份報告中指出，隨著地方政府以及商業機構對新型、清潔轉化技術的采用，到2016年，全球熱能以及生物廢物處理技術的市場收入將會由2010年的37億美元上升到136億美元。
將所有綠色能源聯網的能力取決於商業的擴展性。為加快這一進程，各國政府正加緊實施各種鼓勵企業向綠色能源產業轉型的政策。現在，有超過50個國家、州以及省開始實施“上網電價補貼”政策。由於可再生能源的生產者將綠色電力賣給電網，政府的這項政策將對其進行獎勵，其價格高於市場價格。“上網電價補貼”政策通過給早期進入該市場的商家提供豐厚的獎勵，從而為太陽能發電以及風力發電打開商業之門。
在過去的幾年裡，“上網電價補貼”政策為人們提供了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例如，2003年，德國的傳統能源產業（如煤炭、石油、天然氣以及鈾燃料）為民眾提供了26萬個就業機會。到2007年，可再生能源產業為德國提供了249300個就業機會。盡管如此，在主要能源消費量中可再生能源僅占不到10%。換句話說，消耗不到10%的可再生能源產生的能量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幾乎相當於消耗其他所有能源所提供的就業機會。
另一個快速向可再生能源體系轉移的例子是西班牙。在西班牙，可再生能源公司有1027家，提供超過18.8萬個與可再生能源相關的就業機會，這相當於傳統能源產業所能夠提供就業機會的5倍。
即便美國不出台“上網電價補貼”政策，可再生能源產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傳統能源領域的就業機會則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在過去10年，僅在風力發電領域，就創造了超過8萬個就業機會，這一數字是美國有史以來煤礦開采行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的總和。風力發電在美國能源生產中僅占1.9%，而煤炭行業則占44.5%以上。
1.9億發電廠
歐洲的未來系於綠色能源。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收集太陽能、風能、水能、地熱能，以及生物能源。最初的嘗試是去那些陽光充裕的地方，比如歐洲南部和地中海區域，並且建設大型的太陽能發電園區來收集能源。同樣，去風力最充足的地方，比如愛爾蘭海岸以及其他風力地帶去獲取風能，去挪威和瑞典獲取水能等。
對於習慣於在有限地點集中獲取化石能源的能源公司以及煤氣電力公司來說—更不用說銀行和政府部門，如能積極采用新能源，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現在，以太陽能為主的大型發電園區以及風力發電廠開始在歐洲能源豐富的地方湧現。
在2006年左右，一些能源企業家、政策分析家、非政府組織以及政治家對新能源的簡單評論將圍繞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討論推向了深入。雖然太陽照射強度不一，但是太陽光確實照射在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雖然風力頻率不一，但是風也確實吹過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無論我們走在哪裡，地下都有一個滾熱的地熱核。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產生垃圾。在農業地區，有大片的莊稼和森林。而在那些人口聚集的海岸，波浪和潮汐每天都會出現。住在山谷裡的人們靠從冰山上流下來的溪水發電。換句話說，與那些只能在世界某些地區發現的化石能源和核能等稀缺能源不同，可再生能源到處都是。這種現實讓我同事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如果可再生能源分布廣泛並以不同的比例和頻率分布於世界各地，那麼，為什麼我們要集中在某一點收集呢？
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思維方式過時了，這種思維方式是基於20世紀關於化石能源的經驗的。盡管我們當中並沒有人反對大型風力發電廠和太陽能發電園區—我甚至認為它們對過渡到一個後碳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至關重要，但我們開始相信僅僅這些是不夠的。
如果可再生能源隨處都有，那麼，應該怎麼收集呢？2007年年初，歐洲議會能源和氣候變化委員會正在為下一步能源安全以及全球變暖問題准備報告，我接到了歐洲議會可再生能源問題專家克勞德·圖爾梅斯的電話。他敦促我努力將建築工業納入進來，因為他知道我與歐洲以及美國的一些主要以可持續發展計劃為宗旨的建築公司有接觸，並且曾針對將大樓轉換為小型電廠作過一些報告。他提醒我，在整體經濟中，建築業不容忽視，並且是歐盟國家中的最大雇主之一，其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克勞德認為，建築業可能是大型能源公司的重要伙伴和平衡者，這個行業之前一直在阻撓歐洲委員會及各成員國制定綠色法律以及可持續發展政策。
如果說“關鍵是經濟，笨蛋”，那麼就是建築業引發了商業活動並且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歐盟各成員國現在約有1.9億棟樓，而每一棟樓都是一個潛在的小型發電廠，它能吸收可再生能源—照射到樓頂的太陽能、牆外的風能、從房子裡排出的污水、樓房下面的熱能等。
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了密集的城市核心區、經濟公寓、街區、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的工廠，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了城郊大片地產以及工業區繁榮的話，那麼，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會將每一個現存的大樓轉變成一個兩用的住所—住房和微型發電廠。我們已經找到了第二個支柱。
現在，建築業和房地產行業正與可再生能源公司聯合，將大樓轉變成小型發電廠，就地收集綠色能源，為整棟樓房供電。
菲多利公司位於亞利桑那州卡薩格蘭德的工廠就是這些新一代小型發電廠中的一家，它的理念是“零排放”。工廠利用太陽能聚光器產生的電來炸制薯條。在西班牙的阿拉貢，通用公司的生產裝備頂端裝有一個10兆瓦的太陽能發電機，產生出可以供4600個家庭使用的電量。最初7800萬美元的投資將會在10年內收回成本，在這之後發電的成本將幾乎為零。在法國，建築業巨頭布依格公司則更進一步，它在巴黎郊區創建了一個先進的綜合商業辦公區，這個地區收集的電能不僅能供自己使用，甚至還有節余。家庭居民也可以將他們自己的房子改成小型發電廠，只要提前交付6萬美元定金，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頂上安裝太陽能電池板，這些電池板能生產出足夠的電力，滿足房子所需的電能。如果有剩余，則可以賣給電廠，投資回收期為4~10年。
從現在起25年內，數百萬的建築—家庭住房、辦公場所、大型商場、工業技術園區—將會一物兩用：既可作為發電廠，也可以作為住所。接下來的30年，商業和居住用房大規模轉變成發電廠將引發建築業的繁榮—創造出數以萬計的新商業機會和就業機會—同時，也會對其他行業產生乘數效應。
那麼，在地區層面上情況怎樣呢？僅以英國為例，卡梅倫政府預計，單是將全國2600萬家庭裝上能有效利用能源的隔熱裝置，並且使他們用上更加清潔高效的能源一項，就可以創造多達2.5萬個就業機會。
將樓房轉變為微型發電廠，會創造大量商業機會和數百萬的就業機會。以建築和房地產行業為例。2008年，我的全球政策研究團隊開始與西西裡大區主席拉法埃萊·隆巴爾多商討如何將這一地區改造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模式。按照西歐的標准，西西裡地區的500萬居民是相對貧窮的，但是那裡的日照卻很充裕。一項有關這個地區的研究表明，今後20年，只需把6%的屋頂裝上太陽能板，這個地區就可以產生1000兆瓦的電量—完全能滿足西西裡地區三分之一居民的用電需求。同一研究顯示，當地有超過3.6萬家中小型建築公司、建築事務所以及工程公司都有能力完成這項工程。改用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模式後，在未來20年內，這一模式將為中小企業和家庭創造出40億~50億歐元的市場價值，並將產生350億歐元的額外回報。
意大利的稅收返還政策為這一進程提供了重要動力，它是通過為市民承擔5%電費的方式實現。至今為止，申請安裝太陽能供電系統的大多數是大型光伏發電廠，申請分散式發電項目的很少。但是，如果政府能為中小企業和業主提供資金來幫助安裝這種太陽能裝置的話，這種情況是完全可以改變的。
綠色抵押貸款同樣也可以起到促進作用。銀行和其他貸款公司可以以較低利率為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的企業和業主提供貸款。假設平均8~9年可以收回成本，企業和業主抵押貸款20年，那麼，在還完貸款後的11~12年裡，所發電量完全由自己支配。每個月節約的電費可以用來償還貸款，這是降低利率的基礎。房屋兼做電廠，這反過來也促進了房屋增值。一些銀行已經開始提供綠色特別抵押貸款，在未來的幾年中，綠色抵押貸款很有可能帶來抵押貸款業務的重組，促進世界各國建築業的發展。
現在，讓我們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看提升能源利用率、使用可再生能源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能源資源組織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漢斯商學院的研究人員發明了一種就業創造分析模型，來分析2009~2030年的電力部門，數據來源於15個單獨的案例。這個模型將多個變量納入其中，比如，電力系統中其他部門在向高效能、可再生能源行業轉移時減少的崗位，因消費增加而創造的間接就業機會，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經濟行為帶來的乘數效應等。這項研究預測：如果將年發電量增長率減半，可再生能源組合標准達到30%，那麼，2030年就能增加約400萬個就業機會。如果將整體標准提高至40%—世界上一些地區可再生能源組合標准已經達到60%，2030年時，將有更多的國家對此有更高的標准—那麼在美國淨增加的就業機會將超過550萬個。
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討論的，這些新增就業機會只將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可再生能源和將建築轉化成微型發電站—作為一個獨立變量來對待，它與能量儲存、分布式智能網的建立、交通工具改用插電式電動車和燃料電池無關。通過比較發現，上述模型的預測與利用信息技術革命實現20年就業增長非常相似，當時處於20世紀80年代末，互聯網還沒有發明出來。當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個支柱都相互關聯時，便創造出了一種新的經濟樞紐系統，它能顯著提高能源利用率，並創造數以萬計的商業和就業機會。
在大型能源公司統治經濟領域長達一個世紀以後—且不說它們對政府的政策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一個新的倡導民主分配能源的計劃出台。這個計劃將通過創建數以百萬計的微型能源企業來實現。正如一位觀察員評論的，這是“權力屬於人民”的體現。
陽光不會一直明媚，風力不會一直充裕
盡管可再生能源總量多、清潔、讓我們得以生存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但它們也存在一定問題。太陽不會一直照耀，風不會一直吹拂，或者即使有風，也可能不是我們需要的那一種。可再生能源多半是間歇式供應的，而傳統能源雖然有限且造成污染，卻能提供穩定的供給。
2002年5月，我與當時的歐洲委員會主席羅馬諾·普羅迪在華盛頓的歐盟使館裡進行了短暫的交流。我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想法：我對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達到20%這一目標的實現十分擔憂，這意味著歐洲三分之一的電力將依靠太陽能、風能以及其他不穩定的能源來供應。我說：“我來描述這樣一幅畫面：現在是2020年，歐洲已經實現了這一能源目標。在6月中旬—一個非常炎熱的夏天，歐洲大部分地區上空的雲層遮住了陽光，時間長達數周。不幸的是，同時還沒有風。如果這還不夠，再加上氣候變化帶來發電區地下水位下降導致干旱，全歐洲都沒有電了。我們該怎麼辦？”
普羅迪雖然是德高望重的經濟學教授，兩次擔任意大利總理，又是歐洲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但卻十分謙虛平和。他用手托著下巴，似乎在思考我說的話，然後把問題又拋給了我：“有什麼建議嗎？”“是的，”我說，“我們需要盡快投資，對儲存可再生能源的技術進行研究。否則，我們將無法實現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應用。沒有一定規模的儲存，我們可能會遇到困難。”（8年以後，比爾·蓋茨再次提到類似想法，認為劃算可靠的儲存技術對於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是一個關鍵因素。）
電力和公共事業公司抱怨說，當電網中有15%~20%甚至更大的比例來自可再生能源時，電網供電就會受到天氣影響，我們將面臨著周期性斷電、限電的狀況。有一些前景較好的技術，包括流電池、飛輪、電容器、水泵等。我一直在研究這幾種不同的技術，最近得出結論：雖然我提出了不同的儲存方法，但氫氣由於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很有可能成為解決長期儲存介質問題的關鍵。
長久以來，作為後碳時代的制勝法寶，氫氣備受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推崇。這是宇宙中最輕、最多的氣體，並且是恆星的組成成分，包含不止一種碳原子。地球上到處都能找到氫，但在自然界中，它不是以獨立的形態存在的，而是以不同形式存在於其他能源之中，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氣中。事實上，大部分用於商業和工業的氫氣是從天然氣中提取的。氫氣也可以從水中分解出來。大家都知道高中化學課的電解實驗，將陰陽兩個電極放置在具有更好傳導性的電解液中，當直流電通過時，氫氣便會在負極釋放出來，氧氣在正極釋放出來。關鍵的問題是，從無碳的光、風、氫、地熱等能源中產生電、再用這些電去分解水中的氫氣、氧氣，是否是個劃算的選擇。
我提醒普羅迪說，宇航員在太空中以氫為燃料繞地球飛行已近50年，是將其拿回地球用做可再生能源儲存介質的時候了。
它的工作原理是這樣的：當陽光照射到太陽能電池板上時，會產生電能，其中大部分用於給建築物供電。如果電能出現了盈余，便可以用做儲備能源。如果太陽光不好，氫氣便可以再提取出來用於發電。普羅迪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對氫知之甚多，他的哥哥維托裡奧是一位世界級的核物理學家，也是歐洲議會成員之一。我和維托裡奧成了好朋友。在對議員和企業界有關將氫用做可再生能源儲存介質的工作原理和好處這方面知識的普及上，他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在接下來幾周的會議裡，我向意大利總理羅馬諾·普羅迪提交了一份關於利用氫作為可再生能源儲存介質可行性的戰略備忘錄，普羅迪隨即在2003年6月布魯塞爾會議上宣布了一項價值20億歐元的氫能源研究方案，這項由歐盟委員會授權通過的方案旨在為歐洲今後實行氫能源經濟奠定基礎。在開幕會致辭中，普羅迪總理闡述了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建設中，采用氫能源作為儲存介質的重大意義。他說：“我們必須明確是什麼在推動歐洲氫能項目的發展。我們一直倡導，到本世紀中葉，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穩步邁向全面整合的氫能經濟，正是這一目標在推動著歐洲氫能項目的發展。”至此，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第三個支柱已經落實到位。
2006年，我就同一問題為德國總理默克爾准備了第二份備忘錄，建議德國政府批准實施氫能研究發展方案。結果，默克爾總理同意了我的建議，並為優化新型存儲技術投入了大量資金。第二年，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宣布了價值74億歐元的公私合營計劃，這就是囊括整個歐洲氫能的研究發展以及相應部署的聯合技術行動草案。
包括可再生能源體系的建立、建築物載能以及以氫的方式部分儲能在內的三大支柱，引出了第四個支柱，那就是將由數以百萬計的建築物生產、存儲的能源傳輸到整個歐洲的途徑。
能源互聯網
截至2005年，盡管智能電網的創建已經開始為人們帶來物質上的回報，但人們始終沒有找到把這一方法融入歐盟或其成員國的途徑。IBM公司、思科系統、西門子以及通用公司都躍躍欲試，期望把智能電網變成能夠運輸電力的新型高速公路。由此，電力輸送網絡將會轉變成信息能源網絡，使得數以百萬計自助生產能源的人們能夠通過對等網絡的方式分享彼此的剩余能源。
這種智能型能源網絡將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家庭、辦公室、工廠、交通工具以及物流等無時無刻不相互影響，分享信息資源。智能公用網絡系統還與天氣的變化相關聯，使得電流以及室內溫度會隨著天氣狀況的改變和用戶的需要而改變。此外，這種智能網絡還能夠根據家用電器用電量的多少來進行自我調節，如果整個電路達到峰值，軟件就會進行相應的調節以避免出現電網超負荷的情況，舉個例子，為節能省電，洗衣機每到一定的負荷量便會跳過一次清洗周期。
由於電網電流在一天24小時內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每棟大廈中分布在數字儀表上的實時信息會采用動態定價的形式，以便消費者能夠根據價格變動自動調整用電量。此外，能夠接受用電調整的消費者將會享受相應的優惠。與此同時，動態定價也將促使能源生產商們把握回收電流的最佳時機。
最近，美國政府劃撥資金發展全國智能電網。這些資金將被用來安裝數字電表、高壓輸電傳感器以及發展實現高科技電力分配的能源儲存技術。這將使現有的電網轉變為互聯網式電網。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城市公共服務能源公司、科羅拉多州博得市的艾克賽爾公共事業公司、加利福尼亞的南太平洋電氣公司、森普拉能源公司、南愛迪生電力公司將在今後的幾年間架設部分智能電網。
智能電網是新興經濟的支柱。正如互聯網創造了數以百計的商業機會和數百萬的就業機會，智能電網會帶來同樣的輝煌。只不過“它將比互聯網大100或者1000倍”，思科公司副總裁瑪麗·哈塔爾指出，雖然有一些家庭已經接入互聯網，但是還有一些沒有接入網絡。由於每個家庭都連接了電網，因此所有家庭都有可能通過電網連接起來。
20年來，許多政府和全球企業的領導人問我：“你對運用‘軟性’可再生能源應對復雜多變的全球經濟對能源的需求有什麼期待？”政府以及能源與公共事業行業的老一代的領導者，如同當年唱片業巨頭們面對文件共享的挑戰時一樣，沒有意識到分散式能源能夠改變能源本質的潛力。
第二代信息技術改變了以往影響經濟的因素，從分布集中的傳統化石燃料以及鈾能源向分散式的新型可再生能源轉移。如今，人類已掌握了一種先進的軟件技術，能夠幫助相應的企業與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的小型台式電腦相連接。一旦成功連接，這種扁平化技術的威力將大大超越世界上最大的集成式超級電腦。
與之相似，互聯網式電網已經應用到一些地區，改變了傳統輸電網的模式。當數以百萬計的建築實時收集可再生能源，以氫的形式儲存剩余能源，並通過智能互聯電網將電力與其他幾百萬人共享，由此產生的電力使集中式核電與火電站都相形見絀。
荷蘭電工材料協會曾為電網智能化聯盟—一個由美國信息技術、能源、公共事業企業、學界、風險投資者組成的智能電網聯合體—進行了一項研究。該研究表明美國政府只需投入160億美元以鼓勵全國電網智能化，就可以帶動640億美元的項目投資並創造28萬個就業機會。智能電網對其他四個經濟支柱產業的增長十分重要，它的實施將為可再生能源行業、建築業和房地產市場、氫能源儲存工業、電氣運輸部門創造幾千萬個新就業機會，因為它們都依賴於智能電網為其提供平台。但是，與歐洲委員會所期望的通過智能電網計劃創造的就業數相比，這一估計數字還是較小。歐洲委員會預計通過公共與私人部門1萬億歐元的投資，未來10年間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建設分布式智能電網網絡。
今天的分布式智能電網的概念已經不是大多數主要信息通信技術公司剛開始討論智能公共事業網絡時所設想的模樣了。它們早先的觀點是建立集中式的智能電網。這些公司預見到通過智能儀表和傳感器的應用將現有的電網數字化，使公共事業公司能夠實現包括實時電流量監控在內的遠程收集信息。它的目的是提高電流在電網中的輸送效率，降低維護費用，並且更精確地了解用戶用電量。它們的計劃是改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創造。正如我所知道的，關於使用互聯網技術革新電網使其成為相互連通的信息能源網的討論寥寥無幾，而這樣做將能夠使數百萬人自主創造可再生能源並與他人分享電能。
2005年，IBM公司在德國的主管們開始就未來智能電網應用的可能與我進行溝通。我已經在沃頓商學院行政管理人員教育課程以及與蘇格蘭能源、辛那傑公司和國家電網公司等公共事業企業的座談會上，深入討論了將傳統電網轉變為可分享能源的互動網絡的可能性。智能電網就是我2002年出版的《氫能源經濟》一書的中心主題。我並不是唯一一個討論這件事情的人。艾默裡·洛文斯許多年來一直提倡這一觀念，並且擁有很多能源與公共事業領域的追隨者。
早在2001年，美國電力研究所在它的報告“未來展望”中評述道：“分散式能源生產的發展可能會采取與計算機產業發展極為相似的路線。大型主機電能已經讓位於小型化、在地理上分散分布的台式和筆記本電腦，它們相互連接、充分整合，成為一個極富彈性的網絡。在電力行業中，集中式電廠仍將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更加需要更小、更清潔、分散化的發電廠，能源儲存技術將支持它們的發展。對這樣一個系統，最基本的要求是先進的電子控制技術，對於控制、處理由如此復雜的互聯系統所帶來的海量的信息與能源流通，它絕對是必不可少的。”
德國IBM的伙計們讓我接觸到了吉多·巴特爾斯，他是一個一直致力於在全球推廣IBM智能公共事業網絡概念的荷蘭人。吉多也是電網智能化聯盟的主席，這個聯盟是由信息技術、能源及公共事業公司所組成的財團，它與美國能源部合作以推動智能電網發展。對於IBM的未來，我和吉多進行了一系列的討論。然而，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IBM的首要動力是以傳統的、中央集中管理的方式來改革現有電網。通過微電網將能源連通並回售給輸電網的觀念，雖然被公認為是IBM智能公共事業網絡的一項潛在功能，但現在還不是它成為新型經濟觀核心的最佳時機—雖然IBM明確表達了下一步將會進軍第三次工業革命。巴特爾斯和艾倫·舒爾理解真正的分布式智能電網的潛力，並與全球客戶合作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建設。
另一個叫皮爾·納布厄斯的荷蘭人—他是荷蘭電工材料協會的首席執行官—也開始談論雙向信息化能源網的優點。納布厄斯在歐盟的地位與巴特爾斯相同—領導著歐洲智能電網技術平台。如同美國的電網智能化聯盟，歐洲智能電網技術平台是由信息技術、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所組成的，它與歐盟合作，致力於推動歐洲大陸的智能電網建設。納布厄斯強烈呼吁建立能夠將數千個小型電廠產生的電流匯集並輸送的能源互聯網。
納布厄斯意識到了歐洲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中正在發生的變化，而他們的美國同行還沒有意識到這一變化。在企業內部管理人員中已經進行了許多討論。這些公司在長達一個世紀裡無法與那些依靠化石能源發電的能源巨頭們相提並論。但是，新一代的企業管理者意識到了地方市政當局、各個地區、中型企業、合作社以及業主們對利用微電網自己生產可再生能源的濃厚興趣，認為這將是一個重塑他們企業地位的好機會。他們設想為能源和公共事業公司注入新的功能，並且在他們傳統的能源供應者與輸送管理者的角色之外，推行這一新的商業形式。為什麼不利用智能公共事業網絡來更好地管理從利用化石燃料或核能的集中式電站所輸出的電流，並且利用全新的智能電網的輸送功能來匯集、傳輸來自數千微型電站的電力呢？換句話說，從電流單向管理轉變為雙向管理。
在新的環境下，公司將放棄一些傳統的自上而下的電力輸送和供給控制方式，轉而成為一個擁有數以千計的小型能源生產者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的方案中，能源類的公共事業公司將變得更加重要。一個公共事業公司將會成為一名信息能源網絡的管理者。它將迅速從能源銷售者轉變為服務提供商，利用專業技術來管理其他人所生產的能源。因此，未來的公共事業公司將與客戶一道共同管理整個價值鏈的能源利用，就像IBM這樣的信息技術公司幫助客戶管理他們的信息一樣。潛在的新興商機將最終超越它們的傳統業務—單純的銷售電力。
這些後起之秀們從一個不可能之處為他們的觀念找到了動力源泉。2006年，歐盟負責競爭政策的專員內莉·克勒斯向能源和公共事業行業傳達了令人震驚的消息。對電力市場撤銷管制的決定，促使許多國有能源與公共事業巨頭將它們的電網跨越國界並開始收購規模較小的公司。歐洲委員會擔憂，少數能源與公共事業巨頭通過壟斷能源的供給與輸送來控制其他公司進入該行業的途徑。克勒斯向那些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宣戰了。從那一刻起，企業被要求將輸電網絡業務從能源供應業務中分離出來，或者，簡單地說，就是不允許它們同時擁有能源供給與輸送能源的傳輸線路。克勒斯非常清楚地表達了歐洲委員會的意圖，她說：“所有問題中真正令人關切的，是輸電基礎設施與供給業務混業經營的市場結構。對所有網絡行業來說，這都是令人擔憂的。在這些行業中，重復建設基礎設施的耗費是很大的。重要網絡設施的所有者和運營者經常與那些需要進入相同網絡設施的公司競爭。我們能希望那樣的混業公司完全公平地對待它們的競爭者嗎？它們的自身利益將不會讓它們那樣做。該行業的調查已經表明，新的競爭者往往缺乏進入網絡的有效途徑，這些網絡的運營商被指控為它們的附屬公司提供便利。”克勒斯用一種非常個人的口吻說：“我非常歡迎推行完全的結構性分業經營（也就是說將供給與銷售業務從壟斷性基礎設施業務中分離出來）。”
競爭政策專員的行為並非毫無目的，它是更大規模的共同行動的一部分，它希望能夠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新興綠色分散能源提供機會。整個歐洲都流傳著許多傳聞，說那些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使得當地可再生能源的生產者向電網出售電力變得很困難。當面對歐盟支持發展地方可再生能源生產的法規時，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蓄意阻撓的政策失去了效果。
就歐洲而言，克勒斯說：“顯而易見，自由化進程的目標是保障新的公司可以進軍市場並獲得發展，其目的是促使企業進行競爭，從而給消費者提供更好的選擇，例如，綠色能源。”
德國和法國政府很快便向克勒斯表達了它們的不滿。這兩個國家都是歐洲能源和公共事業巨頭的大本營，比如，在德國有意昂集團和萊茵集團，在法國有法國電力公司。媒體和公眾所不知道的是，在如此光鮮外表的背後是地獄之門徐徐開啟，而政府的一些部門就是推手。
2006年3月，即克勒斯在議員競選活動中公開提出分類計價時，德國第四大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巴登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克拉森邀請我去他的公司發表演講，聽眾是公司員工以及與氣候變化、能源安全、能源與公共事業轉型有關的客戶。盡管巴登能源公司是法國電力公司持股45%的公司（法國電力公司的核能產量占法國核能產量的78%），克拉森仍然選擇了可再生能源的年代分布這一主題。三個月後，他邀請我去德國的海爾布隆市參觀公司總部。演講大廳裡約有500名員工，當我講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前景後，克拉森走上了台。令大多數員工感到驚訝的是，克拉森說能源市場正在改變，巴登公司也一樣，因為員工們從小就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即化石燃料和核能源應該通過自上而下的集中模式管理。他聲稱，巴登公司會進入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前沿，在新的分散式能源時代承擔領導責任。他迅速得出結論說，雖然舊能源和商業模式還沒有退出市場，但巴登公司需要給新能源和新的經營模式留出空間。
到2008年年初，歐洲的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正步履蹣跚地邁向新能源時代，包括愛爾蘭的國家公路收費公司和蘇格蘭能源集團。甚至像大型能源集團德國意昂這樣的舊模式擁護者，也在重新思考它們的未來。
2008年3月，我受意昂集團的邀請，在鹿特丹與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約翰內斯·泰森進行了討論，這個馬拉松式的討論持續了兩個小時。當我見到他時，他如同傳統德國商業領袖的代表，一副嚴肅的表情，穿著傳統的黑色套裝。事實上，他非常熱情。泰森認為，在未來幾十年，歐洲需要所有的能源來滿足其需求，包括化石能源、核能源，甚至可再生能源。但他並沒有提及分散式能源。
在討論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一個大約40歲的英國男士，在我說話時他一直在泰森的耳邊低語。討論結束後，他站起來自我介紹說，他叫肯頓·布拉德伯裡，是意昂集團負責基礎設施建設和未來戰略規劃的副總裁。他說，公司正在關注包括智能電網、微產能、分散式能源等在內的議題。他渴望知道更多，特別是關於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與建築公司合作開發的智能建築，這種建築可以用做小型發電廠並將產生的電回輸到輸電網。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通過郵件、電話進行溝通與交流。我也讓我們對策小組的其他人與他保持聯系，包括IBM公司的吉多·巴特爾斯、荷蘭電工材料協會的皮爾·納布厄斯、飛利浦的首席執行官魯迪·普羅沃斯特。幾個月後，肯頓·布拉德伯裡在意昂集團董事會上介紹了一些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建設中可能出現的新商業機會。
記得我曾提到過，新的一代公司高管迫切希望在不拋棄原有商業計劃的前提下將公司轉型為新的商業模式，這樣他們就可以充當顧問，與客戶一起管理能源，正如IBM公司和其他信息技術公司管理信息一樣。令人關注的是，我聽說意昂集團在2008年秋季陷入了嚴重衰退，他們曾以IBM公司的斷裂性變革模式為案例，考察了向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轉型時可能面臨的各種問題。
IBM公司已經成為工商管理碩士課堂教學中的經典案例，它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一個專注銷售電腦的企業成功轉向以服務為主的模式。當時，IBM公司意識到，僅靠銷售電腦所得利潤已非常少。那時，亞洲的一些公司已經可以生產質量過硬，而價格卻很低廉的同類型產品。這使IBM公司看到，僅僅依靠銷售電腦產品本身必將導致收益降低。
IBM公司首席執行官路易斯·郭士納預見到了公司內部潛在的危機，並開始著手創立一種新型的商業運作模式。為此，他做的第一步是明確IBM公司的核心競爭力為“管理流動的信息”。在弄清楚這一點後，這個20世紀技術行業的巨人開始轉而向新領域發展。它通過向其他公司出售專業咨詢服務來更好地對本公司的技術信息進行整合和管理。受IBM公司的影響，相關領域的許多公司都開始在領導層設置信息主管一職。
對專注於能源效用的企業來說，“能源管理”就是這類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然而，對於它們的客戶而言，最希望從企業獲得的是關於如何高效、節能地使用能源系統的建議。在當今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這些企業用於能源的支出甚至要高於勞動力方面的支出，因此該行業的主題就是節約能源。
德國意昂集團和其他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怎樣從以出售產品為主的模式向以提供服務為主的新商業模式轉型呢（這種新商業模式的核心在於為客戶提供咨詢服務和創建使用更少電子的程序）？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最困難的地方在於這樣的一個過程，即舊的商業模式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被淘汰，而同時企業也可以使用新的商業運作模式。因此，這對能源和公共事業公司部門新領導人的管理技能提出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
IBM公司在智能電網的建設方面提出了兩種設想，分別是針對美國的改良型模式和針對歐洲的創新型模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IBM的初衷是要建設一種超級電網，這一想法很明顯出自改良型思維，它的具體實施方案是將電網數字化從而提高其工作效率，為能源企業和公共事業公司提供及時的信息，以幫助這些企業優化其自身的運作和管理。
2007年上半年，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商業運作新模式深深吸引了歐盟國家以及眾多的商業團體，IBM公司也開始著手對其運營模式進行調整和改革。IBM公司決定為歐盟提供分布式智能效用網絡的技術支持。曾經有一位商業分析人士向我透露，由於歐盟本身是一個區域一體化組織，分散式模式更適合歐盟的進一步發展。除歐盟以外，IBM公司為美國和北美地區提供怎樣的技術方案呢？答案不言而喻，是集中式超級電網系統。
迄今為止，大部分美國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對於引進第三次工業革命商業模式持保留態度。美國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游說集團的重要人物、愛迪生電力研究院的埃德·萊格對這個問題直言不諱：“我們反對縮小我們商業規模的行為。所有投資人擁有的公司都是在集中管理模式下建成的。愛迪生曾說過：你有個大型發電廠……分散式發電會使此情此景一去不復返。”
不論選擇建設哪種模式的電網—美國的集中、自上而下模式，或者歐洲的分散、合作模式—都有很多重要的問題需要考慮。行業觀察家預計，從2010年到2030年，美國需要花費大約1.5萬億美元才能將目前的電網改造成智能電網。如果美國的這些電網是單向而非雙向的，那麼美國將失去參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將失去其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與運輸系統相結合
最後一個支柱是運輸，它是整個體系向第三次工業革命邁進所不可缺少的。建築物轉變成小型發電廠和創建能源互聯網，使這些基礎設施可以為插電式電動車、氫燃料電池車提供動力。插電式電動車已在2011年投入生產。美國政府已經投資24億美元，旨在將新一代電動車推向市場，還將為電動車購買者提供7500美元的稅收優惠，以鼓勵人們購買新型電動車。
插電式電動車正在能源與運輸界掀起一場巨大的變革。幾百年以來，汽車產業與石油公司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如同過去的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一樣。現在這種關系正慢慢變得松弛。在過去的一年裡，主要的汽車生產商和電力能源公司、公共事業公司已簽署協議，將為21世紀的插電式運輸工具創造新的基礎設施。
電力公司正忙於在高速公路、停車場、車庫和商場安裝充電設備，以便為新型電動車提供電力。通用汽車公司正與公共事業公司合作，包括愛迪生電力研究院、紐約能源局，以及東北公共事業公司。在柏林，戴姆勒和德國第二大能源公司萊茵集團合作開發了一個項目—用於給斯瑪特和梅賽德斯車在德國首都充電。豐田與法國最大的電力公司法國電力集團合作，在法國和其他國家建立充電站，服務於插電式汽車。
小型公司如航空環境公司、庫倫科技公司、依考泰樂公司等已經進軍電力驅動車的充電市場，通用電氣公司、西門子公司、伊頓電氣集團則帶著自己的電力汽車充電站准備加入這場競爭。雖然這些公司建議政府對大部分需要3000~5000美元才能運營的充電站進行投資，但是，它們現在也開始緊盯潛在的有利可圖的當地市場，這些公司希望未來數百萬的電動車購買者也將為購買它們的充電站而支付1000美元。當電動車大規模投放市場時，電力充電市場的利潤預計在2013年將由現在的6900萬美元迅速上升至13億美元。
據柏亞天管理咨詢公司2010年的研究報告，到2020年，全球范圍內與電動車相關的行業的產值將達到3000億美元，將創造100萬個以上的就業機會；經過努力，美國汽車制造商將創造27.5萬個就業機會。
到2030年，插電式電動車的充電站和氫能源燃料電動車會普及全球，將為主電網的輸電、送電提供分散式的基礎設施。據預測，到2040年，75%的輕型汽車將由電力驅動。
當我們把插電式汽車和氫燃料汽車看做潛在的發電廠時，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提供的分散式電能數量將是巨大的。一般的電動車處於非行駛狀態的時間大約是96%，這時，它可以接入交互式電網，為電網回輸電能。這種綠色能源為完全由電或燃料驅動的汽車提供的電能是美國全國電網電能存量的4倍。只需把25%的電能回輸到電網—當電力價格居高不下時—它就可以代替全國所有的常規發電廠。
在插電式電動車和氫燃料電池車市場上，汽車公司陷入了激烈的競爭；在汽車行業內部，也有一個激烈的爭論：一方支持插電式電動車，另一方認為，插電式電動車只是一種向氫燃料驅動車的過渡產品。大多數汽車公司作了兩手准備，戴姆勒汽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投資方特別看好燃料電池車的前景。讓我們看看我初次聽到的戴姆勒汽車公司的計劃。
我曾問過默克爾總理的經濟顧問基恩斯·魏德曼，總理是否願意舉辦宴會，邀請德國十幾家重要企業的領導者共進晚餐，討論德國綠色能源的前景，特別是德國在世界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幾個星期前，全球金融系統剛剛崩潰，因而，晚宴的氣氛很壓抑。傍晚時分，一位工作人員急急忙忙走進房間，在總理耳邊低語了幾聲。她停下談話，告訴大家美國眾議院剛剛否決了布什總統的一攬子經濟緊急援助計劃。大家都在懷疑她剛才所說事情的真實性，我能看得出，他們在考慮美國國會的否決票對自己公司的影響。
為了緩解陰郁的氣氛、激發大家的樂觀情緒，默克爾總理轉向戴姆勒汽車公司總裁迪特爾·澤金博士，詢問他們公司未來的計劃。迪特爾·澤金博士說，公司正在對汽車工業實施改革，打算在2015年大規模生產氫燃料電池車。根據他的說法，從內燃機車到燃料電池車的轉變，將成為德國經濟變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分水嶺。
正如其他人的反應一樣，默克爾也流露出了驚訝的表情。雖然我們知道戴姆勒汽車公司正和其他公司合作關於電力和燃料電池車的項目，但從公司總裁口中說出他們公司正向這個目標努力，這還是第一次。這正如美國人所說的：把未來帶到現在。
默克爾快速地掃視了一下大家的反應，當經過我時，她短暫地停留了一下。記得我早在2006年就讓她向德國政府提交關於氫能源研究項目的建議，她當時采納了我的建議。迪特爾·澤金博士將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汽車公司的未來寄希望於氫能源的決定似乎預示著，在這個曾因內燃機而發起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國家，新經濟時代即將開始。
在2009年9月，戴姆勒公司與其他七個行業伙伴—巴登能源集團、林德公司、奧地利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道達爾公司、瓦騰福能源公司、國家氫能與燃料電池組織建立了一個橫跨德國的燃料電池站點網絡，為2015年大規模引入燃料電池交通工具作好市場准備。
戴姆勒的計劃能否成功仍需拭目以待。不論我們選擇以電驅動的方式，還是以燃料電池驅動的方式，甚或二者結合的方式，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石油驅動內燃機車已經落伍了。我們的孩子們駕駛的汽車將是清潔、無噪音、智能化的，這些汽車與扁平化、分散式、合作化的交互網絡連接在一起。僅這一個事實就說明，我們正處在一個向新經濟紀元過渡的時期。
可再生能源體系的創立開啟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門。這種體系由建築裝載、部分地以氫的形式儲存、通過智能網絡分配、由插件連接，並且是零排放。整個系統是交互式的、整體的、無縫的。這種互聯性正在為跨行業關系創造新的機遇，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也服務於其他傳統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商業伙伴。
要理解第三次工業革命對於我們現有經濟生活方式的影響，需要考慮過去20年中由互聯網革命導致的深刻變革。就像早期的印刷技術一樣，信息和溝通的民主化也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經濟的本質和社交關系。現在，我們能想象得到由於網絡技術的主導，能源的民主化對於整個社會可能造成的沖擊。
第三次工業革命與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密切相關。我們知道，世界上有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以每天不足兩美元的生活標准度日，並且，大多數家庭仍然用不上電。因為沒有電，他們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一個重要的可以使他們擺脫貧困的方法就是擁有穩定且能用得起的環保電能。沒有電，任何經濟發展都無從談起。作為改善世界上最貧困人們的生活的起點，能源的民主化和電力的普遍接入是必不可少的。小額貸款的擴展產生的微小力量正改變著發展中國家人們的生活，為眾多窮人改善經濟狀況帶來了希望。
我們會有一些大的飛躍嗎？對於由五大支柱構成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雖然人們已經有了整體的理解，但仍有一個強大的力量在阻礙著它的正常發展。
誰來做行業先鋒
這次會議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在這個領域沒有先驅。討論時，大家的目光集中在戴姆勒公司負責集團調研和高級工程的副總裁赫伯特·科勒身上。坐在赫伯特·科勒旁邊的荷蘭電工材料協會首席執行官皮爾·納布厄斯脫口而出：“我們是被引導者。”大家的目光投向主持會議的歐洲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觀看他的反應。他停了一下，嘴角浮起了一絲微笑，隨後，會議室的氣氛變得輕松起來。
科勒表達的是大家共有的挫折感。與會的都是世界主要企業的代表，他們的共同之處是他們的公司正從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走出，踏上新的商業紀元的旅程；他們每個人也都是剛剛明白怎樣將個人的追求融入更大的經濟發展圖景中去。他們都想壯大自己，深刻地意識到了確保快速進入市場的重要性。
2006年12月6日，我就請巴羅佐召集這個會議。我建議說，就如何使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同時也是最成功的發展模式而言，召集歐美這些主要企業的領導者開會，聽聽他們的想法是非常有益的。
巴羅佐的議程非常復雜。在他的領導下，歐盟正為在2020年之前實現20–20–20模式而作准備。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這個方案將使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歐盟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該方案要求：在2020年之前，溫室氣體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0%；在同一年實現能源效率提高20%；同樣也是在2020年，要實現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增加20%。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歐盟27個成員國的共同努力。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後將召集其他歐盟成員為這一遠大的目標而努力。
歐盟也負有履行裡斯本議程的責任—裡斯本議程是2002年3月由歐盟各國首腦在裡斯本達成的協議，其目標是把歐盟建設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歐盟曾一度領導世界經濟。正如先前所提到的，歐盟27個成員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高於美國，而且現在歐盟的國內生產總值也高於美國。可是，仍然有一種擔心，認為歐盟可能會在不遠的將來落後於美國，甚至落後於正在覺醒的亞洲巨人中國和印度。
歐盟把自己定位為世界上最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但它能在完成氣候變化指標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嗎？不僅在成員國內，而且在歐盟委員會內，這個似乎自相矛盾的方案正面臨著持續的壓力。
與會者將要告訴巴羅佐“是的，我們能”，而這又與“沒有行業先驅”相矛盾。這種狀況改變了會議的走向。
由戈特利布·戴姆勒和卡爾·本茨創建的戴姆勒公司，曾首先成功地把內燃機技術運用到汽車上，現在則要通過首先進行大規模生產的氫能源汽車來再次引領汽車制造行業。戴姆勒公司在幾年間已經有效地測試了燃料電池車，在研發方面保持著領先地位。事實上，戴姆勒公司的氫氣動力客車（其他公司也有）已經作為歐洲清潔交通項目的一部分在漢堡、阿姆斯特丹、倫敦、柏林、馬德裡及其他一些城市投入運營。這個項目由歐盟首先發起，旨在用只消耗純淨水和熱能的零排放的交通工具來代替燃油驅動的交通工具。
像與會的其他公司一樣，戴姆勒公司的難題也是推廣。整個歐洲清潔交通項目的客車目前的訂單只有47輛，訂單數量少導致每輛車的生產成本高達100萬歐元。如同在歐洲和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日本、中國推廣的項目一樣，歐洲清潔交通項目是一個先行者。政府推崇這樣有吸引力的項目，是因為政府不需要花很多錢就能夠確保市場規模。事實上，赫伯特·科勒要表達的意思是：到了決定是全力以赴還是索性放棄的時候了。他意識到，唯一可以有效推動這場交通業革命進入消費者市場的方法就是首先讓政府大量采購，把一筆相當可觀的公共資金用於為公眾大量購買這種交通工具。早期的由政府領導的大規模采購不僅能降低生產成本，也可以為進入一個更大的市場創造足夠的優勢。40輛客車是不能夠改變什麼的。
與會的其他人都有類似的故事可以分享。他們對是不是先驅不感興趣，他們都急於發起一場經濟革命，但在現實中卻都遇到了難題，甚至是絕望—他們突破性的技術和產品可能在幾十年中乃至永遠無人問津。
筒倉效應
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歐盟是否打算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和確保能源安全，同時，把歐盟建成21世紀世界一流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歐洲委員會建立了一些部門和機構來鼓勵發揮筒倉的積極效應，即項目與工程自主、獨立，與其他部門和機構的工作完全隔離。這個現象並非布魯塞爾獨有。事實上，這在世界各國的政府都很常見。由於筒倉思維沒能在各部門和機構間發揮其積極性，政府降低了尋找協同優勢和制訂整體計劃提高社會總體福利的預期。筒倉思維不可避免地導致先行項目的孤立。
巴羅佐和歐盟委員會的委員們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現在正努力促進各機構間的聯合。這在貪戀權力、明哲保身的官僚體制中是一項很困難的工作。這也會導致我所說的“總干事困境”—在一些部長級或國家元首批准的重要計劃往下級部門傳達的時候，其重要性、分量會變得越來越小，視野、范圍都變得越來越狹窄，最終，它們陷入無數的諸如報告、研究和評估等瑣事中。
我們和巴羅佐共同赴會，准備討論怎樣保持領先和如何解決筒倉效應的問題。其中，有幾位成員積極地參與了歐盟科技建設平台的工作。這個平台是歐盟正式的關於公共/私人部門的研究倡議，它由主要企業和關鍵部門的代表組成，它的任務是推薦新項目，促進歐洲經濟的發展。
克勞德·朗格萊是法國建築業巨頭布依格公司的工程師，也是歐洲建設綱領的主要參與成員之一。如先前提到的，皮爾·納布厄斯是荷蘭電工材料協會的首席執行官，也是歐洲智能電網和由信息技術和能源與公共事業公司組成的歐盟科技平台的現任主席。他們兩位都向巴羅佐指出，雖然歐洲36個技術平台間可能會有很多潛在的合作，但現在它們之間鮮有交流。我們只保留了36個平台中的13個。因為每個科技平台的使命對於彼此的成功都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們想設置綜合性方案以引導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些平台就需要進行整合。其中包括建設技術平台、智能電網平台、各種可再生能源平台、氫能和燃料電池平台、歐洲公路與鐵路交通平台和可持續化學平台。綜合起來看，這些平台代表了科技、工業和新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建設的某些部門。巴羅佐回應說：“進行整合吧，促進它們間的相互交流，然後，我們看看情況會怎樣。”於是，我們立刻行動起來。2007年春天，我們召開了幾次會議，就這13個平台間可能存在的合作進行討論。
巴羅佐正嘗試著將它們聯合起來。但是，歐盟及各國政府並不重視綠色試行項目，深陷筒倉困境，並且毫無突破，其中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他們並不清楚“突破”意味著什麼。綠色試行項目之所以無法推行是因為缺少一個令人信服的構想，這個構想將向人們講述新經濟革命的情況，並解釋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科技和商業模式是怎樣融入更大規模的戰略中去的。與會的商業領袖展望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他們希望能夠說服巴羅佐，抓住機遇，帶領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歐盟向第三次工業革命進發。
在同年的早些時候，向第三次工業革命進發的基礎就已經打好了。要使歐盟進行如此規模的變革—改變歐洲大陸經濟的產業結構，開創新經濟時代，就必須依靠德國這一歐洲經濟引擎的支持。在默克爾擔任德國總理之後的幾個月內，她就邀請我去柏林與一位德國頂尖的經濟學家針對如何增加就業、如何促進21世紀德國經濟的繁榮等問題進行討論。我以詢問默克爾總理問題切入闡述自己的看法，我問的問題是：“在一個嚴重依賴能源的時代，面對以能源為基礎的工業革命，你會怎樣發展德國經濟、歐盟經濟，或者進一步講，發展全球經濟？”（在世界石油市場上，油價已經不斷上漲，2008年7月，油價突破每桶147美元。）接下來，我描繪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前景，並表達了我對德國將在新經濟時代引領潮流的堅定信念。
在正式的討論之後，我們休息了一下，然後進行了非正式的討論。我知道，默克爾總理之前曾任科爾總理時期政府的環境部長，而且她是一位專業的物理學家。她完全明白分散式、合作性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科技內涵，同時她也意識到了背後巨大的商業機遇。默克爾總理對德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感興趣，我問她個中緣由，本以為她是出於經濟考量，希望當時出口額位居第一的德國引領變革，繼續在全球經濟中占據領導地位。但她卻將話題從經濟轉移到政治上來。她說道：“傑裡米，你還是需要多了解一些德國的歷史和政治。我們是一個聯邦國家，所有的政治事務都是由地區推動的，聯邦政府只是一個媒介。我們的職責就是尋求一致並促進區域間合作以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分散式和合作性的性質，恰好符合德國政治的特點。”
總理的熱情是變革的重要因素，尤其因為我之前提到過的，默克爾將會在2007年1月擔任為期6個月的歐洲理事會輪值主席。在她作為主席期間，歐盟成員國的首腦必須就解決能源安全問題和全球氣候變暖問題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定。
我不得不說明，當時默克爾政府的執政聯盟伙伴是社會民主黨，他們同樣對第三次工業革命懷有很高的熱情，並且將在歐盟委員會提出的20–20–20標准能否在歐洲理事會上通過一事上起到很大作用。設定改善氣候變暖目標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環境部長西格馬爾·加布裡爾在促成其他26國的環境部長達成一致上尤其活躍。德國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將確保歐盟成員國的外交部長也認同既定的改善氣候變暖的標准。盡管綠黨不是政府合作的一部分，但該黨在德國政治中扮演先知性的角色已逾20年。它警告環境變暖帶來的危害，提出向後碳時代轉變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以目前德國政治的發展來看，在默克爾作為歐洲理事會主席期間，各方都支持促成20–20–20協定並推動歐盟成為全球實現新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和環境日程的主導力量。
歐洲議會認可第三次工業革命
默克爾任期內的歐洲理事會關注的重點是氣候變化和能源自立問題，另外，為了實現20–20–20協定，應該采取何種經濟措施也是他們思考的問題之一。21世紀綠色經濟在歐洲的前景在布魯塞爾政治走廊和成員國內廣泛傳播。
我們中的一些人在布魯塞爾舉辦了一系列戰略研討會。這些會議旨在將歐洲議會的目光吸引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上去並為歐盟制定應對策略。喬·雷諾是歐洲社會黨的領袖，也是議會中最受尊敬的資深成員，當時還是憲法事務委員會的主席，由他起草宣言。議會中熱衷於氣候變化問題的核心人物、綠黨領袖克勞德·圖爾梅斯，以及代表布魯塞爾的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安吉洛·孔索利也參與了宣言起草。一旦正式的宣言在議會通過，就將由歐盟立法機構制訂歐洲長期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穩定計劃。
起草的宣言很難在歐洲議會獲得通過，只有少數幾個通過了。根據歐洲議會的規定和程序，我們只有三個月的時間爭取必要的多數支持（起草的宣言必須在90天內獲得通過）。我們小組決定重點尋求黨派領袖和主要議會委員會主席的支持，這在充滿錯綜復雜的利益紛爭和難以應對的政治聯盟的立法部門是非常不容易的。為了確保獲得足夠的票數，雷諾召集了五位聲譽很高的議員，其中有歐洲人民黨的安德斯·維克曼、自由黨的維托裡奧·普羅迪、社會黨的齊塔·古爾毛伊、綠黨的克勞德·圖爾梅斯、左翼黨派的翁貝托·圭多尼。他們分別代表了議會中的五個集團。由於大家不辭勞苦的工作—特別要提到孔索利先生所付出的努力，我們才能獲得歐洲議會主席漢斯格特·珀特林的認可。同時，我們還獲得了一些重要委員會主席的支持，其中包括來自具有影響力的工業研究及能源委員會的安格利卡·妮布勒爾、環境委員會的主席卡爾海因茨·弗洛倫茲、氣候變化委員會的吉多·薩科尼等人的支持。2007年5月，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正式宣言，該宣言將進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任務交付給了歐盟27國的立法部門。議會對新經濟願景的強烈支持向世界其他地區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歐洲已經走上了新經濟之路。
在德國即將卸任歐洲理事會主席的最後幾周內，德國政府讓我在埃森市向27國的環境部長作重要演講，向他們展示配合20–20–20標准一起執行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戰略。我告訴部長們，歐盟需要的不是遏制氣候變化計劃或能源計劃，只有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計劃才能帶領歐洲，期望更高一些的話，帶領世界在2050年達到零碳排放，進入後碳時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功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問題的嚴峻挑戰。許多環境部長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只有少數幾個仍然拘泥於純粹的環保政策，幾乎沒有認識到由此可以擴大經濟主動權。
新經濟系統的五大支柱
上面所列五個支柱組成了新經濟系統的基礎，這一系統將把我們帶向綠色環保的未來。
以下五點應列入清單之中：變燃燒碳基化石燃料的結構為使用可再生新能源的結構；重新認識構成世界的一磚一瓦，將每一處建築轉變成能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的迷你能量采集器；將氫和其他可儲存能源儲存在建築裡，利用社會全部的基礎設施來儲藏間歇性可再生能源，並保證有持久可依賴的環保能源供應；利用網絡通信科技把電網轉變為智能通用網絡，從而讓上百萬的人可以把周圍建築產生的電能輸送到電網中去，在開放的環境中實現與他人的資源共享，其工作原理就像信息在網絡上產生和傳播一樣；改變由汽車、公交車、卡車、火車等構成的全球運輸模式，使之成為由插電式和燃料電池型以可再生能源為動力的運輸工具構成的交通運輸網。在全國和州際建立充電站，人們可以在充電站買賣電能。
把這五部分結合在一起就組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科技平台。這個平台是一個應急系統，它的價值和功能和其中的組成部分截然不同，換句話說，這五部分之間的協同作用樹立了一個新經濟的范例，它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變革中，歐洲比美國、日本、中國及其他國家走得更遠，但我仍然不希望讓大家認為德國正全速前進。事實正與之相反，它還處在起步階段，商業圈、公民社會和政治走廊逐漸對歐洲的新道路產生興趣，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准備好或已經踏上了征途。不過至少人們已經有了意向，變革正在醞釀，盡管誰都不能保證歐盟將會堅定方向，很可能變革最終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點。如果那樣的話，我就不能確定哪個國家將會站在機遇之門前，帶領世界進入新紀元。
人類的發展停滯是可以避免的，歷史上有很多強大的國家頃刻崩塌、前途光明的社會實驗遭遇失敗、美好的願景最終破滅的事例，但這次有所不同。我們面臨著更大的風險，人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外部滅絕的危險，這種事情是半個世紀前人類從未想過的。
大規模摧毀性武器的擴散同迫近的氣候危機一起推動事態向更嚴重的方向發展，這並非由於我們所知的人類文明的衰亡，而是因為人類物種的滅亡。
第三次工業革命不是可以鏟除社會病毒的靈丹妙藥，也不是能帶我們進入極樂世界的鴉片，它不是一個虛無的概念，它是一個可能帶領我們進入可持續發展的後碳時代的實用經濟計劃。除此之外，我至今還未找到其他可供我們選擇的方案。